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觉得谁能对我说一个道理,汪若海说

日期:2019-09-04编辑作者:言情

何大队看着城市,什么都没有说,就是那么看着。微弱的光线下,我看见他的脸色复杂。或者说,确实是痛心。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是士兵,只知道服从命令。何况,是何大队跟我们一起去。很久很久,何大队才缓缓说:“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清理门户。”该怎么讲这个故事?我真的是犹豫了半天,虽然我决定不写不行,但是还是犹豫——肯定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我还是要写,不能不写啊?!我不能让这件事情真的跟我进了地狱啊(我知道我没有上天堂的命),那样我就不是内疚的问题了——毕竟,那一枪是我开的。他是死在我手上的。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按照有关原则,密级早就可以撤销了——何况这件事情还真的没有什么密级,只是不对外公布而已;何大队所说的按照泄密处理也是针对狗头大队的范围说的,我现在说也确实不犯规。但是我是真的不想给自己招惹一身是非的人。所以我会犹豫啊?我只希望大家好好的反思一下关于一些民族心理的问题。真的,我就是个人荣辱其实都是扯淡的事情了——不至于牢狱之灾,因为这种小事真的不算是个什么蛋子事情,何况还是写在小说里面不能成为什么证据——那写惊险小说的就都别写了干脆都改言情绝对保险——所谓的个人荣辱,就是一定会引发大量的争论,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要我说,还是真的和政治无关。是整个东方民族的问题,我说的是整个的。唉,就是争论就争论吧,如果我小庄豁出去自己的荣辱被人骂个狗血喷头——其实在前面的段落你们应该十分的了解我的写作风格了,绝对的小心翼翼,但是这个段落你怎么写都是一堆事情——只要这种劣根能够引起大家的一点点反思,我算个蛋子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压在心头的难道是虚幻吗?呵呵,你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我说过了,这是小说。直升机在省城上空飞翔,降落在一个工厂的停车场。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工厂,我进城本来就少的可怜,何况一进去就在军区总院扎着不出来。我就透过舷窗看见外面到处都是警车的海洋,就围着工厂的办公楼。何大队就下去,我们在上面等着。然后就看见何大队在和几个警察说什么——顺便说一下,警衔我至今认不全,就是觉得麻烦看不明白——然后就一挥手,狗头高中队就下去。他们还在说什么。我们弟兄就在上面等。当时心里已经差不多知道了——地方公安遇到硬碴子了,收拾不了找我们。我们那帮子学生——就是特警队也在现场,但是我看见他们已经有人挂花了正在包扎。没有什么枪声,但是救护车在来来往往。我就知道刚才有一场恶战啊!看上去真的是有不少警察挂花——有没有牺牲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不会跟我们小兵通报。何大队一挥手我们就下去迅速列队。何大队看着我们,很严肃:“目标——一个疑犯,持有79微冲一支,77手枪一把,弹药不确定,并在身上绑缚TNT炸药块,电子触发雷管。劫持人质7名,就在那个三楼!——有没有信心?!”“有!”我们齐声吼啊——绝对是有信心啊!1个人算个蛋子啊?!我还以为有多少呢?!何大队还是担心的看着我们,不下命令。他又转身看大楼。我不知道他在犹豫什么?!——这种简单的小科目练了几百遍都不止了啊?!就是野外住训的时候,逮着附近部队的兵楼办公楼机场什么的也是抽个时间狠造啊?有时候扮演“恐怖分子”有时候又是反恐怖部队——“恐怖分子”这个词是开玩笑啊!意思就是渗透破坏啊别给想歪了啊!——为了提高0.5秒我们可以练10遍20遍,绝对的快准狠啊!但是何大队真的在犹豫。他就那么看着大楼。狗头高中队不敢说话,他个孙子敢说什么啊?他就是在握着自己的手枪把,在想什么——我当时就想喷,哎呀呀这孙子也会思考啊?!何大队看了半天,就说:“还是我跟他谈谈吧。”一个警官就说:“算了吧,我们跟他谈的,他都开枪了。”