所以说小龙女跟杨过的爱情,新文学对传统文学

日期:2019-09-04编辑作者:言情

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钱理群我对金庸毫无研究,仅仅是他的作品的爱好者;因此,我今天的发言,无法进入金庸作品本体,仅能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谈一点看法。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谈谈我个人对金庸的接受过程。说起来我对金庸的“阅读”是相当被动的,可以说是学生影响的结果。那时我正在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一致公认,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确实大吃了一惊,却又不免有些怀疑:这或许只是年轻人的青春阅读兴趣,是夸大其辞的。但后来有一个时刻我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这时候,我想起了学生的热情推荐,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没料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一天,读《倚天屠龙记》,当看到“生亦何欢,死亦何欢,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四句话时,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这不正是此刻我的心声吗?于是将它抄了下来,并信笔加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寄给了我的一位研究生。几天后,收到回信,并竟呆住了:几乎同一时刻,这位学生也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这四句话,并且也抄录下来贴在墙上,“一切忧虑与焦灼都得以缓解……”这种心灵的感应,我相信不仅发生在我和这位学生之间,发生在我们与作者金庸之间,而且是发生在所有的读者之间:正是金庸的小说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震撼了。——对这样的震撼心灵的作品,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视而不见,摒弃在外吗?是的,金庸的小说的出现,对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研究,讨论,作出回答。或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一个比喻:在台球比赛中,一球击去,就会打乱了原有的“球阵”,出现新的组合;金庸的小说也是将现有的文学史叙述结构“打乱了”,并引发出一系列的新的问题。现有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一直是以“新、旧文学”的截然对立作为前提的,而且是将“旧文学”(包括被称为“旧小说”的通俗小说,“旧体诗词”,以及“旧戏曲”)排斥在外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现代文学史”也就是“新文学史”。应该客观地说,“新”与“旧”的这种近乎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并不是今天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新文学的提倡者的“过于偏激”,“割断历史”造成的;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旧文学”,他们对刚刚诞生的新文学是采取“不承认主义”、“不相容”态度的,因此,“新文学”以与“旧文学”截然对立的姿态出现,对之进行激烈的批判,都带有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的意味。而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新文学不但没有像某些旧文人预言的那样,如“春鸟秋虫”“自鸣自止”,而且逐渐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史叙述体系,进而成为唯一的“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体系,其中是没有“旧文学”的地位的。于是,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在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中,“旧文学”——无论是通俗小说、诗词,还是传统戏曲的创作潮流尽管有起有伏,却从未停息过,事实上成为与“新文学”——新小说、新诗、话剧创作相并行的另一条线索,但却不能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正是要为“旧文学”争取自己的文学史上的存在权利。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两个不同的时代(20年代与90年代)所提出的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五四”时期“旧文学”对“新文学”的压制,而否认今天“旧文学”争取自己的文学史地位的合理性,也不能因此而反过来否认当年“新文学”对“旧文学”统治地位的反抗的合理性。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步:为什么当年尚处幼年时期的“新文学”能够迅速地取代“旧文学”在文坛上的主导地位?有一个事实恐怕是不能回避的:尽管中国的“旧文学”有着深厚、博大的传统,但发展到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已经出现了逐渐僵化的趋势,不能适应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出现的“现代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新的思想、感情、心理的需要,并且不能满足他们的新的审美企求。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要求;中国的传统文学发展到20世纪,必须有一个新的变革,变而后有新生。——我曾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言”里提出:“抱残守阙,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文学对传统文学所进行的革新、改造正是为传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新机的,其生命力也在于此。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变革”固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但“采取什么方式变”却是可以有(而且事实上也是存在着)不同的选择的。也就是说,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变革方式并不是唯一的。这个问题也许今天回过头来进行总结,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事实上,从“五四”(或者可以上推到19世纪末)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变革方式的不同选择。新文学采取的是一种“激变”的方式,即以“形式”的变革作为突破口,而且是以激进的姿态,不惜将传统形式搁置一边,另起炉灶,直接从国外引入新的形式,自身有了立足之地,再来强调对传统形式的利用与吸取,逐渐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激变的方式的,无疑是新诗与话剧。——当然,这里所作的概括不免是对历史的一种简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即使是早期白话诗的创作,也仍然有着旧体诗词的某些痕迹,不可能彻底割断,所谓“另起炉灶”是指对传统诗词格律总体上的摈弃。尽管今天我们可以对这种变革方式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性的分析,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忽视的:即使是新诗与话剧这类从国外引入的文学新形式,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被中国民众所接受,成为中国新的文学传统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如果没有先驱者们当年那样的绝决态度,恐怕传统形式的一统天下至今也没有打破。但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变革方式,即“渐变”的方式。记得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家曾主张传统京剧(也包括其他传统剧种)的改革要采取“移步换形”的方式。他主演《宇宙锋》、《贵妃醉酒》,几乎每一次演出,都有新的变化,但只移动一步,变得都很小,让已经稳定化的观众都不易察觉;但集小变为大变,变到一定阶段,就显示出一种新的面貌,也即是“换形”了。通俗小说的变革也是经历了“渐变”的过程。五四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尽管已经采用了白话文,但在小说观念与形式上都与传统小说相类似,当时的新文学者将其视为“旧小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到了30年代,经过一段积累,终于出现了张恨水这样的通俗小说的“大家”,其对传统社会言情小说的“换形”已昭然可见;同时期出现的平江不肖生等的武侠小说也传递出变革的信息。到了40年代,就不但出现了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刘云若、予且这一批名家,对传统武侠、社会言情小说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为金庸等人的出现作了准备,而且出现了被文学史家称之为出入于“雅”、“俗”之间的张爱玲、徐讠于、无名氏这样的小说艺术家,这都标志着传统通俗小说向着“现代化”的历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样,五六十年代,金庸这样的集大成的通俗小说大家的出现,不仅是顺理成章,而且自然成为中国通俗小说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比较:新文学由于采取的是“激变”的变革方式,一方面很容易出现因对外来形式的生搬硬套或传统底气不足而造成的幼稚病,却并不妨碍一些艺术巨人的超前出现:鲁迅正是凭着他深厚、博大的传统与世界文化修养,他与中国现代民族生活的深刻联系,以及个人的非凡的天赋,自觉的反叛、创造精神,在新文学诞生时期就创造出了足以与中国传统小说及世界小说的经典作品并肩而立成熟的中国现代小说;可以说正是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同时期其他杰出的作家(如小说方面的郁达夫,诗歌方面的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散文方面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戏剧方面的田汉、丁西林)的创作实绩,才使得新文学能够在短时间内,不但争得了生存权,而且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扎下了根(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及大学文学史课程)。而通俗小说的渐变方式,则决定了它的艺术大家不可能超前出现,必得要随着整体现代化过程的相对成熟,才能脱颖而出。但通俗小说的最终立足,却要仰赖这样的大师级作家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金庸——有了他所创造的现代通俗小说的经典作品,有了他的作品的巨大影响(包括金庸小说对大、中学生的吸引,对大学文学教育与学术的冲击),才使得今天有可能来讨论通俗小说的文学史地位,进而重新认识与结构本世纪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我们的这种讨论,并无意于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及其经典作家鲁迅与金庸之间作价值评判,而是要强调二者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有着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特点。除了已经说过的“激变”与“渐变”的区别外,这里不妨再说一点:新文学的现代化的推动力是双向的,既包含了文学市场的需求,也有思想启蒙的历史要求;而通俗小说则基本上在文学市场的驱动下,不断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尝试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未充分展开,我们这里仅是把“问题”提出而已。前面已经说过,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是自有缘由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把这种对立绝对化,就不免出现了偏颇。金庸的出现,与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更引发出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注意到二者的对立同时存在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补充。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许多现代文学的名著在90年代都被改编为电视或电影,茅盾的《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的改编都引发出各种争论,最近《雷雨》电视剧更在《北京晚报》等报刊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应该说,原小说与改编后的电视剧属于不同的文类,前者是我们说的“新文学”,后者则属于“通俗文学”,它们有不同的文学功能,不同的价值标准,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因而也无须在二者间比较高低,但却可以在各自的艺术体系内去讨论其艺术的得失,并作出相应的评价。比如说,曹禺的《雷雨》,按作者自己的说法,原本是“一首诗”,剧中的氛围、人物,都具有一种象征性:主人公繁漪就是作者所说的“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雷雨式’性格”的化身,因此她在剧中的言行都是极端的,或者说是被剧作者极度强化了的,追求的是心理的真实与震撼力,而非具体情节、细节的真实;而电视剧《雷雨》是一部通俗的社会言情剧,改编者首先面临的是要使繁漪的性格、言行为观众所理解与接受,就必得对繁漪与周萍、周朴园父子感情纠葛的发展过程作细致的交待与刻划,自然也要考虑市民为主体的观众的欣赏趣味,从而增添了许多原著所没有的情节与细节;我们只能根据通俗剧的艺术要求去讨论其增添的得失,而绝不能以“不像原著”为理由否定改编者的创造。这里强调的是“原著”与“改编”不同,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二者的联系:上述新文学代表作能够被改编成通俗剧,这个事实至少说明,这些“新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了“通俗文学”的某些因素。像《雷雨》里的情节原素,诸如“少爷与丫环”、“姨太太与大少爷”之间的偷情,“父亲与私生子”之间的冲突,失散多年后“父与子”、“夫与妻”的相认等等,都是通俗言情作品的基本情节模式,电视剧作者看中了《雷雨》,自是显示了一种眼光的。这种眼光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联系:尽管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通俗小说”(当时称为“旧文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但这种对立并不妨碍通俗小说因素向新小说的渗透与影响。即使是像茅盾这样的当年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将,现在人们也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言情”因素,并据此而改编成社会言情剧:如果我们不固守“新旧文学水火不相容”的观念,就不应当把这类改编看作是对新文学的亵渎,并通过这类新的文化现象,不断调整与加深我们对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的认识。