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儿称为宗旨,这一平价于民的方案对一座城

日期:2019-09-07编辑作者:都市

  整个二公司的奖金全部冻结。这对二公司承担的其他工程影响并不大,但对于刚刚开工不久的光明桥工程能否如期完工,构成了直接威胁。
  道路改造工程总指挥,市政工程局局长曹永祥在光明桥工地找到杨建华。
  “老队长的病情怎样?”
  “挺严重,肾炎四个加号,住院了。”
  “施工队工人的情绪呢?”“大家还不知道内情,以为奖金只是晚发些日子。”杨建华苦笑着回答。
  “情况现在变得更严重了,你轰走了一个调查组,现在市里又派来一个检查团到指挥部监督工程开支。冻结了工程节余的全部资金。也就是说,从光明桥开工之日起,你们有可能再也拿不到奖金。”
  “什么?”杨建华气得骂起来,“他妈的哪个老爷定的,哪个老爷来干,不然我照发不误!”
  曹局长拍拍杨建华的肩膀:“年轻人,不要太气盛,这是市委书记亲自决定的。你一个公司经理顶不住,人家就是冲着你、我来的。”
  杨建华知道是自己闯下来的祸。遇事太不冷静,有些话说过了头。可是,难道听任那些诬陷之词,自己就没有表示愤怒的权利吗?他弄不清是谁在整他,为什么要整他,单单一个严克强有这么大的神通?
  “算了,您就撤了我的职吧,只要能给二公司解围。”
  “当时如果撤了你,也许就不会再来个什么检查团。可是现在,”曹局长叹了口气,“就是撤了你的职,也撤不走他们。”
  “那怎么办?”
  “建华,只有把实情告诉工人。不要等工人问的时候再去欺骗他们,我们应该尊重我们工人的人格。”
  “那立刻就会引起一场雪崩。”
  “是啊,如果要暴发,迟早都会暴发的。我们不能等工程干个一半,再让它出问题。我考虑,为了慎重起见,必须立即把二公司的队伍撤下来。这样减少你的目标。另外,也避免中途换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曹永祥的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杨建华虽然没有什么问题,自己了解这个年轻干部。但杨建华已经触犯了市委书记。检查团的到来,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官司是要打,可现在正在施工当口,检查团可以制造出一系列的麻烦,干扰光明桥的施工。光明桥是环线最后一个工程。“五一”能否全线通车,在此一举。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不,曹局长,光明桥的任务,我不交。”杨建华坚决地说。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一个军队靠的是士气。士气受挫,再善战的将军也难以把握住胜利。一切难以预料的情况都会发生。”
  “我不怕。”
  “你不怕,我怕。光明桥开工日期已经耽误了三天。本来,我就没有给工程留下余量。一天紧咬一天,严丝合缝,真要有点风吹草动,误的就是全线工程的大局。到时,我们无法向全市人民交代。”
  “我不是赌气,而是为了争口气。我立过军令状,军令状不能作废。”
  “你有把握?”
  “我保证一天不误地把光明桥拿下来,四月二十九日,您来验收。”
  曹局长没有答话。他相信杨建华,又担心工人们的情绪,他一生冒过多次风险,但这次的风险太大了,他不能不犹豫。
  考虑良久,他握住杨建华的手。
  “好,先把实情告诉工人们,我再做最后决定。”
  曹局长走了。
  杨建华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他面对的困难要比想象的艰难,他同样感到自己在冒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险。他不知道当把一切告诉给工人们,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是啊,没有奖金,工人们照样得干活儿,从前工人们就这样干过来的。现在当然仍旧可以要求工人们这样干。但是现在工人们已经懂得了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能再容忍人们轻蔑他们的劳动,肆意剥夺他们劳动应得的报酬。他们冒着酷暑、严寒,在短短五个月时间里,修起一段段宽广的道路,一座座雄伟的立交桥。这在西方国家也需要用几倍的时间,花几倍的钱,难道这种创造出的巨款经济效益中就不应该有建设者一份吗?这种合理所得被剥夺了,工人们会怎么想?但他又不能不讲,曹局长说得对,工程上马后一旦控制不住大家的情绪,立即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关键时刻,老队长不在身边,老队长就是为了要接光明桥的任务,在凤凰桥累倒了。如果老头儿在,肯定和自己一个心气,绝不把光明桥的任务交出去。
  杨建华把光明桥施工队伍召集起来,郑重地传达了检查团冻结二公司奖金的决定。
  会场顿时大乱,比他预想的还要糟。
  “到公司揪严克强那小子去,就是他捣的鬼!”
  “找曹永祥去,他娘的,当官的说话算不算数!”
  “对!到市里找高伯年、阎鸿唤告状去!”
  杨建华没有制止工人们的喧嚣。大伙儿完成了他下达的任务,而他却不能兑现自己的许诺。难道还不能给大家几分钟发泄不满的时间和自由?
  “他妈的!不干了,不发老子奖金,就不上光明桥!”有人真的把工具摔在地上。
  “对!罢工!谁爱干谁干,咱不干了!”跟着又有许多人扔掉手中的工具。
  愤怒没有停留在人们的嘴头上,顷刻间,它将化为上百人罢工的行动。
  杨建华这时才意识到不能再沉默了。继续沉默会助长火势的蔓延。虽然自己也憋着火,但不能在这时候和大家一起喷射。这不是向哪一个人施加报复,也不是对哪一个人的惩罚和抗议。目前,光明桥工程高于一切。
  “住嘴!”杨建华吼住正在叫喊的工人们,“罢工?向谁罢工?向我们自己吗?向那些天天在又窄又挤又堵的马路上受罪的市民吗?那里面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有那些到工地上慰问我们的各行各业的群众、老人、妇女和儿童,想一想他们到工地来时,对我们说过的那些话吧。全市人民给了我们荣誉,日夜盼我们建好桥,修好道,而我们,却要罢工。”
  大家静了下来。杨建华亢奋激昂的话震颤了他们的心。
  “难道,我们是为了奖金才在这里日夜奋战的吗?大家想一想,在凤凰桥工地加班加点干的时候,谁想到的是钱?我们把光明桥的任务抢到手,谁又是为了钱?建筑环线,改造道路,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子孙。我们能直接参加这项工程,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做出的贡献,不是钱所能代替的。奖金可以冻结,但荣誉谁也冻结不了。因为这荣誉浇铸在这座光明大桥上。大桥是一座传世的丰碑,记载着我们市政工人不朽的功勋。光明桥的任务,我们二公司不仅不能交出去,而且要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把它修建起来。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市政工人的形象、胸怀和志气。”
  会场变得死一般沉寂。
  “有谁还坚持拿不到奖金就不干了?请站起来离开工地。”杨建华大声问。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站起来。
  “指挥部在等待我们一个回答,我们是撤出工地,换一班人马,还是留下来干?大家回答吧。”
  “干!”会场上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
  这正是杨建华所期待的回答,也是他向曹局长下保证时所料到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人们。
  阎鸿唤听到市委派出检查团到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的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到指挥部。
  这些天,市政府的紧急事儿太多。猪肉出现了紧张,本来本市猪肉储存供应到今年夏季没什么问题,但春节前夕,突然出现了邻省市纷纷来他这里抢购之风,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让猪肉继续外流,很可能过了春节,连“五一”都维持不到,这需要召开商业口的紧急会议;春节前夕,一些个体商贩套购市场紧缺物资。转手倒卖,哄抬物价,一些集体和国营商店也乘机随意涨价,乱涨物价之风,引起了市民心里的紧张和不满,不立即刹住这股风,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需要召开物价、工商、税务方面的紧急会议;春节过后,离春耕春播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环城线完工后,紧接就是环郊线开工,在这之前要把环郊线的规划和设计方案搞完,提前征地,免得郊区农民播了种后再占地,造成农民、国家双方受损,这需要召开规划局和农委的联合会议……一个个紧迫的,又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议占去了阎鸿唤主要的精力和时间。不仅如此,一些琐碎的,然而又是亟待解决,求得批准的企业生产中的问题或人民生活中的问题,每天都大量地堆积到他的办公桌上,文件需要过目,计划需要审定,报告需要批示……每天他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日理万机,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并未感到精力的不足,也没让工作的摆布出现混乱,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
  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他震惊的案件,市公安局检察院联合向他报告,破获了一个重大经济犯罪、流氓犯罪集团。首犯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员徐克的儿子徐援朝,还有现任副市长柳若晨的胞弟柳若明,市公安局要求立刻逮捕二犯,检察院列数二犯主要犯罪事实,准备正式向法庭提出起诉。案情是严重的,但阎鸿唤意识到比这更严重的是两位主要人物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舆论影响。可能公安局、检察院同样顾及到这个问题,才特意不单单依照法律,而且依照组织程序,向市委常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在强调法制的社会,当然要依法从事。尤其经过整党之后,群众对这类问题尤为敏感,因此丝毫不能犹豫手软。市委常委会经过半天讨论,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两份报告上共同签发了常委会的意见。
  今天,他刚刚上班,秘书就交给他一份市委城建工委简报,简报上说,市委派出了一个二十人组成的财经纪律检查团进驻市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这消息又一次让他震惊。
  他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陪着,走进了小会议室。会议室里间屋里正在进行一场言词激烈的谈话。阎鸿唤示意办公室主任不要惊动里面的交谈,悄悄地坐在外边会议室的沙发上。
  “整个工程投资由我们局承包,现在一没超投资,二无质量问题,你们检查什么?”这是曹永祥的声音。
  “曹局长,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你,也不是否定市政工程局在建设环线中取得的成绩,我们只想通过检查,搞清二公司的经济问题。”一个中年人慢条斯理地说着。
  “二公司在经济上没问题。”
  “局长,任何结论都要在调查之后才能得出,您不要把弓拉得太满嘛。”
  “我当然可以拉满弓。二公司承包,发节余提成费是我批准的,他们的账一笔笔我都清楚。”
  “你清楚就好。但有一条您必须执行。冻结工程之外的全部支出,今后一切开支由检查组监督。”
  “光明桥不能按时完工谁负责?如果我们的政策朝令夕改,工人们的热情就会受到打击,士气会受到挫伤。你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工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市内交通拥挤不堪的局面还要持续半年乃至一年;国家还要多拿出几千万来维持缓慢的工程。一个破记录的速度在世界建桥史上留下夭折的记载。你们知道吗,由于你们的举动,可能会造成不是几万元奖金所能弥补的巨大损失。”
  “曹局长,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年人拿出一种教训的口吻,“我们的四化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如果您的工人离开钱就完不了工,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那您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长,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老板。市政工人劳动量大,工程进度快,这不假,但其他行业的人就不辛苦?像机关干部,每天忙上忙下,一个月一分钱奖金都没有,我们就不干工作了?二公司有的工人一个月拿了四五百的奖金,比国家总理的工资都高,这合乎情理吗?像什么超进度奖,节省原材料费,工程质量奖,巧立各种名目,其实根本立不住。没有超进度问题,只能说原指标定得太低,也不
  存在节省材料问题,只能说定计划时报高了用料数,工程质量是必须保证的,工厂工人出了次品要罚,产品合格是应该的,发什么奖?市里拿出这么多钱投资环线工程,可钱不全用在工程上,相当一部分流入施工人员的腰包,这叫什么?这叫吃工程,严重说就是经济犯罪。”
  阎鸿唤听不下去了,他仿佛看到那个慢条斯理侃侃而谈的、脑满肠肥的检查团团长自鸣得意的样子。他走进里屋,注意打量了一下检查团的团长,发现这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神气十足。稀疏的头发,干瘦的脸颊,穿着一身蓝色薄呢中山装,手捧着笔记本,弓腰倾身坐在沙发椅上,活像一个布经讲道的牧师。
  那人见到阎鸿唤,慌忙站起身:“市长……”
  阎鸿唤握握伸过来的手:“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是……”
  “我是市委城建工委经查办的主任,叫……”
  “噢。怪不得你说了那么多外行话,这就怨不得你了,因为你是专门研究问题的,所以谈论什么事情都染上点职业病。你刚刚提了不少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并不难解答,只要你到工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干一干,很多问题就清楚了。正确的结论,在小账本上是得不到的。热火朝天的工地是一本大账,它记载着最有说服力的数字,一目了然。那里也急需干活儿的人。你不是觉得在机关里拿不到奖金吗,不是有不少人看着市政工人眼热吗,那么,曹局长,你就照顾照顾这些人的情绪,敞开大门,优先吸收检查团参加你们的队伍。光明桥完工,还有环郊路,高速公路,市内还有几个大的建筑工程,别说一个检查团,就是一个检查师,检查军也可以嘛。”
  “市长。”检查团团长相信市长一定是误会了,“我们是市委派来的,高伯年同志……”
  阎鸿唤打断他的话:“市委?我是市委副书记,我怎么不知道?每次常委会我都参加了,怎么没听说派了这么一个检查团?现在市委的名义也太不值钱了,谁都可以代表市委,市委的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个人都可以称自己是市委。于是很多人办的很多蠢事都加在市委的头上,市委在人民群众中还有什么声望?市委是党在我市的领导,我们党的政策是支持改革。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挑改革毛病来的!那些因循守旧的地方、单位、部门你们不闻不问,而哪里有人改了旧章程,革了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命,你们的眼睛就盯向哪里。左一个组,右一个团,端着放大镜找毛病,跟在屁股后面抓辫子。找不到,也要硬给人安上一条,抓住不放。这么做,能代表市委吗?”
