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间住过鲁立人和县府官员的正房也成了一堆

日期:2019-09-04编辑作者:恐怖

第27章

  ......我对自己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

  整个马孔多将要遭到致命打击的那些事情刚露苗头,梅梅的儿子就给送到家里来了。全镇处于惊惶不安的状态,谁也不愿去管别人的家庭丑事,因此,菲兰达决定利用这种有利情况把孩子藏起来,仿佛肚上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她不得不收留这个孙子,因为周围的环境不容许她拒绝。事与愿违,她到死的一天都得承认这个孩子;她本来暗中决定在浴宝水池里把他溺毙,可是在最后时刻她又失去了这种勇气。她把他关在奥雷连诺上校往日的作坊里,她让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相信,她是在河上漂来的一只柳条筐里发现这个孩子的。乌苏娜直到临终的时候,始终都不知道他的出生秘密。有一天,小姑娘阿玛兰塔。乌苏娜偶然走进作坊,菲兰达正在那儿喂孩子,小姑娘也相信了关于柳条筐的说法。因为妻子的荒唐行为毁了梅梅的一生,奥雷连诺第二终于离开了妻子,他是三年以后才知道这个孙子的,那时由于菲兰达的疏忽,孩子跑出了作坊,在长廊上呆了一会儿——这孩子全身赤裸裸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的男性器官犹如火鸡的垂肉;他不象人,而象百科全书中野人的图像。
  菲兰达没有料到无可避免的命运会这样残酷地捉弄她。她认为已经永远雪洗了的耻辱,仿佛又跟这个孩子一起回到了家里。当初还没抬走负伤的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时,菲兰达已经周密地想好了消灭一切可耻痕迹的计划,她没跟丈夫商量,第二天就收拾好了行李,把女儿的三套换洗衣服放进一口小提箱,在列车开行之前半小时来到梅梅的卧室。
  “走吧,雷纳塔,”她说。
  菲兰达未作任何解释,梅梅也没要求和希望解释。梅梅不知道她俩要去哪儿,然而,即使带她到屠宰场去,她也是不在乎的。自从她听到后院的枪声,同时听到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疼痛的叫声,她就没说一句话,至死都没有再说什么。母亲叫她走出卧室的时候,她没杭头,没洗脸,就象梦游入似的坐上火车,甚至没去注意还在她头上飞来飞去的黄蝴蝶。菲兰达决不知道,而且不想知道,女儿死不吭声是表示她的决心呢,还足她遭到打击之后变成了哑巴。梅梅几乎没有注意她们经过了往日的“魔区”,她没看见铁道两边绿荫如盖的、广亵无边的香蕉园,她没看见外国佬白色的儿园房子,由于炎热和尘上,这些口子显出一派干旱的景象;她没看见穿着短裤和蓝白条纹上衣、在露台上玩纸牌的女人;她没看见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满载香蕉的牛车,她没看见象鱼儿一样在清澈的河里嬉戏的姑娘,她们那高耸的乳房真叫火车上的乘客感到难受;她没看见工人们居住的肮脏简陋的棚屋——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的黄蝴蝶正在棚屋周围飞舞,而棚屋门前却何一些又瘦又脏的孩子坐在自己的瓦罐上,几个怀孕的女人正在朝着驶过的列车臭骂,从前,梅梅从修道院学校回家的时候,这些一晃而过的景象是叫她愉快的,现在却没使她的胸怀恢复生气。她没朝窗外看上一眼,即使散发着热气和潮气的种植园已到尽头,列车穿越一片罂粟地(罂粟中间仍然立若烧焦的西班牙大帆船骨架),然后驶人泡沫直翻、污浊混沌的大海旁边清新空气里的时候,她都没朝窗外瞧上一眼;几乎一百年前,霍·阿·布恩蒂亚的幻想曾在这大海之滨遭到破灭。
  下午1点钟,她们到了沼泽地带的终点站,菲兰达把梅梅领出车厢,她们坐上一辆蝙蝠似的小马车,穿过一座荒凉的城市,驾车的马象气喘病人一样直喘粗气,在城内宽长的街道上空,在海盐摧裂的土地上空,回荡着菲兰达青年时代每天午休时听到的钢琴声。她俩登上一艘内河轮船,轮船包着生锈的外壳,象火炉似的冒着热气,而木制蹼轮的叶片划着河水的时候,却象消防唧筒那样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梅梅躲在自己的船舱里。菲兰达每天两次拿一碟食物放在梅梅床边,每天两次又把原封未动的食物拿走,这倒不是因为梅梅决心饿死,而是因为她厌恶食物的气味,她的胃甚至把水都倒了出来。梅梅还不怀疑用芥未膏沐浴对她并无帮助,就象菲兰达几乎一年以后见到了孩子才明白真相一样。在闷热的船舱里,铁舱壁不住地震动,蹼轮搅起的淤泥臭得难闻,梅梅已经记不得日子了。过了许多时间,她才看见最后一只黄蝴蝶在电扇的叶片里丧生,终于意识到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已经死了,这是无法挽回的事了。可是梅梅没有忘记自己钟爱的人。她一路上都不断想到他。接着,她和母亲骑着骡子经过幻景幢幢的荒漠(奥雷连诺第二寻找世上最美的女人时曾在这儿徘徊过),然后沿着印第安人的小径爬上山岗,进入一座阴森的城市;这里都是石铺的、陡峭的街道,三十二个钟楼都敲起了丧钟,她俩在一座古老荒弃的宅子里过夜,房间里长满了杂草,菲兰达铺在地上的木板成了她俩的卧铺,菲兰达把早已变成破布的窗帘取下来,铺在光木板上,身体一动破布就成了碎片。梅梅已经猜到她们是在哪儿了,因为她睡不着觉,浑身战栗,看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先生从旁走过,这就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夕用铅制的箱子抬到她们家中的那个人。第二天弥撒以后,菲兰达把她带到一座阴暗的房子。梅梅凭她多次听到的母亲讲过的修道院(她母亲家中曾想在这儿把她母亲培养成为女王),立即认出了它,知道旅行到了终点。菲兰达在隔壁房间里跟什么人谈话的时候,梅梅就在客厅里等候;客厅里挂着西班牙人主教古老的大幅油画。梅梅冷得发抖,因为他还穿若满是黑色小花朵的薄衣服,高腰皮鞋也给荒原上的冰弄得翘起来了。她站在客厅中间彩绘玻璃透过来的昏黄的灯光下面,想着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随后,隔壁房间里走出一个很美的修女,手里拎着梅梅的衣箱。她走过梅梅面前的时候,停都没停一下,拉着梅梅的手,说:
  “走吧,雷纳塔。”
  梅梅抓住修女的手,顺从地让她把她带走。菲兰达最后一次看见女儿的时候,这姑娘跟上修女的脚步,已经到了刚刚关上的修道院铁栅栏另一面。梅梅仍在思念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想着他身上发出的机油气味,想着他头上的一群黄蝴蝶——,而且终生都想着他,直到很久以后一个秋天的早晨,她老死在克拉科夫一个阴暗的医院里;她是化名死去的,始终没说什么。
  菲兰达是搭乘武装警察保护的列车返回马孔多的。旅途上,她惊异地看出了乘客们紧张的面孔,发现了铁路沿线城镇的军事戒备状态,闻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然而菲兰达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回到马孔多之后她才听说,霍.阿卡蒂奥第二正在鼓动香焦园工人罢工。“我们家里就是需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嘛,”菲兰达自言自语。两个星期之后,罢工就开始了,没有发生大家担心的悲惨后果。工人们拒绝在星期天收割和运送香蕉,这个要求似乎是十分合理的,就连伊萨贝尔神父也表示赞许,认为它是符合圣规的。这次罢工的胜利,犹如随后几个月爆发的罢工,使得霍·阿卡蒂奥第二的苍白形象有了光彩,因为人家一贯说他只会让法国妓女充斥整个市镇。就象从前突然决定卖掉自己的斗鸡,准备建立毫无意义的航行企业那样,霍.阿卡蒂奥第二现在决定放弃香蕉公司监工的职务,站在工人方面。没过多久,政府就宣称他是国际阴谋集团的走狗,说他破坏社会秩序。在谣言纷纷的一周间,有一天夜晚,在离开秘密会议的路上,他神奇地逃脱了一个陌生人暗中向他射来的四颗手枪子弹。随后几个月的空气是那么紧张,就连乌苏娜在她黑暗的角落里也感觉到了,她仿佛又处在儿子奥雷连诺上校衣兜里塞满“顺势疗法”药丸掩护颠覆活动的那种危险时代。她想跟霍.阿卡蒂奥第二谈谈,让他知道过去的经验教训,可是奥雷连诺第二告诉她说,从他兄弟遭到暗杀的那一夜起,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跟奥雷连诺上校一模一样,”乌苏娜慨叹一声。“仿佛世上的一切都在循环。”