最近我读到了一篇博士论文,谈到了“《庄子》和上古神话的想象力传统”的问题;作者认为,这一传统的未被充分认识与继承,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遗憾,因此,鲁迅的《故事新编》里,对庄子与神话想象方式的继承,及由此产生的意义强化与消解,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参看郑家健:《神话·〈庄子〉和想象力传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我基本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并引起了这样的联想:如果说“《庄子》和上古神话的想象力传统”只为鲁迅等少数新小说家继承;那么,或许可以说在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中,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讨鲁迅的《故事新编》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某些内在联系呢?——其实,《故事新编》里的《铸剑》中的“黑色人”就是古代的“侠”。提出这样的“设想”,并不是一定要将金庸与鲁迅拉在一起,而是要通过这类具体的研究,寻求所谓“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内在联系,以打破将二者截然对立的观念。由金庸的出现引发出的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的上述思考,也还可以引申出更广泛的问题,例如“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等等。在这些领域,同样存在着将“新”、“旧”截然对立,而将后者排斥在现代诗史、戏剧史叙述之外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这样的“结果”是有历史的原因的;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就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要提出的问题是“重新检讨我们的历史叙事。我们怎样成为‘现代’的?我们如何通过‘现代的历史叙事’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历史?这个重新组织的后果是什么——强调了什么,排斥了什么,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对现代性的处理,在哪些方面能够提供我们反思现代性的资源?”(参看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1期)这就涉及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等一系列的新的问题。目前,这类的讨论在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才刚刚开始,出现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应该更充分地展开,同时也要提倡进行新的研究的实验与探讨。例如从两种体式——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传统戏曲,新小说与通俗小说的相互对立与渗透、制约、影响中,去重新考虑与研究本世纪中国诗歌、戏剧与小说的历史发展——这不仅是研究范围的量的扩展,而且在“彼此关系”的考察这一新的视角中,将会获得对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某些质的认识。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进行这类实验性的研究,必须谨慎,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避免出现新的片面性。我这也是有感而发的。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合作,选编了一本《20世纪诗词选》,试图用选本的形式对本世纪的旧体诗词的创作,做一个初步的整理,为进一步的研究,以确立其文学史的地位,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我们的这一尝试得到了旧体诗词作者的支持,收到了许多来信,使我们更坚信这一工作的意义。但有些来信在对旧体诗词长期不被重视表示了正当的不满的同时,却将其“归罪”于五四新诗运动的发动者,进而对新诗作了全盘的否定,这些观点不仅是不能同意的,而且使我们产生了新的忧虑:这不仅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不免使人联想起当年对新诗的抹煞。我们今天对历史的重新审视绝不能退回到历史的起点上。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与周作人有关新文学运动的一些思考与意见。周作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文艺上的宽容》,文收《自己的园地》)他因此认为,“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座的时候,我们(即新文学者——引者注)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但在白话文已经取得主导地位,古文“已经逊位列为齐民,如还不承认他的华语文学的一分子……这就未免有些错误了”。他据此而提出了“将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的主张(《国语文学谈》,文收《艺术与生活》)。——不难看出,我们今天提出要给诗词、通俗文学及戏曲创作以文学史的地位,与周作人的思路颇有接近之处。但鲁迅却另有一番考虑:他始终坚持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立场(包括对“欧化文法”的借鉴),而对“文言的保护者”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在他看来,“开倒车”是随时可能的(参看《答曹聚仁先生信》、《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今天历史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一地步:无论是新小说,还是新诗,话剧,都建立起了稳固的地位,不再可能发生全面的“开倒车”,即重新恢复旧文体的一统天下,但在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却不能走到否定五四新文体的极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警惕仍是值得注意的。正如周作人所说,“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虽然也无足怪,然而与文艺的本性实在很相违背”;我们所强调的“新小说与通俗小说,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戏曲在相互矛盾、对立、制约与渗透、影响中的发展”,这既是尊重本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符合文学多元、自由的发展的历史要求的。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与评价有关作家、作品——无论是小说、新诗、话剧,还是通俗小说、诗词、戏曲,都要实事求是,掌握分寸:必须看到,在各种“新”、“旧”文体中,都有大量的平庸的作家、作品,真正的“名家”、“大家”是并不多的,而且又都是存在着自己的缺陷与不足的。鉴于长期对通俗小说、诗词与戏曲创作的忽视,我们今天的研究,对这些领域的成就,作比较充分的肯定与强调是必要的,但也要掌握好“度”,也就是说,必须坚持文学史的严格的评价尺度——当然不是以新小说的尺度去评价通俗小说,或是相反;而是要建立起、并且坚持各种体式自己的价值尺度,这自然是要在长期艺术实践与理论总结中逐渐形成的。不过一定要有“尺度”,而且要严格掌握,不能搞“无高低,无等级”的绝对的“相对主义”,那是会真正导致文学史研究,以至文学创作整体水准的降低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也很复杂的问题,以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孔庆东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会觉得惊讶,说金庸,那不是写武侠小说的吗?借助武侠小说来谈爱情,这合适吗?在很多朋友看来,武侠小说不就是写那些英雄豪杰们没日没夜地打架、杀人、喝酒,不就写这些的故事吗?从这些故事里边要探讨爱情,是不是好像是让李逵来绣花,让张飞来画画,让窦尔敦唱小曲,是不是不合时宜?其实我告诉大家,历史上的张飞他还真会画画,而且专画美人,张飞是以画美人见长的。在杀场上能够浴血奋战,给人一个非常粗豪这样形象的人,他同时也可以非常秀雅,非常文雅。而上述我所提出来的这种担忧,其实正是我们社会上很多人对武侠小说误解的一种反映。很多人以为武侠小说就是武打小说,我们很多中学老师没收学生的书就说不许看武打小说,所谓武打小说在他们理解起来就是暴力文学,教孩子怎么打架的教科书,就是粗制滥造的低俗文学。而这些朋友不了解,武侠小说也好,通俗小说也好,其实只是我们给文学分的类,只是文学中的某一个类别,这些类别只是说它们有不同的特点,而不是说它们在艺术价值上有高有低,通俗小说不见得它不高雅,不见得不严肃,而那些所谓的非通俗小说,我们想想发表在所谓严肃刊物上的那些小说,它们都是精品吗?它们都高雅吗?不是说你写某一种类别的东西,就决定了你的高下,就好像我们大家从事的工作,当教授就一定高雅吗?在木樨地卖馒头就一定低俗吗?这可不见得。所以类别只是一种特点上的划分,而不能决定它的高下,看文学作品跟看人一样,不能看表面上的名目。比如大家看我今天穿这衣服,不能代表我就会武功,其实我不会打架,我连我的夫人都打不过,我可能只能打过我家那只猫。所以不能只看这个表面现象,武侠小说里面它就不能写出非常精彩的爱情吗?我想读过武侠小说的人,会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是一流的武侠小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会对这个提出疑问。但是,我们不去讲他的武侠,就看金庸小说里边的爱情,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是一流的爱情小说。今天我们可以说金庸写爱情之广,写爱情之深,写爱情之奇,可以跟世间任何言情大师一决高下。所以今天我们《百家讲坛》的这一讲,就来看看金庸笔下爱情的深广性和它的典型性。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之一:英雄美人式一般的武侠小说都是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射雕英雄传》也不例外。它的主要人物是男性的,郭靖,这是它所要塑造的成长的一个大侠,周围有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加上江南七怪,还有全真派,一大堆人。但是我们看,从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历程来看的话,郭靖比较笨,主人公比较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智商大概是三四十、五六十,就是他学东西非常慢,人家学一遍、几遍就会,他几十遍都不会,他的好处就是永远地学下去,永远地练下去,直到会。如果不是他后来认识了黄蓉,如果不是靠着黄蓉一路引领他,帮助他,甚至是护导他,郭靖就不可能后来武艺大成,成为一代大侠。作为一个英雄人物,郭靖是远远没有诸葛亮的智慧,岳飞那种胆略,排兵布阵这些方面他都是外行,大事小事都是黄蓉领导着丐帮,或明或暗地指点他,一到紧急时刻都是黄蓉帮他想出一个奇妙的招数,化险为夷。所以说没有黄蓉,郭靖就不能正常地成长。所以说黄蓉在小说中的作用实际上是郭靖的“精神辅导员”、“政治导师”,很像一个班里边,一个学习比较差的男生,这老师给他安排一个学习很好的女生,是班里的学委加团支部书记,所以这个郭靖才能正常地成长,而这种描写是此前的武侠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郭靖与黄蓉两个人的合作是力量与智慧的合作。而力量与智慧哪个重要?智慧当然要比力量更重要,所以郭靖这个人物是在黄蓉的映照下完成的。我们再从人物语言上进行分析,《射雕英雄传》中女性的语言压倒男性的语言。因为在小说中,哪些人物重要,往往体现在这个人物说的话是否重要上。我们想想你读过的其他小说,重要的人物,他的话一定是重要的,比如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很重要,因为他的话是重要的。而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最会说话的人是黄蓉,她说的话多,她说的话有权力,有优势,有压倒性,而且有艺术含量。而郭靖呢,这个一号英雄,被设置为一个说话不太行的人,很木讷,有时候看上去好像很口吃,结结巴巴,他没有话语权。在和黄蓉相处的过程中,他只是靠自己的一颗纯朴的心,黄蓉是处处占上风。黄蓉不仅跟郭靖这样一个不太会讲话的男性说话的时候占上风,她跟其他那些能言善辩的男子对谈的时候仍然是具有优势,比如说欧阳克,比如说周伯通,都是能言善辩的,但都不是黄蓉的对手。她说话不仅口才好,而且有学问,这一点更是出人意料。一般的小说中可以写这个女的能言善辩,可以写她口齿伶俐,说话不饶人,这可以做到,但是这女的说话很有学问,比男的有学问,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般的小说写男的可以说话少,但他说一句就把女的压倒了,但是这里面黄蓉是压不倒的。小说中有一场就是黄蓉和“渔、樵、耕、读”四大弟子来斗嘴,那么他们在这里面篡改前人的诗句,篡改经典,对对子,人家给她出一个“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黄蓉对“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然后她一句一句,唇枪舌剑,把“渔、樵、耕、读”四大弟子骂了一遍,读者感到非常精彩,没有办法驳倒她。对方只好欺负她是一个女性,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因为看郭靖背着她,说你们怎么“男女授受不亲”,让郭靖背着你,引用孟子的话企图来羞她一下。可是黄蓉断然反唇相讥,说“孟夫子最爱胡说八道”,她一下子就把你们引经据典的那个圣人给推倒了,把儒家心目中的那个圣人推倒。她说他的话怎能信得?然后这个话可不是一时的气愤之言,她是有理有据的。下面就说了四句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这首诗一句一句都是针对孟子之言的。《孟子》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寓言,说有一个乞丐,他有一妻一妾怎么怎么样,黄蓉说既然是一个乞丐,怎么可能有两个妻子呢?饭都吃不上家里还有两个妻子?孟子还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天天到邻居家去偷鸡,黄蓉说邻居家哪来那么多鸡,天天给你去偷?这都是不合理的。还有儒家都是推崇孟子、孔子周游天下,去说服那些政治家,贩卖自己的思想,但是黄蓉敏锐地指出,当时还有周天子啊,周天子还在啊,最高中央领导人还活着呢,你到各个省去游说什么呀?你这不是谋反吗?你这不是要颠覆国家秩序吗?所以她的批判使对方哑口无言,就是使我们这些做学问的读者读来,也觉得,小丫头有两下子,小丫头不错,就是你很难把她驳倒。所以在这些谈话面前,在这些男性面前,她的光彩是那样的鲜艳,光彩四射,使男性都黯然失色。如果从审美关系上看,《射雕英雄传》中的女性,以黄蓉为代表的女性,她不是简单地成为男性的一个审美对象。我们知道很多小说中写女性,写得女性很美,很可爱,但是这种描写,实际上是把女人看成是男人的一个观赏对象,就是她是好看的。所以我们看小说中写女人的容貌,写女人的身体,往往占了比较多的篇幅,小说中很少去描写男人的容貌,男人的身体,因为女人是要给男人看的,所以这是男女不平等社会的一种现象。而在《射雕英雄传》中,女性总是主动地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比如黄蓉一出场,她是打扮成一个小脏孩儿,一出场不是光彩照人,打扮成一个小脏孩儿,又黑、又丑、又脏,她不让人看见她长得漂亮,她不需要用自己的漂亮来吸引人。她为什么喜欢郭靖呢?因为郭靖爱她不是爱她的美貌,后来她穿上漂亮的衣服了,恢复本来面目,她说“我穿这样的衣服,谁都会对我好,那有什么稀罕?我做小叫化时对我好,那才是真好”。她和郭靖的友谊,是起源于她做小叫化的时候,这种人和人之间真诚的情感,而不是那个欧阳克一看,这个小丫头长得很漂亮,所以他处心积虑地追她。所以她知道郭靖是好人,是真正的好人。所以在这个小说里,作者所表达的不仅是女人的社会需要和自然需要不可忽视,应该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一种理想的两性文化的展望。从《射雕英雄传》中可以看出,只有两性互补的状态,才是人类的理想的状态,男尊女卑固然是不好的,但是你矫枉过正,说一定是女尊男卑,说现在这男人太坏,压迫女人,咱们颠倒过来吧,我们退回到母系社会吧,还是女人做主,男人在外边干活就行了,那样也不是理想的。