  检查团团长红了脸:“市长,那……”
  “怎么办?撤回去。改革的时代,我们党的干部首先要研究改革,支持改革,自身进行改革。如果觉得这样撤回去向上交不了差,那么就到光明桥去,一边干一边搞调查研究。”
  检查团团长诺诺而回。
  阎鸿唤在曹永祥身边坐下,手伸向放在茶几上的烟。曹永祥一把摁住他的手,然后从文件柜里拿出两条“大重九”香烟,递给市长。
  “女婿孝敬我的。你给我解了围,算我给你的提成。”
  阎鸿唤笑笑,不客气地转手递给秘书。
  “老曹,凤凰桥工程刚结束时,就来了调查组,你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怕你为难。市长和市委书记不能公开顶牛呀,那人心就乱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我给自己留的后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进医院,一条是进监狱。现在还差得远呢,天大的事我一人顶着。”
  阎鸿唤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也告诉过你,我的脑袋掖在了你的裤腰带上,你完蛋,我也跑不了,陪着你一块完蛋。”
  曹永祥摆摆手:“我的裤腰上不掖别人的脑袋,尤其你的脑袋值钱,更掖不得。你这样的人,群众需要,市长的位子不能丢。我官小,影响不了大局,不怕丢官,大不了提前几个月离休,反正我曹永祥手下不能出冤死鬼。”
  “谢谢。”阎鸿唤感动地拍拍老局长的手,“说心里话,来时我也犹豫,老高做了批示,我这个市长拗着劲儿干,问题就复杂了。但又有什么法子?我是市长,就得履行市长的职责,但有人偏偏在你负责的事情上横插一杠子,让你欲罢不忍,欲干不能。党政职责扰在一起,有些事就不好办,相互一边干工作,一边平衡党政关系。像走钢丝,改革的步伐快不了。”
  “这是个问题,我看迟早体制改革得考虑这个问题。”
  “不谈了。走,咱们到光明桥工地看看去,慰问慰问施工工人。我在位一天,就不能让不干的整干的,不能叫站着干活儿的全成了鬼,坐着养神儿的倒成了仙。不管他检查团撤不撤,我们去给工人们撑撑腰。”
  住在医院,老队长怎么也不能安下心来,他埋怨自己病得不是时候,他住不惯病房。守着大夫,治病方便,但心里不舒坦,一天到晚憋得慌,病刚稍微见点轻,减下一个加号,他就吵着闹着出了院。呆在自己家里,心里照样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吃也吃不下。医生一再嘱咐,这种病,就得卧床休息,安心静养。养,他哪养得下去?
  市里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建大桥,近几年,像光明桥这样规模的立体交叉桥怕是最后一座了。十年,二十年以后是不是还要建,他不管。那时,建与不建早与他无关了。眼下,赶上这么个机会,偏偏又在这当口病倒了。全队的人都建了两座,他当师傅的却只捞上一座,这不等着让人笑话?即使今后病好了,回队里说话都不硬气。一个个小青年还会把他这个师傅放在眼里?他越想越上火,就是干着急,没办法。肾这玩艺管啥用,他不清楚,只是害得他浑身无力,动弹不了。腰眼上这么点小毛病,硬是把他硬朗朗的身子骨搞垮了。
  他天天听广播,看报纸,想知道些光明桥的动静,可就在开工时听到点消息,以后再没动静。住院时,队里来人看他,说有人想整杨建华。那天市里来的调查组,就是调查建华问题的。他听了后悔了好几天,自己真是老糊涂了,不顶用,替人家张罗了一个会。这不是给人家炮膛里装火药,打自己吗?他耿直为人一辈子,从没坑害过谁,快活到头儿了,帮人整人,而且整的是建华,他的良心能好受?
  难道建华被人整了?光明桥停工了?怎么一点消息没有。这几天,他就犯嘀咕,偷偷叫儿子到工地去打听。儿子回来告诉他,上面把队里的奖金给停了,工人都骂大街,他更呆不下去了。死活也得到工地去,建华需要个帮手儿。
  “你要想让我多活两天,就让儿子把我送工地上去。”他对老伴说。
  “老东西,想去找死?工地不缺你个糟老头儿,你也用不着学雷锋。病病歪歪到那去,干也不能干,碍手碍脚的,你以为还能图人家说你个好?”
  老伴一次次骂他,老头儿仍是翻来覆去这么几句话。他在老伴面前人变得固执了,话也变硬了。守自己老婆过了一辈子,受气不受气放一边,只要进了家,他就觉得没啥意思。他愿意在队里,愿意有工程任务,愿意实实在在干点儿活。别人把干活当作受累受罪,他不,他觉得干活儿是种安慰,是种乐趣。别看他不会说不会道,徒弟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也没少招惹他生气。但他自己清楚,他离不开这帮嘎小子,他从心眼里喜爱他们。尤其现在正建大桥,自己去了干不了就不干,在一边看看也好。在凤凰桥施工中,他是施工指挥,但他看出来,建华比他强,招数也多。如今不比从前了,施工用的尽是外国进口的先进机械,他过去使的那一套,眼下好多都用不上了。他是不如年轻人了,就算出主意,也不一定比人家的法儿强,但有些技术活儿,他可以给指点指点,帮建华检查检查,不也顶点用?到了工地,住在工地,天天守着工程,看着大桥,没有比这更让他觉着痛快。就是死在工地,也能死个痛快。
  儿子见父亲着了魔,整天愁眉紧锁,茶饭不香,就劝母亲:“妈,就让爸去吧,得这种病的人,不能着急、生气,气顺病好得快。爸这人的脾气您还不知道,他看着桥,比看着您高兴。”
  老伴答应了。转天让儿子借了辆手推车,把老头子和行李卷一起拉到了工地。
  老队长出现在工地上,大家纷纷把他围起来。杨建华看到车上的行李,顿时明白了,他拨开人群把老队长搀到工棚里。
  “师傅,您怎么来了?病没好,我可不同意您到这来。”
  “你好狠心呀,你们在这儿干,把师傅一个人扔在家里,瞅都瞅不上,我就是死,能闭眼吗?”老队长笑呵呵地说,到了工地,他的心顿时敞亮了。
  “我看您是信不过我们。”杨建华挨着老队长坐下。
  “信得过,信得过。”老头儿惟恐建华误会了,“工地上的空气养人。我在这儿不碍你们的事,也不给你们添乱,只要让我能在工地上蹓跶蹓跶,就比打针吃药管事。来,抽根烟,师傅请客。”
  老队长叫儿子把自己的帆布包打开,拿出一条过滤嘴香烟,掰开,一盒盒地扔给在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都别客气,一人一盒。师傅带来了二十条呢。全在行李里裹着,一会儿打开分。”老队长神气地说。
  昨天夜里,他悄悄央告老伴,给他一笔钱,买点好烟带给大伙抽。不发奖金了,这帮子小年轻,准会不高兴。他当队长的不能委屈大伙。老伴气得骂他得寸进尺,刚挣了点奖金钱,就开始糟蹋钱。公家的事公家管,她管不着。他不敢再提,惹她翻了脸,兴许明儿就去不成工地了。他翻来覆去,在床上“烙饼”,长吁短叹。他看见老伴也没睡着,准是生他的气,火消不下去。谁知,天一亮,老伴翻身下地,从箱子里给他拿出二百块钱,让他看着给大伙儿买点啥。他感激得差点没把老泪流下来。买啥?他让儿子全买成烟,而且要买带过滤嘴儿的。
  “老队长,您这是有什么喜事了?还是中了彩券发了大财了?”一个工人半开玩笑地问。老队长突然大方起来,大家都奇怪。
  “听说不让发奖金了。咱不管上面什么精神,大伙建桥卖了力气,我这个当队长的不能亏待大伙。我老伴非让我请请大家,一下子给了我这个数……”老队长伸出两个手指。他一辈子没舍得花钱买这么好的烟抽,做梦也没奢想过在自己的抽烟史上会有如此壮观、辉煌的一页。所有的人都感动了。一盒烟,对于他们不算什么,大家嘻嘻哈哈打开就抽。过去,大伙老拿老队长的烟怄老头,抽老队长的烟就抽个稀罕劲儿。此刻,大家不再开玩笑了,手中的烟不是普普通通的烟,是老队长的心。建华一边坐着默默地抽着烟。他明白了,老队长为什么现在带着病又重返工地。他站起身。
  “该干活儿去了。中午吃饭时,咱们开个欢迎会,欢迎我们队长。”
  老队长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陈宝柱呢?快把那小子给我找来。”自从知道宝柱妈死了,宝柱那天为了大桥没跟老太太告个别,他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宝柱。这次他病了,是宝柱把他背进病房的,还罐头、点心的买了一大堆。他要多发给宝柱两盒烟,表表他的心。
  “宝柱夜班,谁知一大清早跑哪儿去了。”一个工人回答。
  陈宝柱下了夜班,等其他人都睡了,自己悄悄溜出了工地。
  这些日子,他看到大伙心气没有在凤凰桥工地时高了,明白这情绪是从哪来的。那天,当建华刚讲完不发奖金的事,大伙儿就像炸了锅,他突击队里的几个小子喊得最凶,这次,他没跟着一起闹,而是默默地蹲在搅拌机旁,狠着劲儿抽烟。
  “他奶奶的,白白扣了几百块。”他心里也在骂,就是没骂出声。
  他从没想过建这几座大桥干什么,也不想环线工程和他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别提什么造福还不知道在哪个肚子里抽筋的子孙万代。但他不想罢工,虽然罢工是件很过瘾的事。因为他不想离开工程,离开工地。他刚朦朦胧胧懂得了什么才是生活,什么才叫荣誉,而且也尝到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滋味。看来,成为建华那样大伙儿全看得起的人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这全是工程带给他的,刚干出点样儿来,怎么能撒手不干了呢?工程承包,谁干得多,干得好,奖金就高。在凤凰桥工程上,总共他拿到了一千多元的奖金,凭着自己力气挣的。他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每月领到奖金他都觉出心和手发烫。过去,他梦想赚大钱,发大财,好清清闲闲,享大福。如今,几百几百的钱到了手,反倒觉得不干活儿,活着不带劲儿了。他比别人更注重奖金的多少,因为奖金告诉了他,也告诉了大家,他陈宝柱并不是个孬种。现在奖金不让发了,干活儿怎么比高低?
