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路边店的生意仰仗着白天,  奥立弗徒

日期:2019-12-16编辑作者:都市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锺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间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奥立弗徒步去伦敦,途中遇见一位颇为古怪的小绅士。
  奥立弗到达小路尽头用来挡牲口的栅栏,重新上了公路。眼下是八点钟光景。尽管离城已经差不多有五英里了,他仍然时而跑几步,时而溜到路旁篱笆后面去躲一躲,生怕有人赶上来把他捉回去,这样一直折腾到中午。他在一块路碑旁边坐下来歇歇气,第一次开始盘算究竟上何处谋生为好。
  他身边就是路碑,上边的大字表明此地距伦敦七十英里。伦敦,这个地名在奥立弗心中唤起了一连串新的想像。伦敦!——那地方大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哪怕是邦布尔先生——能在那里找到自己。过去他常听济贫院里一些老头讲,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伦敦压根儿不愁吃穿,在那个大都市里,有的谋生之道是土生土长的乡巴佬想像不到的。对于一个无依无靠,如果得不到帮助就只能死在街头的孩子来说,伦敦是最合适的去处。这些东西从奥立弗脑海里掠过,他从地上跳起来,继续朝前走去。
  到伦敦的距离缩短了足足四英里有余,到底还要走多久才能到目的地的念头冒了出来。他顾虑重重,步伐也随着放慢下来,心里老在琢磨自己到那儿去有些什么本钱。他有一片干面包和一件粗布衬衫,包袱里有两双长袜,口袋里还有一个便士——那是在一次葬礼后苏尔伯雷给的,那一次他发挥得异常出色。“一件干净衬衫,”奥立弗寻思着,“穿上肯定很舒服,两双长袜子,打过补丁,也还行,一个便士也挺不错。不过,这些东西对于冬天里走七十英里的路,可帮不了什么大忙。”但奥立弗的想法和大多数人碰上这类情形时一样,对于自己的难处,心中一点不糊涂,也不是漠然对待,却往往想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奥立弗想了好半天仍不得要领,便把小包袱换换肩,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前走。
  一天下来,奥立弗走了二十英里,饿了啃两口干面包,渴了喝几口从路旁住户家里讨来的水。夜幕降临了,他拐进一片牧场,偷偷钻到一个干草堆底下,决定就在那里过夜。一开始他吓得心惊肉跳,晚风呜呜咽咽,一路哀号着掠过空旷的原野,他又冷又饿,孤独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然而,他毕竟走得太疲倦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把烦恼忧愁全都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简直冻僵了,也饿得熬不过去了,他只好在经过的头一个村子就用那枚便士换了一个面包。他走了不到十二英里,夜幕就又垂落下来。他的双脚肿了,两条腿软得直哆嗦。又一个夜晚在阴冷潮湿的露天里度过,情况更糟糕了,当他天亮以后登上旅途时,几乎得要爬着走了。
  他在一座陡坡下停住,一直等到一辆公共马车开到近前。奥立弗求外座上的乘客给几个钱,可是没有几个人理睬。有人要他等一会,待马车开上坡了,再让他们瞧瞧,他为了半个便士跑得了多远。可怜的奥立弗竭力想跟上马车跑一小段路,然而由于疲乏,双脚肿痛,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几位外座乘客一看,又把半个便士放回钱包去了,并宣称他是一只懒惰的小狗,不配得到任何赏赐。马车嘎嗒嘎嗒地开走了,只在车后留下一团烟尘。
  有几个村子里张挂着油漆的大木牌,上边警告说,凡在本地行乞者,一律处以监禁。奥立弗吓坏了,巴不得尽快离开这些村子。在另外一些村子,他站在旅店附近,眼巴巴地望着过往的每一个行人,老板娘照例要支使某个四下里闲逛的邮差来把这个陌生的孩子撵走,她断定这孩子是来偷东西的。若是上一户农家去讨点什么,别人十有八九会吓唬他,说是要唤狗出来咬他。他刚在一家铺子门口探了探头,就听见里边的人在议论教区干事如何如何——奥立弗的心好像一下子跳到了他的口中——而这往往是一连好几个钟头唯一进到他嘴里的东西。
  说真的,要不是碰上一位好心肠的收税员和一位仁慈的老太太,奥立弗的苦难可能已经结束了,落得和他母亲一样的下场,换句话说就是,他必定已经死在通衢大道上了。那位收税员请他吃了一顿便饭,老太太有一个孙子,因船只失事流落异乡,她把这份心情倾注到可怜的孤儿身上,把拿得出来的东西都给了他——不仅如此——还说了一大堆体贴而亲切的话语,洒下了浸满同情与怜悯的泪水,此情此景胜过奥立弗以往遭受的一切痛苦,深深地沉人了他的心田。