“我去跟他谈,好吗?”何大队客气的说,毕竟这是人家的地头啊。几个警官想想,但是不敢下决定。“我去和他谈——给我一次机会。”何大队缓缓的说,谁都能听出来他话里的沉重和心痛:“他毕竟是我的兵。”我当时脑子就蒙了!“我的兵”?!“清理门户”?!——我操!不会是我们狗头大队的哪个小子胡闹吧?!这他妈的可玩大发了啊!——但是转念一想又不是啊,我们大队就那么屁大点院子,看的死死的谁也出不去啊?!就是有这种操蛋的我们也马上就追捕啊?!——特勤队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从许逊家吃过午饭出来,把金打发走了,然后在路边公用电话亭给汪若海打了个电话,他妈说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至今没回来。我挂了电话,往前走进一个地铁站。中午,地铁站里乘客不多,我独自在站台的休息椅上坐了很长时间,确久整个站台队季我和服务员没有两边来车都不上的闲人,才乘上一趟列车回家,我知道我有点瞎耽误工夫,我倒不是天真地想甩什么盯梢的,我知道公安局的法力无边,要叫他们黑上了,那就是天罗地网。我只是想判断一下局势,如果他们现在没跟我,那说明我还能活几天。 我在我家那站地铁下了车,一下车就看见站台对面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在望着我。 我站住朝他笑,他也露出笑容。站起来大步穿过人流向我走来。 “等我呐?” “等你一上午了。”我们一起往站外走,汪若海说:“你去哪儿了?” “一个饭庄开业,让我给题词。” “噢,你现在学会写字了。”汪若海没注意到我在开玩笑皱着眉头说。 “咱多少年没见面了?”我歪头看着汪若海说,“我还以为你已经烂在狱里了呢?” “刚上来。”汪若海勉强笑。他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嘻嘻哈哈的汪若海,长时间的服刑使他变得相当苍老,精神也很萎靡。当我们从地铁站上来走在街上时,我看到他对嘈杂的人群和车流露出不惯和惊惧,这使他步僵硬。 “你知道吗?高洋死了?”在路上,他急促地问我。 “对西知道呵。”我说,“怎么死的?自个把自个拳头吞下去了?” “公安局没找你?” “没有。”我说,“这事我一点没听说。” “被人杀死的。”汪若海说,“他们昨天来找我了,主要是打听你,问咱们刚复员那会儿的事,说是那时候出的事。” “这意思是哥们儿把他杀了。”我边上楼边掏钥匙。 “有这意思。”汪若海跟在我后面,边上楼边说,“我对他们说他们一定搞错了。” “怎么讲?”我停下用钥匙开门,打开门请汪若海进去。家里静悄悄地没动静,那对男女大概出去了。电话铃在响,我不接也就沉寂了。“那么说你知道是谁干的?” “那倒不是。”汪若海坐下环视着屋内陈设说,“你家倒还是老样了。”然后看着我。 “那倒不是,你不具备那种素质,戊指杀伐果断豁得出去不计后果的鳃劲儿,别人杀你倒可能,你不会去杀别人,不管把你逼到什么份儿上……杀人也需要一种气概。” 我笑,在汪若海对面坐下:“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汪若海惊毫地望着我:“你以为这是好玩事么?这风头你还是别争着出吧。” 我递给汪若海一支烟,自己点上一支,得意洋洋地说: “可现在看来,只有我有谁会杀高洋,在咱们这伙里。” 汪若海笑了,挺有趣地看着我:“你真是变了,看来我关了这么多年是被关傻了作怎么着?现在杀人是时髦了?” “你怎么就知道我杀不了人?” “噢,自尊心还是那么强。”汪若海看看别处,又掉回头看我。“那么你为什么杀他呀?” “钱呗。”我笑着说,“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理由了。” 汪若海犹疑地看着我,半天没说话。“你都知道了?”他问我。 我点点头,含笑不语。 汪若海皱着眉头审视我,片刻,试探地说:“你在开玩笑对吗?” 我绷不住,乐了:“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什么?我就记得我跟你们去了趟南边,玩得挺开心,可突然事过十年有人来对我说当时杀了个人!我都傻了,我根本想不起当时的事了。就是有人说我篡党夺权我也只好认了。” “你真的想不起来咱们都干了些什么?”汪若海明显松了口气。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只记得咱们当时在吃在喝在搞女人,后来烟消云散,高洋走了你们走了我也走了。” “是这样。”