  现在工程虽说没受多大影响,进度也不慢,就是弟兄们牢骚不断。有骂严克强的,也有骂高伯年、骂阎鸿唤、骂曹永祥的,骂这些人,他不在意。他觉得这些当官的挨骂活该,他们用不着钱,想要什么,一句话,鸡鸭鱼肉,彩电冰箱全白给。他们不愁钱,所以也不想给工人们发钱。但听到有些人也骂建华,为了保官儿,说话不算数,不敢得罪上面,让哥们儿白干,这话叫陈宝柱受不了了。
  终于,他狠了狠心,想把母亲留给他的戒指卖了,卖个一两千块钱给建华,让建华犒劳犒劳弟兄们,足吃足喝一顿,意思意思,大伙对建华便没气了。心里一痛快,干活儿劲头就足。只要光明桥拿下来,建华就丢不了经理的官。
  他到了收购珠宝、首饰的店,把两枚金戒指递给柜台里边的胖子。
  胖子戴上眼镜对着戒指端详了半天,又从头到脚把宝柱打量一番,一句话没说,进了里间屋。接着又走出两个人,把他请进去盘问了半个小时。戒指是谁的?哪来的?你母亲是干什么的?你姥爷是干什么的?
  他只回答说戒指是他妈妈临死留下的,其他的一概不知,知道的也不想说。
  “不卖了!”他火了。
  可不卖又不行了,戒指留下,让他去取户口本和工作证。没办法,他只好跑回家取了户口本和工作证,回来又是一番盘问和端详,仿佛他们不是珠宝收购店倒是派出所。
  “回去,再开一张单位证明和街道证明。”他们扣下了户口本和工作证,比派出所还有权。
  “你们怎么这么啰嗦?这又不是偷的、抢的!”陈宝柱发急了。
  “因为你说不清楚。你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个工人,哪来这么贵重的戒指?”
  “贵重?……”
  “这两个宝石戒指,起码值一万,只要你把证明信开来,有了证明,我们就把钱给你。”
  “一万?……”陈宝柱差点没兴奋得晕过去。
  他二话没说,撒腿就往回跑,到了工地,他气喘吁吁地把杨建华拉到一个角落里。
  “建华,钱有了,发奖金没问题。”
  “哪来的钱?”
  “一万块,我的。我把我妈留给我的戒指卖了,好家伙值一万!”陈宝柱仍沉浸在兴奋之中。
  宝柱妈留下的戒指,建华见过。宝柱妈曾托杨大娘替她收着,杨大娘无论如何不答应。这事,杨大娘告诉过建华,宝柱妈死后,把戒指留给了宝柱,宝柱曾经拿给他看过。不大点的东西,沉甸甸的。
  “别弄丢了,这是老人留给你的纪念物。”建华关照宝柱。
  “放心吧,脑袋丢了,这玩艺儿也丢不了。”
  离这次谈话,只有半个月的工夫,宝柱就把戒指卖了。
  “你怎么把戒指卖了?这样做太对不起你妈了。”建华阴沉着脸埋怨宝柱。
  “建华,在大伙眼里你可是大经理,说话得算数。我也看出来,发不出奖,你心里也挺别扭。哥们儿在凤凰桥干得够意思,咱也不能对不起大伙儿。这钱你发给大家,不在钱多钱少,就是意思意思,叫大伙儿心里痛快痛快,你就瞧好吧,大伙准像在凤凰桥一样,干起来玩命。”
  “不,这钱我不能接。”
  “建华,我这当儿子的对老娘没尽过孝心,自己花这钱心亏。我妈病了这么多年,都是杨大娘和你照顾着,凭良心说,这戒指该是你的……嗐,别管是谁的了,就说是你的,分给大伙,我陈宝柱心甘情愿。你要是不接就是看不起我宝柱。”
  杨建华望着陈宝柱,眼睛有些潮湿,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感动,陈宝柱能这样想,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他欣慰。
  “你快到公司给我开张证明信,你跟我一块去取。一万块,那还不得一大提包钱?”陈宝柱恨不得杨建华立刻就和他一起去,把钱拿到手。
  建华笑笑,拍拍宝柱肩膀:“老队长来了,你快去看看,他找你呢。”
  中午,利用吃午饭的时间,工地上开了一个会。杨建华先替老队长把烟发到每个人手里,接着把陈宝柱打算卖戒指给大家发奖金的事跟大伙说了。
  陈宝柱一听急了,把饭盒一搁站了起来:“哥们儿,这钱是咱经理的。咱杨经理见大伙拿不到奖钱,心里过意不去,把家都给卖了给大家发奖,咱哥们儿得给建华经理争气呀。”
  在场的工人们听了,谁也坐不住了,都站了起来。
  “经理,你太小瞧我们了,我们埋怨,是觉着事不公,可不是眼里光有钱。”
  “就是嘛,这样领到的奖钱,我们不要。”
  “经理,我们不能要你的钱。”
  “对!要你的钱,缺八辈子德。”
  杨建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大家不要嚷了。这钱不是我的,是陈宝柱的,我刚才说的是实情。陈宝柱的母亲是旧社会里受苦、受难的一位妇女,存下了这两个戒指。我们谁也说不清这戒指上渗透着老人多少血和泪。她活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生活再艰难,她也没把它卖了换钱花。这位善良的母亲,像千百万母亲一样,把自己最珍贵的财物留给了自己的子孙,这戒指是老人家留给宝柱娶媳妇用的,这钱,我们当然不能要。可是,我们得想一想,陈宝柱要卖了它,为的是什么?还有老队长,病这么重,听到工地奖金冻结了,拖着病身子,赶到了工地,用自己的钱给大家买了奖品,这又是为的什么?为的是光明桥按时竣工!为的是让我们所有的建桥工人,心甘情愿地为大桥尽责出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己是大桥的主人,是城市的主人……”
  “说得好!”阎鸿唤和曹永祥突然出现在工地。
  他和曹局长两个人在工地之外下了车。工人们带着一种情绪在施工。他们不能像个老爷似的,乘着豪华轿车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平时还可以,出于工作需要,现在这种形势下不行,同样是为着工作需要,顾及到工人们的心理,他们步行到了工地,在一边见到了刚才的一幕。
  工人们呼啦一下子站起身,慢慢向市长围拢过来。
  “市长,你得为我们主持公道。”一个工人说。
  阎鸿唤选择了一个平整的石头站上去:“让我主持公道,因为我是市长吗?刚才杨经理说得对,你们是城市的主人,公道不公道,你们最有权评判,用不着谁去主持。你们建起的一流凤凰桥和现在正在建的全国最大的立交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老队长和那位青年突击队队长的行动就是最雄辩的证明。我想,那些坐而论道,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那些对我们环线施工人员的一腔热血持怀疑和不理解态度的人,会在你们的面前感到惭愧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为着走向公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让创造者拥有自己的创造,让主人得到应得的一切。谁阻止这样做,谁就会被社会所淘汰,被人们所抛弃。市长,是市民的公仆。我只能向你们表明我的态度,不管谁反对,政府所说的话一定要兑现,请大家相信……”
  “市长,有你这句话,就是不发奖金,我们也认了。”
  “其实我们心里就是这口气咽不下去。”
  工人们七嘴八舌。不少人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听市长讲话,老百姓都知道,阎市长从来说话算数,既然市长说话这么亮堂,证明这次“奖金事件”不会不明不白地了结,工人们的心气平了些。市长的话使他们郁闷的心情开朗了。
  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驶进了光明桥工地。上面下来了几位身着警服的人。
  这几个人似乎并没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人群中穿过来,用刑警队员特有的机敏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视线捕捉着他们要寻找的目标。
  “谁是工地的负责人?”
  “我。”杨建华朝他们迎过去。
  “我们是东市区公安分局刑警队,请您协助我们把陈宝柱找来。”
  陈宝柱?大家的眼睛下意识地转向陈宝柱。
  “你叫陈宝柱?”
  “对呀。”陈宝柱愣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见到警察,本能地紧张起来。
  “认识刘德胜吗?”刑警队长犀利的目光剑一般锋利地逼视着陈宝柱。
  “刘德胜?噢……三帮子吧?认识。”提到“三帮子”,宝柱知道没好事,汗不由得渗了出来。
  “你参与了刘德胜抢劫盗窃集团活动,经分局批准,你被收审了。”
  “没有,我没有!”陈宝柱突然狂吼起来,“我早跟他们没来往了。”
  “你持刀抢劫瓜农西瓜,获赃款五十元,这事你还想抵赖吗?”
  陈宝柱脑袋嗡的一声,傻了。妈的,他早把这事忘了,好一个“三帮子”,把他卖了。
  刘德胜是因另一起盗窃案被逮捕的。在警察的多方追问、审讯中,他供出了陈宝柱参加抢瓜的事。公安局于是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有……有那么一回事,可那是早的事儿了,以后我就洗手不干了。”
  “就这一件事,你就够拘留的了。”刑警队长掏出拘留证,“跟我们走。”
  “不!我不走!……晚两个月,等大桥建好了,随你拘,现在我不走。”
  陈宝柱一边说一边后退,工人们迅速给他让出一条道。两名公安人员见状扑上去,紧紧将陈宝柱的肩膀和手腕抓住。
  杨建华拦住刑警队长:“同志,能不能给他两个月时间,陈宝柱现在是青年突击队队长,是环线建设的功臣,宽大一点吧。”
  “同志,作为领导,您应该懂法。触犯法律和治安条例,是要受到处罚和制裁的,在法律面前,任何人求情都是没有用。”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站在一边的阎鸿唤。老队长走到市长面前:“阎市长,您发句话吧,他抢了五十,罚他五百、五千,只求别带走他。这孩子刚有点出息,别毁了他。”
  阎鸿唤扶住老队长的胳膊,他感觉到这位老工人在抖。这种情绪传染了他。这个即将被带走的青年,为了五十元去犯法,如今还是他,为了环线建设要献出自己的一万元。然而,就在他献出一万元的时候,却要为五十元去接受处罚。多么费解的难题,但又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功是功,过是过,在法的面前,功过无法相抵。
  “老同志,让公安人员执行任务吧。人不能大于法,我市长必须遵法、执法呀。”
  陈宝柱知道没希望了。他扑通给杨建华和老队长跪下了:“建华,老队长。我给咱队丢人了。那是上次我打了老队长,停职时,手头没钱才去干的。我怕你们说我,一直瞒着。后来,凤凰桥一开工就给忘了。你们骂我打我吧,但别把我的突击队给拆了,我回来还得干。”
  老队长把陈宝柱扶起来:“宝柱,起来。师傅明白你了,别看你又进了局子,但在师傅的眼里,你不是过去的宝柱啦,还是今天的宝柱。”
  陈宝柱抹抹泪,又对建华说:“别忘了开证明取钱的事,大家不肯要这钱,那钱就留在队里,等光明桥建好了,让哥们儿拿着出去旅游,开开眼。”
  建华替陈宝柱把棉工作服的领扣系好:“进去以后,好好交代,争取早点出来。大家等着你。”
  吉普车开动了,陈宝柱突然推开车门,不顾刑警队员的扯拽,双手抱拳,大声喊着:
  “哥们儿,我的活儿拜托哥儿几个了,等光明桥建好了,告我一声。”
  吉普车急速驶出了工地,工地上一片肃寂。
  这一天的夜格外冷,寒气逼人,滴水成冰,然而光明桥工地迎来的却是一个灯光通明不眠的夜。几乎所有的人都奋战在施工现场上。

  一
  市政府大楼,六二○会议室,人称“政府决策地”。凡有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都在这里召开市长办公会。
  今天,确有一个重大方案要在这里出台———市政交通改造的二号方案。秘书在会后起草会议简报时,把这次市长扩大办公会议称为:“本年度市政府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办公厅主任却将这句话抹去,改为:“这是一次对我市市政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的会议。”
  阎鸿唤又抹去办公厅主任的话,写上这么一段文字:
  “我们掀翻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群众会很快看到城市建设将发生的一系列连锁变化。事实会证明,这一造福于民的方案对一座城市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这是根据七一五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出的一个交通改造工程方案。方案一经实施,等于给这座城市动了一个改头换面的大手术。根据七一五总体规划:整个市区将分解成几个相对独立的综合区,将中心区北移。考虑城市发展沿革、地形特点、新旧区之间的关系、公共场所的现状,以及近郊土地使用条件等因素,在市的四郊建立四个外围区。形成市区、综合区、居住区三级结构体系。在总体上将城市各项高度集中的复杂功能活动,从功能和时间上分解开来,形成彼此隔离而又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以解决目前城市布局混乱、中心建筑密集,人口稠密,居住拥挤,工厂包围住宅,住宅包围工厂,污染严重,道路不成系统,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的混乱局面。
  解决这些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继续扩大城市区域,在建卫星城上下功夫。这条途径比较简单,但大量的农业土地被占用,将会造成对城市生活供应及生产原料供应不足的威胁。二是从改造城市交通道路入手,通过疏理城市“血管”,让城市“肌体”活起来。但难度相当大。
  阎鸿唤果断地选择了第二条途径。他不喜欢拖泥带水,割一刀就要让它见血,手到病除。温吞水,留后遗症那不是他的作风。
  交通改造方案由此制定。
  按照这个方案,整个城市道路系统将由一个环城路和一个环郊路构成环形路网系统骨架,并整修九十七条干道为辅助线。这个路网系统把全市联接起来,并且有效地将市区布局做出合理切割。
  与会者对这个经国务院领导同志认可的大胆构想,当然无异议,但具体的实施,摆在面前的许多现实困难又障碍重重。
  这项工程一旦开工,面临的是,七十多家中小企业、七所中小学校、十九个机关事业单位、五千多户居民的搬迁。施工力量不足,市财政力量不足,几处改造旧居民区的资金需全部占用;地下管道,通电线路将受到破坏,重新铺设。本来就十分紧张的交通系统,在施工期将更为紧张,施工沿线居民的正常生活会受到干扰……
  这一刀动好,全盘皆活。动不好,伤筋动骨,甚至会导致城市的整体瘫痪。
  讨论非常激烈。一个不可行的方案再宏大,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市长们的责任不是给市民讲述一个美妙的童话,而是要干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然而,这个方案终于通过了。
  阎鸿唤回到办公室,走到桌前坐下。下一步他要审定实施方案,他习惯地掏掏口袋,空空如也,才想起,刚才开会前就没烟了,他抽的是秘书长给的烟。自己的烟,昨晚上就断了顿儿。改不了的坏毛病,这两年,他的烟越抽越凶,几乎一支接一支。每月工资他交家里五十元,其余的交给秘书小朱,安排他的吃饭和抽烟两项开支。近一年,几乎月月小朱都向他报亏损,他只好下令降低伙食标准,以补抽烟的高额支出。然而,最近,他发现秘书不能尽职,香烟总是供不应求,心里不免有点恼火。小朱是他亲自挑选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人很精明,性格也对路,也许就是性格相像,秘书太有主意了,才敢犯上,怠慢他。
  他叫来小朱。
  “烟。”他伸出手。
  小朱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刚毕业不久就当上他所崇拜的市长的秘书,他何尝不想把市长交办的事情干得漂漂亮亮的。但他无论怎样努力,市长也能在工作中挑出他的毛病;无论怎样精打细算,也解决不好市长的抽烟问题。工作中的差错,他认账。但抽烟问题,市长却显得近乎无理。市长每天能抽三盒烟,一个月近二百元的香烟费。他不忍心让市长抽次烟,既是对他身体负责,又是为了照顾领导体面。可光供应高档烟,市长的伙食费只能降到每顿五角钱,现在市场物价老涨,机关食堂的伙食费也提高了,五角钱的伙食费,连个像样的乙菜也吃不上。他几次试图把市长的烟量压成两盒,结果一切努力全是徒劳。他只好四处巧立名目为市长讨烟。堂堂一个市长,手里掌握着多少个亿,可就是自己腰包里穷得叮当响。
  阎鸿唤见小朱没递烟,刚想发火,抬眼见秘书一脸难色,又把火压下去。
  “怎么,又没钱了?”
  小朱把开支明细账单递过去:“市长,您就减少点烟量吧,现在到处宣传戒烟呢。”
  阎鸿唤接近账单看也不看就揉成一团扔到纸篓里。他计算机式的脑袋里储存着全市几十亿经济账,哪多哪少,哪盈哪亏,一清二楚。他能变魔术般地从僵死的数字中,挖出成倍的钱,去干一项接一项的工程。但对自己二百多元的工资开支,却总是一笔糊涂账,心中无数。
  “过去好像没有这么紧。”
  “那当然了,过去您一天抽两包。过去的烟没有现在高级,现在烟厂把烟加个过滤嘴,提个档次,以前您抽‘大重九’就成,现在抽‘金恒大’,差一半的价呢,动不动再抽个‘万宝路’,‘三五’什么的。”
  “好,今后一律降到‘云烟’。”阎鸿唤指示性地说。他皱皱眉,轻轻敲打着桌子,又抬起头,斜乜着眼看着秘书,“不过,你的办法太消极了,你应该设法打个主动仗。”
  “我什么法子全想过了。您知道,每次开会,接见外宾,出席招待会,我都故意留在最后,把烟碟中的招待烟全敛来,您没辨出,这几天的烟全是杂牌烟?”
  阎鸿唤没有注意这些。抽烟只是他思维的借助工具,他从来不去细品味一种烟与另一种烟味道上的差异。
  “好!”阎鸿唤赞赏地点点头,“好办法。你再开动开动脑筋,肯定还能想出别的高招。不过记住,敛烟时,可要注意隐蔽些。”他狡黠地一笑:“懂吗?”
  小朱只好又一声苦笑。市长忘了还是装糊涂?为了节约机关经费开支,前些天,市长刚刚亲手批复了一个报告,从下月起,取消各种会议的招待烟。市长当全市的家,只要能省的一笔也不浪费,该省的全省了,他这个秘书又从哪儿给市长捞烟去!又不能干给领导造成不良影响的事儿,如今秘书难当,尤其给阎鸿唤当秘书,就更倒霉。
  小朱从身上东掏西掏摸出三包烟,这是他手中的最后存货,而且毫无把握,明天是否还能弄到三盒。
  他想想,留下一包,交给市长两包。“从今天起,您得适当戒点烟。”
  阎鸿唤接过两包烟,果然是凑起来的,他得意地笑笑,点上一支,含在嘴里,拍拍秘书肩膀。
  “好,开始办公。”
  二
  阎鸿唤一进门,就发现妻子任素娟脸上带着喜色。
  “鸿唤,你来看。”她手里拿着张照片。
  阎鸿唤走过去。照片上,儿子阎晓松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亲昵地依偎在一起。
  “这女孩子看上去挺好,是不是?”
  “好什么,还没怎么着,就照这种照片。”阎鸿唤故意沉着脸说。
  “你不喜欢我喜欢。”任素娟看出丈夫其实也很喜欢。他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一家外贸公司工作。
  “她哪儿工作的?”阎鸿唤关切地问。
  “和晓松一个单位的,做翻译。”任素娟把儿子的来信塞到阎鸿唤手中,阎鸿唤看后笑笑,拍拍素娟的手背说:
  “看来成熟了,该到与我们夫妇分离的时期了。”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阎鸿唤躺在床上吸着烟,久久不能入睡。
  任素娟望望丈夫的侧影,灯光下,两道抬头纹像刀刻在阎鸿唤的额头上,脸颊上一道深影,他瘦多了。她禁不住轻轻凑到丈夫身边,吻了吻那深陷的面颊,然后轻轻下了床。
  妻子的这一系列举动,阎鸿唤都没有注意,他还在想着他那个方案。方案定了,市委常委还未通过,这又是一关。在市政府,他有权威,副市长们相信他能说到就能办到。但在市委常委会上,不是他说了算。施工力量,他有办法解决,除了本市市政,建筑队伍外,还可以从华北三省及市郊区去组织农民施工队进行招标,还可以组织全市各系统的义务劳动大军,中国最大的资源不就是人嘛,物资问题,他也早有准备,从去年他就着手工程材料的准备工作,建材局和物资局保证了工程的全部用料。关键性的问题是资金筹划和整个搬迁工作的指挥。这些他也早有了主意,否则他不敢去制定这个方案,可这需要一个默契的配合。这种配合来自市委意见的一致,来自上下的高度统一,否则办不到。
  “吃一点。”不知什么时候任素娟端来一杯热奶和一盘夹肉面包,站在他面前。
  “我不吃。”阎鸿唤有点发火,被妻子的不是时候的关心弄得挺烦。
  任素娟没有说话,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便默默坐到沙发上,注视着蹙眉思索的丈夫。
  过了很久,阎鸿唤的思维才从交通改造二号方案中跳回房间,他觉得很疲劳,想睡了,便去拉灭灯,这才发现身边是空的。一抬眼,看到妻子正坐在昏暗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你坐在那儿干什么?怎么还没睡?”他不解地问。
  “陪着你。”
  “你呀,就会干这些没有一点用处的事情。”
  “奶凉了,要不要给你热热。”
  阎鸿唤没有说话,拿过奶杯一饮而尽。
  任素娟上床拉灭了灯。她靠在他胸前,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他。顿时,一阵轻松柔曼的情感传遍全身。
  “明天还得上班,你也早点睡吧。”他拍拍妻子的手。
  任素娟轻微地叹了口气,她一点也不怪他。她对自己生活里发生的一切都理解。
  她与他结婚二十多年了。现在想起来,时间是那样的转瞬即逝,二十多年似乎只有二十多天。
  像千百万普普通通的家庭一样,她和他是“介绍”认识后结婚的,那时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她也才踏出技校校门。丈夫很能干,工人出身使他练就了一双巧手,很快打了一房新家具。她也挺能干,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白天,两个人在厂里忙,到了晚上,他是她的。尽管她明白在丈夫眼里永远是她属于他,他对她常有一种主人般的气势,但她一点也不反感。白天她在厂里像个男人一样干活,只有到了晚上,丈夫才使她还原为一个女人。一个女人能够成为自己男人的附属品也是一种幸福。现在不同了,丈夫不再是个平民百姓,他成了一市之长。随着他事业上的成功和地位的上升,他似乎不仅仅属于她和他们这个小家了。她觉得自己和这个家在他头脑中的位置越来越小。夫荣妻贵,社会不能容忍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的妻子还是个普通工人,于是,她被安排到区妇联当主任。尽管如此,她仍觉得自己在失去丈夫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在人们的眼中,她不再是个独立的人,仅仅是个“市长夫人”,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常常被赋予一种特别的意义。她感到惶惑,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但久而久之,也便习惯了。不仅习惯了在旁人面前说话要有分寸,也习惯了丈夫的忙碌与冷漠。她随遇而安,能适应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她理解丈夫的事业,她觉得世界上一切干大事业的人,都不是终日只知卿卿我我的人。
  朦胧中,阎鸿唤听见了妻子的叹气。“怎么,工作中遇到困难了?”他问。最近市里离婚率特别高,任素娟所在的区信访办公室搞了一个材料给他,他做了个批示,要各级妇联组织,认真针对第三者插足问题,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扭转社会这种不良道德风气。但妇联的工作未能有效地制止离婚率的进一步上升。阎鸿唤在法制教育工作会议上,狠狠地批了妇联,包括点名批评了妻子担任主任的那个区妇联工作无力。
  “工作上哪能没有困难。”她小声地回答丈夫。
  “我反对遇到点困难就唉声叹气。”
  “不,我是担心你……你不能在工作中稳一点?现在哪级领导干部不是求个稳当,没有上面的指示自己绝不别出心裁,你又何必去冒险,惹得老同志对你有意见。”
  “哦?”阎鸿唤转过脸,神智又清醒过来,“你听到了什么?”