  奥立弗离开故乡七天了。这天一大早,他一瘸一拐地走进小城巴涅特。各家各户的窗户紧闭着,街道上冷冷清清,还没有人起来做当天的生意。太阳升起来了,霞光五彩缤纷。然而,朝霞仅仅是使这个孩子看到,他自己是多么的孤独与凄凉,他坐在一个冰冷的台阶上,脚上的伤口在淌血,浑身沾满尘土。
  沿街的窗板一扇扇打开了,窗帘也拉了上去,人们开始来来去去。有几位停下来,打量了奥立弗两眼,有的匆匆走过时扭头看看。没有一个人接济他,也没有人费心问一声他是怎么上这儿来的。他没有勇气去向人家乞讨,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他蜷作一团,在台阶上坐了一阵子,街对面有那么多的酒馆,他感到有些纳闷(在巴涅特,每隔一个门面,或大或小就是一家酒馆),他无精打采地看着一辆辆马车开过去,心想这倒也真怪,他拿出超过自己年龄的勇气和决心,走了足足七天的路,马车却毫不费事,几个小时就走完了。就在这时,他猛一定神,看到几分钟前漫不经心从自己身边走过的一个少年又倒转回来,这功夫正在街对面仔仔细细地上下打量自己。奥立弗开初一点没在意,但少年一直盯着他看,奥立弗便抬起头来,也以专注的目光回敬对方。那孩子见了,就穿过马路,缓步走近奥立弗,说道:
  “哈罗。伙计,怎么回事啊?”
  向小流浪者发问的这个孩子同奥立弗年龄相仿,但样子十分古怪,奥立弗从来没有见到过。他长着一个狮头鼻,额头扁平,其貌不扬,像他这样邋遢的少年确实不多见,偏偏他又摆出一副十足的成年人派头。就年龄而言,他个子偏矮,一副罗圈腿,敏锐的小眼睛怪怪的,帽子十分潇洒地扣在头上,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要不是戴的人自有一套妙法,帽子保准经常掉下来,他时不时地猛一摆头,帽子便重新回到老地方去了。他身上穿着一件成年人的上衣,差点儿拖到脚后跟,袖口往胳臂上挽了一半,以便让两只手从袖子里伸出来,看样子是为了能把手插进灯芯绒裤子的口袋里去,事实也是如此。他整个是一个派头十足、装模作样的年轻绅士,身高四英尺六英寸,也许还不到,脚上穿一双高帮皮鞋。
  “哈罗。伙计,怎么回事啊?”这位奇怪的小绅士对奥立弗说道。
  “我饿极了,又累得要死,”奥立弗回答时泪水在眼睛里直打转,“我走了很远的路,七天以来我一直在走。”
  “走了七天。”小绅士叫了起来,“喔,我知道了,是铁嘴的命令吧?不过,”他见奥立弗显出迷惑不解的神色,便又接着说,“我的好伙——计,恐怕你还不知道铁嘴是怎么回事吧。”
  奥立弗温驯地回答,他早就听说有人管鸟的嘴巴叫铁嘴。
  “瞧瞧,有多嫩。”小绅士大叫一声,“嗨,铁嘴就是治安推事,铁嘴要你开步走,并不是一直向前,那可是上去了就下不来的。你从来没踩过踏车?”
  “什么踏车?”
  “什么踏车。嗨,就是踏车——就是石瓮里的那种,用不了多大地方就能开动起来的。老百姓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倒是蛮兴旺,要是老百姓还过得去,他们就找不到人手了。嗳嗳,你想吃东西,我包下了。我手头也不宽裕——只有一个先令,外带半便士,不过,管他呢,我请客了,站起来吧。起来。开步走。乖乖。”
  小绅士扶着奥立弗站起来,一块儿来到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在那里买了好些熟火腿和一个两磅重的面包,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四便士麦麩”。小绅士露了一手,他把面包心掏了一些出来,挖成一个洞,然后把火腿塞进去,这样火腿既保持了新鲜,又不会沾上灰尘。小绅士把面包往胳肢窝下边一夹,领着奥立弗拐进一家小酒馆,到里边找了一间僻静的酒室。接着这位神秘的少年叫了一罐啤酒,奥立弗在新朋友的邀请下,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吃的过程中,陌生少年的目光十分专注,时不时地落到他身上。
  “打算去伦敦?”小绅士见奥立弗终于吃好了,便问道。
  “是的。”
  “找到住处了没有?”
  “还没哩。”
  “钱呢?”
  “没有。”
  古怪的少年吹了一声口哨,尽力摆脱肥大衣袖的牵绊,把手插进口袋里。
  “你住在伦敦吗?”奥立弗问。
  “不错。只要不出远门,就住在伦敦,”少年说道,“我琢磨你今儿晚上还想找个地方睡觉,是不是?”
  “是啊,真的,自从我离开家乡以来,就没睡过安稳觉。”
  “你也别为这点小事揉眼睛了,”小绅士说道,“今儿晚上我得去伦敦,我知道有一位体面的老绅士也住在那儿,他会给你安排一个住处,一个钱也不收你的——就是说,只要是他认识的随便哪一位绅士介绍的,都行。他是不是认识我?喔,不。完全不认识。门都没有。肯定不认识。”
  小绅士微笑起来,似乎想暗示末了几句说的是反话,是说着玩的,他一边说,一边喝干了啤酒。