汪若海笑着说,“咱们当时也就是奢了一炮,这个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但我又想。”我看着汪若海说,“也许这吃呀喝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也许在这些表面现象的遮掩下我们还干了些别的什么,我们其实干的不止是吃喝。警察有一句话问得好,‘你们当时的钱是哪儿来的?’是呵,咱们都是穷光蛋,怎么突然阔气了来?据我所知,咱们刚到南方时每以兜里也就是那一点复员费。” “这么说警察找过你。” “找过。”我使劲点头。“我这么大的嫌疑犯他们能不来找吗?找是轻的,不定哪天李王和的手铐脚镣就戴我身上了。还有……” 我站起来,把书架旁挂着的那个银灰色的合成革女式挎包摘下来,倒出里面的化妆盒,镜子卫生纸和发夹等其它零碎。 “这包是从哪儿来的?挂我这儿有十年了,毫无疑问这是个女人的,可她人呢?为什么把包扔在这儿人却不见了?不瞒你说,这包里原来还有一些钱,被我花了。”我坐下来,“这女人是谁?我一点也不起来,既记不起她的模样又想不起她是怎么把包留在这儿的。应该曾经和我关系很密切,可我问过所有认识的女人她们都说包不是她们的。总不至于是抢来的吧?” “别把自己往坏处想。”汪若海说,“你不想别人已经常常把你当坏了。” “这个包总叫我感觉和过去的什么难以告人的事联着。” 我看着桌上的包说,“一看到这个包我就感到惶惑不安,就象笼罩在雾里,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了,自己也闹不清自己从前干过什么了。” 我盯着汪若海:“你说呢?当时我们到底还干了些什么?是不是仅仅吃了一些蛇,喝一些酒精?” “我是这样而你不是。”汪若海笑着说,“你还干了些别的,你主要是在干别的。” “是刑法规定不许干的那些事的哪一种?” “谈恋爱。”汪若海笑,“可以按流氓罪类推予以惩处的那咱当时你在谈恋爱,爱的死去活来,每天早出晚归自言自语爱得脸蛋红扑扑的,还一个劲儿向你们保密赌咒发誓只是玩玩,其实动了情全当别人是傻子。” “我还有这事呢?”我脸红地笑。 “你有,而且你还特古典,每天写情书什么的,经常提一些天上的星星人间万物之类的借物咏声,那美好的抒情能麻死个人。” “惭愧惭愧。”我笑着问汪若海,“那女的是谁?是不是绝代佳人?” “女的说实在也就家常。”汪若海说,“实在不怎么的,也不知你看上她哪点了?当时我们觉得你可能是在革命洪炉中素狠了,不忌油腻,更细的我也说不上来,因为你才样不让我们见她。那时你纯洁,我不好意思,而且你还挺拿这当事,我们开你几句玩笑你时不时犯急。我只记得那女的老背一个灰包,是不是这具不好说,当时这种包俏,差不多是个女的就背一个。”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我笑着说,“那会儿好象是有一个女的老跟在我屁股后边。” “你说反了吧?” “甭管谁跟谁了吧,反正我记得那女的没你说的那么惨,有几分姿色,不光我,你们全跟狼似地追着人家。” “我闪全跟见了狼似地躲着她。” “别客气别客气。”我兴奋地说,“我好象想起来了。”我掀开化妆盒,拿出一只口红,从旧相拽过来一张报纸,草草地画了个女人嘴脸,举起给汪若海看。“是不是这型的、额头比较高,嘴比较在,眼睛有一人多深。” “你搞昏了。汪若海平静地说,”你那个‘情儿’和这正相反,是个比较扁平的华人。“ “没错。”我扬手把纸一扔。“这我比你清楚,漂亮,侦破改言情了——你知不知道后来我们为什么,嗯,分手了?” “不知道,”汪若海闷闷不乐地说,“我认为你们从来就没好过。” “不可能,肯定是我把她甩了。我越发地想起来了,那姑娘是挺迷人,我干吗把她甩了呢?年轻时净干傻事。你还记得她叫什么住哪儿?” “干吗?”汪若海吓了一跳,“你还打算找她?” “嗯,”我一本正经的说,“一来我们两口子叙叙旧感慨感慨;二来没准她能说得出我那七天在哪儿?十有八九我是跟她在一起。你不是说我当时特爱她吗?” “我可没说你爱她,我是说你爱你的扁平羞。” “谁的扁平忧?你这么称呼我爱人我可不高兴,说吧,你还记不记得她说什么?” “不知道。”汪若海说,“一概不知——真的不知道,不蒙你。” 这时,门一声响,那对男女风尘仆仆地外出回来。他们见我在家又讲来客气一番,我也客气地对他们说这是在我自己家咱们每天见面就不用老请安了。北京人也不全是旗人。那对男对自去梳洗休息后,我和汪若海又说起高洋的事,提到最后一次吃饭汪若海说: “你当时饭后确实没跟我们一起走,这点我和许逊的记忆一样。