  这些日子的惶惶不安并没有使菲兰达受到影响。由于她未经丈夫同意就决定了梅梅的命运,丈夫生气地跟她大吵了一顿,她就不跟外界接触了。奥雷连诺第二威胁她,说他要把女儿从修道院里弄出来——必要时就请警察帮忙——,可是菲兰达给他看了几张纸儿,证明梅梅是自愿进修道院的,其实,梅梅在这些纸儿上签字时,已在铁栅栏里边了,而且象她让母亲带她出来一样,她在纸上签个字儿也是无所谓的,奥雷连诺第二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种证明是真的,就象他决不相信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钻进院子是想偷鸡。但是两种解释都帮助他安了心,使他毫不懊悔地回到佩特娜·柯特的卵翼下,在她家里重新狂欢作乐和大摆酒宴。菲兰达对全镇的恐慌毫不过问,对乌苏娜可怕的预言充耳不闻,加紧实现自己的计划。她写了一封长信给霍.阿卡蒂奥(他很快就成了牧师),说他妹妹雷纳塔患了黄热病,已经安谧地长眠了。然后,她把阿玛兰塔·乌苏娜交给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照顾,就重新跟没有见过的医生通信,因为这样的通信被梅梅的不幸事故打断了。她首先确定了接受心灵感应术治疗的最后日期。可是没有见过的医生回答她说,马孔多的混乱状态还没结束的时候,施行这种手术是轻率的。菲兰达心情急切,消息很不灵通,便在下一封信里向他们说,镇上没有任何混乱,现在一切都怪她狂妄的夫兄极端愚蠢,着迷地去干工会的事儿,就象从前狂热地爱上斗鸡和航行那样。在一个炎热的星期三,她和医生们还没取得一致的意见,就有一个手上挎着小筐子的老修女来敲房门。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把门打开以后,以为这是谁送来的礼物,想从修女手中接过雅致的花边餐巾遮住的筐子。可是老修女阻止了她,因为人家嘱咐她把筐子秘密地亲自交给菲兰达·德卡皮奥·布恩蒂亚太太。躺在筐子里的是梅梅的儿子。菲兰达往日的忏悔神父在信里向她说,孩子是两个月前出生的,他们已经给他取名叫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以纪念他的祖父,因为他的母亲根本不愿张嘴表示自己的意愿。菲兰达心中痛恨命运的捉弄,但她还有足够的力量在修女面前加以遮掩。
  “咱们就说是在河上漂来的筐子里发现他的吧,”她微笑着说。
  “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修女说。
  “如果大家相信《圣经》里的说法,”菲兰达回答,“我看不出人家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说法。”
  为了等候返回的列车,修女留在布恩蒂亚家中吃午饭,并且根据修道院里的嘱咐,再也没有提孩子的事,可是菲兰达把她看做是不受欢迎的丑事见证人,就抱怨中世纪的风俗已经过时了,按照那种风俗是要把传递坏消息的人吊死的。于是菲兰达拿定主意,只要修女一走,就把婴儿淹死在水池里,但她没有这种勇气,只好耐心等待仁慈的上帝让她摆脱这个累赘。
  新生的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满周岁的时候,马孔多突然又出现了紧张的空气。霍.阿卡蒂奥第二和其他的工会头头是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周末忽然到了镇上,并且在香蕉地区的城镇里组织示威游行。警察只是维持社会秩序。然而,星期一夜间,一伙士兵把工会头头们从床上拖了起来,给他们戴上五公斤重的脚镣,投进了省城的监狱。被捕的还有霍·阿卡蒂奥第二和洛伦索.加维兰上校;这个上校参加过墨西哥的革命,流亡到了马孔多,说他目睹过他的朋友阿特米奥·克鲁斯的英雄壮举。可是不过三个月,他们就获释了。因为谁该支付犯人的伙食费,政府和香蕉公司未能达成协议。食品质量恶劣和劳动条件不好又引起了不满的浪潮。此外,工人们抱怨说,他们领到的布是真正的钱,而是临时购货券,只能在香蕉公司的商店里购买弗吉尼亚(注:美国地名)火腿。霍.阿卡蒂奥第二关进监狱,正是因为他揭露了临时购货券制度,说它是香蕉公司为水果船筹措资金的办法,如果没有商店的买卖,水果船就会空空如也地从新奥尔良回到香蕉港。工人们其余的要求是有关生活条件和医务工作的。公司的医生们不给病人诊断,光叫他们在门诊所前面排队,而且护士只给每个病人口里放一粒硫酸铜颜色的药丸,不管病人患的是什么病——疟疾、淋病或者便秘。还有一种普遍的疗法是,孩子们排了几次队,医生们却不给他们吞药丸,而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去当做“宾戈*”赌博的“筹码”。工人们都极端拥挤地住在快要倒塌的板棚里,工程师们不给他们修建茅房,而是每逢圣诞节在镇上安置若干活动厕所,每五十个人使用一个厕所,而且这些工程师还当众表演如何使用厕所,以使它们寿命长久一些。身穿黑衣服的老朽的律师们,从前曾经围着奥雷连诺上校打转,现在却代表香蕉公司的利益,好象耍魔术一样巧妙地驳斥了工人们的控诉。工人们拟了一份一致同意的请愿书,过了很久官方才通知香蕉公司。布劳恩先生刚刚听到请愿书的事,立即把玻璃顶棚的华丽车厢挂在列车上,带着公司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悄悄地离开了马孔多。但在下个星期六,工人们在妓院里找到了其中一个人物,强迫他在请愿书副本上签了字,这个人物是一个妓女同意把他诱入陷阱的,他还赤身露体地跟这个女人躺在一起就给抓住了。然而气急败坏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证明,这个人跟香蕉公司毫无关系,为了不让任何人怀疑他们的论证,他们要政府把这个人当做骗子关进监狱。随后,工人们抓到了在三等车厢里化名旅行的布劳恩先生本人,强迫他在请愿书的另一副本上签了字。第二天,他就把头发染黑,出现在法官们面前,说一口无可指摘的西班牙语。律师们证明,这并不是亚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尔城出生的杰克·布劳恩先生——香蕉公司总经理,而是马孔多出生的、无辜的药材商人,名叫达戈贝托·冯塞卡。嗣后,工人们又想去抓布劳恩先生的时候,律师们在各个公共场所张贴了他的死亡证明书,证明书是由驻外使馆领事和参赞签字的,证明六月九号杰克·布劳恩先生在芝加哥被救火车轧死了。工人们厌恶这种诡辩的胡言,就不理会地方政权,向上级法院提出控诉。可是那里的法学魔术师证明,工人的要求是完全非法的,香蕉公司没有、从来没有、也决不会有任何正式工人,——公司只是偶尔雇佣他们来做些临时性的工作。所以,弗吉尼亚火腿,神奇药丸以及圣诞节厕所都是无稽之谈,法院裁定并庄严宣布:根本没有什么工人。
  *宾戈,一种赌博,从袋子里取出标有号码的牌子,放在手中纸板上的相同号码上,谁先摆满纸板号码,谁就获胜。
  大罢工爆发了。种植园的工作停顿下来,香蕉在树上烂掉,一百二十节车厢的列车凝然不动地停在铁道侧线上。城乡到处都是失业工人。土耳其人街上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星期六,在雅各旅馆的台球房里,球台旁边昼夜都拥聚着人,轮流上场玩耍。军队奉命恢复社会秩序的消息宣布那一天,霍.阿卡蒂奥第二正在台球房里。他虽没有预见才能,但把这个消息看做是死亡的预兆,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让他去看行刑的那个遥远的早晨起,他就在等候这种死亡。但是,凶兆并没有使他失去自己固有的坚忍精神。他拿球杆一碰台球,如愿地击中了两个球。过了片刻,街上的鼓声、喇叭声、叫喊声和奔跑声都向他说明,不仅台球游戏,而且从那天黎明看了行刑以后自己玩的沉默和孤独的“游戏”,全都结束了。于是他走上街头,便看见了他们。在街上经过的有三个团的士兵,他们在鼓声下整齐地行进,把大地都震动了。这是明亮的晌午,空气中充满了这条多头巨龙吐出的臭气。士兵们都很矮壮、粗犷。他们身上发出马汗气味和阳光晒软的揉皮的味儿,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到山地人默不作声的,不可战胜的大无畏精神。尽管他们在霍.阿.阿卡蒂奥第二面前走过了整整一个小时,然而可以认为这不过是几个班,他们都在兜着圈儿走,他们彼此相似,仿佛是一个母亲养的儿子。他们同样显得呆头呆脑,带着沉重的背包和水壶,扛着插上刺刀的可耻的步枪,患着盲目服从的淋巴腺鼠疫症,怀着荣誉感。乌苏娜从晦暗的床上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就举起双手合成十字。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俯身在刚刚熨完的绣花桌布上愣了片刻,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霍·阿卡蒂奥第二,而他却站在雅各旅馆门口,不动声色地望着最后一些士兵走过。