  有个落脚的地方,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太诱人了,叫人无法谢绝,尤其是紧跟着又来了那位老先生提出的保证,完全可以断言,他会毫不拖延地为奥立弗提供一个舒适的位置。接下来的谈话进行得更为友好,更加推心置腹,奥立弗从中了解到,这位朋友名叫杰克·达金斯,乃是先前提到的那一位绅士的得意门生。
  单看达金斯先生的外貌,并不足以说明他的恩人替那些受他保护的人谋取到了多少福利,不过,达金斯的交际方式倒是相当轻浮油滑,进而又承认自己在一帮亲密朋友中有个更出名的绰号,叫“逮不着的机灵鬼”,奥立弗得出结论,对方由于天性浪荡不羁,早就把恩人在道德方面的训诫抛到脑后去了。出于这种印象,他暗暗下定决心,尽快取得那位老绅士的好感,要是机灵鬼大致上应了自己的猜测,果真无可救药的话,就一定要敬而远之。
  由于约翰·达金斯反对天黑以前进入伦敦,当他们走到爱灵顿税卡时,已经快十一点了。他们经过安琪尔酒家到了圣约翰大道,又快步走过到沙德勒街泉水戏院就到头的那条小街,通过伊克茅士街,柯皮斯路,走下伦敦贫民院旁边的小巷,再经过以前叫“绝境中的哈雷”的古迹,过小红花山,到了大红花山。机灵鬼吩咐奥立弗一步也别落下,自己飞一般朝前跑去。
  尽管奥立弗一门心思盯住自己的向导,却仍然好几次不由自主地往经过的街道两侧偷眼望去。他从来没有见到过比这儿更为肮脏或者说更为破败的地方。街道非常狭窄,满地泥泞,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污浊的气味。小铺子倒是不少,仅有的商品好像只有一群群的孩子,那些孩子这么晚了还在门口爬进爬出,或者是在屋里哇哇大哭。在这个一片凄凉的地方,看起来景气一些的只有酒馆,一帮最下层的爱尔兰人扯着嗓子,在酒馆里大吵大闹。一些黑洞洞的过道和院落从街上分岔而去,露出几处挤在一起的破房子,在那些地方,喝得烂醉的男男女女实实在在是在污泥中打滚。有好几户的门口,一些凶相毕露的家伙正小心翼翼地往外走,一看就知道不是去干什么好事或者无伤大雅的事。
  奥立弗正在盘算是否溜掉为妙,他俩已经到了山脚下。他的那位向导推开菲尔胡同附近的一扇门,抓住奥立弗的一条胳臂,拉着他进了走廊,又随手把门关上了。
  “喔,喂。”随着机灵鬼的一声口哨,一个声音从下边传了过来。
  机灵鬼答道:“李子全赢。”
  这看来是某种表示一切正常的口令或者暗号什么的。走廊尽头的墙上闪出一团微弱的烛光,一个男人的面孔从一个旧厨房的楼梯栏杆缺口露了出来。
  “你是两个人来的?”那个男子把蜡烛挪远一些,用一只手替眼睛挡住光,说道。“那一个是谁?”
  “一个新伙伴。”杰克·达金斯把奥立弗推到前边,答道。
  “哪儿来的?”
  “生地方。费金在不在楼上?”
  “在,他正在挑选手帕。上去吧。”蜡烛缩了回去,那张脸消失了。
  奥立弗一只手摸索着,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同伴,高一脚低一步地登上又黑又破的楼梯,他的向导却上得轻松利落,眼见得他对这一路相当熟悉。他推开一间后室的门,拖着奥立弗走了进去。
  这间屋子的墙壁和天花板因年深日久,满是污垢,黑黝黝的。壁炉前边放着一张松木桌子。桌子上有一个姜汁啤酒瓶,里边插着一支蜡烛,还有两三个锡铅合金酒杯,一块奶油面包,一只碟子。火上架着的一口煎锅里煮着几段香肠,一根绳子把锅绑在壁炉架上。一个枯瘦如柴的犹太老头手拿烤叉,站在旁边,一大团乱蓬蓬的红头发掩住了他脸上那副令人恶心的凶相。他裹着一件油腻腻的法兰绒长大衣,脖子露在外边。看来他既要兼顾炉子上的煎锅,又要为一个衣架分心,衣架上挂着许多丝手绢。几张用旧麻袋铺成的床在地板上一张挨一张排开。桌子周围坐了四五个比机灵鬼小一些的孩子,一个个都摆出中年人的架式,一边吸着长长的陶制烟斗,一边喝酒。机灵鬼低声向犹太老头嘀咕了几句。这帮孩子围了上去,跟着又一起把头转了过来,冲着奥立弗嘻嘻直笑,犹太老头也一样,一只手握着烤叉,转过头来。
  “费金,就是他,”杰克·达金斯说,“我朋友奥立弗·退斯特,”
  老犹太露出大牙笑了笑,向奥立弗深深鞠了一躬,又握住奥立弗的手,说自己希望有幸和他结为知己。小绅士们一见这光景,也都叼着烟斗,围了过来,使劲和他握手——尤其是他们之中替奥立弗接过小包袱的那一位。一位小绅士极为热心地替他把帽子挂起来,另一位来得更是殷勤,竟把双手插进他的衣袋里,为的是省去他睡觉时掏空腰包的麻烦,因为他已经非常累了。要不是费金的烤叉大大方方地落在这班热心小伙子的头上、肩膀上,这一番殷勤可说不准会献到哪儿去。
  “见到你我们非常高兴,奥立弗——非常非常,”费金说道,“机灵鬼,把香肠捞起来,拖一个桶到火炉边上,奥立弗好坐。啊,我亲爱的,你是在看那些手帕吧,哦。这地方手帕可真不少,是不是?我们正在选一选,打算洗一下。就这么回事,奥立弗,没别的。哈哈哈!”
  后边几句话引来一阵喝彩,快活老绅土的那班得意门生乐得大喊大叫。吆喝声中,他们开始吃饭。