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不合理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黄二人的爱情受人喜爱,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道理。两个人一个比较木讷,一个比较机敏;一个其貌不扬,很本分,一个很漂亮,但是精灵古怪;一个纯朴少知,一个机变博学;一个豪迈大度,一个活泼俏皮。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正好像手足一样互补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黄蓉的巧慧是郭靖质朴的补充,而郭靖的天拙,有时候又能克制黄蓉的机巧,有时候她这个人太聪明了,全是鬼主意,有时候想使点坏,但是郭靖是非常纯朴的,他有一个底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所以这两个人才肝胆相照,生死相依。我们不能说《射雕英雄传》就是弘扬女性主义的作品,但是他的确写出了理想中的一种男女爱情,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也找不到这样的爱情,但是它可能存在,它永远吸引着人们去找,所以这一组爱情受到了最广大的欢迎和羡慕。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之二:感天动地式《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可以说是金庸小说中,也可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感人的爱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这个爱情流过多少眼泪。这个爱情首先它是充满了反叛性的,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它写的是爱情与封建礼法的冲突。我们知道《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南宋,南宋是个什么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这个礼法开始加强、开始森严的时代。在那个时候,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是不被理解的,因为在名分上他们是师徒,封建礼教特别讲究名分,不顾实际情况,不管你们两个人之间感情,所以他们一说相爱了,所有人都不能理解,所有人都不能同意,说你这是混账,简直是禽兽的行为。第一,小龙女是杨过的师傅;第二,你管她叫姑姑,你怎么能和你的姑姑结为夫妻呢?没有人会理解他,甚至郭靖这么伟大的一个豪侠,他把手放在杨过的头顶上,说“你再坚持,我就一掌打死你”,但是面对这样的生死威胁,杨过不为所动,他不懂得这些礼法,他知道这个威胁,但是他心中只有一个纯朴的念头,就是我喜欢她,她喜欢我,这有什么错?在这方面,他呈现出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气魄。英雄气魄可以表现在战场上,可以表现在国家大事上,但是在爱情中,在个人爱情中,同样可以表现出一种英雄气魄。死就死了,我认为我没有错,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号称个性解放了一百多年的今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想想今天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谈恋爱,家长能让吗?校长能让吗?社会上得有多少人来给你做工作呀——孩子,迷途知返吧,你错了,或者说这个男生从小就心术不正,或者说这个女老师心术不正,勾引青少年,他们身上肯定会被泼上很多很多的污水。没有人会去想,他们两个人如果是纯真的相互喜爱,这有什么错?所以考虑到南宋的时代,这个反叛性它具有的这种震撼力就更大。这个爱情的感人之处不仅仅是它的反叛性,还有很深刻的问题,这个爱情被写得天惨地绝,这是让人揪心之处。金庸在他们的爱情问题上写得非常大胆,这样一个感天动地的,让人觉得非常神圣的、非常圣洁的这样一个爱情,它居然是有着先天缺陷的,有重大缺陷的一个爱情。特别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甚至觉得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缺陷。什么缺陷呢?杨过是被削掉了一只臂膀的,杨过少了一条胳膊;而小龙女,小龙女居然是被人奸污过的。一般作家哪敢这样写,你想塑造一个很纯洁的,让人家感动,让人家羡慕的这样一个爱情,感天动地的爱情,他居然先把自己最有利的条件给抹煞掉,先写这两个人都有重大的缺陷,不把他们写得完美。小龙女她在不知情的状态下,练功的状态下,稀里糊涂地被全真派一个叫尹志平的青年给奸污了,杨过也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被郭靖的女儿叫郭芙,一剑把胳膊给削了下来,就是杨过等于是残废人,虽然武功很高,他只能参加残疾人奥运会,去拿特奥会的金牌的。但是我们没有觉得他是残疾人,我们觉得他比我们正常人还要高大无比。所以他们的爱情首先有个不利的条件——天残地缺,很难写好,就是金庸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把这样的一段爱情写好。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的,没有影响我们的审美接受,反而促成了这个感天动地,不得了。也人有分析过,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其实一开始他们之间很难说是爱情,特别是杨过对小龙女,一开始是爱情吗?在小说的前半部,杨过对小龙女可以说是感恩之情,虽然两个人年纪没多大差别,但是小龙女是照顾他的,是师傅,他对小龙女实际上含有对母亲的依恋的感情,小龙女对他总是冷冷的、淡淡的,就是为了一个责任,要照顾他,因为死去的婆婆说了,必须照顾这个孩子,对他像弟弟,甚至像对孩子一样。这种感情天长地久之后,两个人之间就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所以两个人的感情是慢慢形成的。在这里,在小龙女的古墓里,给了杨过一个温暖的、安全的家,又关心他,又教他武功,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很纯洁又很崇高的。一直到后来,小龙女稀里糊涂被奸污之后,小龙女以为这是杨过干的,所以她已经心中把杨过当成自己的男人。但是杨过不知道,他一直不知情,他一直觉得是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情愿为你而死,这是一种报恩的心理。他对小龙女是忠贞不贰的,但是这种忠贞不贰到底是感情上的忠贞不贰,还是道义上的忠贞不贰?这是比较复杂的。最后,小龙女是愿意回到古墓中去的,因为她不喜欢外面的世界。可是后来杨过成了一代大侠,社会上东游西走之后,干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们可以看到杨过性格是很活泼的一个人,他不喜欢外面的世界吗?小说中后来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过杨过,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所以杨过最后他仍然对小龙女忠贞不贰,这里面是有很多道义因素的。所以说这个爱情不是说非得写那种浪漫的、纯情的,这个纯情是有不纯情的根基的。最后是小龙女对他的一往情深打动了杨过。小龙女对他是设身处地,处处为他着想,甚至为他跳下了悬崖。她怕杨过殉情也跳下来,所以骗他一下,说你等我十六年,正是这漫长的十六年,使杨过成熟了,成了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男人,懂得了爱情,他终于明白小龙女对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个感情不是姑姑的感情师傅的感情,不是。在小说第二十八回洞房花烛中有这样一段:杨过见她命在须臾,实是伤痛难禁,蓦地想起,“那日她在这终南山上,曾问我愿不愿要她做妻子,那时我愕然不答,以致日后生出这许多灾难痛苦,眼前为时不多,务须让她明白我的心意。”大声说道:“什么师徒名分,什么名节清白,咱们通通当是放屁!通通滚他妈的蛋!死也罢,活也罢,咱俩谁也没命苦,谁也不能孤苦伶仃。从今而后,你不是我师父,不是我姑姑,是我妻子!”小龙女满心欢悦,望着他脸,低声道:“这是你的真心话吗?是不是为了让我欢喜,故意说些好听言语?”杨过道:“自然是真心。我断了手臂,你更加怜惜我;你遇到什么灾难,我也是更加怜惜你。”小龙女低低地道:“是啊,世上除了你我两人自己,原也没旁人怜惜。”我们知道什么“你爱我”、“我爱你”这样的话,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西方贩运来的,我们中国人是不说这些肉麻的东西的,什么是“你爱我”、“我爱你”?“怜惜”,“怜惜”是一个多么好的词!我们中国人讲怜惜,讲恩爱,我们不说我爱你,在古代爱甚至可能不是一个褒义词。他们两个人的爱情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罗曼蒂克式的爱情,而是经过种种考验,自然形成的。好像一篇学术论文,经过反复考证、确凿不疑之后,排除了种种偶然性,才坚定下来的爱情,所以它的感人是实实在在的感人。最后杨过十六年之后,发现自己被骗了,他知道小龙女再也不回来了,他知道小龙女跳下悬崖殉情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他虽然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但是他仍然要跳下去,他追随小龙女而去。但是就在他跳下去的时候,发现小龙女竟然没有死,小龙女就一个人,还像在古墓里一样,这些年就一个人生活在下面,就生活在那里。他下去之后看见那放着几件衣衫,正是小龙女为他做的。他自进室中,抚摸床几,眼泪扑簌簌地滚下衣衫……忽觉得一只柔软的手掌轻抚着他头发,柔声问道:“过儿,什么事不痛快了?”杨过霍地回身,正是十六年来他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小龙女。我看这两个人恰恰因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所以她跳下去,他也才会跳下去,小龙女也是因为是至情至性之人,才会在下面非常淡泊地度过了这么多年的岁月,他们也才能在十六年之后又一次相会。这个情节是很奇异的,但它又是合乎这两个人的性格的,它是合情合理的。经过了这么多磨难之后,他们的相会,他们这里找到了人生最大的、最快乐的价值,种种曲折归于平淡,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在最后,他们为国为民帮助郭靖守了襄阳之后,就告别群雄,携手归隐。所以说小龙女跟杨过的爱情,是《神雕侠侣》这部书最值得议论之处,这部书是武侠作品,但是武侠部分可以改变,武侠部分都可以去掉,就讲他们两个爱情。他们两个人不是武侠人物,是普通的工作者,都可以的。杨过在电视台工作,小龙女在报社工作,也一样,一样感人,所以说这个爱情才是这个《神雕侠侣》真正的主题。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之三:痴情女与负心郎式金庸小说中的爱情不止经典,更具深广,一部作品通常会表现出多组、多种、多层次的爱情,《飞狐外传》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描写主人公大侠胡斐的成长历程。在《飞狐外传》中,胡斐与袁紫衣、胡斐与程灵素、马春花与福康安,为我们展现了几组刻骨铭心的悲剧恋情。胡斐与袁紫衣是相爱的一对,但是胡斐一路要追杀的这个坏人,恰恰是袁紫衣的生身父亲,这个又是一个情与义的冲突。就是你爱这个女孩,两个人非常相爱,但是她父亲是一个大坏蛋,还要不要完成为了平民百姓报仇雪恨的任务,最后这个矛盾使他不能解决,最后他们的爱情没有成功,没有结局。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叫程灵素的姑娘,她深深地爱上了胡斐,但是胡斐并不爱她,胡斐一直爱的是袁紫衣,身边照顾他的是程灵素。但是他发现了之后,他就跟她说,咱们两个以兄妹相称,程灵素就答应了他,他们两个人兄妹相称,等于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等于是把人家路给堵死了,说你就是我的妹妹,咱们名分是兄妹。可是最后,这个程灵素为他而死,程灵素心细如发,非常细心,这样一个女孩子,最后为了救他,他中了毒,为他吮出毒血,临死之前给他安排得非常妥当。那一段是非常催人泪下的,很少有人读到那一段不动情的。所以一般喜欢金庸小说的人不太敢看那一段,最动人的段落往往是不敢看的。小说中有很奇的爱情,有很不同寻常的爱情,像马春花与福康安这样的爱情描写,也是突破常规的。金庸小说里一再写到这样一个模式,就是一方是一往情深的,而另一方是薄情寡义的,可是一往情深的这一方,知道对方薄情寡义,不改初衷,虽死无悔。马春花实际上是被福康安骗娶到手的,她是被他玩弄的一个女性,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坏男人,他就是骗那个女孩,骗到手就是玩弄,然后始乱终弃,完全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贵族嘛,风流的贵族男性,仗着自己的地位,来玩弄女性。按照我们现在新文艺的模式来描写,按照我们电视剧的方法来描写,女的发现这个男的是个流氓之后怎么样,肯定是跟他一刀两断,决裂嘛。狠狠给他一记耳光,“你这个流氓”,一般来说都是这样来描写。但是金庸不是这样处理,当马春花猜到真实情况之后,她仍然爱着这个人,而且爱得很深。这个人虽然社会评价他是坏人,可是这个坏人的爱人仍然爱着他,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但是很真实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现实。有时候我们大家从别的角度看一个人是坏人,但在他亲人的眼中,他不一定是坏人。比如我们有时候去商店买东西,和那个售货员吵架,吵起来了,那个时候,我有的时候当场会很恨她,这个人是个坏人,但有时候我又一想呢,她回到家里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她可能是个非常好的妻子,她在别的方面可能非常好,今天她可能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她就拿我出气,完全可能是这样的。你在另一个场合遇见她,说不定发现她是你的亲戚,是远方亲戚都可能的,就是从她亲人的角度来判断,跟我们的判断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换位思考,能够宽容很多人。而马春花这样一个人,最后就被福康安,被她所爱的男人给出卖,给害死了,但是她临死而不悔,到最后都不悔。这就写出了爱情的深层次的问题,写出了爱情的深度。爱到底是什么东西?明知对方不好,仍然一往情深。《飞狐外传》的结尾也很有意思,结尾袁紫衣已经出家了,改名叫圆性,她轻轻念了一首佛偈,来和雪山飞狐胡斐告别,胡斐本来还想和她重叙旧情,但是圆性不理他,双手合十,轻念佛偈: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因爱故生忧,因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这是饱含着佛家思想的一首短偈,它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一切畏惧、一切忧愁、一切恐怖都是源于爱,因为爱是一种欲望。要想一个人,你要跟他白头到老,你要跟他结为夫妻,等等,这都是有一种欲求的,你怕不能成功,两个人结合了你又怕不能白头到老,怕他变心等等,所以有了爱就有了担忧,有了爱就有了恐惧,如果晚上十点你爱人还没回来,你一定会担忧,你一定心神不宁。如何才能离开这些担忧和恐怖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不爱,只有离开了爱,你没有爱就什么都不怕了,你什么都不爱,你就什么都不怕,你不爱吃饭,你就不怕没饭吃,你不爱就什么都不怕,但是问题是爱又怎么能够割舍得下呢?袁紫衣出家了,出了家的人就真的能够割舍下这份爱吗?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之四——单相思式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反映的是一个叫李文秀的汉族少女,在新疆哈萨克部族与几个青年的感情故事。字数不长的这样一部小说,里边讲了很多组的感情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单相思,李文秀爱的人不爱李文秀,有人爱李文秀,李文秀不知道,或者不爱他。小说中有一系列都是单相思,甚至我们把这个单相思扩大,小说中所写的、所穿插的大唐帝国,送给高昌国的文化典籍,其实也是一种“单相思”。还有人们在沙漠里去追寻那个高昌古迹,最后在沙漠里迷路,这都是文化上的“单相思”。这些都可以看成某种一厢情愿的“无事的悲剧”,很平常中发生的悲剧。这个小说中的武功描写并不高超,武术都可以去掉。我们说《神雕侠侣》的很多武功都可以去掉,这里的武功更可以去掉,就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去掉了武功,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正像小说结尾所点醒读者的:“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不论科学多么发达,不论你多么伟大,你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你有钱,你有权,你可以杀人,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你,你有什么办法?