我总记得咱们那次吃饭是七个人,可你说的有个穿条格衬衫的人我也有印象。他老跟咱们在一起,好象是高洋带来的,后来就不见了。这人挺阴的,跟谁都不太说话。你在药店上班寻会儿,那七天去了哪儿?说实话,我不清楚也可能哪儿也没去扎一娘儿们窝儿里闷了七天,但也的确有人说那阵儿在昆明一个什么饭店登记住宿时看到你和高洋的名字。她去你们住的房间找过你们,见着了高洋没见到你,说你成心躲看不见她,明明卫生间里有人,高洋却骗她你上街了。她靠近生气,跟我说时还带着气。说你顶没劲,好像特怕全世界的女的一见就要跟你结约,其实全世界的女的除了中国农村的柴禾妞儿和非洲的土著妇女外没人和你结婚。” 我笑。“乔乔现在还在老地方卖糕点吗?” “不知道。”汪若海说,“我这么多年与世隔绝早不知谁是谁了。我最后一次听见她声儿是在‘炮局’,她在隔壁预审室里嚷,假装受了冤枉,听说公安局早想收拾找不着茬儿,逮着一件小事把她教养了。” “教养的话,这么些年也该出来了。” “谁知道她有没有接着犯事。反正我是没她消息。这种人我也是不敢沾了,就是大街上碰见我也避远远的。” “我陪你。”我笑嘻嘻地又递给汪若海一支烟。“当年你是怎么折的?大家都说你入室抢劫,也有人说你倒红宝石,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说起来我也够冤的。“汪若海笑笑说,”哪来的入室抢劫呀更甭说红宝石了,有红宝石我自个不留着呢。我就是到一个认识的港客房里聊天,临走顺了他一皮包,没想到正赶上宾馆清查,都走出走廊了被人堵了回来,包里就区区几千港币耽误了我八年。正赶上打击,也他妈不讲理,胡判,我最近正准备找他们给我平反呢?“ “我听人家可不是这么说的。”我笑着看着汪若海。“说你拿着颗大个红宝石满世界晃人,被连人带物一齐拎住,那红宝石是国宝,原来镶在你奶奶的缎子小鞋上,你奶奶是宫女,你爷爷是太监,民国初年两口了私奔时从宫里盗出来的。” “别扯淡了,我爷爷是太监有我吧?” “真的真的,你爷爷要不是太监就是清朝的八三四一。人家说要不也判不了你那么重,关键你太黑心,卖石头就卖石头还反搭鞋,说你奶奶那小臭鞋也是文物张口要一万。国家特生气,嫌你给国家丢份,全世界也没这么下作的倒爷。那小臭鞋要让洋人摆进博物馆咱全体炎黄子孙脸上都没光。你正犯的是危害民国罪,台湾逮着你也得判。” 汪若海笑:“你这么些年就练嘴皮子了吧?” “还有一颗呢?你奶奶有两只脚,石头也应该有两块,咱们天朝不是一向讲究个对称么。” “还有三颗,我奶奶是四只脚。” 夜里,我在粉下摆弄着那只灰色皮包里的物件,我试着把夹子往头上别,头发太短,夹子一次次滑下来。我打开化妆盒,走到穿衣镜前往自己脸上补妆。我把眼圈四周涂满青蓝色的眼影。使自己的眼睛像熊猫似的深邃,我又将鼻翼两侧搽了些红,然后用口红勾勒了一张大大的嘴,我对着镜子笑了像蚌开壳,如此照猫画虎我对我的意中人的形象更有把握了。我价值下找出旧通讯录翻看。通讯录上每页都是密密麻麻写着各色人名和电话号码,有些人名我还能依稀想起是我什么时期的朋友长得什么样子,相当部分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简直一点都想不起这些电话号码后面的人和我曾有过什么关系。我想那个女人肯定隐藏有这片人名里,只是我无法将她辨认出来。这些在量的小力、小明是那么中诵,干人一面,我甚至连其中谁男谁女,都无法断定。那夜我睡的极不塌实,梦境纷至沓来。我梦见我和很多不认识的人吃饭谈笑和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交欢,运输和极不连贯,感觉潮湿灼热如身入沸水,中凌空虚无,无论我在干什么,总有一个穿条格衬衫的人在我的视线之内,手上戴着一颗大如鹅卵的红宝石。有一片刻,高洋也出现了,栩栩如生,谈笑挥洒,我在梦中并没有觉得他是死人,心情豁然开朗。

老侠:你的创作,从《顽主》才开始找到自己,那你怎么就从《空中小姐》《浮出水面》……从这种下三流的言情一下子转向了对伪崇高、对主流意识形态、对流行的文化时尚(如诗人啦、学者啦、尼采啦、弗洛伊德啦)的调侃上了。你的所谓被称为"痞子文学"的东西,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顽主》中的谎言与无耻就是许多人的基本的生存策略与技巧……如果说你的这些东西没有一种类似宗教关怀的东西支撑着,你是靠什么进入这种状态的? 王朔:靠真实,自己生活的真实状态,耳闻目睹的周围人的生存状态。刚写小说那会儿,我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当然"灵魂工程师"们。