  “我周围的同志提起你,都说你敢干、胆大。这也许是称赞,可你不是过去的车间主任、厂长,你是个市长,不能落个胆大的形象。今天我碰到了沈萍,说老高对你这一点很有意见,也让我劝你稳重些。一市之长,一个决定错误,造成的损失,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我真担心你老这样下去要跌跟斗,犯错误。”
  阎鸿唤此时的睡意全没了,他重新坐起来,拉亮灯,点燃烟。
  他早感觉到高伯年的不满了,时常有些议论传到他耳朵里,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个人之间的成见事小,计划的落实受到的干扰事大。动这场大手术之前的准备工作还要加细,除了物质、技术上的准备,人事关系上的准备不可小视。在中国,技术上的失误可以纠正,人事关系上的失误却可能输掉全盘。
  他吸了一口烟,凝视着天花板上的吊灯,那灯是个五花围灯,五朵美丽的淡蓝色小花围着中心的花芯灯。这是他去西德考察时,一家灯具公司送他的礼物。
  “一个市长的风度和形象当然重要,胆大的形象有什么不好?市长应该是城市的统帅,建筑工程的总指挥。去年,我出国考察了美国、西德、日本的几个城市。这些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有一条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规划上,特别注重流通设施和道路网络的现代化。每到一座城市,看到人家美丽、整洁的市容,林立的高楼,通畅的大街,交叉的高速公路,我就想到,这座城市曾经有过一位杰出的设计师和出色的工程指挥,造福了城市。而我这个市长又能对我的城市做些什么?现在我们中国也在经济起飞,各个城市似乎正在开展一场竞赛。几乎所有的市长都是新的,魄力都很大。各个城市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快得让人坐不住。改造道路,修建环线路不是我的独家创造。北京、天津、广州都干在前面了。我阎鸿唤干事从来没有输给谁的习惯。我要领先,我要让我领导的城市是最先进的城市,我的市民是最骄傲的市民。不然,我枉做一任市长。一个市长在任时不从事几件宏大的事业,不能留下实实在在的业绩,就愧对子孙万代。”
  任素娟替激动的丈夫捋捋头发:“你呀,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还改不了爱出风头的毛病。”
  “你胡说些什么!”妻子说的“出风头”三个字刺激了阎鸿唤,有些人用这个词贬损过他,他很反感,想不到妻子也这样说。
  任素娟被丈夫的脸色慑住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阎鸿唤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了,便抓住妻子的一只手,语气缓和了下来,像是在自言自语:“中国人太缺乏表现自己的性格了,总是把冒尖、特殊看成是坏事,总爱一、二、三,齐步走,什么都一样才好,典型的大一统思想。这往往是相互扯皮,互拉后腿的可悲结局。现在中国在世界上到了该出出风头的时候了。搞改革,需要人出风头,人人都出点风头,事情就好办多了。现在是不干的整干的,懒的整勤的,坐在那儿的人看着干活的人说‘出风头’,真真岂有此理!……算了,快睡吧。你也帮不了我什么忙。”
  他松开她的手,再一次把灯拉灭。
  妻子是了解他的,但她不该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他现在需要威信,需要树立起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是他事业成功的保证。他的成功不是为个人,怎么能简单地说成是出个人风头呢?“十年动乱”之后,不知什么时候起,群众对领导的认识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不干,是心里没有群众;干,是为了个人野心。为避免误解,有损于形象,他反感用这个词儿来形容自己的作为。
  然而他又不得不在内心里承认,妻子对他性格的概括又是准确的。
  他不禁想起自己四十年前的一桩往事。
  那年他刚九岁,是个顽皮、倔犟而又瘦弱单薄的农村孩子。一条铁路从他们村子经过,通向这座城市。他站在铁轨上,双手叉腰,挺着露出条条肋骨的小胸脯,毫无惧色地瞪着迎面飞驰而来的火车。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火车撞翻了竖在铁轨中央的一块小木牌,呼啸着向他铺天盖地地冲过来。
  路基旁的孩子们吓得闭上眼睛,四处闪开,相信一个粉身碎骨、血肉模糊的惨景已经发生。
  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间,他一个骨碌,跳出铁轨,滚下路基。火车呼啸着冲过他身边,一股强劲的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尖硬的石头划破了他的胳膊和膝盖。
  火车驶远了,伙伴们才慢慢镇定下来,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欢呼着,雀跃着围在他身边。他掸掸土爬起来,朝着一个比他高一头的男孩子跷起大拇指:“你敢不敢?”大个男孩子退缩了。这是一场竞争,争当村子里孩子们的“大王”。昨天,大个男孩是在距火车头八十米处跑开的,便大吹大擂。他不服气,今天把木牌竖在距离自己六十米处。仅仅缩短了二十米,但这二十米足以使全村的孩子们魂飞胆破。在胆量和意志的竞赛中,他获胜了。
  四十年的光阴冲淡了许多的往事。惟独这件事阎鸿唤没有忘记,这是他儿时向人生的一个小小挑战,从小便铸成了钢一样的性格。
  “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什么忙。”她还没有睡。“你当基层干部,我觉得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现在,我真感到跟不上趟了,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不过随便说说,好让你快点睡觉。文化水平高,夫人就能参政了?工作上的事你甭管。”
  “如果当初你娶的是她,也许对你能有帮助。”她悄声说。
  “谁?你又想起什么了?”
  “徐力里呀,她是建筑工程师,对你抓市政建设肯定会有帮助。”
  “你今天是怎么了?”他又开始烦躁起来。
  怎么了?这些日子,总有人向他提起徐力里,一个该忘掉的名字,到北京,徐克同志提到徐力里在搞工程方案,规划局长提到徐力里,现在和他生活了二十四年的任素娟又跟他提起她……
  清华大学的男生宿舍。
  他把自个儿独自关在屋里补袜子。他太好活动了,一双袜子两天前刚补过又破了。好在自己的粗手能伺候自个儿的大脚,破了再补。一个袜板儿,一针一线地缀上袜底,他不怵。
  在班里他年龄最大,是惟一一个带工资上学的调干生,因为他是老大哥,系学生会改选时,由系党总支提名,他入学半年后当了学生会主席。他没上过高中,可在大学中仍是一个小有名气,有些影响的人物。他雄辩的口才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佩,他健康的体魄使运动场上的对手折服。但他学习基础差,尤其是数学很感吃力,机械专业的主要基础课上不去可不行,于是,他埋头在图书馆,他要拿下这个堡垒。靠窗的座位几乎成了他的专座,他几乎每天晚上在那里坐到闭馆。
  一天,闭馆后,他照例收拾好书向外边走。
  “呃……”身后一个女声似乎在喊他。他转过头去,一个细高个儿的女孩子站在他身后,她穿一件白衬衫,毛蓝背带裤的膝盖上打着两个补丁。
  “这是你的吗?”她递给他一张卡片,那是他摘录的读书卡。
  “谢谢。”他接过,顺口问道,“你是哪个系的?”
  “建筑系的,和你们机械系是邻居。”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机械系的?”
  她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细眉毛有点得意地一挑,“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来自哪个城市。”
  他惊讶了。
  她笑着解释道:“我和你是老乡呢。”
  这姑娘就是徐力里。
  从此,他们相识了。图书馆,排队买饭的队列和礼堂,他发现他们原来有这么多的机会共处于一个小的空间,他还发现她在人群中很出众,很显眼儿。他们像老熟人一样见面打招呼,点头,微笑,问一些该问或根本不需要听到回答的话:“吃饭去?”“又来看书了?”“这个电影怎么样?”“这段时间紧张吗?”……
  暑假时,她问他:“我们一起回去吧?”
  “不,我想留在学校补习功课。”
  二年级暑假,她又问他:“数学成绩上到班里第三位了,还不回去吗?”
  她怎么对他什么都知道?原籍,在工厂时的绰号,评上劳模时剃了个光头……包括这次考试。可是,“第三”不是他的目标。他咬咬牙,还是没有回去。
  三年级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他带头把自己的粮食定量压减到二十四斤,男大学生的最低定量线。
  食堂里的菜越来越单调,量越来越少,油越来越见不到。相反主食的花样却越来越多,个儿越变越大,越来越软,两顿馒头,粗糠饼,高粱面捞面,黑豆面煎饼,“增量法”窝头……他一顿只能吃二三两,不是一顿两顿,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他常饿得两眼冒金星,像水泡涨的面条一样,浮肿了。
  她发现了他的变化,开始每月送他三斤粮票。他不要,她想出许多办法,放在他枕下,夹在他书里,悄悄塞到他的口袋里。她家里每月给她寄的黄豆,都要分一半给他。那时的黄豆就像珍贵的芝麻,补养了他,也救了他班里一位得肝炎的同学。而他家里只给他寄过一包山芋干,他全给她当橡皮糖吃了,他与她像一对兄妹,在患难中相互体贴,他和“老乡”的关系特殊起来了。渐渐地,他发觉自己如果晚自习时没见到她,心里就像少了一半儿似的,情不自禁地跑到建筑系女生宿舍去找她。
  两个系的同学开始哄他们,好心好意地开他们的玩笑。“老阎对我们小徐是情深义长啊!”她宿舍的一位女生打趣地说,“什么时候公开你们的秘密呀?”
  可他们从没在一起谈过什么“情话”,即使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他们的谈话也充满了政治色彩,像那个时代所有的热血学生一样。
  那天,他们漫步走出校门,朝颐和园方向走去。正是春天,郊外田地里,麦苗已经吐绿,散发着沁人的泥土芳香,醉人的景物,醉人的夜晚,夏天的风,使万物生机盎然,也催动着春心勃发。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文章读了没有?”阎鸿唤很想对徐力里说点温柔的话,可一张嘴,却是谈论当天的报纸。
  “看了一半儿。”
  “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看来不可避免。”他沉重地说。
  “真没想到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变修,我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担忧。”
  “我觉得挺自豪。我一直遗憾自己没能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只能做一名和平时期的党员,现在终于能够参加一场反修斗争,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阎鸿唤觉得自己年轻的身体里流淌着一股热血,他虔诚地相信自己将参加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
  “可是,我们今天不能谈点别的吗?这儿的空气多好闻哪?”
  “好。”阎鸿唤收住了自己激昂的话题,他也觉得在这个宁静的夜晚,难得有两个人一起散步的时候,不该去议论那些火药味的话题,可他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们这一代人是习惯以“工作”、“学习”的话题来谈恋爱的。
  “快毕业了,分配工作后,我们就不能像现在那样天天见面了。”她暗示着他,姑娘的心毕竟要细一些。
  “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照样天天见面。”他是聪明人,多次苦于无法找到向她表达情感的语言,今天她的话把机会牵到了他的面前。
  “什么形式?”她似乎是明知故问。
  “……”他迟疑了一下,“结婚”两个字终于吐出口来,“力里,我们结婚吧,那样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他停住脚,转过身,双眼定定地望着她。
  她也望着他,忽然一行热泪流出了眼眶,他慌了,有点不知所措地扶住她的肩膀:“你怎么了?”
  她倒在他怀里,泪水打湿了他的衣领。
  “出了什么事?”他更慌了。
  “我一直等着你这句话。”她喃喃地发出一声低语。
  他的心被震颤了,双臂把娇小的姑娘紧紧揽在自己的怀里,像一团火,熔化了他怀里的姑娘。
  粗大的树干,用背脊庇护住他们。大树和颐和园的红墙,把他们关进了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然而他们当时谁也不曾料到,等待着他们的同样是分离的命运,而这一分离酿成了她一生的悲剧。
  当时,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永久性地拥抱住整个春天。
  ……
  阎鸿唤闭上眼睛,不出声地叹了口气。每当他想起这段往事,他心里就发痛。懊悔、自责,常使他感到痛楚,倘若当时自己不是那样过分的自尊,过分的褊狭,过分地看重那个其实并不存在的名分,一切就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妻子说得对,现在搞市政建设,他正需要她。他知道她现在的身份———市政工程局的总工程师。他也知道她在那里,柳若晨副市长的妻子,住在黄山高层大楼里。但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见她。有很多次机会,他们可以见到面,市政府制定道路改造工程计划,召开规划设计、工程技术方面的研讨会,她本来应该参加的,但三次会,她却一次也没来。他清楚,这全是因为他,他召集、主持的会,她是不会来的。
  难道需要市长亲自去请她?对别的工程技术人员、专家学者,他完全可以这样做。对她,他绝不想这样去做了。
  为什么?