  根据戒严令,军队应当在争执中起到仲裁者的作用,决不能在争执者之间当和事佬。士兵们耀武扬威地经过马孔多之后,就架起了枪支,开始收割香蕉,装上列车运走了。至今还在静待的工人们,进入了树林,仅用大砍刀武装起来,展开了反对工贼的斗争。他们焚烧公司的庄园和商店,拆毁铁路路基,阻挠用机枪开辟道路的列车通行,割断电话线和电报线。灌溉渠里的水被血染红了。安然无恙地呆在“电气化养鸡场”里的布劳恩先生,在士兵们保护下,带着自己的和同国人的家眷逃出了马孔多,给送到了安全地点。正当事态将要发展成为力量悬殊的、血腥的内战时,政府号召工人们在马孔多集中起来。号召书声称,省城的军政首脑将在下星期蔽临镇上,调解冲突。
  星期五清早聚集在车站上的人群中,也有霍·阿卡蒂奥第二。前一天,他参加了工会头头们的会议,会上指示他和加维兰上校混在群众中间,根据情况引导他们的行动。霍·阿卡蒂奥第二觉得不大自在:因为军队在车站广场周围架起了机枪,香蕉公司的、铁栅栏围着的小镇也用大炮保护起来;他一发现这个情况,总是觉得嘴里有一种苦咸味儿。约莫中午十二点钟,三千多人——工人、妇女和儿童——为了等候还没到达的列车,拥满了车站前面的广场,聚集在邻近的街道上,街道是由士兵们用机枪封锁住的。起初,这更象是节日的游艺会。从土耳其人街上,搬来了出售食品饮料的摊子,人们精神抖擞地忍受着令人困倦的等待和灼热的太阳。三点钟之前有人传说,载着政府官员的列车最早明天才能到达。疲乏的群众失望地叹了叹气。车站房屋顶上有四挺机枪的枪口对准人群,一名中尉爬上屋顶,让大家肃静。霍·阿卡蒂奥第二身边站着一个赤脚的胖女人,还有两个大约四岁和七岁的孩子。她牵着小的一个,要求她不认识的霍·阿卡蒂奥第二抱起另一个,让这孩子能够听得清楚一些。霍·阿卡蒂奥第二把孩子放在自己肩上。多年以后,这个孩子还向大家说(虽然谁也不相信他的话),中尉用扩音喇叭宣读了省城军政首脑的第四号命令。命令是由卡洛斯·柯特斯·伐加斯将军和他的秘书恩里克·加西亚·伊萨扎少校签署的,在八十个字的三条命令里,把罢工者说成是“一伙强盗”,授命军队不惜子弹,打死他们。
  命令引起了震耳欲聋的抗议声,可是一名上尉立即代替了屋顶上的中尉,挥着扩音喇叭表示他想讲话。人群又安静了。
  “女士们和先生们,”上尉低声、缓和地说,显得有点困倦。“限你们五分钟离开。”
  唿哨声和喊叫声压倒了宣布时限开始的喇叭声,谁也没动。
  “五分钟过了,”上尉用同样的声调说。“再过一分钟就开枪啦。”
  霍·阿卡蒂奥第二浑身冷汗,放下孩子,把他交给他母亲。“这帮坏蛋要开枪啦,”她嘟哝地说。霍·阿卡蒂奥第二来不及回答,因为他立刻听出了加维兰上校嘶哑的嗓音,上校象回音似的大声重复了女人所说的话,时刻紧急,周围静得出奇,霍.阿卡蒂奥第二象喝醉了酒似的,但他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挪动在死神凝视下岿然不动的群众,就踮起脚尖,越过前面的头顶,平生第一次提高嗓门叫道:
  “杂种!你们趁早滚蛋吧!”
  话音刚落,事情就发生了;这时,霍·阿卡蒂奥第二产生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幻觉。上尉发出了开枪的命令,十四挺机枪立即响应。但这一切象是滑稽戏。他们仿佛在作空弹射击,因为机枪的哒哒声可以听到,闪闪的火舌可以看见,但是紧紧挤在一起的群众既没叫喊一声,也没叹息一声,他们都象石化了,变得刀枪不入了。蓦然间,在车站另一边,一声临死的嚎叫,使大家从迷糊状态中清醒过来:“啊一啊一啊一啊,妈妈呀!”好象强烈的地震,好象火山的轰鸣,好象洪水的咆哮,震动了人群的中心,顷刻间扩及整个广场。霍·阿卡蒂奥第二刚刚拉住一个孩子,母亲和另一个孩子就被混乱中奔跑的人群卷走了。
  多年以后,尽管大家认为这孩子已经是个昏聩的老头儿,但他还在说,霍.阿卡蒂奥第二如何把他举在头上,几乎让他悬在空中,仿佛在人群的恐怖浪潮中漂浮似的,把他带到邻近的一条街上。举过人们头顶的孩子从上面望见,慌乱的人群开始接近街角,那里的一排机枪开火了。几个人同时叫喊:
  “卧倒!卧倒!”
  前面的人已给机枪子弹击倒了,活着的人没有卧倒,试图回到广场上去。于是,在惊惶失措的状态中,好象有一条龙的尾巴把人群象浪涛似的扫去,迎头碰上了另一条街的另一条龙尾扫来的浪涛,因为那儿的机枪也在不停地扫射。人们好象栏里的牲畜似的给关住了:他们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旋转,这个漩涡逐渐向自己的中心收缩,因为它的周边被机枪火力象剪刀似的毫不停辍地剪掉了——就象剥洋葱头那样。孩子看见,一个女人双手合成十字,跪在空地中间,神秘地摆脱了蜂拥的人群。霍.阿卡蒂奥第二也把孩子摔在这儿了,他倒在地上,满脸是血,汹涌的巨大人流扫荡了空地,扫荡了跪着的女人,扫荡了酷热的天穹投下的阳光,扫荡了这个卑鄙龌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乌苏娜曾经卖过那么多的糖动物啊。
  霍.阿卡蒂奥第二苏醒的时候,是仰面躺着的,周围一片漆黑。他明白自己是在一列颀长、寂静的火车上,他的头上凝着一块血,浑身的骨头都在发痛。他耐不住想睡。他想在这儿连续睡它许多小时,因为他离开了恐怖场面,在安全的地方了,于是他朝不太痛的一边侧过身去,这才发现自己是躺在一些尸体上的。尸体塞满了整个车厢,只是车厢中间留了一条通道。大屠杀之后大概已过了几个小时,因为尸体的温度就象秋天的石膏,也象硬化的泡沫塑料。把他们搬上车来的那些人,甚至还有时间把他们一排排地堆叠起来,就象通常运送香蕉那样。霍·阿卡蒂奥第二打算摆脱这种可怕的处境,就从一个车厢爬到另一个车厢,爬到列车前去;列车驶过沉睡的村庄时,壁板之间的缝隙透进了闪烁的亮光,他便看见死了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将象报废的香蕉给扔进大海。他只认出了两个人:一个是在广场上出售清凉饮料的女人,一个是加维兰上校——上校手上依然绕着莫雷利亚(注:墨西哥地名)银色扣子的皮带,他曾试图在混乱的人群中用它给自己开辟道路。到了第一节车厢,霍.阿卡蒂奥第二往列车外面的黑暗中纵身一跳,便躺在轨道旁边的沟里,等着列车驶过。这是他见过的最长的列车——几乎有二百节运货车厢,列车头尾各有一个机车,中间还有一个机车。列车上没有一点儿灯光,甚至没有红色和绿色信号灯,他沿着钢轨悄悄地、迅捷地溜过去。列车顶上隐约现出机枪旁边士兵的身影。
  半夜以后,大雨倾盆而下。霍·阿卡蒂奥第二不知道他跳下的地方是哪儿,但他明白,如果逆着列车驶去的方向前进,就能到达马孔多。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浑身湿透,头痛已极,他在黎明的亮光中看见了市镇边上的一些房子。受到咖啡气味的引诱,他走进了一户人家的厨房,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正俯身在炉灶上。
  “您好,”他精疲力尽地说。“我是霍·阿卡蒂奥第二·布恩蒂亚。”
  他逐字地说出自己的整个姓名,想让她相信他是活人。他做得挺聪明,因为她看见他走进屋来时,面色阴沉,疲惫不堪,浑身是血,死死板板,还当他是个幽灵哩。她认出了霍·阿卡蒂奥第二。她拿来一条毯子,让他裹在身上,就在灶边烘干他的衣服,烧水给他洗伤口(他只是破了点皮),并且给了他一块干净尿布缠在头上。然后,她又把一杯无糖的咖啡放在他面前(因为她曾听说布恩蒂亚家的人喜欢喝这种咖啡),便将衣服挂在炉灶旁边。
  霍.阿卡蒂奥第二喝完咖啡之前,一句话也没说。
  “那儿大概有三千,”他咕哝着说。
  “什么?”
  “死人,”他解释说,“大概全是聚在车站上的人。”