  将军大道109-4号是一家餐馆,说餐馆都过于正式了,其实也就是一家路边店。路边店向来做不来什么大生意,却也有它的特征,最主要、最招人喜爱的特征就是脏。店铺的地面上没有地毯和瓷砖,光溜溜的只是浇筑了一层水泥。水泥地有水泥地的好,客人们更随意——骨头,鱼刺,烟屁股,酒瓶盖,客人们可以到处丢,随手扔。但脏归脏,路边店的菜却做得好,关键是口味重,有烟火的气息。这正是所谓的家常菜的风格了。到路边店来用餐的大多是一些干体力活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蓝领。他们才不在乎环境是不是优雅,空气是不是清新,地面是不是整洁。他们不在乎这个。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口味”,分量足,价钱公道。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打着赤膊,撑起一只脚来,搂着自己的膝盖,边吃,边喝,边聊。这里头有别样的快意人生。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奥立弗吃了分得的一份,费金给他兑了一杯热乎乎的掺水杜松子酒,叫他赶紧喝下去,还有一位绅士等着要用杯于。奥立弗照办了。顿时,他感到自已被人轻轻地抱起来,放到麻袋床铺上,不一会儿便陷入了沉睡。

  路边店和路边店其实又不一样。一部分路边店的生意仰仗着白天;而另外的一部分所看重的则是夜间,他们的生意具有鬼市的性质,要等到下半夜生意才能够跟上来。主顾们大多是一些“吃夜饭”的人:出租车的二驾,洗浴中心或歌舞中心的工作人员,酒吧与茶馆的散场客,麻友,粉友,身份不定的闲散人员,鸡,鸭,当然也有艺术家。高档的地方艺术家们呆腻了,他们终究是讲究情调的,就到这样的地方换换口味,偶一为之罢了。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起居正常的人往往并不知道下半夜的热闹。城管人员在夜里头通常偷懒,而值夜班的警察又不愿意多管闲事,路边店的店主们就放肆起来了。他们能把他们的生意做到马路的牙子上来,也就是所谓的占道经营。他们在梧桐树的枝杈上拉开电线,装上电灯,再搁几张简易的桌椅,生意就这么来了。他们的炉火就生在马路边,炒、煎、炸、烧、烤,一样也不缺。马路被他们弄得红红火火的,烟雾缭绕的,一塌糊涂的,芳气袭人了。这正是都市里的乡气,是穷困潦倒的,或者说不那么本分的市民们最为心仪的好去处。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纔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十二点不到的样子,沙复明、张宗琪、王大夫、小孔、金嫣、徐泰来、张一光、高唯、杜莉、小唐等一千人走到将军大道109-4号来了,连金大姐都特意赶来了。在深夜,在街面寥落的时分,他们黑压压的,一起站在了将军大道109-4号路边店的门口。路边店的老板与伙计们都见过他们,三三两两地见过,差不多都是熟脸,可这样大规模地相见也还是第一次。老板十分热乎地走了出来,对着一大群的人说:“都来啦?什么喜庆的日子?”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懮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它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没有一个人答腔。沙复明莞尔一笑,说:“也不是什么喜庆的日子,大家都辛苦了,聚一聚。”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枪的文化奇迹。