理论家们。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那时候编辑们就是这样跟我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老编辑,挺有名的,当过副社长,反右时也当过右派,主管当代小说的,他就是这样跟我谈的。好像是秦什么吧。 老侠:秦兆阳。 王朔:对。就是秦兆阳。我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他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而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动笔时就不知道,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他当时说的话好像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我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我似乎明白了点儿,我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我就只能编了,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怎么让他升华呢?从我写的事儿中升华不出来,就只好让他突然精神升华,想起当兵的时候,壮怀激烈,爱国、有理想,都说到这上去了。我也想过能不能让他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不也是一个升华,最后他想自己再不能这么活下去了,浑浑噩噩的,反正要下决心改变自己……也等于我给读者有个交待。而实际上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那东西,没升华这回事。 老侠: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就这样。在大学读书时,凡是讲到资产阶级作家,老师都要批判两句,最一致的批判是说那作家只揭露了黑暗,却没有为读者提供一线光明的希望。自然主义不可取,现实主义有局限,浪漫主义太空泛,只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 王朔:科班出身的受过系统的洗脑,像找这种没受过系统训练的人,说假话是说不长的。我想我要是上了大学,念了点书,再跟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学学,学一些方法、技巧,诸如如何升华、如何画龙点睛什么的,我想我也许能容易一点,起码这样做没什么困难。所以经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自己没法写了。言情故事剩下的一条路就是走琼瑶的路,找几个母题,像灰姑娘呀、罗密欧与朱莉叶呀、茶花女呀,然后批量制作,真卖了大钱,我也就可能这么干下去了,最后也就变成那样的写手。可能,非常可能。幸运的是我没有去找。我知道我自己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咱们这圈子,不是你想说真话就能说,也不是你知道某些事就能为了说假话而说假话,我必须面对的是:我的书面语言库中没有一句真话,你不用有目地地做假,一说就是假的,而你用这种语言库的语言说真话,听着就跟假的似的。就在这种时候,你可以说是一种失语状态吧。要说话,你就非得说假话,你也只会说这种话,但这种话明摆着不是我想的那意思,我要说的事用这种话就说不出来,所以我只能用开玩笑的方式、调侃的方式说,我用这种方式是想让对方知道,我说这些不是真的,别往真的里边想,别那么实在地想。 老侠:你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政治词汇,也有当时时髦的外来同汇,你把"文革"式的革命词汇和新时期的尼采们放进油滑的北京痞子腔的口语中,于是你的语言颠覆的毁灭性剩下的只是价值废墟。 王朔:其实在我们之中是有那么一种说话方式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空虚很颓废的,我找的这点儿乐儿呢……这种现实调侃多了,以后是有一个全面怀疑。