  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世界上很多原因是不能深究的,他从来没有深想过,他只是恼火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纤细的、搞不清的情绪,这种情感绝不应属于他阎鸿唤。他只想忘掉她。
  阎鸿唤喘了一口粗气,伸开手臂,把仍在黑暗中闪动眼睛注视着他的妻子一把搂在怀里,把她搂得好紧,好疼。
  三
  一位参加过老山战斗的英雄对柳若晨说:激战前的沉寂是最难熬的,最令人紧张,恨不得炮声立刻就响,不然折磨得人的神经受不了。一旦战斗打响,枪声、炮声连成一片,反倒什么也不怕了,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恨不得跳出战壕,离开掩体,与敌人面对面、枪对枪,来个刺刀见红,即使负伤、牺牲,也觉得痛快。他此刻就在熬着,熬着激战前夕令人窒息的沉寂。
  “徐同志发现有人翻了她的东西。她问我,我说没有,起码我没翻。她问我,是不是看到过您进去,我只好说没看见。她很生气。柳同志,我敢保证我没跟她说,可她不知怎么会知道了,您……您可别怪罪我呀。”秦阿姨紧张地、结结巴巴地拉住刚进门的柳若晨大惊失色地说着。
  “没关系,我跟她说。”柳若晨安慰着秦阿姨。
  “她出去了。一会儿可能回来。”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等待她回来。他用不光彩的手段,发现了她的秘密,待她问到他,他该怎样解释自己的窥视行为?可她怎么会知道的,轻轻动了一下怎么会留下痕迹?难道她在自己的门口、箱子、桌子上做了什么标记不成?此刻,他的心情竟像前线战士,等待一场即将开始的恶仗一样紧张。
  这几天,柳若晨注意地观察阎鸿唤在他面前的表情,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阎鸿唤还是像以往一样自信,坚毅。有时用决断来表现自己的不可抗拒;有时用诙谐来凝聚周围和部属的意志。阎鸿唤像一个永动的主轴,有效地使整个政府的机器转动起来。他满脑子都是那幅城市发展的蓝图,好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占有他注意力的事情。他整天都处在一种上足了发条的紧张之中。办公厅秘书处把他的每一天都排得满满的,他的时间不是以天、小时来计算,而是以分、秒为单位。柳若晨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还会有剩余的精力去见徐力里,和她谈情说爱。他发现了自己一个判断上的错误,这个错误曾使他几天内处于极端愤怒和苦闷之中。偶然间,他推翻了这个错误判断。阎鸿唤召集了几个工程技术负责干部会,徐力里是应该参加的,但她没有来。如果他们至今还有接触,徐力里对这种名正言顺的机会,是不会错过的。除非她不想见到他。柳若晨明白了,他所发现的秘密是妻子和阎鸿唤的一段往事。
  然而这个发现并没有使柳若晨心情平静下来。这段往事对他仍然是一个谜。她仍保持着阎鸿唤的照片,说明她心里还在眷恋着过去的情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他们分开的呢?一个妻子丝毫不尽妻子的责任,反而苦苦地、默默地爱着另一个人,那么她把他柳若晨放到什么角色上?一个名义上的丈夫、一个随意耍弄的小丑!……这样的婚姻和家庭还有什么值得维护和保持的价值?他可以容忍她是一块冰,但绝不能容忍她对他是一块冰,而对另一个人是一团火。
  今天,她或许会跟他闹起来。闹起来也罢,这样他反倒可以摊牌,把一切都讲明了,结束这个所谓的家庭。他希望“短兵相接”,然后,他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从事他该从事的工作。他的担子不轻,如果一旦交通改造工程上马,搬迁的任务就要具体地落在他身上。他是学电子的,对无形的电子他能指挥自如,可有形的厂房民房搬迁,他至今心里没有底数。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一个指挥员的材料,这种飞速的步步荣升,他感到荣耀,但同时又觉得是一种“苦刑”。有人宁愿为着虚荣,甘心受“苦刑”,他却不愿意。人人都有着自己的自由王国,他的理想王国是电子王国,如果想获取荣耀,他可以到那里去摘取桂冠。在不属于自己的行政王国迟疑、消磨,无异于浪费时间和生命。然而,他每递一次辞职报告却换来一次职位的升迁,由副所长直至副市长,这反而使他不敢再轻易行动了。
  徐力里终于回来了。他听到秦阿姨在和她打招呼,又听到她的脚步消失在她房间里。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缓步走进她的房间。
  她没有料到他会在这个时候走进来,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显得有些意外和吃惊。
  他等待着,等待火山岩浆的喷射,她却异常镇静,静得反倒让他心慌。“现在你已经全明白了。”她终于开了口,面部毫无表情,声音也出乎意料地平缓。
  “不,不明白……我明白了什么?”他突然想抵赖一下,不知为什么他在她平缓的声音面前失去了刺刀见红的勇气。
  徐力里轻轻拉开抽屉,取出那本书,放到写字台上:“你把照片夹错了页码,所以我知道你动了我的东西。看了那页的文字,你多少了解到我的一点感情了吧?”
  柳若晨愣住了。
  “这就是我们的结合,两个人心里都装着另外一个人。”徐力里凄楚地一笑,“没有爱情的夫妻必然同床异梦,我们都是明白人,所以才没有同床,对吗?于是两个真实的自我,构成一个最虚假的家庭,真可笑。没有人会相信有这样的夫妻,我们为了逃避外界的闲话,为了躲开外人的干预,只好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我和你。”
  “不,我们并不一样。”柳若晨心里恢复了平静,他在她房间里那把惟一的椅子上坐下来,“我心中装着我死去的前妻,这是一种对死者的怀念。而你心里的人活着,而且结了婚。对死者的怀念是一种忠诚,而你念念不忘的是一份早已结束了的感情。这种感情对我,对他,和他的妻子都是一种不尊重、不道德。”
  “是吗?”徐力里突然异常痛苦地喘了一口气,“我没有想过,我不想伤害你们三个其中任何一个,这本来就是个秘密,藏在我心里的秘密……”
  “可这秘密伤害了我。”柳若晨忍不住接口说道,“刚结婚时,你对我提的要求我都同意了,那是因为我并不爱你。现在,我们这对假夫妻形同路人地住在一起五年了,突然间,我知道了这一切,你想,我心里是个什么滋味?”他有点激动,声音也显得粗哑了,“我毕竟是个人,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怎么能看着自己的妻子爱着别人而无动于衷?”
  徐力里有点惊异地望着他:“我,我没有想到,对不起。”她显得有点口吃,“我以为这对你是无关紧要的,我以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么多年了,都相安无事。”
  他看着她,发现她说话时细细的脖项里有一根血管显得特别突出:突突突地在跳动。他记起,死去的前妻也有这么一根蓝血管,不过那不是在脖项上而是在额角,想起前妻,他心里一阵哽咽,眼睛也模糊了。
  她有些怜悯地望着他。他被她的这种目光刺伤了自尊心。她为什么要可怜他,难道她以为他会爱她,他是嫉妒了?不,她错了,他的心是属于那个女人的,不会再为别人动心。于是,他说:“我们分开吧。”
  “如果你这样想,我不能反对。反正结婚、离婚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张证书的事儿,可是……”徐力里顿了一下,“我有点担心,副市长离婚,会成为社会上的一大新闻。”
  他一时语塞。是呀,他之所以五年来与她维持着这样一种不即不离的形式婚姻,就是怕舆论。舌头能锯断大树,舌头能长出花儿来,他不需要什么赞誉,也不顾别人诋毁自己的名誉。
  “难道我们就这样虚假地维持下去?现在,我们再见就是一种摧残,我们当然可以像过去那样生活,可总避免不了见面,我无法忍受。”他又有点激动了。
  “我搬走,搬回我父亲那里,和弟弟住在一起。”她仍旧平静地、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可以暂不办理离婚手续,拖一段时间再说,你看如何?”
  “可以,当然可以。”她的平静又一次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提高了嗓门,“只要让我见不到你,怎么办都可以。”
  他猛地站起身,大步走出房门,突然又转过身,朝她严肃地、近乎命令地说:“做为一个同志,我还要劝告你,不要太痴情,不能去伤害他的家庭!”
  徐力里终于被激怒了,她霍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用不着你来劝告!痴情不痴情是我个人的事,你无权干涉!我正是为了不伤害他的家庭才和你结婚的。难道你还不明白?”
  明白,他怎么会不明白!他在她的生活里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
  “你最好现在立刻就搬走,听见了没有?!”他浑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你……你给我滚!”
  活了四十七岁,无数个人曾让他“滚”过无数次,但他却是第一次让别人“滚”。

  一
  如果外地人初来到这座大都市,冷不丁地问一句,市中心在哪里?谁也不会想起普店街。按说它位于的卫海区该是正宗的中心区,它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
  还在大清盛世,就围着这块不大的地方筑起过城墙,它便由集镇正式成了城。八国联军打进来,四面墙轰塌了三面,它的地界由此又扩大了。现在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市区就是以它为中心,慢慢扩展、繁衍而成的。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大,它却越来越破、越来越挤。新区的居民从人数到实力都居优势。人们随着离宗忘典,不再以它为中心,甚至它的存在都似乎影响了繁华大都市的形象,羞于提及。这座都市是全国首批开放城市,从西哈努克亲王到伊丽莎白女王,无不光顾此市。
  要以繁华和位置而言,中华区该称为首。西方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又靠经济侵略控制中华。八国联军的兵营一撤,八国的富家财东们便拥进来,在这里沿着月牙河修起一条长十里的月牙道,又沿着月牙道盖起一座座高高大大的一长溜儿建筑。大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光看这些异国色彩的建筑,就知道他们进来后就不想离开。只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让中国人连锅端了。那些百货公司、大银行、大饭店、大公司成了中国人自由进出的商业、贸易、金融中心。可对市民来说,他们整天的生活可不是清清闲闲地逛商店,吃宴席,夹着皮包大宗地存款、取款,把这儿称为中心,好像有点儿不妥。
  新市区的居民优越感最强。全市最大的图书馆、医院、剧院、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大多在这个区,这是个建国后建设起来的新区。这里的居民常常自诩这儿为市中心,因为它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现貌和水平。更主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位于此区,你说它不是市中心哪儿是市中心?