  “这就给你们安排。”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沙复明的莞尔一笑却吃力了,他疲惫得厉害。从读完都红最后的那一句话开始,沙复明身上的力气就没有了。很突然的一下,他的力气,还有他的魂,就被什么神秘的东西抽走了。好在还有胃疼支撑在那儿。要不是胃疼,沙复明自己都觉得自己是空的了,每走一步都能听到体内空洞的回声。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纔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纔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纔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逞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纔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沙复明原本是为了庆祝都红的出院邀请大伙儿出来消夜的。也就是几个小时的光景,此一时,彼一时了。生活真是深不可测,总有一些极其诡异的东西在最为寻常的日子里神出鬼没。说到底生活是一个脆弱的东西,虚妄的东西,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都说盲人的生活单调,这就要看怎么说了。这就要看盲人们愿意不愿意把心掏出来看看了。不掏,挺好的,每一天都平平整整,每一个日子都像是从前面的日子上拷贝出来的,一样长,一样宽,一样高。可是,掏出来一摸,吓人了,盲人的日子都是一副离奇古怪的模样。王大夫哪里能不了解沙复明现在的处境,建议他把消夜取消了,换一个日子,一样的,“何苦呢。”沙复明却没有同意。沙复明说:“都红出院了,总该庆祝一番的吧。”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是啊,都红出院了,是该庆祝一番。但是,这样的庆祝究竟是怎样的滋味,只有沙复明一个人去品味了。王大夫建议沙复明取消这一次的消夜是真心的,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中午时分他刚刚和小孔翻了脸,紧接着又和金嫣翻了脸,再接着又和徐泰来翻了脸,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消夜,真的不合适。别的人都不好对沙复明说什么,然而,心思却是一样的,巴不得沙复明把这一次活动取消了。沙复明偏偏就不取消,又能怎么办呢,大伙儿实在有点心疼沙复明了——你这头犟驴,你怎么就这么犟的呢?一路上都没有人说话,又有谁感受不到沙复明心中的凄风与苦雨。他真是凄凉了。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比较下来张宗琪的心态就更要复杂一些。无论是对都红,还是对沙复明,张宗琪都是惋惜的。但是,在惋惜之余,张宗琪的心中始终充满了一种怪异的喜悦。这喜悦没有来路,没有理由,是突发性的。读完了都红的信,张宗琪的心坎里“咯噔”了一下,仔细地一琢磨,张宗琪惊奇地发现,他的内心不只有惋惜,更多的原来是喜悦。这个发现吓了张宗琪自己一大跳,都有点瞧不起自己了。怎么会这样的呢?但是,这喜悦是如此地真实,就在张宗琪的血管里,在循环,在缠绕,刹不住车。想过来想过去,张宗琪想起来了,他其实一直都在盼望着都红离开。当然,是平平安安的离开。都红离开得并不平安,张宗琪最大的惋惜就在这里了。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这顿饭他不想吃,却也不能不吃。张宗琪就只能随大流,跟着了。