你什么办法都没有,任何伟人遇到这个都要悲伤,这是一切文化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它来思考爱情,同样可以用它来思考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故事。这个小说中穿插古代高昌国的故事,古代在回疆地区有一个比较大的小国叫高昌国,它臣服于唐朝,因为唐朝太强大了,唐朝就要他们遵守很多汉人的规矩。可是高昌国王说,“虽然你们是雄鹰在天上飞,我们是野鸡藏在草丛之中;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我们是老鼠,在洞穴中滴滴地叫。但是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我们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呢?”所以我们看穿插的这个历史故事,和爱情上的单相思是同构的,结构上是一样的。你认为你自己文化先进,那是你的自由,你想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一个弱小民族身上,你结果只能是征服他的国,你不能征服他的心。所以《白马啸西风》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不是也有很深的启迪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好了,你为什么强迫人家过你的那种日子?你即使强迫我说我喜欢你,你可以强迫我说我爱你都可以,但是这是强迫出来的,你应该明白我心里是不爱你的,对这个事情你是毫无办法。所以世界上才有一句话叫感情是原子弹吓不倒的。世界上真正的东西确实是原子弹也吓不倒的,而原子弹吓不倒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真的东西,是真理性的。从以上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金庸的小说它不仅写出了丰富的、惊人的爱情种类,而且开掘出了爱情问题所承载的多方面的深刻的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就是说爱情它可以是谈一对儿女情长的男女之间云雨情话、山盟海誓,还可以扩大到人与人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情感交往问题。我们一般的文艺作品,它为什么写得很浅薄,就是就事论事,就是写一个悲欢离合,俩人很好,来一个第三者,或者父母不同意,怎么怎么干扰,最后战胜了这个阻挠,然后就完事大吉,或者是没有战胜阻挠,就上吊自杀,等等,然后说社会很黑暗,无非如此。所以,如果是那样写小说的人,他就写了几部之后,就会感到穷途末路,说爱情怎么写下去?曾经有位作家朋友就问过我,说这爱情,你说三角、四角都写完了,还写什么呢?在他脑海中,写爱情只是写一个模式,写一个故事,他总是要想写一个新的故事,而不是向深度、广度去拓展,所以他才会感到穷途末路。关于金庸小说所建立的这个爱情世界,我们今天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番,金庸小说还有他更加奇绝、更加深刻的方面。我想呢,在下一讲中,我们再继续探讨。

很高兴来到你们这遥远的、神秘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北京广播学院。我从北大到北广,觉得有点像从少林寺来到桃花岛。桃花岛上藏龙卧虎,有许多高手,如果洒家讲得有哪些荒唐、错误之处,请各位少侠多多包涵。我有一个同学,他说北京市有一条美丽的对角线,就是从北大到北广。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的女朋友在北广,他的意思是说在这条对角线上有甜蜜的电波在流动。这两个学校的关系的确是很密切的,因为北大是中国的思想库,那么这个思想没有传播,它是不能影响社会的,是谁把这个思想传播出去的呢?主力就是贵校。金庸小说走红我今天准备“漫谈金庸”,为什么叫漫谈呢?因为我感觉金庸是说不完的,金庸的话题可以无穷地拓展出去,起码在若干年内是说不完的。我自己也写过一些有关金庸小说的东西,我也在一些大学、一些媒体上讲过金庸,每次都觉得意犹未尽。大家知道全国曾有十几家电视台同时播放《天龙八部》,形成了春节前后一个收视的热点,在这个热点时候好几家电视台请我去谈金庸。那么我们就想一想金庸的作品为什么受到这么大的欢迎。大家也知道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其实水平是比较低劣的,远远不能传达原著的精神,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这么大的欢迎,给电视台带来那么大的收入,为什么?社会上有许多许多金庸迷,但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金庸小说也有它的不足、缺陷,而且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在批评金庸小说,有的批评是很刻薄、很尖锐的。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写这些批评的人绝大多数没有读过金庸的小说,我和他们当面对质过。没有读过金庸小说的人,他批评金庸,一个是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他把金庸的小说等同于其他一切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粗制滥造的作品,是这些作品败坏了武侠小说的名声,但是这些金庸迷,武侠小说迷是读那些作品吗?读来读去还是那么几个人,古龙金庸梁羽生,我自己上大学时,我们海淀那儿有个租书摊,我们每天上那儿去租书,几乎看了数百部的武侠作品,但是看过之后,大多数连名字都忘了,不要说情节了,最后留在脑海中的,还是那么几个人。优秀的艺术是经得起检验的,就是靠你的人心、你的灵魂、你的感情能力来检验,这么多人发自内心地,不是赶时髦地喜欢的作品,它怎么会不是好作品呢?艺术产品和其他产品一样,消费者是最有发言权的,什么是好作品?使千百万人热泪滚滚的,不是好作品吗?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精神鸦片,我想,这和大多数读者的感觉是正相反的,大多数人读了金庸的小说,没有颓废,没有消极,而是获得一种很昂扬向上的境界。我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题。我知道在中学里面,有一些老师经常没收学生读的金庸作品,我就对同学说,你不要以为老师没收,你就是错的。老师才是错的。老师凭什么没收你的书?他读过金庸的作品吗?他知道他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有成亿的人在读金庸小说。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先生考证过,金庸小说是从80年代左右,以盗版的形式传入中国大陆的。在东南亚一带,金庸拥有一大批读者,金庸作品的发行量已经是以亿来计算了,可以说有华人之处,便有谈论金庸的声音。那么,这个名声一定不是浪得的,这是从空间上讲。我们从时间上讲,有的作品可以轰动一时,但金庸的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发表第一部到现在已经经历近半个世纪了。一种文学作品,能够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仍然茂盛不衰,电视剧改编得那样地差,还有那么多人来看,这说明什么?当然我们说电视剧制作太差,不应完全归罪于电视剧制作者,因为小说太好了,凡世界上优秀的小说、诗歌、散文,越优秀,越难改编,因为它很难转化成另外一种艺术样式,很多意境是不能用画面来传达的,必须靠人阅读之后的想象,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想我的话就从金庸小说为何长盛不衰来开始谈吧。根据金庸小说受欢迎的程度,感人的深度,我们可以判定,金庸小说应该属于艺术精品。不仅仅说它是优秀的武侠小说,这武侠二字可以去掉,就是“优秀的小说”。放在任何一个类别里,都可以比一比。我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我们简单地看它的名字,可以分为“武”、“侠”小说这么三部分,在这几个内容中,金庸完全对得起这几个字。他的武是一流的武,侠是一流的侠,小说是一流的小说。我们说武,有人说金庸小说是胡说八道,是麻醉青年的毒药,为什么呢?说金庸本人不会武术,他怎么能写出那么高深的武功呢?这不明明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艺术骗子吗?我想这样的逻辑,简直不值一驳,难道作家要写什么他就必须会什么,就必须经历什么吗?那么作家如果要写一个妓女呢?作家创作什么和他会什么完全是两回事,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不会武功,反而他能发挥他高超的想像力,写出了那么精彩的“纸上武功”,武侠小说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艺术类型,这个类型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武学体系,包括它的概念、术语、理论,这些东西和现实中的武术有关系,但它们是两回事,如果有人按照武侠小说中说的那样去练武功,那肯定会走火入魔的,艺术和现实是两回事,就像有人按《红楼梦》中的菜谱去做菜,做出来之后极为难吃,武功也是这样的。大家知道看古代的武侠小说,或有武侠因素在内的小说,战争小说、打斗小说等,像《水浒》、《三国》,虽然写出了人物的英雄气概,但是武打是很简略的,我们只知道李逵手使两把板斧,他使的是哪路斧,是受哪个师父指点,会什么内功,我们都不知道,古代武侠小说的武功描写是简略的。到了现代,武侠小说中武功描写突然非常细致,非常有体系,这本身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冷兵器战争时代,这个武打描写很简单,关公温酒斩华雄,完全是一种气势。那么到了热兵器时代,到了原子弹时代,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突然精彩起来,这本身就包含着人类的文化难题在里面,为什么越到现代战争时期,武侠小说描写越现代化,“纸上武功”到了20世纪之后,开始越来越细致,并不是说金庸、梁羽生他们几个人发明的,他们前面还有很多人,他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到他们这里更加系统化,尤其是更加艺术化。有人说武侠小说是弘扬暴力,暴力打斗,我想你看了金庸的小说后你想去打人吗?你想去抢男霸女吗?我想没有这样的人,因为金庸小说,他把武打充分地艺术化、道德化、观赏化了。我想大家是搞传媒、搞影视的,应该领悟出来,金庸小说里的武打,用一句白话说叫好看,具有视觉美、具有视觉观赏性,你读的时候并不感到有血腥之气。这一点还是和古龙有一点区别的,古龙有时还要渲染一些血腥之气,一剑刺进喉咙,看着血花怎样迸射出来,在金庸这里没有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说金庸笔下的武打,在很多场合已经是艺术化或舞蹈化了。比如你看洪七公和黄蓉对招时,一个白发飘飘,一个青春年少,两个人打成一团时,这哪里是武打?这简直就是芭蕾舞中的双人舞,你得到的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你得到的是一种对人体的想像力——人体到底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功能?金庸小说在武的方面是十分出色的。他的武打不雷同,我们说梁羽生的武打描写也十分细致好看,但是读多了之后,有雷同化之嫌,他的很多武打场面似曾相识,而金庸笔下的人物,每个人怎么打,使什么兵刃,用什么路数,都不是随便安排的,一定只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合乎他的命运,合乎此时此刻当下的情况。这一点,当然在我们的古代小说里已经注意到了,如人物使什么兵刃,都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系的,李逵就要使两把板斧,假如李逵用一把宝剑,顿时这个形象就塌毁了,就不是李逵了。那么金庸笔下的人物,每个人用什么样的招数?比如梅超风要用九阴白骨爪,郭靖、洪七公这样的人就要用降龙十八掌、打狗棒,而且越是水平高的大侠,往往越看轻兵刃的作用,最高的大侠往往是赤手空拳,也就是说他对自身拥有无穷的自信,他更多的不借助外在的兵刃。你看那些凡是使用很奇怪兵刃的人大多数不是一流高手,一流高手即便没有兵刃也一样,像大家知道独孤求败,他的武功境界有几个阶段,第一层是所向披靡的阶段,那把剑非常锐利,像我们年轻人一样,所向披靡,然后超越这个阶段,用轻剑,然后用重剑,重剑无锋,最后用木剑,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时剑就成了一种摆设,那时已经成了飞花摘叶,皆可伤人。金庸通过写武来写人性,把它推到一种很难超越的境界。我们说现在的武侠小说为什么越不过几十年前,没有进展呢?其实也进展很多,对人的理解也都有进步,问题是在武打这方面,难以超越。这是讲武侠小说“武”这个字。武侠小说第二个字叫“侠”,“侠”这个字在金庸这里同样写得感天动地。为什么武侠小说这么受人欢迎,如果说到根本原因,还不在“武”这个字。也许少年人更喜欢武,我想很多科学家教授学者,他们读金庸的小说,不会对武太感兴趣,侠更吸引人的注意力。梁羽生讲过一句话,他说,武侠小说可以没有武,但绝对不能没有侠。梁羽生特别注重使用这个字,当然梁羽生这样说,他可能相对地不太注重武了。金庸小说武也写得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侠,那么什么是侠?这个概念非常复杂,侠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很难翻译成西方语言,在西方语言中没有完全对等的一个概念,它和西方的骑士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用简单的话说,侠就是一种牺牲精神。就是能够放下自己的事,投入到别人的事中去,不管自己有什么困难,发现别人有困难,就立刻投入。在先秦时代这个概念就形成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讲侠“能解人之缓急也”,当别人有什么困难的事时,我能挺身而出。当然侠不仅仅指这一个概念了,侠的精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沦落,不断沦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侠已经非常少了,侠的精神已经非常淡化了,所以它在艺术中得到了弘扬,得到了突出。金庸小说,把侠的各种境界都写得淋漓尽致,金庸把侠写到一种最高的境界叫做“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神雕侠侣》里面郭靖教导杨过的话。那么侠首先要为别人着想,为自己的亲人,为朋友,为你的集体,小集团,扩而大之,那就是为国为民,像郭靖这样的当世高手,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功夫,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宁可和襄阳城同归于尽,他明知道襄阳城最后是守不住的。忽必烈曾对郭靖说:“你们大宋朝这么腐败,皇帝这么昏庸,你帮助他有什么用?”郭靖说:“我不是在帮助皇帝,我是在帮助大宋百姓。”这里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侠之大者的境界,所以你读这些感人的故事,就和六七十年代的人读雷锋故事那么感人是一样的,审美效应是一样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人类最基本的东西——牺牲精神。当人们都不愿为别人牺牲了,都希望别人为自己牺牲的时候,这样的描写尤其能使人感动。其次侠的意思里面,还包含着一点,就是正义感。社会总是需要一种秩序的,这个秩序不仅仅要靠法律和规则来维护,法律和规则永远是有漏洞的,有什么法就有什么漏洞,不管你制定什么法,总有人会钻法的空子,总有很多人可以杀人不偿命,总有很多人可以随便贪污,可以欺侮别人,不管法建设得多么完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古龙有一句话说:“这世上有杀不尽的贪官污吏,杀不尽的不法之徒”,靠法律是没办法惩办他们的,那么这时候,人民心中有一种自然的愿望——有一种正义的力量——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自掌正义”,就是我不依靠外在的东西,替我伸冤雪耻,能不能有一种东西来“自掌正义”?我们知道法律也未必就是公正的,现在电视上有许多法庭庭审的直播,那么所有的审判结果在我们看来都是合理合法的,都是正确的,合乎人心的吗?很多是不合情理的,比如别人把你的孩子杀了,然后把他枪毙了,你觉得这样就是公平了吗?这绝对不是公平的。法律处理一个问题,从道德的,从伦理的角度说,它不可能是公平的,人们心中永远怀着一种要弘扬正义、惩恶扬善的欲望,侠就满足了人们这种心理,它喊出了人们正义的呼声。过去我们的新文学总是在批评武侠小说,说它是麻醉人的精神毒药,因为社会黑暗,他就呼唤侠客,他怎么不去参加共产党?如果在那个时代这么反驳还是有道理的话,那么现在你去找谁?不管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它永远是有阴暗的,人们对美好东西的呼唤,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正义感是武侠小说存在的一个支柱,何况你把它写得这么精彩。