  妇人怜悯地看了看他。“这里不曾有过死人,”她说。“自从你的亲戚——奥雷连诺上校去世以来,马孔多啥事也没发生过。”在回到家里之前,霍·阿卡蒂奥第二去过三家人的厨房,人家都同样告诉他:“这儿不曾有过死人。”他经过车站广场,看见了一些乱堆着的食品摊子,没有发现大屠杀的任何痕迹。雨还在下个不停,街道空荡荡的,在一间间紧闭的房子里,甚至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唯一证明这里有人的,是叫人去做早祷的钟声。霍·阿卡蒂奥第二敲了敲加维兰上校家的门。他以前见过多次的这个怀孕的女人,在他面前砰地把门关上。“他走啦,”她惶惑地说,“回他的国家去啦。”在“电气化养鸡场”的大门口,照常站着两个本地的警察,穿着雨衣和长统胶靴,活象雨下的石雕像。在镇郊的小街上,印第安黑人正在唱圣歌。霍.阿卡蒂奥第二越过院墙,钻进布恩蒂亚家的厨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低声向他说:“当心,别让菲兰达看见你。她已经起床啦。”仿佛履行某种无言的协议,圣索菲娅·德拉佩德领着儿子进了“便盆间”,把梅尔加德斯那个破了的折叠床安排给他睡觉;下午两点,当菲兰达睡午觉的时候,她就从窗口递给他一碟食物。
  奥雷连诺第二留在家里过夜,因为遇到了雨,下午三点他还在等候天晴。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把他兄弟回来的事秘密地告诉了他,他就到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去了。奥雷连诺第二既不相信广场上的大屠杀事件,也不相信夜间列车载着尸体开往海边的恶梦。前一天晚上,马孔多宣布了政府的特别通告,说工人们服从命令离开了车站,成群地安然回家去了。通告中还说,工人领袖们怀着崇高的爱国热情,把他们的要求归结为两点:改革医疗设施,棚区修建公共厕所。随后,奥雷连诺第二知道,军事当局和工人达成协议之后,就急忙通知布劳恩先生,他不仅同意满足新的要求,甚至建议由公司出钱举行三天的群众游艺会,借以庆祝和解。然而,军事当局问他哪一天可以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他望了望窗外电光闪闪的天空,装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疑虑样儿。
  “等雨停以后,”他说。“只要还在下雨,我们就暂停一切活动。”
  整整三个月没有降雨,出现了干旱的季节。可是布劳恩先生刚刚宣布自己的决定,整个香蕉地区就下起了滂沱大雨。这就是霍.阿卡蒂奥第二返回马孔多的路上遇到的大雨。一个星期之后,暴雨还在继续。政府的说法重复了多次,通过官方的各种消息渠道传到居民们耳朵里,居民们终于相信:没有死人,满意的工人回到了自己家里,香蕉公司暂停一切活动,直到暴雨终止。戒严令继续有效,如果连绵的暴雨引起什么灾祸,就得采取非常措施,但是军队撤回了兵营。白天,士兵们卷起裤腿,在变成了洪流的街道上逛来逛去,并且和孩子们一起划着小船玩耍。夜间,宵禁开始之后,他们就用枪托砸开人家的房门,把可疑的人拖出床铺,送到一去不复返的地方去。士兵们仍在搜查和消灭罪犯、杀人犯、纵火犯和第四号命令的破坏分子,可是军事当局即使在牺牲者的亲人面前也否认这种情形,这些家属挤满了警备队长的接待室,希望知道被捕者的命运。“我相信你们不过是做了个梦,”警备队长硬说。“马孔多过去没有发生、现在没有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幸福的市镇嘛。”工会头头们就这样被消灭了。
  唯一的幸存者是霍.阿卡蒂奥第二。二月里的一个夜晚,房门被敲得震动起来,是用枪托敲的——这种声音不会跟任何声音相混。奥雷连诺第二仍在等候天气晴了就出去,他开了门,看见了一个军官率领下的六名士兵,全都穿着湿淋淋的雨衣。他们二话没说,就在房子里搜查起来,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从一个橱柜到一个橱柜,从客厅到储藏室。房间里的灯扭亮时,乌苏娜醒了过来,士兵们翻箱倒柜,她都没有吭声,但是双手合十地对着士兵们搜查的地方。圣索菲娅.德拉佩德已经唤醒霍·阿卡蒂奥第二,他是睡在梅尔加德斯房间里的,但他立即明白,企图逃跑已经太迟了。圣索菲娅.德拉佩德重新锁上房门,他就穿上衬衫和鞋子,坐在床沿等着他们进来。这时,他们正要搜查首饰作坊。军官命令打开挂锁,举起灯来朝房间里很快扫视一遍,便看见了工作台、盛放酸类瓶子的玻璃柜以及各种器械,这些器械仍在主人原来放置的地方,他似乎明白这个房间是无人居住的,然而诡谲地询问奥雷连诺第二是不是首饰匠,奥雷连诺第二说明这儿是奥雷连诺上校的作坊。“啊哈!”军官说着扭开了电灯,命令彻底搜查,因此,就连十几只金鱼也没瞒过他们的眼睛——这些金鱼没有熔化,仍在瓶子后面的铁罐子里。军官把金鱼倒在工作台上,仔细地瞧了瞧每一只,然后显然温和了一些。“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要一只。”他说,“从前,它们是叛乱分子的识别标志,可现在是珍贵的纪念品了。”他很年轻,几乎是个少年,但是态度沉着,现在才显出他身上有点讨人喜欢的东西。奥雷连诺第二给了他一只金鱼。这个军官象孩子似的高兴得两眼发亮,把一只金鱼放进衬衣口袋,而将其余的投入罐里,把罐子放在原处。
  “这东西是无价之宝,”他说。“奥雷连诺上校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嘛。”
  然而,人道的冲动并没有影响他的职业行动。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门前面,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使出了她的最后一招。“这儿几乎一百年不曾住人了,”她说。军官命令打开房门,拿灯火朝房间里扫了一遍,光线在霍.阿卡蒂奥第二脸上掠过的片该间,奥雷连诺第二和圣索菲娅·德拉佩德都瞧见了他那阿拉伯人似的眼睛,明白这是一种担忧的终结,另一种担忧的开端,要解除这种担忧只有听天由命。然而军官拿灯照射房间,没有显露任何兴趣,直到发现了堆在橱里的七十二个便盆。接着,他极开电灯。霍.阿卡蒂奥第二显出比以前更加庄重和沉思的神态,坐在床沿,准备站起来就走。在他身后可以看见放着破书和羊皮纸手稿的书架,还可看见整洁的工作台,墨水瓶里的墨水还是满满的,在这个房间里,空气还是那么清新和洁净,灰尘还是那么少,一切都没破坏,就象奥雷连诺第二从小记得的那样,这种情形当时只有奥雷连诺上校未能发现。然而,军官感到兴趣的只是便盆。
  “有多少人住在这座房子里?”他问。
  “五个。”
  军官显然大惑不解。他的视线停在奥雷连诺第二和圣索菲婉.德拉佩德继续看见霍.阿卡蒂奥第二的空间;现在霍·阿卡蒂奥第二自已也发觉,军官望着他,却没看见他。然后,军官灭了灯,关上了门。当他和士兵们谈话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明白,这个年轻的军官是用奥雷连诺上校那样的眼光看待梅尔加德斯的房间的。
  “显蜘这儿起码一百年无人居住了,’军官向士兵们说。“里面大概有蛇。”
  房门关上以后,霍.阿卡蒂奥第二相信战争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前奥雷连诺上校曾经向他谈到战争的魅力,并且试图以自己生活中的充数事例证明自己的见解。霍·阿卡蒂奥第二相信了他。可是在军官对他视而不见的那天夜里,他想起了最近几个月的紧张状态,想起了监狱的肮脏,想起了车站上的混乱,想起了载满尸体的列车,最后认为奥雷连诺上校不过是个骗子或傻瓜。他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耗费那么多的话语来解释自己在战争中的感受,其实只要一个词儿就够了:恐怖。在梅尔加德斯的房间里,神奇的阳光和淅沥的雨声似乎都在保护他,他感到别人看不见他,他就获得了自己过去一生中一分钟也不曾有过的宁静,他唯一想到的是害怕别人把他活活埋掉。他向给他送饭来的圣索菲娅·德拉佩德说到了这一点,她就答应尽量活得长久一些,以便亲眼看见他死了以后才被埋掉。就这样,霍·阿卡蒂奥第二终于摆脱了一切恐惧,开始研究梅尔加德斯的羊皮纸手稿,他越不理解它们,就越有兴趣地继续研究。他已听惯了雨声,两个月以后,雨声也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宁静,只有圣索菲娅·德拉佩德的出现才扰乱了他的宁静。他要她把饮食放在窗台上,而用挂锁把门锁上。家中其余的人,其中包括菲兰达,都把霍·阿卡蒂奥第二给忘记了。自从知道军官在房间里碰见他,而没看见他,菲兰达就让他呆在这儿了。霍·阿卡蒂奥第二幽居了半年之后,军队离开了马孔多,奥雷连诺第二渴望找人聊天,等雨停止,就取下了房门上的挂锁。他刚进屋,立刻闻到了便盆的臭气——这些便盆放在地上,全都用过几次了。霍·阿卡蒂奥第二已经秃顶,对令人作呕、毒化空气的恶臭满不在乎,继续反复阅读难以理解的羊皮纸手稿。他浑身都是天使般的光彩。听到开门的声音,他只是从桌上扬起眼来,接着又俯下了眼睛,但在这短暂的一瞬里,奥雷连诺第二已经足以看出兄弟也将遭到曾祖父避免不了的命运。
  “他们有三千多人,”霍·阿卡蒂奥第二说,‘我相信,全都是聚在车站上的。”