但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怀疑。当然,现在我以为,怀疑就怀疑了,怀疑假的东西不需要什么大智慧,没有的东西一旦看穿了,就是什么也没有。我一直觉得要是有机会,假如我成一个发稿容易的作家,我就写一个真的。在这之前我在语言上一直处于摇摆当中。有的编辑跟我讲,正经小说的语言不认我这样的口语。现在这种口语在最早时我没弄过,我一直跟着那时的文学观念练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那个文学语言那叫个优美啊,我就是用这种优美写出特寒碜的小说,就是学来的特别优美的学生腔的。当然幸亏那编辑也是一个正经人,他说你这个语言也不叫东西,他没给我发。要是他那时候给我发了,我照着走下去,没准就是大陆琼瑶了。我后来的口语,是因为我没有练出一种文学语言来,无奈之下只好拣自己最熟悉的最顺手的东西用了。 老侠:按照当时的文学观念练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的人,大概早就被废了。但是余秋雨的那种优美不也很畅销吗?看来,咱中国人还是热爱优美的,这叫痴情不改。 王朔:我的文集中大概还有一篇东西有那种优美的,我自己非常不想收进去,但编辑说你应该收,也把你的寒碜给人瞧瞧。后来,我就觉得怎么就不能说真话说人话,怎么就非编个故事出来,那种程式化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非常抵触,只是我觉得写起来困难,不顺手。我后来的写作受到一些具体东西从反面给我的启发。比如,有一次我看电视,是苏叔阳和舒乙两人做的一个电视节目。好像是专家们点评小品。节目的前半部是一个小品,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揣着两只手。男的戴一无枢的眼镜,扭扭捏捏的那意思就是说爱她,但他就是说不出来,张不开口。那女的就等着他说,他就是不说。俩人就那么腻腻歪歪地不走。最后那女的有点儿急,问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那男的嗯嗯嗯的,那女的说:那我走了。刚要转身走,俩人就腻一块去了。这完全是俩人起大腻,就是为了起腻而起腻,讨厌之极。最给我启示的是,那小品一完,露出苏叔阳和舒乙,一本正经地开始教训观众,他们说:你们看,这就叫中国式的爱情。他们开始给大家讲,我们中国人的含蓄,这含蓄的美,我们的那种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等等,讲了好大一通。我当时坐在那儿都看傻了。那种关系描绘得非常不真实,起码就我所见的我认为不真实,这么不真实的东西还要提升到民族美德的高度,就更假模假式了。我倒觉得,反正我觉得中国人的豪气,在两性关系中往往表现在女性身上…… 老侠:像杜十娘、崔莺莺、林黛玉……等等。从《诗经》开始就是女人豪爽,敢恨敢爱。关键时刻,中国的男人、特别是士大夫读书人都很猥琐。中国男人的豪气只表现在暴力上,像武松、张飞、鲁智深、李逵…… 王朔:没错儿。好像真正豁出去的,都是女的。女的总是先豁出去了,男的弄得不得不跟着或者很尴尬。男的总是犹豫,总要留点儿余地呀、退路呀……在两性关系中,比较强烈的是这种,而不是那种互相扭捏的。那时候已经到了开诚布公了,互相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什么是中国式的爱情,我扑来的感觉是,没有一个所谓中国式的爱情。就是张三和李四,王五和赵六的,是具体的某个人与某个人的,不一定他是中国人就必须这样。到了写《顽主》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向我约稿了,《收获》什么的约稿。既然有人约我稿,我就由着性子来啦。我本来想写一个骗子故事,他们真正的弄了个公司行骗,甚至最后我还想落到教育意义上,就是结尾时他们痛心呀后悔呀内疚呀什么的。但写到后来,我写不下去了,就是说完了,就此收笔。你再往下编实在编不动了,你前面写了真的东西,再想放进虚假的东西就放不进去了,只要对自己诚实点儿的人,都放不进去。最后就停在这儿,完了。出来以后呢,觉得挺轻松的,没和自己过不去。 老侠:有人约稿的感觉,大概就是你说的玩成大婊子的感觉,可以立小牌坊了。 王朔:我倒是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是来信说让你加上个光明的尾巴。 