所以说金庸的小说,武写得精彩,侠也写得精彩。但是说只有武好侠好,小说写得不好,那也是不可能成立的。我们说一个人对武有很高的向往,对侠的境界也理解很深,但是最后你如果不能把它转化成为艺术形象,那么,在艺术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可能是失败的。比如我们搞电视的,有时策划得很好,说得很精彩,但是最后没办法操作、手段不够。比如古龙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古龙对武的理解,对侠的理解可以说非常深刻,他的想法都非常好,但是可能是知识准备不够,或其他原因,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在艺术描写上和其他武侠小说家来争高低,也就是他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形象,所以古龙他是走一条险路,专门不写武功,不写过程,他从来不写这个人是学的哪门武功,哪一派,他的武功成长是怎么样的,他的人物都是一刀飞出去,敌人就死了,你不相信也得相信的,强加到你头上的这样一种写法,在描写上他是深知自己有短处的。那么金庸的小说,作为小说艺术,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可以把“武侠”二字去掉。讲小说我们不必讲那么复杂的概念,就用我们日常理解的几块来说,就可以了。小说不外乎结构、人物、情节、语言,在这几方面金庸的小说可以和任何古今中外的名著一比高低。比如小说的结构,很多武侠小说之所以粗制滥造,就在于不讲究结构,乱写,有的小说甚至前后情节都对不上,特别是那些连载的小说。那么金庸小说不论大作品还是小作品,都非常重视结构。比如他最短的作品《越女剑》,只有2万字,含量却那么高,里边有武侠,有传奇,有神仙传说,有政治、历史,有爱情,结构非常精妙,特别是结尾那部分,写得非常棒。结尾那块顺便把“西子捧心”这个典故都给点活了,为什么“西子捧心”是千百年来最美的形象?金庸作品是篇幅越长,越宏伟好看,这是金庸的功夫,他就好像韩信带兵,多多益善。小说越大,结构越是波澜起伏,非常壮观,他的大部头作品,你开头读下去,他一点都不玩弄玄虚,非常有大家风度,用一种非常开阔的视野开头,但是你读下去,就好像是进入一片森林一样。像《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结构之宏伟是世所罕见的,它涉及到多么广大的地域,多么复杂的政治集团。在《天龙八部》这部作品里,他写了大宋、大理、大辽、西夏、女真、吐蕃,还有慕容复朝思暮想恢复的大燕,是七国演义!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战争与和平。这么宏伟的一部作品130多万字,读起来没有松懈之感,读起来是精彩纷呈。当你读这样的作品时,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急于往下看,一方面越往下看又舍不得往下看了,生怕把它看完了,看完了可怎么办?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而且金庸小说的结构是绝不雷同的,一篇有一篇的结构。能够在小说上做到结构绝不雷同的,在20世纪,只有鲁迅一个人,绝不重复自己,这是一种非常高远的理想。金庸先生就是从来不重复自己,每部作品都是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人物之间不雷同。这是说金庸小说结构之宏伟,之精巧。那么大的作品,有时就想,他怎么能驾驭得了?非常难以置信的,有的时候你读着读着就会为后面担心,这个事情后来怎么办呢?这个悬念怎么解决?我们再看金庸小说的人物,这恐怕是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一点。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优秀的,是不是好作品,从消费者这方面来考虑,非常简单,就是看他的人物,我能不能记得住。你的小说人物我都记不住,你说你是好的作品,我什么都没记住,你怎么向我证明?你没法证明。金庸先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在各种场合,都是很低地评价自己的成就,他从来不吹牛,他从来都是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作品没有那么高的成绩,学者们把我说得太好了,你们对我的厚爱我太感谢了”。他说是这样说,这都是一种大家风度了,谦虚中包含了无穷的自信,就是我的作品我不论把它说得多么低,1000年后,还是精品,包含着一种这样的境界,他才敢于那样说。他没有必要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写小说,因为金庸小说的人物已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我们用文学理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典型人物,就是典型情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的人物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不仅是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早就深入到生活中了。还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金庸的小说就在东南亚一带报纸上载遍了。那时候有个例子,那时越南还没统一,有一次在南越的议会上,两个议员争吵起来,其中一个议员就说:“我看你就像是岳不群。”对方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我看你是左冷禅”。就是说他的人物可以作为典故来使用了,这样一个程度。那么优秀的小说,它写人是为了写一种普遍的人性,这一点像古龙、梁羽生都有共识了。金庸也是这样,他的小说的描写不是为了一个好看的故事,而是要通过具体的人、事来写一种普遍的人性,写人生存的种种道理、种种情感,所以他的人物才能感人至深,你才能记住他的人物。你想一想有生以来你所读过的小说,所有小说加起来,谁的小说人物你记住的最多,没有人能超过金庸!我小的时候,曾经把《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名字都背下来了,但是现在我三十多岁了,已经有几十个记不清楚了,勉强记住的一些也只是机械的记忆,不是形象记忆,那么给我形象记忆最深的,就是金庸的小说人物。金庸的人物,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读过他的作品,随口能说出几十个来,平均一个作品里说出三五个来不是什么难事,那么成为经典形象的,绝对没有异议的至少有十几个人。这不是标志,还有什么是标志?那么金庸写人物为什么能够感人至深呢?他写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写人的心理,这又是现代小说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不注重写人的心理。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有个观念:人能看到的只是行动,能听到的只是语言,他心里想什么你怎么能知道呢?所以我们中国一开始很难接受西方的作品。那么金庸小说就发挥现代化艺术的特长,他对人物心理的挖掘是十分深刻的,也就是金庸小说的人物性格、人物命运是经得起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去分析的。中央电台做了个节目,同时采访我和金庸,我就通过主持人去问金庸,是否系统地研读过西方的心理学理论,金庸说没有。我想,他还没有直接去研读那些理论,而是通过别的去感悟,别的艺术作品,间接地去达到这个境界。比如金庸小说中写了许多看上去很怪的人,这些人表面看上去很怪,实际上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成长道路,是这个成长道路决定了他的怪,是成长道路决定他的性格。根据现代的心理学,人的性格,主要跟童年经历有关,大概六七岁左右你性格的框架就基本已定了,那么以后的变化还决定于你是否会遇到重大的遭遇、重大的突变,童年经历和重大遭遇决定了人的性格,那么金庸小说的人物都是这样的。他的人物并不是从一出场就是定型的,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天生那么聪明,总是那么聪明,性格是没有变化的,所以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好像妖怪”,批评《三国演义》说:“状诸葛之智近妖”。金庸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个成长过程的,特别是主要人物,都有一个过程,他的性格变化,都与重大遭遇有关。有人批评说金庸小说中写了那么多坏人,而且把坏人写得不那么令人可恨,说这是误导青年。经常有低劣的记者去采访少年犯,“你为什么犯罪,你看什么小说看的?”然后他说他看了什么什么小说,作家倒霉了。其实我也看了那本小说了,我怎么没犯罪?它跟人自己有关系。金庸笔下有许多坏人,一个是金庸写的这些坏人不简单,各具形态,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人之所以为坏、为好的原因。比如金庸《天龙八部》里有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所以为恶写得非常好。段延庆为什么恶贯满盈?因为他太伤心了,他有太惨痛的遭遇了,他本来是太子,皇位被人夺去又几乎被打死,浑身都打残废了,趴在地上像一摊脓血一样,这样的情况下,使他感情激愤,产生了一种对全社会的报复心理,这是完全符合犯罪心理学的。叶二娘无恶不作,她为什么成了那么一个可怕的女人,为什么老抢别人的小孩?因为她自己的孩子被人抢去了,她自己的亲生骨肉,又是爱情的结晶,被人抢去了,所以造成这个女人变态,她到处抢人家的孩子,成了一个坏人的形象,可是即使这个人这么坏,她仍有非常善良的一面,就是她把自己的名声搞坏了,却不肯吐露她的情人是谁,她一辈子都保护着她的爱人的声誉,在坏人身上也有一种侠的牺牲精神。本来她的悲剧是和她的爱人有关系的,一个高僧,在武林中地位那么高,但她却不肯说出他的名字来。老三南海鳄神我觉得写得非常可爱,岳老三活得非常有原则,我们现代人活得可恨就是因为没原则,什么都不信仰,所以看上去一个个道貌岸然,其实随时可以无恶不作,现代人才是真正的恶人!岳老三最大的特点就是守信用,这话没说就算了,只要说出来,他就要守着它,并且愿为它付出生命。岳老三本来一心想收段誉为徒儿,结果因为自己智力的原因,弄来弄去反而上了段誉的当,结果把段誉变成师父了。他在心里是百般不愿意的,如果换了一个现代人怎么办呢?把他杀了就算了。但是他既然上当了,成了人家的徒弟了,他就遵守这个人生的原则,我不愿意,我也终生以师父之礼待你。所以他几次都保护了段誉,并且最后为段誉牺牲了生命,所以在他死的时候段誉心里有一丝内疚。南海鳄神也是一个侠,是为了一个原则轻生命的人。在我们上古的时候,古代社会为什么生机勃勃,就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人,他可以为一个原则而死,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再说《连城诀》里面有一个万震山,半夜起来砌墙,在空中闭着眼睛砌墙,就像是表演哑剧小品《砌墙》一样,其实这个也是符合心理学的,他干了坏事,他把人家谋杀以后,砌在墙里面,这样他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变态,一方面是得意,一方面是恐惧,因为死人就埋在屋里的夹墙里面,又得意又恐惧,所以产生一种梦游现象,所以他晚上起来反复表演砌墙这一过程,表演这一过程,就是把它砌得更加结实。很多读者最感兴趣的也就是金庸的人物,到处在谈论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前一段我看“非常男女”的节目,它是用金庸做话题,就是每个男的说自己最像金庸作品里某个人,女的也这么说,然后让他们搭配,很好玩的。当然除了人物之外,金庸作品在表层上吸引人的原因,就是情节,他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情节,吸引人。在各种小说中最讲究情节的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完全是靠它的情节做支柱。什么叫情节?情节其实就是控制信息的技巧,什么时候让读者知道这个信息,什么时候知道那个信息,怎么逗引读者往下读,侦探小说最讲究这个,可是侦探小说在中国很不发达。侦探小说引入中国100多年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始终生长不起来,始终不能开花,总是那样不温不火的,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了,但是在武侠小说中,却把侦探小说这种特长给拿过来了。金庸的小说如果你忽略它的武的部分,从情节上来看,是非常精彩的侦探小说,非常精彩的悬念小说。金庸真可谓是悬念大师,他的每部小说里都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悬念。金庸小说有许多谜,比如《天龙八部》里的几个主人公都分别有一个身世之谜,这些谜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并且塑造着人物的性格;比如《侠客行》中也充满了谜团,如侠客岛之谜,侠客行之谜,包括长乐帮帮主到底是谁,石破天到底是谁,到最后他也没有明白地告诉你,当然你可以猜到了。有很多这样的疑团,有时候一个疑团刚解开,又来了一个疑团,纷至沓来。像《雪山飞狐》的结尾,胡斐这一刀到底劈不劈下去,没有结论就结束了。很多读者经常问金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金庸不做回答,因为这个回答不回答,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就是续《雪山飞狐》,当然作者把这个情节很好地解决了,最后皆大欢喜,但这只能表现他聪明,实际上把那个悲剧给破坏掉了,把灵魂的拷问给破坏掉了,就是说金庸在情节上,可以跟任何侦探小说比而不逊色,它始终能够吸引住你,而且它的情节的转折,有时你是想不到的,你甚至只为它担心。比如说《倚天屠龙记》里面,当我看到小说中出现朱元璋时,我就为他担心,人物既然已经出来了,以后如何处理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但是金庸非常巧妙地把朱元璋这条线处理得非常妥帖,既和正史记载不矛盾,又和他的小说非常完美地缝合在一起。我们应该想到,当金庸小说最初发表的时候,并不是整部写好了才发表,而是一天写一段的,他是非常忙的人,他早上起来要写社论,下午写小说,晚上还要应酬。那么作为小说,金庸小说的语言,也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他的语言达到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是一种既朴素又典雅的语言,他的语言都能看得懂,而且他又十分注意在中西语言交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武侠小说都是写的历史故事,所以人物语言不能有新文艺腔,不能有现代名词,你看金庸的小说,没有现代的名词,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很多人写古代人物,满嘴都是现代词汇,什么社会、科学、意识,一大堆,古代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在金庸那里根本没有。语言的功夫是最见功力的,很多作者的想法很好,结果一写到语言上就会露馅,一看这个人就没修养,没学问。在这方面,尽管金庸很谦虚,但我们看他的作品语言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包括他在一些回目上的用词。他的回目有的是用诗,有的是用词,比如《天龙八部》一共是五十回,用了五首词,五首词可以单独拿出来朗诵,分派到各个章回中,每一句又特别符合他那一回的内容。比如第一回叫“青衫磊落险峰行”,说的就是段誉,段誉是一个书生,即“青衫”;险峰行,他到无量山那儿遇险。后来萧峰自尽那一回,“叫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又非常吻合,在语言上就是可圈可点的。中国传统的欣赏文艺作品的方法叫评点,我们中国与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写一大篇文章,这部小说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中国人的习惯不是这样的,在小说旁边写上这一段,好、好、大妙,我当此时必下泪也。这是中国的文艺的批评方式,但是20世纪的中国小说值得这样做评点的太少了,数来数去很少的几个人值得这样做评点,金庸是其中之一。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金庸作品的评点本,我参与《连城诀》的评点,是冯其庸先生挂帅的。大家知道冯其庸先生是红学家,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红学家他认为,金庸作品至少可以与《红楼梦》平分秋色,这是冯其庸先生的观点。以上我所说的这几个“武”、“侠”、“小说”都是从武侠小说的本分中来说的,但金庸的小说还不止于此,不只是武好、侠好、小说好,他可以跟其他任何小说比,我们就说一个问题——“情”。