 

  好几天过去了,哲学老师都没有来信。明天就是五月十七日星期四,挪威的国庆日了。学校从这天起放假,一直放到十八日。

  在亲眼目睹大战场面的头天晚上,我们竟然宿在了撤退第一夜宿过的地方。
  还是那个小院落,还是那个小厢房,还是那副盛着老太太的棺材。不同的是,小村里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了。那三间住过鲁立人和县府官员的正房也成了一堆破砖烂瓦。我们进村时是傍晚,夕阳如血,街上密匝匝地摆着残缺不全的尸首。
  有二十几具比较完整的尸首摆在一块空地上,排列得十分整齐,好像有一根线串着他们。这里的空气焦燥,有几棵树像被雷电劈了,枝干成了焦炭。咣啷!拉车的大姐踢着了一顶被打穿的钢盔。我跌了一跤,因为我踩转了遍地的黄铜弹壳。
  弹壳还是热的。燃烧胶皮的味道又浓又烈,火药的味道刺鼻子。一根黑色的炮管从一堆乱砖头中孤傲地伸出去,直指向已有寒星颤抖的黄昏的天空。村子里一片死寂,我们一家,像行走在传说中的地狱里。连日来,跟随着我们返乡的难民愈来愈少,最后终于全部消失,只余下我们。母亲执拗地把我们带了回来,明天,我们就要穿过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原,越过蛟龙河,回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
  回家,家。
  在满目的废墟中,只有那两间小厢房孤立着,好像是为了我们而存在。我们扒开堵住门口的断梁残檩,推开门,一眼看到那口棺材,才知道经过了十几个日夜后,又回到了第一夜的地方。母亲言简意赅地说:“天意!”
  这天夜里发生的事与第二天的事情相比,轻飘飘如一根鸟毛,但这根鸟毛有着神秘的色彩,使我无法忘记。不去说夜里隆隆的炮声了吧?明天的炮更多。
  也不去提那些亮着彩灯在夜空中飞行的双翅膀飞艇了,明天会看得更清。单说这棺材。在司马库统治高密东北乡的时代,我和司马粮,以村中最显赫的儿子和最威风的小舅子的身份,拜访过黄天福的棺材铺。棺材铺前店后厂,在混乱的年代里生意格外兴隆。十几个木匠,在宽敞的后院工棚里,劈劈啪啪地对着木头开战。工棚中长年拢着一堆火,烘烤着板材。松油的气味、熬化鳔胶的气味,锯条与木头剧烈摩擦的气味,馨香扑鼻,由鼻人脑,让我浮想联翩。粗大的圆木,破解成板材、烘干定形,刨子推刨,嚓啦啦啦,嚓啦啦啦,卷曲的刨花盛开在地上。黄天福殷勤地陪我们参观,先参观工厂,让我们了解了制做棺材的每一道工序。然后带我们参观成品。有供穷人使用的柳木薄皮棺,有供没结婚即死去的大闺女使用的长方形齐头棺,有供未成年儿童使用的板皮匣子,有供中等富裕人家使用的二寸板杨木棺,最名贵、最沉重、最坚固的是用四块巨大的柏木制成的、挂着黄缎里子的“四独棺”。三姐鸟仙使用的就是“四独棺”。那是一个朱红色的庞然大物,高高翘起的棺首宛若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头。凭着丰富的有关棺材的知识,我知道了老太太的棺材是二寸板杨木棺,而且很可能是黄记棺材铺的产品。棺材的盖子,在木匠们的术语里叫做“材天”,材天和棺材的接合部,要求严丝合缝,连根针尖也不允许插进去。铁匠的功夫在淬火上,木匠的功夫在合缝上。这老太太的棺材很可能是黄记棺材铺的学徒制做,“材天”与棺体,闪开一条大缝子,别说针尖,连小耗子都能钻进去。
  那个自动地跳进棺材的老太太,是否还躺在里边呢?我们借着远方炮弹出膛时的闪光,禁不住地都把目光投向那道缝隙,生怕出现奇迹,但又盼望着出现奇迹。许多关于死人起尸成野鬼的传说,越是不敢想,越是从记忆库里有声有色地闪出来,连一个细节也不漏过。母亲说:“睡吧,不要胡思乱想,什么都不要想。”她似乎猜到了我们的心思。她把那杆大枪放在“材天”上,说:“娘活了半辈子,捉摸出了几个道理:天堂再好,比不上家中的三间破屋;孤神野鬼,怕得是正直的人。孩子们,睡吧,明晚这时候,咱就睡在自家的炕头上了。”
  我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母亲搂着鲁胜利,倚靠在墙壁上,打着不均匀的呼噜,在呼噜中间,穿插着痛苦的呻吟。八姐睡梦中也拽着母亲的衣角,她有梦中磨牙的习惯,咯咯吱吱,仿佛耗子啃箱底。大姐躺在一堆乱草上,头枕着两块砖头,沙枣花和大哑、二哑,都把脑袋扎在她的腋窝里,像一窝猫。我的头紧挨着奶羊的脖子,听着草在它喉咙里滚动的声音。厢屋的门破了几个大窟窿,与这个季节颇不相称的热乎乎的风,从门洞里灌进来。断壁残垣,散发着刚出窑的新砖的气息。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身上闪烁着星光,在废墟里走动着,踩得瓦砾哗啦响。我不敢叫醒母亲,她实在是太劳累了。我也不愿叫醒大姐,因为她也非常劳累。我只好揪着我的羊胡子,把它揪醒,希望它能给我壮胆,但是它睁了一下眼,立即又把眼睛闭上了。那个庞然大物还在废墟上折腾着,并且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村子里突起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怪声,然后是杂沓的脚步声,铁器碰撞的声音、皮鞭呼啸的声音、烧红的铁器烙在皮肤上的声音,伴随着声音的,是脚臭与尘土的气味、红色铁锈的气味、猩红血浆的气味、烧糊皮肉的气味。一只红眼睛的小老鼠在棺材盖子上跑。它像顽童一样沿着那枝枪柄弯曲的大枪跑。可怕的事情跟随着小老鼠的尾巴发生了:棺材里传出来细微的声响,仿佛那个死老太太用她枯干的手摸索着寿衣的花边,继而是悠长的叹息和梦呓般的絮叨:憋死俺啦……杀千刀的……憋死俺啦……然后是拳打脚踢棺材盖子的“嘭嘭”声。这声音那么大,那么沉重,但母亲竟然听不到,她照旧在呼噜中呻吟;大姐也听不到,她睡觉时无声无息,好像一根黑木头。孩子们在睡梦中吧嗒着嘴,仿佛在咀嚼着什么好东西。我想拽羊胡子,但双手麻木,无论用多大力气也举不起来。我想喊叫,但喉咙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扼住了。我只好在万分恐怖中,看着听着棺材里的鬼变。慢慢地,在吱吱嘎嘎的声响里,棺材盖子被顶了起来,两只绿光闪烁的手,撑着棺材盖子,那两条因肥大的衣袖褪下而露出来的黑胳膊,像铁棍一样坚硬。棺材盖越起越高,那鬼也慢慢地翘起脖子和头,猛然地坐了起来。棺材盖子滑到棺材的小头,与棺材形成一个夹角,仿佛一个庞大的鼠夹子。她坐在棺材里,脸上也是绿光闪烁。根本不是那个脸如核桃皮的老太太,而是一个模样酷似跳崖跌死的三姐鸟仙的少妇。她的衣服由无数片鳞片——抑或是羽毛——连缀而成,银光夺目,放出冷气,叮叮咚咚地响着。
  她坐着休息了一会儿,就用双手扶持着棺材的两边,慢慢地站立起来。她举腿迈出棺材时,借助她衣服的光辉,我看到她修长的小腿上布满了伤痕。她的腿是典型的起尸女鬼的腿,因为起尸女鬼都极善奔跑,而非有这样的修长结实的小腿是跑不快的。她果然有十根长长的像鹰爪一样的指甲,像传说中的起尸鬼一样;她的脸狰狞可怖,牙白如雪,锋利似锥。她走出棺材了。她弯着腰,逐个打量着睡梦中的人,好像要辨别她要找的亲人或者仇敌。她的双眼射出两道绿光,射到母亲们脸上时,便聚成两个葡萄大的圆点,上下左右地移动。她走到我身边了。我赶紧闭上眼睛。从她那件奇特衣裙里散出的味道,是揉烂了葡萄藤蔓的味道,酸溜溜的,甜丝丝的,说不上好闻难闻。她嘴里的潮湿的冷气喷到了我的险上,我感到周身凉透了,连一点热气儿都没有了,像一条冻成了冰棍的鱼。她的手指把我从头到脚、然后又从脚到头地抚摸着,那些尖利的指甲划着我的皮肤,造成的感觉无法表述。我猜想着,接下来她就该豁开我的胸膛,摘出我的心肝,像吃脆梨一样,喀嗤喀嗤地咬着吃了。吃完了我的心肝,她就会咬断我脖子上最粗的血管,贴上她的像水蛭一样的嘴,把我身上的血全部吸干净,使我变成一个枯干的人,像马粪纸糊成的,划一根洋火便能点着。我不能等死,于是我感到我猛地跳了起来,手脚突然获得了解放,浑身都是力气。我把那女鬼推到一边,还对着她的鼻子捣了一拳,连她鼻子上的脆骨断裂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并且牢牢记住了。
  我撞开门,跑了出去,沿着街道,踩着那些尸首,飞一样奔跑。在我身后,她大声叫骂着追赶上来。她的指尖不时地搔着我的肩膀和脊背。我不敢回头,回头就会被她咬住喉咙,只有快跑,快,再快些,我的脚几乎不点地了,迎面扑来的风灌得我快要窒息了,砂子打疼了我的脸。但她的指爪仍然在搔着我。我突然想起了关于起尸鬼的故事中,那个小男孩制胜的秘诀:对着大树跑,然后急转弯。因为起尸鬼是不会转弯的。一棵青冈树在月牙下,像个蓬头的巨人,我对着它飞奔过去,几乎要碰到树干时,我突然将身子一歪,急转到一侧,我看到,那起尸女鬼猛抱住了那棵树,她的手指,滋滋响着,插进了坚硬如铁的树干里……
  我筋疲力尽地摸回来,街上流淌的鲜血把我的脚湿透了。成群结队的像小猪崽那么大的吸血蜘蛛在废墟上爬动着,它们几乎拖不动沉重的肚子,粘稠的、混合着人血的粉红丝线从它们屁眼里不自觉地流淌出来,把爬行过的地方弄得无法落脚,无法落脚也得落脚。那些胶水状的东西,粘在脚足板上,拉着长长的丝儿,缠绕在脚脖子上,缠绕在小路上,使我的双腿,变成了两支很大的棉花糖天亮后,我急于向母亲诉说夜间的事,但母亲显得很焦躁,根本不容我张口。
  她匆匆忙忙地把孩子和行李搬上车,当然没忘了那支大枪。我寻找着那些蜘蛛,但一个也找不到。我知道它们都钻到废墟里去了,只要搬动破砖烂瓦,就会发现它们。它们屙在烂砖碎坯上的粉红色的丝线犹在,在冬天的朝阳下,它们的名字是美丽。我捡起一根牛骨头,挑起一缕粉红的蛛丝。我把牛骨头当成绕线的轴子,不停地纠缠,变成一大团透明、粘稠的像鳔胶一样的东西。我拖着它一直走出村庄,在我的身后出现了一条粉红色的丝绸之路。
  道路上忽然人如穿梭,都是穿军装的兵,不穿军装的腰里也扎着牛皮带,屁股上挂着木柄手榴弹。路上散着一些绿屁股子弹壳,路边的沟渠里,有肚子破裂淌出花花肠子的死马,还有一堆堆的炮弹壳。母亲突然抓起了那支大枪,扔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一个挑着两个沉重木匣子的男人惊讶地看着我们。他放下担子,下沟去捡起了那支枪。这时我看到了那棵孤独的青冈树。树犹在,起尸鬼不在了,树皮上有一些破烂处,那就是她的利爪抓出来的。她极有可能重归了荆棘丛去做她的逍遥野鬼,她被收尸回家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村子里外,处处都能见到死尸。
  临近王家丘子时,热气像潮水涌来。好像那村庄是一座冶铁的大炉子。村子上空烟雾腾腾,村头的树上挂着一层黑色的灰,一群群苍蝇不合时宜地从村子里飞出来,从死马的肚肠,飞向死人的脸膛。
  为了避免麻烦,母亲率我们从村前的小路绕过去。小路被车轮压翻了,我们的车子行走困难。母亲支起车子,从车把上摘下油壶,用一根鹅毛蘸着油,往车轴和轴碗的缝隙里滴注。她的手肿胀得像高粱面饼子一样。“到小树林那边,我们就歇息。”给车轴加好油后,母亲说。鲁胜利、大哑和二哑,这三个乘客,多日来养成了一声不吭的习惯,他们知道坐车是可鄙的,是不劳而走,没脸吭气。注过油的车轴响声流利,能传出很远。路边地里,立着一些枝叶枯干、七倒八断的高粱。高粱的黑穗子上生长过芽苗,有的还苍老地擎着,有的贴在地皮上。