  清代干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一群人站在了将军路109-4号的门口,浩浩荡荡的,却又是三三两两的,就是没有一人说话。气氛实在是特别了,充满了苍凉,同样也充满了戾气。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一转眼的工夫伙计们就把桌椅收拾好了。一共是两张。老板清点过人头了,还是两张比较合适。老板走到沙复明跟前,请他们入座。沙复明却犹豫了,依照现有的情形,一定是他坐一张,张宗琪坐另外的一张。沙复明扶住椅子的靠背,嘴角突然就浮上了一丝古怪的神情。他和张宗琪走到今天的这一步,不能说是为了都红,公正地说,和都红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挖到根子上去,和都红又是有关系的——可是,都红在哪里?都红她已经杳无踪影。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沙复明强打起精神,对老板说:“麻烦你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我们一起吃。”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巴搜罗空间。在文化数据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象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它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岛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伙计们再一次把桌椅拾掇好了。这是一张由三张方桌拼凑起来的大桌子,呈长方形,长长的,桌面上很快就放满了啤酒、饮料、酒杯、碗筷。壮观了。是路边店难得一见的大场面。夜宴的头上是天,脚下是地,左侧是开阔而又空旷的马路。它的名字叫将军大道。这哪里是一群盲人普通的消夜,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夜宴。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坐吧。”沙复明说。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延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张宗琪站在沙复明的不远处,沙复明的话他不能装作听不见。但是,沙复明的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显然不是冲着自己来的。张宗琪就只好把“坐吧”衔在嘴里,隔了好半天才说: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它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它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学,他太激动,大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它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袄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纔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纔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坐吧。”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两个“坐吧”没有任何语气上的逻辑关系,然而,究竟暗含了一种关系。他们都坐下来了,他们坐在了桌子的最顶端,一坐下来却又有些后悔,不自然了,有点如坐针毡的意思。两个胳膊都不动,就生怕碰到了对方的哪儿。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橕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纔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一群人还在那里犹豫。最为犹豫的显然是王大夫了。坐在哪儿呢?王大夫费思量了。小孔在生他的气。金嫣在生他的气。徐泰来也在生他的气。坐在哪里他都不合适。小孔生气王大夫倒不担心,究竟是一家子,好办。金嫣和徐泰来却难说了。想过来想过去,王大夫决定先叫上小孔。王大夫的鼻尖嗅了几下,终于走到小孔的面前了,拽了拽小孔的衣袖。小孔不想答理她。一把就把王大夫的手甩开了。很快。很猛。她不要他碰。脸都让你丢尽了,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王大夫的眼睛“正视”着正前方,这一次却抓住了小孔的手腕,使劲了,绝不能让小孔的胳膊弄出动静来。小孔的驴劲却上来了,开始发力,眼见得就不可收拾了。王大夫轻声对着小孔的耳朵说:“我们是几个人?”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王大夫的这句话问得没有由头,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身边的人还以为他在清点人数呢。但是,小孔却是懂得的。这句话她记得。这句话她问过的。是她在床上问王大夫的。王大夫当时的回答是“一个人”。后来王大夫的高潮就来了,而她的高潮紧接着就接踵而至。那是他们最为奇特的一次性爱,小孔这一辈子也不能忘怀。小孔的胳膊突然就是一软,连腿脚都有些软了。爱情真是个古怪的东西,像开关。就一秒钟,一秒钟之前小孔还对王大夫咬牙切齿的,一秒钟之后,小孔的双唇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她的牙齿再也发不出任何的力量了。小孔反过来把王大夫的手握紧了,她在私下里动用了她的手指甲。可推拿师的指甲都很短,小孔使不上劲了。只好把她的手指抠到王大夫的手指缝里。王大夫拉着小孔的手,一直在小心地观察,最终,他和小孔选择了金嫣与徐泰来坐的对面。这是一个上佳的空间关系,具有无限丰富的积极含义。

  鳖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大伙儿都入座了,谁也没有说话。酒席上冷场了。张一光一个人坐在桌子的那一头,他已经端起了酒瓶,像个局外人,一个人喝上了。张一光平日里可不是这样的,一闻到酒味他的话就多。推拿中心谁还不知道呢,他像啤酒,一启封酒花就喷出来了。他这个人就是一堆酒泡沫。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王大夫一直在思忖,渴望着能和金嫣、徐泰来说点什么。但是,酒席上的气氛始终是怪异,除了有节制的咀嚼和瓷器的碰撞,一点多余的声音都没有。王大夫就想起了张一光。他希望张一光能够早一点活跃起来,说点什么。只要他开了口,说话的人就多了。说话的人一多,他就有机会对金嫣和徐泰来说点什么了。当然,得找准机会,得自然而然的。要不然,反而会把两家的关系越搞越糟。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它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张一光就是不说话。张一光是一个边缘人物,一直都得不到大伙儿的关注。他不说话其实已经有些日子了。他的心里隐藏着一个天大秘密,是小马的秘密。张一光去过洗头房了——小马究竟为什么离开,小马现在是怎样的处境,整个推拿中心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张一光的心中充满了说不出口的懊恼,要不是他,小马断然不会离开的。是他害了可怜的小马了。他不该把小马带到洗头房去的。有些人天生就不该去那种地方。小马,大哥是让你去嫖的,你爱什么呢?你还不知道你自己么?你就这个命。爱一次,就等于遭一次难。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桌子的这一头没有动静,桌子的那一头也还是没有动静。沙复明和张宗琪都出奇的安静,这安静具有克制的意味,暗含着良好的心愿,却矜持了。两个人的内心都无比地复杂,有些深邃,积蓄了相当大的能量。这能量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线路,有可能大路通天,一下子就往好的地方走了;但是,一言不和,坏下去的可能性也有。两个人都格外地小心,尽一切可能捕捉对方所提供的信息,同时,尽一切可能隐藏自己的心迹。好在两个人都有耐心,急什么呢?走着瞧吧。一起肃穆了。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沙复明把啤酒杯端起来了,抿了一小口;张宗琪也把啤酒杯端起来了,同样抿了一小口。张宗琪以为沙复明会说些什么的,没有。沙复明突然站起了身。他站得有些快,有些猛,说了一声对不起,一个人离开了。张宗琪没有回头,他的耳朵沿着沙复明的脚步声听了过去,沙复明似乎是去了卫生间。