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其实在这之前,写《一半火焰……》的时候,我给了《十月》,《十月》这样的刊物都跟我讲,你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你这个人物得学好呀。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嗨,可以没人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当然,《顽主》发出后,我听到的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怎么能这么写?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老侠:《收获》的态度对你的创作是个激励,对吧。 王朔:那个时候,我觉得,自信呀。自我意识呀和自由度也是相关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当然就可以更自我一点儿,到后来慢慢就放开了……其实这种是特别具体的。那时我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还是有一种很单纯的东西。现在这单纯的东西少了。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上来就想跟人讲道理。是不是人岁数一大都这样。因为我确实觉得人岁数大了以后,会看出生活中的许多小道理,知道了想不说就特难,控制不住,特愿意踉人说这事其实是怎么回事儿,本质上是怎么回事儿。年轻时自己讨厌的那套拿道理压人到岁数大点儿就都来了,自己也拿道理说事儿,实际上是想压人。我觉得现在我写小说没有过去的那种单纯的感性的东西了,我想尽量回到那上面去,就是说我原本是本能地觉得这东西只能这样写,不能写成那样的。现在我认识到小说这东西必须自我,必须这样写,反倒不如没有认识之前那么单纯了,反倒也往里边础很多认识。那时我爱看那些特深特大的书,但不敢看。我就觉得一旦被道理左右了以后,很多本来有的东西就没有了。这是我一直摆不正的关系。 老侠:有些东西的原初状态无法用理论总结,一总结就没有了。作家有两类,比如像萨特那类,先学哲学搞哲学,后来用文学图解他的哲学思想,只是他表达得比别人稍稍高明一点儿,有一些个人的具体生活体验在里面。另一类是像热内那种,他在法国也是小痞子,偷东西。四处流浪、吸毒。同性恋,还被抓起来蹲过监狱,他的小说就是还原他以及他那一类人的生活,原汁原味地写,写到哪儿算哪儿。热内的写作经验跟你特别像,他小说中的那些人都是西方的底层人边缘人,类似小流氓小痞子,混不论,什么都干。后来热内又被警察抓了,还判了刑。是萨特等有影响的人出面向当局把他保释出来,说他是个文学天才。你的经验使我想起刚刚改革开放那阵子,还有许多禁忌的时候,那时候公开唱邓丽君、敢穿牛仔裤、戴蛤蟆镜这些新潮东西的都是社会底层的小流氓小痞子,最早把牛仔裤的裤角剪掉一块的也是这帮人。这帮人是混,仅敢为天下先,敢第一个吃禁果。这帮人不是有意成为冲破禁锢的先锋,而是因为没人告诉他们你说的那个"道理",有人告诉他们也不听或根本听不懂。他们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责任感,活得很本能,没觉得谁能对我说一个道理。这东西来了,觉得好,时髦,就穿了。穿上了让大家都盯着我看,我也挺高兴的挺得意的。就有点儿虚荣,纯真的虚荣,我就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王朔:现在大众文化中赶新潮的劲儿,开放之初确实是由小痞子们最早尝试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高雅,看着那花哨、新鲜。以前没见过,就试一把。 老侠:这群人可以无顾忌地接受新东西。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五六十年代成为美国青年的偶像,就因为他说要从机械一体化的秩序中解放出来,最有力的反叛就是流氓、妓女、嬉皮士、吸毒……等等社会的边缘群体的本能性行为。 王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结果。我的这种趣味,我在这一行中所学的东西,与这些人的生活比起来,其实已经是偏保守的了。