金庸小说情写得太好了,我知道许多金庸小说迷是迷恋金庸小说那种回肠荡气的情的描写,在这方面,金庸给人带来非常美的陶冶。我们知道小说从主要描写内容上是可以分出许多类型的:武侠、言情、侦探等,情本来是言情小说的专利,言情小说的特长,可是你随便找一部中国的言情小说来和金庸的爱情描写比一比,高下立判。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琼瑶小说,把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比一比,怎么样?刚才我在休息时,贵校的研究生给我一份研究生学刊《传者》,我看了最后一篇文章,是刘海同学写的,他其中有一句话:“80年代风靡一时的琼瑶片,现在想起来,除了男女主人公超越空间的美丽之外,仿佛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那根本不是青春,而是某个老处女对于不存在的青春的想象”。我认为贵校同学,艺术感悟力极高。大家知道,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本来是二水分流的,特别是在古代的武侠小说中,不写情,甚至不写女人。好像前两年不法书商炮制了一本书,书名很吸引人,叫《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买来一看是——《水浒传》。大家知道《水浒传》是写侠肝义胆,豪气干云。但是很多人批评说,《水浒传》歧视妇女,它里面写的妇女要么就是荡妇,坏女人,要么就是凶神恶煞般的女人。后来武侠小说中慢慢加入一些情的因素,像《儿女英雄传》,但不多。到了现代武侠小说中,情、侠,慢慢结合起来,在武侠小说中出现了女侠,出现了男女侠客携手共闯江湖。到了20世纪40年代时,武侠小说的爱情描写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新派武侠小说家,“情”引到了他们手里,已经成为武侠小说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你看武侠小说这么大的包容力,它从侦探小说那儿把情节抢过来,又从言情小说那儿把情抢过来,所以它怎能不壮大,不受人欢迎呢?金庸小说不仅写爱情,除了男女之情外,写兄弟之情,亲子之情,师生之情,写方方面面的情,都写得很好。比如说爱情,他写爱情的多种多样,写爱情模式之广,没有人可以比拟,你还能不能想象出一种爱情模式是金庸作品中所没有的?他里面有非常正式的爱情——英雄美人的;非常理想的爱情,像郭靖、黄蓉;也有很多不理想的爱情,或从某个角度看不理想的爱情。有人说,金庸小说中总是有一个男的,有好几个女的围着,所以是男女不平等。我说不对,他也写了一个女的,周围有很多男的围绕,这不一样吗?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特别是跟现实生活相比,任何一个人,在你的一生中,大多数人对不止一个异性发生过想法,大多数人也不止被一个异性发生过想法,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如果从来都是一男一女,从来没对其他人产生过想法,那反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写法了,那反而不是真实的了。这是说金庸小说写爱情模式非常广。广之外,第二是写情非常深,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中去,最后一直达到拷问爱情本质的程度,达到“问世间,情是何物”的程度,最后是你追问爱情到底是什么,上升到一种宗教的境界。大多数人都是跟情有关的,他的命运几乎都摆脱不了情,每个人物几乎都有,像英雄如郭靖、萧峰。他们的命运都跟情有密切的关系。他除了写这种正式之情,还写别的情,包括写坏人的爱情,都非常感人。比如梅超风和她的丈夫陈玄风,叫“黑风双煞”,江湖上名头很坏,用一种很阴毒的武功,叫“九阴白骨爪”,梅超风为什么成为江湖上一个恶魔?源于情,她在桃花岛练功的时候,和师兄发生了恋情,但是她师父黄老邪是个性情很古怪的人,喜怒无常,对徒弟要求非常严格、苛刻。害怕黄老邪的惩罚,所以他俩就逃跑了,跑了之后,有一次偷偷回到桃花岛,看黄老邪练功,他们发现自己连师父武功的一成也没学到,这时陈玄风问梅超风:“你后悔吗?”回答说,“你不后悔,我也不后悔。”也就是在他们心中,两个人的纯真感情是第一位的,武功的高低是第二位的。为了忠实于这个纯真的感情,宁肯不练那个高深的武功,所以他们立志,自己练一门武功,但他们走错了路,练成一门邪的功夫,就是“九阴白骨爪”,自己也成了坏人。但是,就对感情的态度来说,他们是忠贞不渝的,表达方式也是独特的。当陈玄风死的时候他胸前刻着《九阴真经》,她把他的皮肤硝制好了,贴在胸前,日夜想念着他,你说她是坏人,但是坏人的爱情就是这么感人,而且这可能就是生活中的事实。生活中没有那样简单的坏人,你从某个角度看他是坏人的时候,他在另一方面可能是个好人。你在街上和一个人吵架,你说这个人坏得不得了,他回到家里可能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是个温柔的丈夫,完全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复杂。除了情外,金庸写政治、历史、风俗、文化,是一个全能冠军。小说中所涉及到的每一个方面,他都不肯敷衍了事地对待它。很多武侠小说,作者没有那么高的修养,没那么高的水平,你看不出它的时代背景。它像任何一个朝代,但又是错乱的,说着现代的话,穿着古人的衣服,喝着外国的酒,都是这样的。金庸本人对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他特别是明清史的专家,那么他的历史描写,故事是虚构的,但大的历史关节是经得起推敲的,而且他的历史观是非常专业的,他对历史的看法非常超前。比如金庸小说中涉及到李自成起义的问题,对李自成起义的评价,我们知道有一部小说专门写这次起义就是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姚雪垠先生以几十年的功夫,看了无数的资料,写了《李自成》,但你拿了和金庸小说的李自成比一比,就比对历史的看法、对人物的评价,看了以后,你就知道姚雪垠先生的确用了很大功夫,写得非常认真,非常详细,但给人读了之后的感觉就是他写的不是李自成,李自成的部队那么纪律严明,道德高尚,简直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看看金庸笔下的李自成,写了他英雄的一面,一个草莽英雄,威风凛凛的一面,同时写出了他悲剧的根源。金庸小说特别敢于在大的历史问题上动手脚,让人感到很悬。刚才我举了朱元璋的例子,我一方面担心朱元璋这个人物怎样处理,因为按照小说的描写,明明张无忌是主要人物,肯定是明教教主,顺水推舟的话,他应该是大明朝的开国皇帝,但历史记载明明是朱元璋是皇帝,那么这个情节怎么处理?到后来我看了他处理这一场的描写太棒了,完全符合人物的心理,写出了朱元璋之所以是一代奸雄,也就是说最后决定人物命运的,不是武功,关键在于谁了解别人的心理。朱元璋之所以成为皇帝不是偶然的,他太了解别人了,他正是利用张无忌的心理,使他自己心灰意懒,自己退出政治格局,把这历史巧妙地给圆了。在《鹿鼎记》中写在昆明城当中的几名重要人物,金庸叫他们为古今中外第一大汉奸,古今中外第一大反贼,古今中外第一大美人,古今中外第一大武功高手,古今中外第一大小滑头,五个集中在那里,就是吴三桂、李自成、陈圆圆、九难、韦小宝。这里面有的人物是真实的,有的人物是虚构的,他把真实的人物和虚构的人物写在一起,这种高超的功力,在所有历史小说中写得没有这么好,写得绝对符合人性。他居然敢写吴三桂和李自成打起来了,当看到他这样写时,每个学过历史的人,都会为他捏一把汗,这简直是走钢丝绳,弄不好就弄巧成拙,生怕他失手,又希望他处理得非常妙。那么他在处理吴三桂和李自成武打的时候处理得果然非常妙,写到李自成在情况不利的时候假装投降。因为在李自成一生情况不利时多次出现过,大英雄能伸能屈,那写得太好了。金庸小说写风俗,他许多地方没有去过,他没到过云南,却写出大理风光,写出无量玉璧;他没有去过新疆,他把新疆风物写得那样好;他没有到过雪域,在《连诚诀》里面,写在雪谷中的那场厮杀,写血刀老祖连斩几人,那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恶人,真是英雄,那些表面上是英雄的人被他杀得落花流水,写一个人在雪底下挖了一个洞,巧妙地使别人陷下去,然后自己在里面挖一个喘气的坑,这怎么想象的?太绝了。读金庸的小说常常使人绝望,说这小说以后怎么写,他都想象到这个份上了。大家知道北大中文系的人都是很狂的,一个个都是想做大作家的,但是有多少同学读了金庸小说之后,“咳,写什么小说,咱甭写了。”就是他的想象力使人感到五体投地。金庸小说的境界以上我们说的这个好,那个好,都是平面展开之好,即方方面面之好,那么,在这些方面之上,金庸小说有一个总的优点,就是他写的有境界。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它不能最后升华到一个境界上,如果只在实的层面上,不能升华到虚的层面上,那它的价值还要打折扣。金庸小说之好,在于他最后有境界,你读了之后除了记住那些人物,那些情节之外,你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熏陶了你。当你生病时,当你失恋时,读一读金庸的小说,你会觉得窗外一片明朗,你会觉得世界不一样,即使你读过,再重读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有境界。武功是虚幻的,说来说去,现实生活中不会真的存在那样高超的武功,尽管金庸的武功描写已经很写实了,他尽量是合情合理,自成逻辑,合乎物理学的道理,合乎人们的想象。比如金庸说一个人掌力再强,也不可能打到三五丈之外,他不像其他武侠小说那样乱写。我读过许多武侠小说,那武功是可以随意写的,比如人一拳可以打出一团火球来。金庸小说里没有这种描写,金庸强调,少林七十二绝技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全部学会。他是尽量写实的,但即使这样,武功也和现实生活中的武术是不一样的,关键是写的武功是一种象征,不是让你专学武术的,而是你看了这武功的描写之后,它和我们人生其他方面是相通的,他和你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专业技能道理是一样的:比如金庸讲一个人怎样成为武功高手,实际上是启发我们怎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成为一个专家,成为一个大师,成为一个能人。金庸强调两个:一个是刻苦学习,金庸的大侠都要有一个苦难磨炼的过程;另外一个是外在的机遇。任何事情都是这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刻苦,你不刻苦,那机遇不是给你留着的,机遇就被别人抢走了。你看杨过的学武过程,郭靖的学武过程,多么艰辛,光靠刻苦还不行,光刻苦也就是成为不错的人,但不能达到最高境界,最高境界需要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机遇。算命的讲,遇到高人,遇到贵人指点,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是成功的要素,这就是练武功给我们的启发。还有练武功,练到最高境界,是什么在较量,是武德在较量。你发现任何工作做到一定程度,技术都学会了,大家都差不多,最后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人格的力量,比的是做人。很多人不容易理解,那是因为你的技术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你就会发现,技术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最后就是比生命力,当然这个问题上古龙讲得是最鲜明不过了。古龙的很多小说,比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不一定武功高的就能够战胜武功不高的,李寻欢未必是武功最高,但他是靠一种人格魅力胜利。那么在我们日常普通工作中,道理也是一样的。金庸写武侠人物,他的人物虽然都还是侠,但这个侠是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有一些不同的境界。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他的侠的身上更多承载的是儒家的精神,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就是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孔子这种悲剧精神,像陈家洛、郭靖,像袁承志,他们都有救国救民的大侠精神,当然他们自身也有缺点,但他们愿意为了民族利益,牺牲自己,这是他早期作品具有儒家境界。当然早期是20世纪50年代了,50年代时金庸还是青年人,满腔热情的,他也是受“五四”式教育成长起来的,50年代时,新中国成立,他还愿意回来为新中国效力。后来在中期写的作品,他的人物身上就体现一种道家精神,在杨过身上,在令狐冲身上,在张无忌身上,我们就更多看到一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在他生活中占据第一位的是个人灵魂的自由。比如说杨过,他也帮助郭靖驻守襄阳,他为什么驻守襄阳?是因为郭靖是他的好伯伯,是好人,他愿意帮助郭靖来守,但是他最后不肯和郭靖一块儿死,他在襄阳城外立了很多功,为什么?他是为了送给郭襄几件生日礼物,是为情而做的,最后他和小龙女潇洒而去。令狐冲也是这样,他是非常尊重师父,愿意守一些规矩,但他的本性是不守规矩的一个人,他愿意退出江湖,退出政治格局。最后任我行让他加盟时,对他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将来肯定是接班人、继承人,但他不愿意,他宁肯得罪岳父,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了,也愿意保留自己身份的自由。张无忌也是这样,张无忌要是稍微有野心,或者不是有野心,而是对天下有很大的责任感,他不会让朱元璋得逞的,在他看来,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这些都没意思,没劲,所以张无忌才心灰意懒。而朱元璋也看出了他这种道家的特点就利用了这一点,所以人是各得其所。对个人来讲是没什么遗憾的,最后愿意在闺房画眉嘛!再到后来,金庸的作品进入一种佛家的境界,就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比如在石破天的身上,在《天龙八部》这个作品里,在《侠客行》里,在《连城诀》里都表现出佛家思想的影响,比如《连城诀》里空心菜这个名字很值得注意。空心菜没有心,在《侠客行》里也强调“无”这个境界,“无名、无求、无相”,狗杂种这个人对于外人没有任何要求,这一点使谢烟客非常恼火,谢烟客为了完成自己的诺言,就说:“你有什么事,应该求我一下吧?”偏偏这个小孩什么也不求人,反而要帮助别人,他具有一颗天然的菩萨之心,他只帮助别人,他从来不要求别人什么。最后“无”是最高境界,我们知道在《天龙八部》里不论慕容复也好,段誉、萧峰、虚竹也好,他们都不是武功最高的人,武功最高的人是谁?是少林寺里无名的扫地和尚,无名无相,人都没有注意他,人到了那个境界才是最高境界,那个老和尚,讲的那句话非常有道理,说练武功本来是为了最好的修佛法,但是当你佛法练到很高的程度时,又不屑于练武功了,充满了辩证法。武功练得坏了,反而走火入魔了,对佛法是个障碍,佛家说这是知识障。有很多人你看他知识很多,很有学问,花言巧辩,但他就是做人不好,或者就是他老不成功,这些知识反而成了他的障碍。人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好,就像武功一样,不是你练的武功越多越好,你五花八门学了很多最后是对你有害的,就像鸠摩智。鸠摩智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文武双全,智勇兼备,讲起佛法来舌吐莲花,简直是天下第一智人,自己非常得意。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他是最痛苦的一个人。金庸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因为鸠摩智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真人,历史上真有鸠摩智这么一个高僧,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有这么高的武功,但是我看金庸写到鸠摩智是这样一个武功高手时,后来怎么办呢?处理得太好了,就在“枯井底,污泥处”,他被段誉的北冥神功吸去了全部内力,他一身武功全部废掉了,武功废掉了,祸兮福之所存,他一下顿悟了,从此之后回到西域,专心弘扬佛法,成为一代高僧,用我们的话说卸掉了知识反而提高了一个境界。在《倚天屠龙记》里张三丰当着敌人教授张无忌武功,连问“忘掉了吗?忘掉了吗?”张无忌说忘掉了,忘了一点了,最后全忘了,全部忘掉时,就是武功大成时,你记着,就错了,你忘掉了,反而是正确的,忘掉了的时候,你就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因为“无”不是我们日常中的没有,“无”包含一切的有。当然在这一点上,和老子的思想是相通的,“无为而无不为”。那么《天龙八部》这部作品,简直是部佛教的大典,陈平原老师说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佛学的入门书,因为佛学道理很高深,你可以先读金庸小说,了解一些佛家的道理,就像《天龙八部》里面就写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茫茫人世是一个苦海,不论你是英雄也好,恶人也好,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他所写的有名有姓的人都不是幸福的人,每个人都没有完成自己的初衷,都走的是和自己一开始的想法相反的道路。