  走近小树林,我们才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个炮兵阵地。几十根粗壮的炮筒子,像老鳖伸出的脖子。炮筒上绑着树枝,炮的胶皮大轮子,深深地陷在地里。
  炮的后边,是一大排木箱子,有的箱子撬开了,露出一个紧挨着一个、显得分外娇贵的黄铜壳大炮弹。炮兵们头上戴着用松树枝扎成的帽子,蹲在树林边缘上,用搪瓷缸子喝水;也有几个站着喝的。士兵们后边,垒起一个土灶,灶上架着一口铸着铁耳朵的大锅。锅里煮着马肉,为什么说是马肉呢?因为有一条带着蹄子的马腿从锅里伸出来,斜指着天,马足腕处的距毛很长,像山羊的胡须,马蹄上月牙型的蹄铁闪闪发光。一个伙夫,把一根松木塞到灶膛里。炊烟如树,直钻到天上去。锅里水声沸腾,冲激得那条可怜的马脚颤抖不止。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过来,善意地劝我们回去。母亲用冷傲的态度拒绝了他。母亲说:“老总,如果您硬逼着俺们回去,俺们也只能回去,另外绕一条路。”
  “难道你们不怕死吗?”那人无奈地说,“不怕被炮弹炸碎吗?我们这些重炮弹,能把大松树拦腰斩断。”“到了这个地步,”母亲说,“不是我们怕死,而是死怕我们了。”那人闪到一边,说:“我拦住你们,是因为我爱管闲事,好了,你们走吧。”
  我们终于行走在白色盐碱荒原的边缘上了。在与荒原相接的起伏不定的沙丘上,蝗虫一样的士兵改变了灰白色沙丘的颜色,有一些像兔子一样的小马,拖着滚滚的烟尘,在两座沙丘之间,飞快地跑动着。大概有几百根炊烟;在沙丘之间笔直地竖起,升到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的高空,才扩散成絮状,缓慢地连成一片。而我们面前的白色荒原,像一个银色的海,只能望进去一箭远,便被刺人的亮色挡住了视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跟着母亲前行。更准确地说是跟着上官来弟前行。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旅行中,上官来弟如一头任劳任怨的毛驴一直拉着车子,并且她还能用沉重的大枪熟练地发射子弹,保卫了我们的宿营地。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装疯还是卖傻,都是她英雄浪漫曲里不可缺少的响亮的音符。
  我们渐渐深入了荒原,那条被踩翻的路泥泞不堪,比路外的碱地还要难走。
  我们走在碱地上,尚未融完的雪一片一片的,像瘌痢头一样。而那些稀疏的枯黄菅草,就形同癞痢头上的毛发。尽管好像危机四伏,但百灵鸟儿照样在晴空里呜叫,一群群草黄色的野兔子,摆开一条弧形的散兵线,发出“哇哇”的叫声,向一只白毛老狐狸发起了进攻。兔子们一定是苦大仇深,进攻时勇往直前。一群面目清秀的野羊,跟在兔子们后边,跑跑停停,搞不清是助战呢还是看热闹。
  有一个东西在草棵间放光彩,沙枣花跑上去捡起,隔着车子递给我看。是一个铁皮罐头盒子,盒里有几条油炸成金黄色的小鱼。我还给她。她抠出小鱼,递给母亲一条。母亲说:“我不吃,你吃了吧。”沙枣花尖着嘴吃小鱼,像猫一样。坐在篓子里的大哑,伸出了一只肮脏的手,对着沙枣花说:“嗷!”二哑跟着说:“嗷!”
  一只肮脏的手也伸出来。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方形冬瓜头,眼睛生长得靠上,使额头显得极短,鼻子塌平,人中漫长,嘴巴宽阔,上唇短而上翻,显露着焦黄的牙齿。沙枣花先是看了看母亲,好像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的目光却散漫地望着远方。沙枣花拣出两条小鱼,分给大哑和二哑。铁皮盒子空了,只余下几点残渣和几滴金黄色的油。她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盒底的油。这时,母亲说:“歇歇吧,再走一会儿,就能望到教堂了。”
  我仰面朝天躺在碱土上。母亲和大姐脱下鞋子,放在车把和车梁上磕碰着,倒出鞋旮旯里的碱土。她们的脚后跟像烂红薯。鸟儿们突然惊慌地俯冲下来,难道空中有老鹰?不是老鹰,是两架双层翅膀的黑色的大飞艇,从东南方向嗡嗡地飞过来了。它们发出的声音像开动了一千架纺车。它们起初飞得很慢,很高,到了我们头上后,迅速地降低了高度,加快了速度。它们笨头笨脑地,像两头扎上了翅膀的牛犊子,头前飞速地、嗡嗡地转动着的螺旋桨,像一群围着牛头的马蜂。它们肥大的肚皮几乎贴着我们的车梁滑过去,玻璃窗后边那个套着风镜的人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对着我古怪地笑。我感到他的脸很熟,但不及细看,他的脸和他的笑便电一般快捷地闪过去了。他飞过去了,一股激烈的旋风挟带着白色的尘土骤然翻起,那些草梗啦、砂粒啦、兔子屎啦,像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身上。沙枣花手里的罐头盒子不翼而飞。我吐着嘴里的泥土,慌张地跳起来。
  另一架飞艇,沿着头架飞艇的轨迹,更加蛮横地俯冲下来,从它的肚皮底下,喷吐出两道长长的火舌。子弹钻在我们周围的泥土里,发出扑哧扑哧的闷响,成群的泥块儿,疾速地进溅起来。飞艇拖着三缕黑烟一抖翅膀便到了沙梁上空。那些从翅膀底下吐出的火舌断断续续的,声音像狗叫,沙梁上腾起一簇簇黄色的尘雾。它们在空中玩弄着燕子点水的把戏,莽莽撞撞地扎下来,又冒冒失失地拉上去,拉上去时,窗玻璃银光闪烁,机翅膀上却闪烁着钢蓝色的光芒。沙梁上一片混乱,那些土黄色的士兵在尘雾中蹦跳着,喊叫着。一道道黄色的火舌射向空中,枪声连成一片,像刮风一样。两架飞艇,像受惊的大鸟,歪斜着翅膀向空中钻,它们的声音像疯子唱歌。其个一架飞艇钻着钻着便钻不动了,肚子里蹿出一股浓黑的烟,拖曳着,咕嘟咕嘟的,摇摇晃晃的,打着旋磨儿,一头扎到了荒原里。
  它的头像犁铧,翻起了一大片泥土,翅膀唿扇着,唿扇了一小会儿,便有一大团火,从它的肚子里,忽喇喇地爆开,成了一个大火球,与此同时,一声巨响,把野兔子都震起来了。另一架飞艇,在很高的地方转了一圈,呜呜地哭着,飞走了。
  这时我们才看到,大哑的半个脑袋没有了,二哑的肚子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他还没有死,还朝着我们翻白眼。母亲抓起一把碱土,按到那个窟窿上,但绿色的汁液和灰白的肠子,像泥鳅一样滋滋有声地钻出来。母亲抓起一把又一把的碱土,往那窟窿上堵,却总是堵不住。二哑的肠子,淌了半篓子。我的羊两条前腿跪在地上,“噢噢”地怪叫着,肚子剧烈地收缩,脊背弓起,一团乱草从它嘴里呕出来。在它的带动下,我与大姐也弓着腰呕吐。母亲垂着两只沾满血泥的手,呆呆地望着那些肠子,她的嘴翕动着,突然张开,喷出一股猩红的液体,然后她就嚎哭起来。
  后来,从小树林的炮兵阵地那边,黑老鸹般的炮弹,一批紧跟着一批,飞向我们村庄的方向,蓝色的光芒,把树林那儿的天空映成了紫丁香的颜色,太阳灰蒙蒙的,黯然失色。一排炮过去,荒原里就像滚过一阵雷,然后便是炮弹的呼啸,然后就是敲破锣似的弹头爆炸声和一柱柱的白烟腾起。在我们村庄那儿,几排炮过后,从蛟龙河对岸,有更大的炮弹回敬过来,炮弹有的落在小树林里,有的落在荒原上。你来我往的炮弹,像串亲戚一样。灼热的气浪在荒原上涌动。打过一个时辰,小树林里起了大火,炮声没了。我们村子那边,却还有炮弹往这边发射,并且越打越远。沙梁后边,突然又蓝了一片天,成群的大炮弹,吹着口哨,砸在我们村那儿,这个炮群比小树林里那个炮群要大得多,炮弹也厉害。我不是说小树林炮群发射的炮弹像黑老鸹一样吗?沙梁后藏着的炮群发射的炮弹就像一群齐头齐脑的小黑猪,它们“啁啁”地叫着,迈动着小短腿,扭动着小尾巴,你追我赶地落到我们村里去。落地后它们可就不是小黑猪了,是大黑豹、黑老虎、黑野猪,锯齿獠牙,碰到什么咬什么。大炮对射着,飞艇又来了,这会儿一来就是十二架,两架一拨,并着膀飞。这次它们飞得很高,一边飞一边往下下蛋,荒原上出现了很多大窟窿。后来呢?一群坦克从我们村子那边踉踉跄跄地开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那抻着长脖子跑起来嘎啦嘎啦的家伙叫坦克。它们排成横队,在盐碱荒原上撒野。坦克后边,跟着一队队弓着腰的、头戴铁帽子的士兵。他们一边小跑一边对天放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毫无目标,乱放一气。我们跑到一个炮弹坑里去,有的趴着,有的坐着。我们脸色平静,好像并不害怕。
  坦克肚皮下成串的铁轮子飞快地转动着,铁的履带一环紧迫着另一环,嘎嘎啦啦往前跑。沟沟坎坎它都不再乎,脖子一挺就过去了。它们一边疯跑一边咳嗽、打喷嚏、吐痰,横行霸道不讲理。吐够了痰它就吐火球,吐一个火球它的长脖子就往后缩一下。荒原上那些深沟被它打几个转儿就研平了,有一些土色的小人儿被它碾到泥里去。它们跑过去的地方,地像犁了一遍似的,满目都是新土。
  它们跑到沙梁跟前了,成群的子弹打得它们啪啪地响,没事儿,枪子儿奈何不了它们。但它们身后那些兵却一片片地栽倒。沙梁上跃出一些人,抱着点燃的高粱秸子,扔到坦克的肚子上,它们被烧得蹦高儿。有的人打着滚滚到它们前边,轰隆几声,几个坦克死了,几个坦克受了伤。沙梁上的兵像皮球,成群结队地滚出来,与那些戴铁帽子的兵打成一堆儿。吱吱哟哟地叫,呜哩哇啦地吼,拳打的,脚踢的,卡脖子的,捏蛋子的,咬指头的,揪耳朵的,抠眼睛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
  那天的景儿太多了,长十只眼也看不过来,生十张嘴也说不过来。戴铁帽子的一拨跟着一拨往上冲,死人叠成了墙,还是冲不过去。后来又弄来了喷火机,一喷一溜火,把沙梁都烧成了玻璃。飞艇又来了,往下扔大饼、肉包子,还扔花花绿绿的钞票。折腾到黑天落日头,双方都累了,就坐下歇息。歇息了一会,接着打,打得天地都红了,冻土都化了,死野兔子一片一片的,都是给活活吓死的。
  这一夜四面八方都放枪放炮,照明弹一群群的往天上飞,照得眼都睁不开。
  天亮时,一群群的铁帽子兵举手投了降。
  一九四八年元旦早晨,我们一家五口,还有我的羊,小心翼冀地越过冰封的蛟龙河,爬上了蚊龙河大堤,我和沙枣花帮着大姐才把那辆木轮车拉上堤。我们站在堤上,望着河里被炮弹炸得破破烂烂的的冰面,看着从大窟窿里涌上来的河水,听着冰块坼裂的嘎叭声,庆幸没掉到河水里去。太阳照耀着河北的大战场,那里硝烟未散,喊话声、欢呼声、零星的枪声使荒原生机蓬勃。一片片的铁帽子,宛若毒蘑菇。我想起了大哑和二哑,他们兄弟俩被母亲放在一个炮弹坑里,上边连一点土也没覆盖。回头看看我们的村庄吧,我们的村庄并没成为废墟——这真是奇迹——教堂还立着,风磨房还立着,司马库家那一片瓦房倒了一半。最重要的是,我们家的房子还立着,只是在正屋房脊上,被一发臭炮弹砸了一个大窟窿。我们进入家院,互相打量着,像陌生人一样。打量了一阵子,便搂抱在一起,在母亲的领导下,放声恸哭。
  突然响起来的司马粮的珍贵的哭声把我们的哭声止住了。我们看到了,他像野狸子一样蹲在杏树上,身上披着一张小狗皮。母亲对着他伸出了手。那家伙从树上蹦下来,像一股黑烟,射进了母亲的怀抱。