  可也有人说不对。真正的市中心应该在本城西南角儿。
  沿着新市区那条市里最宽的上海路朝西直奔,就进了市郊的西市区。然后拐入武昌道向南走下去,便是被市民们称为“华尔街”的厦门路。
  厦门路是建国后起的名,原先根本称不上路,这儿是洋鬼子在西郊盖的一片别墅,依次立着德、日、意、法、英、美、俄、奥的风格各异、参差不齐的小洋房。这么大的市郊田园,洋鬼子别的地方不选偏偏都挤到一块儿,比着劲儿地盖起这么一大片地道的漂亮住宅群。这地方原是块风水宝地,这是碧眼金发的外国佬儿请来地道的中国风水先生测定的。宝地全因那个温泉眼。据说喝这口泉水的人能避风祛邪,益寿延年。于是这片房子就围着宝泉盖了起来。1949年天安门前的建国礼炮一响,厦门路两旁的漂亮住宅便易主了。市里局以上的各级进城干部陆续搬了进去。三十几年来,这里一直是各级首脑人物的居住地。别看它临近市郊,远离市区地图的中心点,但每当市民们提起厦门路无不肃然起敬。现在当然不那么敬了,但听说谁是住在厦门路的,仍不免露出羡慕的神情,高看其一眼,厚待其一筹。从这个居住地,能测出人的身份、地位。面对这种身份的人,不少人背后骂他的祖宗也有这个胆,但当着面还少不了赔个笑脸,顺着话茬子说几句恭维中听的话。这帮人谈起来都以攀龙附凤为耻,可做起来又多少有那么点贱骨头。难怪,中国封建几千年就是个权力、人治社会。既然厦门路的住户都是些掌管着大局以上权力的人物,自然它便是一个权力中心。权力中心才是地道的中心。
  如果再精确一点,找一下中心的中心点。那就还得沿着厦门路往西走,就能看见一排四米高的灰墙,顺着高墙向南拐个弯,有一扇三公分厚的大铁门。铁门白天是敞开的,两旁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卫。他们可不像是新华门站岗的警卫,笔直地挺着,一点不打弯。这儿的警卫可以蹓跶着,也可以轮流地到门内那间值班室里去喝口水,坐着歇歇。只有看到进进出出的“丰田”、“奔驰”牌轿车,才挺一下腰板,行个注目礼。望着汽车顺着松柏夹道下的平坦车道,消失在一片白杨树后,才又重新放松下来。
  那片白杨树,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带,可称为全市的绿化标杆区域,就其面积而论,绿地覆盖率绝对地超标准。白杨林带岔出三条小径,分别通向三座美观、别致的两层楼房,按照五十年代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的一条没有正式成文的规定,这三座房子的主人,是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市长。现在它们的主人便是市委书记高伯年、市长阎鸿唤,剩下的一座楼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委员徐克的。徐克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十五年,调中央后,房子只住着他的儿子徐援朝。这件事引起不少人的议论和不满,特别是那几个有资格取代这房子主人的人,高书记和阎市长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不好办的是,徐克经常要回来,虽说中央有规定,完全可以收回去,但他是市里的一位元老,是市里所有干部的老上级,硬做不大合适,于是它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又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地方是厦门路222号。过去三位意大利人盖起这花园别墅时,叫它利华别墅。
  单凭住在这儿的两户人家,就不用怀疑厦门路222号的中心点的准确性。
  二
  清晨,整个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阳光透过淡淡的清新的雾气,温柔地喷洒在尘世万物上,别有一番令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天享受到晨雾的清新,五点半钟,这座城市只有少数人在跑步,只有花园里才聚集着一些练功、习武、踢腿、甩胳膊的人,除此之外,就是至今不被人们所认识、看重,而又绝离不开的清洁工了。而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还甜甜地沉睡在温馨的梦乡之中。
  高伯年照例在这个时候起了床。往日他刷完牙,就用一条干毛巾使劲擦脸,直擦到面部辣辣的,红透了才住手。又拿起那把黄杨木梳梳头,节奏均匀,悬腕有力。一会儿的工夫,头皮就和面颊一样发热了,从里到外舒服极了。然后他又轻轻梳几下,把灰白的头发向后拢顺拢齐,蛮有风度的。  人到了这把年岁,能坚持住这种养生之道,注重仪表举止也属不易。其实高伯年在四年前,对养生和仪表都是从不上心的。他不吃鱼、不吃虾、不吃海参、不吃螃蟹。甚至海带、紫菜、蛤蜊、青蛙,凡是沾水的动植物,他一概拒食。别说吃,闻一闻都会恶心。老战友说他是穷命,他的河北省老家是块旱地,只见得着井,看不到河,三十里之外有条渠一样宽的水沟子。乡亲们轻易见不到水产,更别提吃它了。他七岁那年吃到一次鱼,是在东家的猫食盘里偷出来的。他躲在没人的地方吞下去,腥腥的一股子臭味,呛得他险些晕过去,接着无数根钢针横叉竖挑,扎在嗓子眼上,大咳、呕吐、差点送了命。从此他便闻水货丧胆。直到他当了局长,副市长乃至市长,市委书记,经常参加大小宴会,多高级的宴席都未扭转他对水产品的憎恶,从不沾一筷。医生警告他,这种饮食态度,会使他缺乏碘、钾、钠、镁等多种元素,他深信不疑,却毫不在乎。他不怕死,人前人后他经常说。解放石家庄,他们营担任攻坚任务,冲过去,他冲在最前面,他不怕死,所以子弹也避他。“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碘吗?”他笑着对医生说。这句话被人传开了,久而久之,又被人淡忘了,谁知“文革”时,这话成为反动言论一百条中的一条,“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点吗?”———一个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对穿戴更不讲究,进城后,始终一双布底鞋,后来买不到了,只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他平生只有过一双皮鞋,那是去参加党的八大时特地买的,为了显得庄重些。可在小组讨论时,他发现中央的领导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第二天,他就脱下了硬邦邦的皮鞋。从此再也没有穿过,直到“文革”这双鞋才有了它的用场,成了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物证,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这四年,高伯年似乎变了,变得连女儿都取笑他赶时髦。
  首先,他加强了自身保健,闲的时候翻一翻医书,他并非赶时髦,而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身体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来。
  他开始注意仪表。很多人说他老了,而他自己并不觉得老。有好心人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服装老式,人才显得老的,他觉得有道理。现在是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于接受新事物。高伯年来了个飞跃,这飞跃让人感到吃惊。他一贯的发型小平头现改为小背头。一贯的中山装换成了西装,自从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门,他就换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换下。惟独缺憾的是对“革履”仍不感兴趣,他的脚无论如何不能适应皮鞋,服饰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里很静,听不到一点点噪音。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冲鼻腔,让人顿时觉得,纯净的氧气入腔,体内的浊气排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他的楼前是一块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每天,他要在这儿练一练太极拳。他的拳很不规范,还是在“文革”后期,他由牛棚荣升为“挂”着的公民时,跟花园里的老头们学的。可惜时间太短,还未学通,“四人帮”粉碎了,他被“摘”了下来,回到了市政府。几年来,他坚持练身的,就是这么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极拳。
  但今天,上面的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序,高伯年都没有进行,他失常了;没有练拳,没有用黄杨木梳梳头,没有用干毛巾擦脸,甚至连牙也没刷,就趿着拖鞋走出来了。清晨,万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高伯年心里那股子浊气就是排泄不出来。
  最近保健医生又警告他,血压偏高,心脏音律不齐。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脑子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不要激动……全是一堆符合实际又不切合实际的废话。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失眠了。昨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但他没有服用安眠药,他需要想问题,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儿子高原从老山前线寄来一封信,信中以一个誓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义向父亲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机关的,秘书拿来就放到家中的办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脸变得纸一样白。他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旁边的书房里哭,他没有起床去劝她,他知道,儿子写信时也会哭的,起码哭过。他无法劝说妻子。无论高原能不能从战场上生还,沈萍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
  他也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他没有那张照片,也没有办法搞到这张照片。
  下午,女儿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没有说话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间里去。保姆到她的房间里去,她要鸡蛋、要排骨、要牛奶。一一送去,她又什么都不吃。保姆告诉沈萍,高婕一个人闷头躺在床上,像是在哭。沈萍揩干自己的泪水,奔上楼去,看到的是一张流产证明书。
  “是张义民?”沈萍又惊又气。
  高婕摇摇头,但又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儿的房间,他觉得自己的嘴唇在抖。他不是骂女儿,而是骂那个未知数,“一定要严加惩处,我找公安局。”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电话机的父亲,“是我主动的。”
  “你?……”高伯年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不相信女儿会堕落,可对女儿所处的文艺圈子又早有所闻,沈萍原来就反对女儿去当演员,是他说服了妻子。应尊重女儿的志愿和选择,可现在,女儿的行为打了他一个耳光。
  “你和张义民的关系断了?”父亲吼道。
  “没有。”
  “你准备和那个混蛋结婚?”他此刻恨透了那个肇事者。
  “不。”
  “你,你这算是什么?”“张义民可以和我散,我本来就不爱他。”高婕淡淡地回答。
  高伯年被激怒了。市委书记的女儿和一个不是丈夫也不是未婚夫的男人怀上了孩子,这种丑事传出去,在老百姓嘴里不知会怎么张扬。他扬起手想打女儿,又放下了,怒冲冲地离开女儿的房间。
  女儿门边站着一个人,这是张义民。他早来了,刚才的一切他都看见,听见了。
  高伯年觉得无法跟这个年轻人交代,甩手走下楼去。张义民留下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高婕和张义民。这一夜,女儿向张义民都“交代”了些什么,高伯年无从知道,但他以为,不会有好的结果,一个男人对背叛了自己的女人,不会原谅的,即使这女人是市委书记的女儿。
  高伯年脑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去想女儿的事了,他的大脑细胞正为临睡前的一个电话所消耗、困扰。
  电话是市长阎鸿唤打来的,告诉他,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要阎鸿唤明天赶到北京汇报工作。
  “只通知你一个人?”
  “对,只让我一个人去。”
  “市长会议?”
  “不是,好像是单独汇报。”
  “汇报哪方面的工作?”
  “没有讲,我正想问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情况?”
  高伯年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块石头堵到嗓子眼。
  他从没有被放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过。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是这座城市的一把手。
  高伯年从解放这座城市就在这里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他的名字已经和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全市四百万人口,可能有人不知道现任国家主席是谁,但绝不会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而现在,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经动摇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已逐渐在取代他。上届调整市委班子,曾有人动议调他到另外一个省去当人大主任。中央领导说:“还是不要动了,他熟悉这个城市。”这才不过两年,向总理汇报这样大的事情,都可以不由他去,甚至不通知他,不经过他,一个电话打给了阎鸿唤。这座城市现在可以没有他了。这是一个信号,他心里清楚自己,尽管他在会议上多次表示过,到时痛痛快快交班,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的同志早日担起重担。可现在,不用说退下来,就是这样冷落一下,他的神经都感到疼痛。他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受不了寂寞。多少年来,他习惯了“交伯年同志批阅”,“请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办”。指挥、拍板、行使决策权,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和必需,而且慢慢地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能想象,有朝一日离休之后这些变为一片空白,对于他这样一个事业心、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将是一种什么日子?