  绑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沙复明是去吐。要吐的感觉来得很贸然,似乎是来不及的意思。好在沙复明忍住了,好不容易摸到卫生间,沙复明一下子欠过上身,“哇啦”就是一下,喷出去了。沙复明舒服多了。他张大了嘴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怎么弄的?”沙复明对自己说,“还没喝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沙复明一点都不知道他的这一口只是一个开头。还没有来得及擦去眼窝里头的眼泪,沙复明再一次感到了恶心。一阵紧似一阵的。沙复明只好弯下腰,一阵更加猛烈的呕吐又开始了。沙复明自己也觉得奇怪,除了去医院的路上他吃了两个肉包,这一天他还没怎么吃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东西?他已经不是呕吐了,简直就是狂喷。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一个毫不相干的客人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卫生间。他们在打赌,看谁喝得多,看谁不用上厕所。他输了,他膀胱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他冲到卫生间的门口,还没有来得及掏家伙,眼前的景象就把他吓呆了。卫生间里有一个人,他弓着身子,在吐。满地都是血,猩红猩红的一大片,连墙壁上都是。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懮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兄弟,怎么了?”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沙复明回过头来,莞尔一笑,说:“我?我没事的。”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迭迭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客人一把拉住沙复明,回过头来,大声地对着外面喊道:“——喂!喂!你们的人出事啦!”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廷一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沙复明有些不高兴,说:“我没事。”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它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喂!喂!你们的人出事了!”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第一个摸到卫生间门口的是王大夫。王大夫从客人的手上接过了沙复明的胳膊。王大夫一接过沙复明的胳膊客人就跑了。他实在是憋不住了。他要找一块干净的地方把自己放干净。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沙复明说:“没喝多啊。还没喝呢。”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王大夫不知道卫生间里都发生了什么,但是,沙复明的胳膊和手让他产生了极其不好的预感。沙复明的胳膊和手冰凉冰凉的。还没有来得及细问,沙复明的身体慢慢地往下滑了,是坍塌下去的模样。“复明,”王大夫说,“复明!”沙复明没有答理王大夫。他已经听不见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纔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夜宴在尚未开始的时刻就结束。推拿中心的人一起出动了,他们一共动用了四辆出租车,出租车朝着江苏第一人民医院呼啸而去。王大夫、张宗琪和沙复明一辆,其余的人则分乘了三辆。到底是深夜,马路一片空旷,也就是十来分钟,王大夫背着沙复明来到了急诊室,这个时候的沙复明已经是深度昏迷了。王大夫气喘吁吁地说:“大夫,快!快!”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推拿中心的盲人们陆陆续续地赶到了医院,同样是气喘吁吁的。他们堵在了急诊室的门口,急切地希望能从急诊室里头听到一些什么。护士简单地处理了一下沙复明的嘴角,他的身上到处都是血。一个医生走到王大夫的面前,问:“什么原因?有什么预兆没有?”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王大夫说:“什么什么原因?”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医生知道了,他看不见的。“你的朋友大出血,有什么预兆没有?”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王大夫说:“没有啊。”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医生问:“他有什么病史?”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他有什么病史呢?王大夫就呆在医生的面前,突然想起了警察对他说过的话:你有义务为我们提供真相。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王大夫有义务。王大夫想为医生提供真相。但是,王大夫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沙复明是他的同学、朋友和老板,他也不知道。沙复明有什么样的“病史”呢?王大夫只能紧张地“望着”医生,和医生面面相觑。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赶快告诉我们,时间紧,这很重要。”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王大夫知道这很重要,他很急,不由自主地扭过了脑袋。门外正站着他的同事们。但是,没有人开口。没有一个人知道。王大夫的心窝子里头突然就是一阵凉,是井水一样的凉。自己和复明,自己和他人,他人和复明,天天都在一起,可彼此之间是多么的遥远。说到底,他们谁也不知道谁。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了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面面相觑。他们在面面相觑。是耳朵在面面相觑,彼此能听到粗重的喘息。