  放学回家途中,乔安突然说:“我们去露营吧!”

  苏菲本来想说她不能离家太久,但不知怎的,她却说道:“好呀!”

  几个小时后,乔安背了一个大登山背包来到苏菲家门口。苏菲已经打包完毕。她带了一顶帐篷,他们两人也都各自带了睡袋、毛衣、睡垫、手电筒、大热水瓶,以及很多心爱的食物。

  五点钟左右,苏菲的妈妈回到家。她谆谆告诫两人,要求她们遵守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她并且坚持要知道她们扎营的地点。

  于是,她们告诉她两人计划到松鸡顶去。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第二天早上可以听到松鸡求偶的叫声。

  事实上,苏菲之所以选择去松鸡顶是有“阴谋”的。在她印象中,松鸡顶离少校的小木屋不远。她心里有一股冲动要回到那座木屋,不过她也明白自己不敢一个人去。

  于是,她们两人从苏菲家花园门口那条小小的死巷子出发,沿着一条小路走下去。一路上,她们谈天说地。苏菲觉得暂时不用思考哲学之类问题的感觉还真不错。

  探险八点时,她们已经在松鸡顶上的一块平地搭好帐篷,准备过夜了。她们的睡袋已经打开。吃完三明治后,苏菲说;“乔安,你有没有听说过少校的小木屋?”

  “少校的小木屋?”

  “这附近的树林里有一座木屋……就在一座小湖边。以前曾经有一个怪人住在那里,是一个少校。所以人家才叫它‘少校的小木屋’。”

  “现在有没有人住呢?”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在哪里呢?”

  苏菲指着树林间。

  乔安不是非常热中,但最后她们还是去了。这时夕阳已经低垂天际。

  最初,她们在高大的松树间走着,不久就经过一片浓密的灌木林,最后走到了下面的一条小路。苏菲心想,这是我星期天早上走的那条路吗?一定是的。她几乎立刻就看到路右边的树林间有某个东西在闪烁。

  “就在那儿。”她说。

  很快地她们就到了小湖边。苏菲站在那儿,看着对岸的木屋。

  红色的小木屋如今门窗紧闭,一片荒凉景象。

  乔安转过身来,看着她。

  “我们要怎么过湖?用走的吗?”

  “当然不了,我们可以划船过去。”

  苏菲指着下面的芦苇丛。小舟就像从前一般躺在那儿。

  “你来过吗?”

  苏菲摇摇头。她不想提上次的事,因为那太复杂了,怎么也说不清楚。同时,如果说了,她也不得不告诉乔安有关艾伯特和哲学课的事。

  她们划船过湖,一路说说笑笑。当她们抵达对岸时,苏菲特别小心地把小舟拉上岸。

  她们走到小屋的前门。屋里显然没有人,因此乔安试着转动门柄。

  “锁住了……你不会以为门是开着的吧?”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钥匙。”

  于是她开始在屋子底下的石缝间搜寻。

  几分钟后,乔安说:“算了,我们回帐篷去吧就在这时,苏菲叫了一声:“我找到了。、就在这儿!”