我的这个俗,已是不那么俗了。所以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小说,纯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集体制作的电视剧),一直不怎么顺,都是认识上的问题造成的。一想要讨论认识上的问题,自己与自己打仗时,就会打断小说中的好多东西。当然我现在做不到那么单纯了,但我也不想有一种固定的写法。我想慢慢地来,还是要通过恢复本能的单纯的东西。我想最后自己解放自己时,写一个我感兴趣的东西。 老侠:写小说没有什么套路可循。萧红当年回答别人问她用什么方法写小说时,回答得真可爱,她说小说有各种各样做法,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小说做法之类的东西,我就这么写就完了。这回答比鲁迅谈小说的话还要地道。可惜萧红死得太早,留下的不多,但她留下的几个东西还都不错,起码远远超过冰心和丁玲的东西。其实,你的小说的那种语言,从北京的口语提炼出的泛政治化的语言,让大众觉得就是哥们几乎常说的话,你的人物所呈现的状态,与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贴近。你的写作态度后面有种兴灾乐祸的怂恿心理。那些人看了居然有作家写他们,他们就觉得这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认可。不像传统的作家一定要教他们向上,一定要高高在上教训他们。原来,作家离他们很远,似乎都是些高雅的正经的人才能当作家,对他们从不正眼瞧一下。现在有作家看他们写他们了,既然作家都这么写了,就证明这种生活方式是合理的。我不知道你写这些人这么写的初衷是什么,也许就没有什么初衷,但客观上是一种怂恿。只有敢于直面自己的人,才能这么写。真实都是可怕的陌生的,谎言才是轻盈的。你小说中的调侃背后,应该有辛辣辛酸,但我没太看出来。也罢了,能真实一回就很不容易了。 王朔:从那之后的很多年,我才发现我不能轻视自己。原来我一直轻视自己,认为自己的生活无聊、空洞、没意义,我认为应该过那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或者乃至在小说中描写更有意义的生活。我现在才觉得,我这个生活无比重要,不能轻视,就是我自己过的这个。我就把这个写出来就可以啦,我的生活才是我的根基,是我写作的原点,对我来说这么写就是表示我与伪生活的决裂,与那种按某种道理做人的生活的告别。 老侠:有一批人像你这么写,比如热内。也有的人只写内心的东西,像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她的外在生活单调极了,她从未谈过恋爱,也未走出过她住的那个小地方,但她的内心生活很狂暴、很开阔,真的就是风暴,狰狞的致人于死命的爱和恨,完全是灵魂中的东西。还有美国的女诗人狄金森,她的诗也完全是内心的东西,她日常就活在内心里,现实生活对她来说就是内心生活。她内向、孤僻、不与人交往,每天与自己的内心交谈,然后把这种自我审视与交谈变成诗,出来就非常有震撼力。 王朔:这类生活在灵魂中的作家中国有吗? 老侠:我是没见过。鲁迅的《野草》有点这种东西,但他没坚守住。中国的学院派,一看到你这么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了一群小流氓,行文中又有些对知识人的不恭,自然有些反感。当时还有一批先锋作家炒学者小说家,说中国就缺少学者小说家了,像余华、马原、高行健这帮人,当时他们专炒博尔赫斯的那种特渊博的小说。写"交叉花园"的找不到出入口的迷径。 王朔:反正,那种掉书袋子式的以示渊博的写法,是非常容易获得尊敬的,甭管怎么说,就冲着看这么多书也不容易。 博尔赫斯什么的,图书馆馆长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的,一轻视你就没学问没文化没背景没根基,任何人都乐意跟那样的渊博套套磁。 老侠:你的小说一下子把你自己的生活经验端出来了,而你的生活经验又跟一大批人相似,再加上口语,你就一下子成了一个阅读面挺广的作家。 王朔:也就北方人认,到南方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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