萧峰立志不杀一个汉人,结果他杀了多少汉人?萧峰大战聚贤庄,杀得血肉横飞,这都是违背他本心的,他不但杀了这么多汉人,他把自己的心上人一掌给打死了,读到这些时有一种古希腊悲剧的震撼,你感到是谁在操纵这一切?这里面除了性格悲剧,还有命运的悲剧。我们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萧峰最后为什么而死,萧峰是为天下苍生百姓而死,为世界和平而死!也就是说萧峰既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战神,是马尔斯,同时他又是一个和平之神,是雅典娜。从儒家角度来讲,萧峰如此伟大,但从佛家角度来讲,萧峰又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人,他太苦了,好好地做着一个威风凛凛的丐帮帮主,忽然有一天被告知,你的身世不是这样的,这是个巨大的雷劈下来,使人感到命运的残酷。段誉也是这样的,每追求一个女孩子就发现是自己的妹妹,简直伤心得要死了,而且到最后才知道,他最敬爱的父亲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最痛恨的大恶人才是他的生身之父。虚竹就更惨了,虚竹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好和尚,虚竹是天下最虔诚的好和尚,他立志做一个什么戒也不破的好和尚,可是结果呢,他破了所有的戒,一破再破,可是妙就妙在这里,就是因为他破了所有的戒之后,我们才发现他还是最好的和尚,是不是好和尚跟破不破戒没有什么关系,关键在于人的心灵,你是不是有一颗菩萨之心。这种充满多层次的辩证法,在读《天龙八部》时常使你感到茫茫人海,就是佛家讲的苦海无边,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但是他又写出了受苦受难的原因、现实的根源。我们就说阿紫,阿紫开始是个非常令人讨厌的阴毒、残忍的小姑娘,但是你读到最后,又不禁对她发生几分悲悯,又知道她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不是偶然的,她一生下来就被亲生父母所抛弃,然后又成长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在星宿老怪的手下,那是一个尔虞我诈、谁坏谁能生存下来的环境,所以她变成那种乖戾的性情,很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性有一丝善良还是不能泯灭,当她发现萧峰打死阿朱时,她发现萧峰那么悲痛的时候,她一定是无意识地感到人间有一种真的东西存在,不管她有没有意识到,但从那一刻起,她深深爱上了萧峰,但是她不会用正常方式表达这个爱,她表达爱的方式是要把萧峰害死,要把他打残废了,让他永远留在她身边,但从这种变态中,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萧峰。她为什么那么迫害游坦之,因为游坦之曾经向萧峰扔过石灰包。当然游坦之也是一个非常惨的人,阿紫眼睛瞎了,这个写法也是非常妙的,这是一种象征,实际上是说阿紫在心理上是个盲人,她不辨善恶是非。这一开始实际上不是金庸写的,金庸写到这一段时,正好他要到欧洲去一趟,但报纸上要每天连载,他就请来倪匡代他写,但是说好了,回来要重新写,要改,所以倪匡非常得意,这是倪匡一生中最荣幸的事。倪匡在自己的客厅里挂了一幅对联就是吹嘘自己的,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后来金庸从欧洲回来,倪匡说:“对不起,我把阿紫的眼睛写瞎了。”金庸说不要紧,后来金庸修改了这一部分,但他保留了阿紫眼睛瞎的这一情节,但在这情节上变化出非常奇妙的东西,由眼睛瞎写到游坦之把自己的眼睛献出来,换给她,那么妙,到后来眼睛一再用,到了最后时,她居然又把眼睛挖出来还给游坦之,抱着萧峰的尸体堕下悬崖,完了游坦之也坠了下去。道家说:“道之所在,每况愈下”,在那些不正常的东西里能看到普遍的正常的东西,所以看金庸的小说你常常感到一种悲悯的情怀,你对好人也不是特崇敬,坏人对你来说也不是特痛恨。有时你想如果命运改变的话,人也可能不是这样,比如说李莫愁,李莫愁之所以那样做还不是因为情没有得到满足吗?还是因为情的不圆满,有时候我们想假如李莫愁的爱情圆满的话,她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我们看她抢郭襄那一段,她已经流露了善良的一面,这种种描写,都显示出把佛家思想融入到作品中的锻炼。金庸到北大时,我们曾当面问过他,“你对哪一家思想最感兴趣”,他说对佛家思想,他现在每天都在花一段时间读佛经。那么金庸写到最后,儒家道家佛家都写完了,到《鹿鼎记》时,他突然来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他把前边那些都推翻了,“世间诸侠皆了了,惟有小宝称独尊”。有人开始对《鹿鼎记》的发表不相信,问金庸这是你写的吗?这里面怎么没有侠?怎么越写韦小宝越厉害呢?这里面正是包含着金庸对中国文化的深深忧虑和批判,也就是这些侠都是写的理想,而在现实生活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清代之后,在现实生活中侠的精神已经日渐衰退。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崩溃,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韦小宝那样的人身居高位,韦小宝我们称他为不学有术,这样不学有术的人却很有招,了解人们心理,知道怎样搜刮钱财,知道怎样行贿赂,在社会的各个阶梯上,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韦小宝,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崩溃不灭亡?而像陈近南那样的人,下场那样惨,这是残酷的现实,也就是到韦小宝这里,金庸写到一个无侠的境界。韦小宝所有的招数,就是有几件宝贝,一把宝刀,一件宝衣,一个化尸粉,后来又学会了逃跑的办法,“神行百变”,但就这几件东西,却在现实生活中如鱼得水,这就是对社会的深深批判。《鹿鼎记》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绝妙的讽刺,就是在小说最后,中国几个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来拥戴韦小宝做皇帝,大学者认为只要韦小宝是汉人就比满人统治得好,就要拥戴他。这里面也包含着几大历史反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拥戴一个流氓似的人物做一个开国君主?所以《鹿鼎记》的背后有一个严肃的叹息,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到这里已经不能再写了,当然韦小宝作为主人公,不可能把他写得太坏,韦小宝这不对,那不对,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讲义气,不肯出卖朋友,因为这一点,你读韦小宝恨不起他来,就像韦小宝这样的人,到最后,他都不干了,韦小宝最后要退出江湖,他也忍受不下去了,就连一个无赖也忍受不了的社会,还能不发生太平天国、不发生义和团、不发生辛亥革命?所以说金庸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崩溃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红楼梦》有同样的深度。以上我们讲的是金庸小说的好处,至于缺点,我们今天就先不讲了。现场对话问:为什么说金庸的小说写得好?答:写得好,我讲几点,一个是创作态度严肃认真,金庸的小说作为一种畅销小说,一种连载小说,他写得非常认真,每天就写一小段,记着它。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写完《鹿鼎记》之后,在他声望达到顶峰时,他毅然封刀不写了。这个毅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不写了之后,他用十年时间来修改自己的作品,在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的年代,有几个作家能用十年时间修改自己的作品。在全部的文学史上能够用十年时间修改自己的作品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曹雪芹,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态度非常认真。第二点,金庸不是天生的,他是继承前人的。有人说,香港很奇怪,一方面是文化沙漠,怎么会有金庸这么一位艺术大师?这不是说香港文化很高雅?这不对,金庸不是香港文化的产物,金庸恰恰是大陆文化的产物,金庸的知识积累是在大陆完成的,金庸所受到的教育是““五四””以后的现代教育,在金庸小说中恰恰蕴含着深刻的“五四”精神,你读金庸的小说,虽然写的是武侠人物,但是思想和鲁迅是相通的,你看他写人的孤独的境界,写的像受伤的野兽一样长嚎,那都是鲁迅笔下常出现的意象,写人的孤独,人和社会的斗争,人的反封建精神,反礼教的精神,对国民性的批判。比如韦小宝这个人,他其实是对阿Q形象的一个继承。中国20世纪最具有概括性的形象是阿Q,但阿Q尽管挖掘得非常深,展开的却不够广,那么由于韦小宝这个人物的特殊身世,他走过全国各地,甚至走到俄罗斯去了,所以在韦小宝身上表现了更大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因而金庸的成就是继承“五四”新文学的精神。第二个是继承了从唐传奇以来的中国武侠小说传统。比如说到40年代时,中国的武侠小说水平已经很高,出现了几大家,像还珠楼主、白羽、朱贞木、王度庐,他们在不同的方面把武侠小说提升到一个新的程度,后来新派武侠小说完成了一个综合的任务,所以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除了继承前人之外,金庸还继承了其他方面的东西,在里面可以读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可以读到其他艺术的影响,比如我们在金庸小说中常看到一些话剧的场面,电影的场面。古龙小说是更多运用电影镜头,而金庸小说更多运用的是话剧场面。比如他经常有隔壁戏,比如郭靖和黄蓉在隔壁疗伤,这边有人在演着一场戏,那边听着就像话剧舞台一样,这和金庸早年从事编剧工作有关。早年他在长城影业做编剧,那时笔名叫林欢,写什么《王老五抢亲》,所以金庸小说从这几个方面支撑了自己的存在,才能达到比较高的艺术成就。我希望大家读金庸还是从自身的生命感悟入手,能够感动你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能够长期感动你的作品,那是能够留在文学史上的。当然我们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不一定要来读金庸,我知道有些人他更喜欢古龙,个人性情不一样。金庸的小说就像佛法所讲的一样,看你自己的修行如何,你修行得好,就能拿走好的东西,就像你到我家来搬黄金,你有多大体力,你就能背走多少黄金,所以我们说各个层次的人都可以谈论金庸,政治家、科学家、学者、初学文字的人都能谈论金庸,谈的不一样,我希望我们的大学生能从中悟出自己的人生境界、人生哲理。大家将来都是从事电视工作的人,我们的文化界、影视界,其实也就是一个江湖,读金庸小说就能够帮助你很好地行走在险恶的江湖之上,把握好人生之舵。问:如果如你所说金庸小说达到一个不可跨越的境界,那么后世的武侠小说你认为该如何去写?答:这也是我思考的问题,我在不断看新写的武侠小说,比如看温瑞安的,他号称超级的武侠小说家,但我看了之后,觉得语言上是比古龙更华丽,更流畅,但是境界好像还不如古龙;现在我又读黄易的,我觉得黄易的奇思怪想倒是很多,但境界上也达不到。我认为像金庸这样的人,不是说想超越就超越,恐怕是像孟子所说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人。因而文化问题不能着急,不像自然科学,一个巨人站在一个巨人肩膀上就行了,文化问题往往几百年才解决一下子。问:我是金庸铁杆崇拜者,你怎样看待东方文化与西方戏剧对金庸的影响,你认为金庸在各方面都超过国学大师钱钟书吗?答:这个不一样,钱钟书先生主要是个学者,在做学问方面,金庸肯定不如钱钟书了,这是两个工作,是不能相比的,各有各的特长。西方戏剧对金庸小说影响刚才我谈到了;东方传统文化对金庸显然影响很大,刚才我谈到了儒释道几个方面,不光是这几个方面,金庸小说广泛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琴棋书画,星相医卜,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比如黄蓉给洪七公做的那两道菜,那是没法翻译成英语的,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一道菜叫好俅汤,还有一道叫二十四桥明月夜。那菜太绝了,这里面包含着多么丰富的中国传统啊,怎么叫那些拼音文字的国民来读懂,所以梁羽生先生说,武侠小说写不好就是没有丰富的学术修养。问:如今金庸已落户杭州,你是否有前去拜访煮酒论英雄的意思?金庸在其妻子去世之后,国学思想大盛,见于几部小说之中,请问你如何看待?答:我与金庸先生比,完全属于小晚辈。我的导师严家炎先生和金庸先生是很好的朋友,经常有来往。我觉得和大侠没有必要过多谈话,你可以从作品中读到一个人真实的心理,因为现实生活中谈话受各种局限,往往要谦虚、要客套,反而不如读作品,读作品更能知道他想什么。金庸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名气太大了,而且由于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比如说佛学思想大盛,思想很深刻,同时他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还是政治家,政治方面又有很大的成就。我们知道,现在的《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就是金庸,他是为人民造福的一个人,非常了不起。当年他起草《香港基本法》时,有人议论他,说他有个人目的,企图当首任香港行政长官,但金庸用自己的行动给了他们最好的回答。香港回归了,金庸先生功成身退,就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然后潇洒而去,就像你说的“落户杭城”,这就是所谓的大侠!问:对于金庸,在50年代初到北京,文革中间以及1978年后的政治观,你是褒是贬?答:这无所谓褒贬,我只能说他应付从容,我们知道金庸办的《明报》早期是右派的,观点是“右倾”的,这“右倾”不一定是错误的,比如他批评“文革”,他很早就看出了“文革”的动态。他每天写一篇社评,一辈子写了一万多篇社论,他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的社评家。在“文革”时,香港也有红卫兵,也有左派,他们的左派都把几个人列入黑名单了,金庸也是其中之一。金庸在大风大浪中也过来了,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和大陆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作为一个政治家,金庸也是成功的,这样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是非常难得的。问:金庸小说多女嫁一男,韦小宝的结局是不是老男人的色情梦?答: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有人说了,为什么韦小宝这个男人娶了七个女人,很多人用这个问题来批评金庸,说他歧视妇女,婚姻观落后,我说这是误读了金庸先生。韦小宝这个形象在金庸笔下是正面的吗?金庸肯定他的结局吗?恰恰不是,金庸恰恰是讽刺韦小宝,是否定他的结局的。在金庸的很多作品里,英雄人物只要是多女嫁一男,都是不甚完美的,即使张无忌的结局,仍是一个烦恼的结局,仍然是一个有困惑的结局,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最爱谁。而恰恰在一个不懂爱情的韦小宝身上,他竟然娶了七个老婆,表面上看来还幸福,其实不是这样,一个人占有了什么,就表示拥有它吗?其实不是这样,韦小宝有这七个女人,其实就像是有七件值钱的东西一样,韦小宝什么都有了,但有一点他天生就被割掉了,就是他没有爱情,他从来就不懂什么是爱情,因为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没有爱情的环境里,他眼中只有交易,他走到任何一个美的地方,都要和他童年的环境比一比,他走到皇宫内院都说“好大一座妓院”。女人在他眼中实际不过是值钱的东西而已,他对她们不懂得爱情,而且他的几个女人对韦小宝的感情也很难说是爱情,基本上不是。有的是为了有食,有的是为了耻辱,对他最好的是双儿了,但双儿是金庸笔下描写最好的一个奴隶。在双儿身上有对中国文化深刻的批判,就是说,只要是你的主子,不管他多么无赖都要忠心耿耿,丝毫没有个人的思想。那么我知道,有很多男人羡慕韦小宝,梦想双儿,这样的读者应该做一下反思,其实韦小宝是不幸福的,韦小宝是反面形象。问:金庸小说都是男人的世界,哪个女性形象最鲜明可爱?答: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我很难说出来哪个最鲜明可爱,只能说有一群,有那么十来个,都是写得非常好的,但这十来个里面,没有一个是韦小宝的家属。比如在《鹿鼎记》里,韦小宝最喜欢的是阿珂,但阿珂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爱的,没有烟火,一身死人气。我认为《鹿鼎记》里最好的人物是陈圆圆,她给韦小宝弹奏《圆圆曲》,那一段包含了无尽的人世沧桑,那是韦小宝所不能领略的,给韦小宝弹《圆圆曲》真像老牛吃牡丹。金庸小说的人物都是极度的恶与极度的美相结合的人物,是让人感到怪的缘由之一,他写出了人世间种种的极端。比如“天龙八部”本身就是个佛家的词汇,人间芸芸众生就像佛教中所写的“天龙八部”一样,各有各的痛苦。