  败少有其它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博、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它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急诊室忙碌起来了,医务人员在不停地进出。王大夫从急诊室退了出来,他们十分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一部分站在了过道的左侧,另一部分则站在了过道的右侧。他们鸦雀无声,谁也不肯开口说一句话。他们一动不动,没有人发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声音。而医护人员的脚步声却紧张起来了,一阵紧似一阵。他们以急诊室的大门为中介,进去了,出来了。又进去了,又出来了。王大夫他们只能慌乱吞咽。脚步的声音已经彻底说明了所有的问题。

  整个过程王大夫只听到了一句话,是医生的一句话:“立即送手术室。剖腹探查。”

  急诊室的大门打开了,沙复明躺在床上,被两个护士推了出来。她们必须把沙复明送到手术室去。盲人们尾随在手推床的后面,来到了电梯的门口。沙复明被送进了电梯,除了沙复明,护士拒绝了所有的人。高唯胡乱地扑到一个医生的身边,问清了手术室的方位,一把拉住了王大夫的手。王大夫又拉起张宗琪的手。张宗琪又拉起金嫣的手。金嫣又拉起小孔的手。小孔又拉起徐泰来的手。徐泰来又拉起张一光的手。张一光又拉起杜莉的手。杜莉又拉起了小唐的手。小唐又拉起了金大姐的手。他们就这样来到了手术室的门口,站定了,松开手,分出了两列,中间留下了一条走道。

  一个护士来到列队的中间,问:“你们谁负责?需要签字。”

  王大夫往前跨出了一步,张宗琪却把他拦在了一边,护士便把签字笔塞到了他的手上。张宗琪直接把签字笔送进嘴,咬碎了,取出笔芯,用他的牙齿拔出笔头,对着笔芯吹了一口气,笔芯里的墨油就淌出来了。张宗琪用右手的食指蘸了一些墨油,伸出大拇指,捻了捻。匀和了,就把他的大拇指送到护士的面前。

  手术室的过道真静啊。王大夫这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静,仿佛被什么巨大的重量“镇”住了,被摁在了一块荒芜的空间里。王大夫张宗琪他们就这样被“镇”了一小时五十三分钟,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没有人开口去问。问是不好的。盲人在任何时候都坚信,只有别人带来的才是好消息,别人的消息时常令他们喜出望外。

  一小时五十三分钟过后,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了。大伙儿一起围上去。医生说:“手术很好。”医生说:“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医生说:“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医生最后说:“我们还要观察七十二个小时。”

  “我们还要观察七十二个小时”。这不是最好的消息,但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起码,沙复明到现在还是沙复明。然而,王大夫一直在犹豫,那个躺在里头的、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沙复明究竟是谁呢?他的病不可能是今天才有的,他一定是病得很久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哪怕是一丁点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对他一无所知——沙复明一直是他们身边的一个洞,一个会说话的洞,一个能呼吸的洞,一个自己把自己挖出来的洞,一个仅仅使自己坠落的洞。也许,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洞。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向着无底的、幽暗的深处疯狂地呼啸。这么一想王大夫就觉得自己也坠落下去了,突然就是一阵难受。他太难受了,也许还有一阵致命的惊悚。王大夫一个趔趄,整个身躯都摇晃了一下,他要哭。王大夫告诉自己,不能。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洞。他的脚后跟就碰到身边的小孔了。王大夫拽住小孔,像拽住一根稻草。此时此刻,王大夫是多么的孱弱,他一把就把小孔搂在了怀里,下巴搁在了小孔的肩膀上,他眼泪出来了,鼻涕也出来了,弄得小孔一身。王大夫语无伦次了:“结婚。结婚。结婚。”他带着哭腔哀求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像样的婚礼。”

  王大夫怀里的女人不是小孔,是金嫣。金嫣当然是知道的,却怎么也不情愿离开王大夫的胸膛。金嫣也哭了,说:“泰来,大伙儿可都听见了——你说话要算数。”

  跟在医生后面的器械护士目睹了这个动人的场面,她被这一群盲人真切地感动了。她的身边站着的是高唯。一回头,器械护士的目光就和高唯的目光对上了。高唯的眼睛有特点了,小小的,和所有的盲人都不太一样。护士对着高唯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终于有点不放心。她伸出手,放出自己的食指,在高唯的眼前左右摇晃。高唯一直凝视着护士,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就把脑袋侧过去,同样伸出手,捏住了护士的手指头,挪开了。高唯对着护士眨巴了一下眼睛,又眨巴了一下眼睛。

  护士突然就明白过来了,她看到了一样东西。是目光。是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目光。一明白过来护士的身体就是一怔。她的魂被慑了一下,被什么东西洞穿了,差一点就出了窍。

  2007年4月至2008年6月于南京龙江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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