  她得意地高举着那把钥匙。然后,她把它插进锁里,门就开了。

  两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好像做什么坏事一般。木屋里又冷又黑。

  “什么也看不到!”乔安说。

  不过,苏菲是有备而来。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盒火柴擦亮一根。在火光熄灭之前的那一刹那,她们看清楚小屋内空无一人。苏菲擦亮另一根火柴,这次她注意到炉子上有一座锻铁做的烛台,上面有半截蜡烛。她用第三根火柴把蜡烛点亮,于是小屋里才有了一点光线,让她们可以看清四周。

  “这样一根小小的蜡烛却可以照亮如此的黑暗,这不是很奇怪吗?”苏菲说。

  乔安点点头。

  “不过你看在某个地方光芒就消失了。”她继续说。

  “事实上黑暗本身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缺少光线的照射罢了。”

  乔安打了一个冷颤。“有点恐怖耶!我们走吧!”

  “我们要看看镜子才能走。”

  苏菲指着依旧挂在五斗柜上方的那面铜镜。

  “很漂亮耶广乔安说。

  “可是它是一面魔镜。”

  “魔镜!魔镜!告诉我,这世界上谁最美丽?”

  “乔安,我不是开玩笑。我敢说只要你看着它,就会看到镜子里有东西。”

  “你确定你没来过吗?还有,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吓我?”

  苏菲答不出来。

  “对不起。”

  这回是乔安突然发现靠墙角的地板上有个东西。那是个小盒子,乔安把它捡了起来。

  “是明信片耶!”她说。

  苏菲吃了一惊。

  “别碰它!你听到了吗?千万不要碰!”

  乔安跳了起来,像被火烧到一样赶紧把盒子丢掉。结果明信片撒了一地。乔安随即笑了起来。

  “只不过是一些明信片罢了尸乔安坐在地板上,开始把那些明信片捡起来。

  过了一会儿,苏菲也坐在她身旁。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他们全都盖着黎巴嫩的邮戳。”乔安说。

  “我知道。”苏菲说。

  乔安猛然坐直,看着苏菲的眼睛。

  “原来你到过这里。”

  “是的,我想是吧!”

  苏菲突然想到,如果她承认来过这里,事情会变得容易得多。

  即使她让乔安知道最近这几天来发生在她身上的神秘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我们来之前,我并不想让你知道。”

  乔安开始看那些明信片。

  “这些卡片都是写给一个名叫席德的人。”

  苏菲没碰那些卡片。

  “地址是什么?”

  乔安念了出来:“挪威Lillesand,请艾伯特代转席德。”

  苏菲松了一口气。她刚才还怕信上会写“请苏菲代转”。

  她开始仔细检查这些明信片。

  “你看,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四日……五月六日……五月九日……这些邮票都是前几天才贴的。”

  “还有,上面盖的通通都是挪威的邮戳!你再看……联合国部队……连邮票也是挪威的!”

  “我想他们大概都是这样。为了要感觉自然一些,他们在那边也设了他们专用的挪威邮局。”

  “但他们是怎么把信寄回家的呢?”

  “也许是通过空军吧!”

  他们在那边苏菲把烛台放在地板上,两人开始看这些明信片。乔安把它们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排好,先读第一张:亲爱的席德:我真的很盼望回到我们在黎乐桑的家。我预定仲夏节黄昏在凯耶维克机场着陆。虽然很想早些抵达以便参加你十五岁生日庆祝会,但我有军令在身。为了弥补这点,我答应你我会全心准备给你的那份大生日礼物。

  爱你并总是考虑到你的前途的老爸P.S:我会把另一张同样的明信片送到我们共同的朋友那儿。

  我想你会了解的,席德。目前的情况看起来虽然是充满了神秘,但我想你会明白的。

  苏菲拿起了第二张:亲爱的席德:在这里,我们的时间过得很慢。如果这几个月在黎巴嫩的日子有什么事情值得记忆的话,那就是等待的感觉。不过我正尽全力使你有一个很棒的十五岁生日。

  目前我不能说太多。我绝对不能泄漏天机。

  爱你的老爸苏菲与乔安坐在那儿,兴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两人都没有开口,专心看着明信片。

  亲爱的孩子:我最想做的事是用一只白鸽将我心里的秘密传递给你,不过黎巴嫩连一只白鸽也没有。我想这个备受战火摧残的国家最需要的也就是白鸽。我祈祷有一天联合国真的能够创造世界和平。

  P.S:也许你可以与别人分享你的生日礼物。等我回到家再谈这件事好了。你还是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对不对?我在这里可是有很多时间为咱俩打算呢!老爸他们一连读了六张,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张了。上面写道:亲爱的席德:我现在内心满溢有关你生日的秘密,以致我一天里不得不好几次克制自己不要打电话回家,以免把事件搞砸了。那是一件会愈长愈大的事物。而你也知道,当一个东西愈长愈大,你就愈来愈难隐藏它了。

  P.S:有一天你会遇见一个名叫苏菲的女孩。为了让你们两人在见面前有机会认识,我已经开始将我写给你的明信片寄一份给她。我想她应该可以很快赶上。目前她知道得不比你多。她有一个朋友名叫乔安,也许她可以帮得上忙。

  读了最后一张明信片后,乔安与苏菲静静坐着不动,彼此瞪大了眼睛对望。乔安紧紧地抓着苏菲的手腕。

  “我有点害怕。”她说。

  “我也是。”

  “最后一张明信片盖的是什么时候的邮戳?”

  苏菲再看看卡片。

  “五月十六日,”她说。“就是今天。”

  “不可能!”乔安大声说,语气中几乎有些愤怒。

  他们仔细地看了邮戳。没错,上面的日期的确是一九九O五月十六日。

  “这是不可能的。”

  乔安坚持。“何况我也想不出来这会是谁写的。一定是一个认识我们两个的人。但他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在今天来到这里的?”

  乔安比苏菲更害怕,苏菲却已经习惯了。

  “我想这件事一定与那面铜镜有关。”

  乔安再度跳起来。

  “你的意思不是说这些卡片在黎巴嫩盖了邮戳后就从镜子里飞出来吧?”

  “难道你有更好的解释吗?”

  “没有。”

  苏菲站起身来,举起蜡烛照着墙上的两幅画。

  “‘柏克莱’和‘柏客来’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蜡烛快要烧完了。

  “我们走吧广乔安说。“走呀!”

  “我们得把镜子带走才行。”

  苏菲踮起脚尖,把那面大铜镜从墙壁的钩子上取下。乔安想要阻止她,但苏菲可不理会。

  当她们走出木屋时,天色就像寻常五月的夜晚一样黑。天边仍有一些光线,因此她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灌木与树林的轮廓。小湖静静躺着,仿佛是天空的倒影。划向彼岸时,两个人都心事重重。

  回到帐篷途中,乔安与苏菲都不太说话,但彼此心里明白对方一定满脑子都是方才所见的事。沿途不时有受惊的鸟呱喇飞起。有几次她们还听到猫头鹰“咕!咕!”的叫声。

  她们一到帐篷就爬进睡袋中。乔安不肯把镜子放在帐篷里。入睡前,两人一致认为那面镜子是满可怕的,虽然它只是放在帐篷人口。苏菲今天也拿走了那些明信片,她把它们放在登山背包的口袋里。

  第二天上午她们起得很早。苏菲先醒过来。她穿上靴子,走出帐篷。那面镜子就躺在草地上,镜面沾满了露水。

  苏菲用毛衣把镜子上的露水擦干,然后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她感觉仿佛自己正同时向下、向上地看着自己。还好她今天早晨没有收到从黎巴嫩寄来的明信片。

  在帐篷后面的平原上方,迷离的晨雾正缓缓飘移,逐渐形成许多小小片的棉絮。小鸟儿一度哗然,仿佛受到惊吓,但苏菲既未看到也未听见任何猛禽的动静。两人各加了一两件毛衣后,便在帐篷外用早餐。她们谈话的内容很快转到少校的小木屋和那些神秘的明信片。

  吃完早餐后,她们卸下帐篷,打道回府。苏菲手臂下挟着那面大镜子。她不时得停下来休息一下,因为乔安根本不愿碰它。

  她们快走到市郊时,听到间歇的枪声。苏菲想起席德的父亲提到的那备受战火摧残的黎巴嫩。她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够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后来,她才发现那些“枪声”原来是有人放烟火庆祝仲夏节的声音。

  到家后,苏菲邀请乔安进屋里喝一杯热巧克力。苏菲的妈妈很好奇她们是在哪里发现那面镜子的,苏菲说他们是在少校的木屋外面捡到的,妈妈于是又说了一遍那里已有许多年无人居住等等的话。

  乔安走后,苏菲穿上一件红洋装。那天虽是仲夏节,但与平常也没什么两样。到了晚上,电视新闻有个专题报道描写挪威驻黎巴嫩的联合国部队如何庆祝仲夏节。苏菲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屏不放,她想她看到的那些人中有一个可能是席德的父亲。

  五月十七日那天,苏菲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把那面大镜子挂在她房间的墙上。第二天早上,密洞中又放了一个棕色的信封,苏菲将信打开,开始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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