《天龙八部》写了各种痛苦的来源,就是人类的贪、嗔、痴,每个人都有一个欲望,欲望使他们产生了痛苦。比如萧峰为什么痛苦?他有好的欲望,好的欲望也是让人痛苦的,他要复仇,他要天下苍生和平,他要对得起阿朱等等。还有慕容复,本来凭他的才华可以成为非常幸福的人,可当西夏公主问他“你在什么地方最快乐”时,他却一怔,没有回答上来,他这一辈子没有快活过,他日日夜夜梦想做皇帝,可最后,在身边的美人他放弃了。最后写得太好了,是段誉挽着王语嫣从坟头经过,慕容复坐在坟头上带着一个纸冠,几个小孩对他山呼“万岁”。写得何等凄惨!是人的欲望造成了人的苦。问:韦小宝不可爱吗?据我所知金庸非常喜欢这个小家伙。答:金庸讲过韦小宝非常可爱,这可爱是讲抛开他那些坏的东西,是讲韦小宝在那个社会中长大,仍然保留了讲义气这一点。韦小宝确实有非常可爱的地方,有的地方甚至催人泪下,就是在通吃岛上接到康熙给他的信的时候,给他画了六幅画,那六幅画充分表达了两个人之间一种兄弟般的情谊,而不是君臣之义。因为他们两人从小一块摔跤长大,那是人间真情,所有感人的地方都是真情流露的地方,可是人长大之后就不能再有这种真情,就隔阂了,就用君臣之义代替这些了,想到了这些时韦小宝心里也会很失落的。问:金庸曾说过若选妻子,他选任盈盈,若选朋友他选郭襄,对这两人你怎么看?答:这是金庸在《青年报》上说的,其实这到底是不是金庸的想法我不知道,因为金庸在其他场合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我个人觉得任盈盈并没什么可爱的,这个人物我觉得写得并不成功,很模糊,在《笑傲江湖》中她不如岳灵珊写得好、写得那么感人。郭襄这个人物写得好,非常有生活基础,这个人非常有个性。问:金庸作品或多或少游离于现实之外,缺少批判性,更像成人童话,由于这方面的缺憾能否与鲁迅、曹禺、巴金并驾齐驱?答:成人的童话据说是从华罗庚那儿得来的,这个评价是正面的,已经抬高了对武侠小说的评价,但我觉得还不止如此,金庸小说还不仅仅可以当做童话来看。如果说其他武侠小说可以当做童话来看的话,金庸的小说就可以当成现实的小说来看,因为一切作品不论你直接写现实题材也好,写历史题材、写武侠也好,它都是虚拟的,故事都是虚拟的,关键是它的本质,它的情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纪实文学,它也和原来所记述的实事相差很远了。关键艺术的真实是在于本质真实,为什么许多纪实文学不能流传呢?就因为它不是反映了生活的本质,而虚构了的东西却能反映生活本质。比如同样是写茫茫林海、冰天雪地,我们找一个优秀的作品比较一下,比如《雪山飞狐》和《林海雪原》相比,《林海雪原》是真事,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解放军在东北剿匪的斗争,也是很优秀的,这个作品也可以保留在文学史上;但《雪山飞狐》对人性的挖掘应该是更深刻的,对人的英雄精神的弘扬,不次于《林海雪原》。这个方面和题材没有多大的关系。至于他和其他几个作家相比,很难比,我知道有的人为小说家、作家排座次,我觉得这不聪明,因为文学艺术,它不像梁山泊好汉,像《隋唐演义》可以排座次,太机械了,不好排,怎么排?因为它不能比,金庸和鲁迅怎么比?鲁迅的认识和思想要比金庸深刻得多,但是鲁迅毕竟没有长篇小说,你没有长篇小说,便也没有可比性。跟曹禺也没法比,曹禺是写戏剧的。跟老舍也不一样,老舍是写北京的,你用老舍的标准,那老舍就高了,但你用金庸的标准,那老舍就不行。但是,老舍也写过非常好的武侠小说,老舍有一个非常好的短篇小说叫《断魂枪》,那个写出了侠的孤独悲凉的境界来了,写侠在现代社会的一种沦落,《断魂枪》这篇小说是非常好的。问:你认为金庸小说是人类战争思想在和平时期的表现吗?答:开始我讲到在原子弹时代,武侠小说却这么繁荣,这和人在高科技时代生活方式改变是有关的。因为科技越发展,就显得人越来越无能,人开始对自身的能力产生怀疑。比如现在没有战争了,人为什么对运动会发生了兴趣,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看足球,爱看奥运会,为什么对破纪录那么重视,为什么提高0.01秒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标志着对人的极限的突破。尽管有人总是不断预言什么什么纪录到什么时候就打不破了,但人们总存在幻想,说应该能打破,实际上纪录不断地被打破,那么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幻想,人体,它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在这样的时代产生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受欢迎,这和人对自身力量的追寻有关系。问:金庸小说中你最推崇的是哪部?答:我最推崇的有两部,一个是《天龙八部》,一是《鹿鼎记》,其他小说也很好,我也很推崇,我认为金庸最差的小说在整个文学园林中也是在三流以上的,他最好的小说几乎是无法比的。比如你拿金庸的《天龙八部》可以和《战争与和平》比一比,无论规模、深度我认为都不次于后者,《战争与和平》我读的时候,觉得很多段落写得很松懈,对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挖掘也没有这么深刻,最起码是差不多的。问:你对东方不败这个人物有什么看法?答:东方不败也是个很好的形象,这个形象的象征力,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之大,写得非常好。有人说,东方不败影射某某人,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还没有人能变态到那样程度。但是他会写到一个人到了非常高的一种境界之后,容易产生的悲剧,到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时候,人为了追求一种功夫,功夫是什么?功夫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征服能力,一个人特别追求这种征服世界的能力,没有其他东西辅佐和配合,没有德和人格来配合的时候,容易出现东方不败和任我行这样的人物。东方不败这个具体的人物还是有点可爱的,就是他为什么而死?是为情而死。他最后是因为关心,他如果不关心的话,他最后会取胜的,即使三大高手围攻他,他也会胜的,但是后来任盈盈巧妙地利用了他的情。人其实是很残酷的,一个人对感情忠贞本来是好事,但恰恰被敌人所利用,因为最后忠于爱情的人全部被淘汰掉。问:侠,既为动人之根本,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境界,使人沉湎其中?答:我们说现代社会侠的精神在沦落,但并不是说它荡然无存了。在我们的社会上有光明的东西,每时每刻,每天都有好人好事在发生,只不过这些好人好事不受重视,遭人曲解,甚至做好事反而倒霉。这样的发展是我们所担心、所忧虑的,而并不是社会生活中就没有侠了,如果一点都没了,那么今天我干脆就不到这儿来讲了,就是说还是有的,这个多和少和整个社会有多少比例的人重视它,是有关系的。过去我们常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沦丧,我对资本主义了解不多,但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我觉得许多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个人修养非常好,我不是崇洋媚外,我看许多亚洲国家的人修养不好,欧洲国家的留学生修养是非常好的,不求名、不求利,有帮助别人的精神。我看到在留学生楼门前马路上有一块砖头,中国学生走过没有人关心,绕过去了,有一个欧洲留学生从这儿走,没人注意他,他弯下腰捡起来,放到墙边去,走开了。在他来看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心里可能连想也没想,这是一种习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明的习惯,一种为他人着想的习惯,我想,这就是很细微处的一个小小的侠的体现。那么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一定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必然联系,在于人们的认识,在于人们的觉悟。问:为什么金庸小说男主人公大多百毒不侵、百险不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答:这个是金庸小说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武侠小说本质上是浪漫小说,和西方骑士小说一样,整体上是浪漫主义的。在这整体的浪漫主义体系中,金庸的小说是现实的,是具有写实化倾向的。他写一个人既然是主要人物就不能让他中途死去,如果让他中途死去,小说就要从另一方面下笔,比如胡一刀,就涉及到小说的叙述问题,但它并不是说英雄可以永远不死,没有这个逻辑,就像英雄永远不败。问:比较金庸与古龙,谈一下金庸小说的缺点?答:我觉得金庸小说怎么读都可以,你从方方面面读都可以,它是说不尽的,金庸实际上有说不尽的话题,永远可以说下去。至于比较金庸与古龙,在认识上,在很多方面上两人所达到的水平是差不多的。在某些方面古龙甚至比金庸走得更远,比如古龙对社会的痛恨程度,对贪官污吏的痛恨程度,对人间冷暖的感叹。古龙由于生活的不幸,他不如金庸这么幸福,金庸其实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他仍然是关心那些不幸的人;古龙是自己就生活不幸,所以他更充满了愤恨,在这个方面两个人是差不多的,但是在具体的笔力上,在艺术功底上,由于金庸受过很完整的现代教育,知识结构比较丰富,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古龙也有一定的修养,但是不如梁羽生和金庸,所以他走另一条路子,他写很奇怪的东西,扬长避短,不写自己不擅长的描绘。古龙善于写名言警句,古龙的作品都是由大量的名言警句构成的,而且由于他要多赚钱,他的文字排列方式,一看就是商业排列方式,一个字是一行,三个字也是一行,所以读古龙小说很快。这种方式一开始很奇怪,但是一个小说光靠方式是支撑不起来的,最后在整体的气魄上好像他比不上金庸。金庸小说由于是连载,尽管修改了十年,仍然有许多读者给他指出缺点,在一些不很重要的情节上还是有漏洞的。据说金庸先生还要修改他的作品,我个人以为,保留点缺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永远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情。问:金庸几部小说中的联系是成是败,是否适合读者的口味?还有赵敏这样的人怎么会爱上张无忌?答:金庸有几部小说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射雕三部曲,有些人物是相互搭配的,这不是金庸的发明,这在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作家各个作品人物互相呼应,这叫连环格局,整个的作品构成一个系列,比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他还有一些作品是与“蜀山剑侠”有关的,构成一个“蜀山系列”,这是一种小说描写的进步,这样使整个创作更加体系化。这不仅是金庸一个人这样做,其他作家也这样做,而且,这些武侠小说作家之间他们自身就是相互呼应的,比如金庸和梁羽生,把少林寺写成天下武林正宗之后,以后任何一个武侠小说作家都没法推翻这个结论,不管什么武侠小说,它的第一人物可能不是少林寺的,但是天下武学的正宗,平均实力最高的,还是少林寺,最后找来找去还是找到少林寺,少林寺成了一个象征。赵敏爱上张无忌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张无忌除了武功高超以外,就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优柔寡断,没什么英雄胆略。我们平常就是这样,没什么能耐,虽然专业上本领很好,但是经常遭受女人的骗,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有些女性,非常聪明的女性,非常有本事的女性却偏偏爱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使她有安全感,她可以操纵他于掌上。问: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你最喜欢哪个?答:我个人最喜欢萧峰。问: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似乎天生具有侠肝义胆,你被称为关东大侠,作为一介书生,你理解武侠小说,是否包含你对现实的看法,你是否想过钻入武学桃花岛中,做一个大侠?答:我并不是专门研究武侠小说的,我自己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就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中包含武侠小说这一块,这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之内,我的工作职责使我有必要来研究它,特别是现在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千百万大众所关心的东西,专业工作者有理由做出自己的研究和解释,否则是一种失职。当然除了个人工作需要之外,从我个人的性格上讲,我很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并不是所有的武侠小说,虽然当初读了很多,那时不辨良莠。现在,我除了工作之外,让我自己读,我还是读金庸,因为它和现实的生活太密切了。什么叫社会,社会其实就是江湖,现在人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哪是江湖?并不是在社会之外另造一个地方。什么叫桃花岛?桃花岛就是我们每个学校,就是远离热闹地方的一个地方,虽然远离,但是正好可以练一种高深的武功,将来好去横行中原。问:金庸小说中武功起名的缘由的境界是什么?答:刚才我讲到金庸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包含中国文化,其中就包括这些武功的名称,这些武功的名称包含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哲学思想,像降龙十八掌就是从中国的《易经》中来的,无法翻译;玉女心经,也无法翻译;黯然销魂掌如果没有丰富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也没法翻,因为它包含着人物的性格。杨过为什么一打黯然销魂掌时就威力无比?而且心情快乐时还不能打,必须是想念小龙女时打才行,这都包含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问:谈谈金庸个人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答:这是个大问题了,就是作家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金庸早年是个武侠小说迷,本身喜欢读武侠小说,他和梁羽生在《大公报》时,每天他们俩就是下围棋,谈武侠,就是像我们现代大学生一样。梁羽生本名叫陈文统,为什么叫梁羽生呢?因为他崇拜白羽,后来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写了武侠小说,就是在澳门有一场武术比赛,非常简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太极派的掌门人一拳把白鹤派的掌门人鼻子打出血了,然后比武结束。但是这么一个小的擂台比赛,却给报纸很大的启示,《大公报》反应非常快,马上宣布,本报第二天开始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梁羽生这时还不知怎么回事呢,然后报社马上就让他写,写得很受欢迎。后来又让金庸写,这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原来并不想做这个,他原来做编剧,后来一写,一发而不可收,就写下去了。他一写下去,自身的性格、兴趣、经历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我看一本传记,他说金庸笔下写了那么多花旦,那么多女性,从中可以看出金庸对女性的偏爱来,有的人经过分析,据说金庸年轻时,他追求过夏梦而不得手,因为那时夏梦是大明星,是香港一流的影星,而金庸只不过是一个小编剧,一个毛头小伙子,看不上他,他可能把这种利弊都转移到笔下的形象上,但是金庸本人是不承认这个说法的,因为金庸现在的夫人比他小20多岁。那么后来金庸的作品越来越能看到与本人经历的关系,虽然写的是虚构的故事,但是那个境界,你看为什么“文革”时他写个人崇拜问题,写专制集团的问题,写“山呼万岁”的问题,他写了多少这些方面的问题,东方不败、任我行是一个例子,日月神教是一个例子,洪教主是一个例子,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星宿老怪是一个例子,溜须拍马,歌功颂德,这样的集团他写了不少,这都和他现实的观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金庸虽然写武侠,但是把现实的东西融和进去,这样又不至于很局限、很具体,又超越了具体的写实小说。(本人在各高校所作金庸小说讲座基本上大同小异,特选北广一场,取其比较全面且对话有代表性也。本文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透视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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