  当然,现在他并没有更多的这种恐惧!他认为这座城市目前仍离不开他,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市长阎鸿唤的威望不过是个假象。
  他对阎鸿唤的感情是复杂的。三年前,是他首先提名让阎鸿唤当市长的。“阎鸿唤是个实干家。”在中组部和市委常委会上,他这样评价他的接班人。他没有看错,阎鸿唤上任三年,市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实在在干了几件漂亮事。但他也逐渐发现了阎鸿唤的许多毛病,他骄傲,对老同志、老领导的意见不那么尊重。常常自以为是,过多地抛头露面,这些事常惹得高伯年心里十分不愉快。
  思绪万千,高伯年在床上辗转反侧,好不容易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但五点半又准时醒了。算了算只睡了两个多小时。
  他沿着鹅卵石小路走去,这条小路的尽头是阎鸿唤的房子。阎鸿唤是第一次单独向总理直接汇报工作,要提醒他,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不要把弓拉得太满,要谦虚、多听指示,少表现自己,尤其要强调市委整体的作用。关于市政的全面规划方案,不要先讲出去,等过些日子,高伯年自己去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再讲。
  他走着走着,突然又停住了。昨天阎鸿唤电话里并没有请教他,或是跟他研究的意思,丝毫没有。只是问他知不知道,阎鸿唤未免太狂妄、太自信了,难道他不懂这么大的事,应主动找市委书记研究研究?阎鸿唤的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书记?甚至这个电话,都很难说没有别的用意,比如暗示他阎鸿唤俨然已经是这座城市的决策人;暗示总理对他的赏识和信任。……高伯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不主动找我,我又何必主动上门找他,助长他的得意情绪,表明我对这件事的重视?不,高伯年绝不能在他的心目中落得这么个感觉。他应表现得很轻松,把这件事看得很淡,看成一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小事情,高伯年背起手,转过身,踱着方步往回走。
  还没走回自己房前,他又站住了。他必须把注意事项告诉阎鸿唤,否则,他放心不下。他转过身朝大门口走去,他估计阎鸿唤六点半钟将出发,他就在那儿装作无意蹓跶与阎鸿唤开出的汽车偶然相遇,然后就可以非常自然、非常正常地给阎下达“指示”。
  他故意走得很慢,随时想听到身后传来汽车开动的声音。但他一直走到大门口,也没有听见盼望的声音。守卫的警卫战士向他敬礼。
  “换岗了?”高伯年亲切地问一个战士。
  “没有,七点钟换岗。”战士回答。
  “这么早就把大门打开了?”高伯年随便地问,他有意消磨时间。
  “阎市长五点半钟坐车出去了,我们就没再关门。”
  什么,走了?高伯年心中一凉。五点半钟,就在他每天准时睁开眼的那个时间,阎鸿唤已经出发了。
  “今天首长都起得这么早。”战士说。
  高伯年无心再答话,只是咧着嘴对战士笑笑,转身走回去。
  刚走上台阶,沈萍迎出来:“你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她的眼眶发青。
  “你找我干什么?睡你的觉去呗。”高伯年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又不敢向沈萍撒。
  沈萍叹口气:“张义民昨天晚上十二点才走,也不知道和小婕谈得怎么样,早起我叫小婕,小婕不理我。这事,你得问问义民。”
  “我不管!”烦事加烦事,高伯年忍不住咆哮起来,径自走进那扇玻璃门。
  沈萍跟进去,她当然不知道电话的事,只知道自己一夜没合眼。
  “你发什么火?不管小婕的事!哼,我知道你为什么,还不是为高原的信,为信里提到的那个人,那张相片。”沈萍大声喊起来,她了解高伯年的秉性。你越让他,他越来劲,你蜇他一下,他知道痛了反而乖了。
  “你胡说些什么,没轻没重的,让人家听见。”高伯年果然把自己的音调降了下来。
  “小婕的事交给你办,你找张义民谈,他要不通,你负责。”沈萍又开始给高伯年下指示了。
  在外面,沈萍比任何人都注意维护高伯年的尊严与威信。恨不得把丈夫塑造成“神”,尤其在自己单位里总是装作对市委内部和领导之间的事一无所知。她这样做赢得不少群众的尊重,觉得她这个人不爱炫耀自己,谦虚,反倒对她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人们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也跟市民们一样有个户口本、粮食本、副食本、煤本吗?他们买衣服买鞋也到商店自个儿去买吗?……利华别墅的生活对市民们是一个谜。
  高伯年是不是个凡人,只有沈萍最清楚。
  在婚前,高伯年在沈萍的心中也有一圈光环,但婚后,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是女主人当家。当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虽说不必为柴米油盐,洗刷浆补劳神费力,但男主人与女主人之间的内战却像千百万个家庭的矛盾起因一样,也因为一个“钱”字。沈萍家族的老一辈几乎一色的商人,她这一辈又几乎一色的知识分子,自然经济上不用沾她的光。但高伯年的老一辈则全是一色的庄稼汉,他这辈儿除了他,仍是一色的农民。前十几年,每个月高伯年都要给老家寄钱,少则二三十,多则四五十,老家就像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最要命的是隔三岔五,乡下就要来人。找工作的,治病的,逛城的,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他们这里吃大户。开始,她还能做出一副笑脸,后来,就只好摆出一副冷脸。冷脸仍挡不住那些人来。直到有一次,她亲眼看见一个高伯年的什么侄子,把一口痰公然吐在她家客厅的地毯上,她忍无可忍了,把那侄子和侄子他爹,高伯年孩提时的朋友一齐撵了出去。高伯年回到家,知道了这件事,便大发雷霆,认为她丢了他的面子,使他“忘了本”,用他军人武夫式的巴掌一下掴在她脸上。这是他第一次打她。沈萍摸着自己被打得肿起来的面颊,眼泪流了下来。她把婚后的一切不满都化成恶毒刻薄的语言嚷了出来。嫁给他,有什么好的,她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高伯年的一个附属品,一个装门面的夫人,她忍无可忍,豁出去了,便哭嚷着朝门外走去,她要去法院申请离婚。
  高伯年拦住了她。
  他不能让沈萍把家里的事嚷嚷出去,不然他这个领导还怎么当?他的面子朝哪儿摆?于是,他让了步。
  他给老家寄的钱由每个月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他冒着得罪乡亲之大不韪,写信谢绝来人。结果,高伯年虽然没有当成孝子,乡下亲戚们也没有因此饿死的。沈萍从道理和实际上获胜了。高伯年也只好彻底服输。这几年农村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老家渐渐地不再要钱了,这个问题也就早已不存在了。但家里仍有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这老头子太迂、太古板,死心眼儿。
  他出了一次国,别人至少都给家里带回些家用电器,即使没带回彩电也能带台收录机,可高伯年却只带回一条英国烟。气得沈萍直骂他“假马列”。
  堂堂市委第一书记,家里电气化程度还赶不上一个普通老百姓,直到去年,家里还只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轻工业局给市委送来一批本市引进日本生产线生产的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全声道立体音响,按内部“试销价”卖给市里部长以上的干部,只收个成本费。高伯年不仅自己不买,而且一个批示,将东西全部退回,在整党时还抓了那个局长一个不正之风的典型。这件事登在《支部生活》上,群众为高伯年竖大拇指,觉得党风好转有了盼头。但一些干部,当然也包括沈萍,心里挺别扭,别人不敢说,沈萍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把高伯年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顿,说他是个“没人情味的大傻瓜”。沈萍一个电话打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范局长,几天之后,全套最新家用电器进了高宅,全是出厂价。谁知,高伯年第二个月的工资一分也没拿回家,秘书说,高书记指示用工资把电器的市场差价补上。沈萍气坏了,可又不能动手打。现在,老头儿的身体比不上从前,毛病越来越多,打坏了,损失无法弥补。像这一类的事多的是。二儿子高地想办法出国留学,他不管;沈萍不愿在医院里当书记,想调到卫生局坐机关,他不管;女儿高婕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还是不管;沈萍怎不恼火。
  沈萍降服高伯年有绝招儿。吵吵不过是常规武器,绝非高伯年打不过她,他在战场上一刀能把敌人砍成两段,晚上,在床上他能弄得她喘不过气来。凭着这股子力气,别说她只小他八岁,就是再年轻十八岁也敌不过他。也不全是他顾面子。其实他败给沈萍,是有意让她,因为她掌握高伯年那次“过失”的秘密,同时也掌握高伯年处处要维护自己正人君子形象的心理。
  其实,沈萍是不会把秘密公开的,损害了丈夫的形象也就等于损害了她自己的形象。她不过是拿这个秘密武器作为要挟。高伯年竟不掌握妻子的这种心理,连反击一次的勇气都没有。
  高伯年的退让也是有限度的,他从不放弃原则。他可以忍气吞声,不争不辩,心里却总有个定盘星。沈萍深知他这一点,所以凡事也从不硬逼他;一旦她的“秘密武器”失了灵,她也就黔驴技穷,一点威力都没有了。
  “你到底听见没有?”沈萍见他不说话,又动了气。
  “这孩子太气人。”高伯年憋出一句话。
  “你不气人?孩子随你,子不教,父之过,谁让她有你这么个爸爸。”
  高伯年瘪了壳:“好了,好了,回头我找义民谈谈。”
  沈萍这才松了口气,一点支撑力没有地倒在长沙发上:“这个家呀,真让我操心透了,整整的一夜没合眼。”
  “你呀,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私事,一点党的事业心都没有,心胸狭窄,你睡不着觉,别说一夜,就是一个月,也毫无价值。”
  “那么你呢?孩子出了事,不是你的事?”沈萍不服气地嘟囔着。
  高伯年这才感到自己昏头涨脑,嘴唇和手指也有些发麻,肯定是失眠引起了血压高,他得赶快去补一觉。
  他缓步走出客厅。
  三
  一辆“皇冠”牌豪华轿车,在公路上急驰。早晨五点半发车,只用了十分钟,汽车就开出市区,驶上通往北京的公路。按正常时速计算,阎鸿唤可以六点半出发,但问题在于市里交通拥挤,晚出发一小时,赶上“高峰”,也许会耽搁一个半小时。现在看来,中午前可以赶到北京,先去看看老首长徐克,三点半到中南海见总理,时间安排得很从容。
  “十一点钟能进北京市里吧?”阎鸿唤问司机。
  “没问题。”司机瞄了一下车上的表,知道市长又有意要他提前一点,他把油门踩到底,汽车飞一样地驰去。  阎鸿唤放松一下,头靠在座背上。他们都互相摸透了脾气,司机知道市长一坐上车,就恨不得车飞起来,他问十一点能进北京吗,就是告诉他,十一点前必须到北京。
  没有人会想到,这次总理接见,是阎鸿唤自己写信要求的,他也没有想到,总理这么快就和他约定了汇报时间。中国老百姓现在仍普遍认为当今政治、实权还要靠“根子”。即使在市领导层中间,“背景”的能量也是相当大的。他没有根子。要说有,那就算是徐克和高伯年,他是六十年代初市里树起的劳动模范,当时,徐克和高伯年接见了他。现在徐克退居二线到了中顾委,但和他这个市长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高伯年是现任市委书记,从职务上,党政两巨头属平级,但高伯年自恃是阎鸿唤的老领导,是他一手提拔的,所以常常不自觉地包办市政府的工作。阎鸿唤越来越感到这个“根子”对他简直就是一根“绳子”,束手束脚,捆得你挥不出拳头,迈不开腿。他建电厂工程中就被高伯年无休止的干预弄得哭笑不得。其实按阎鸿唤的计划办,电厂一年就能完工。现在花了两年的时间,高伯年还认为既快又省。理没法再说清了,真理失去了检验的机会,谁会承认这个真理存在过呢?现在,一个宏大的市政整体规划出台了。第一步改造工程就要上马,他不能再像电厂工程那样窝窝囊囊地干。他这个人不习惯按常规惯例去思维,他习惯创造奇迹,习惯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这或许是他天生的性格。他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当过公司经理,当过工业局的局长;在每一个台阶上,他都创造过奇迹。如今,他要让他的城市以最快的速度,变成最现代化的大城市,在世界建设史册上留下这座城市的名字。这种在别人看来近乎狂妄的设想,在他到任的第一天起就萌发了。
  三年前,他刚刚当了一个星期的市长。
  摆在他面前,有三份材料。
  一份国务院文件,对外开放的城市名单中,没有他们城市,理由很简单:城市环境脏、乱、差。
  市经贸委的一份报告,仅有的两项议项合资项目,经外商来市实地考察后,均因环境问题,解除先约,拒绝投资。
  “大参考”转登一条消息,某国际卫生组织来华考察,认为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块地方”。
  这一切都是地震造成的。
  唐山大地震的余波,波及了半个华北,震毁了这座城市二十万平方米的房屋。大地震使简陋的防震棚,简易的临建房,星罗棋布于全市各个角落。市政规划部门控制失灵,房管部门无能为力,一切任其发展,听其自然。
  马寅初先生预言和企图节制的“过剩人口”、“危机”性生命成熟了,到了结婚,继续繁殖新的“过剩”和下一代“危机”的时候。结婚和养育需要房子,可房子并不过剩,只有危机,人口急骤增长的速度与住宅建设速度在比例上大大失调。一男一女合在一起能生出一个孩子,但绝生不出一间房子。儿媳妇不愿与公公睡在只隔道布帘的屋子里,怎么办?于是乘乱,以盖防震棚的名义在马路边盖间房。地震是不是一两年就消失,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这房子兴许就一年一年住下去了。盖起来,结了婚,以后怎么办?人们想也不想,眼下有地方住就行。于是,本来就拥挤的城市,窄小的街道,就变得更加拥挤、窄小,越发脏和乱。
  一位副总理来视察,拨了一个亿,钱花了一半儿,临建棚却只增不减。
  阎鸿唤一上任,那位副总理就批回市里一份报告。批示上明令要求,一年内彻底清除市内临建房屋!不然将改组市领导班子。这份带着批示的报告,高伯年转批给了阎鸿唤。新上任的市长一手拿着“通牒”,一手拿着那一个亿的另一半儿。
  也许还嫌给新市长的压力不足,一场无房者联合静坐示威爆发了,真是天上地下一起加压。
  三百多名无房者包围了市政府大楼。
  他们之中,有年逾七旬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青年男女,有从老山前线回来的、被炸断了双腿的残废军人……他们坐在楼前的台阶上,密密麻麻,堵塞了出入的汽车道,示威者没有呼口号,只是沉默地坐着,胸前或手上挂着或举着牌子,记述着无房者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悲哀。
  阎鸿唤并没在市政府大楼,他正在财政局听汇报,接到电话,他立即赶回市政府。
  盛夏,三十八度的北方夏季高温,人们坐在滚烫的地面上,静坐示威,有人晕倒了,一个,两个,三个……
  秘书长建议,通知公安局和武警部队协助劝解,必要时强制架走。
  新任市长摆摆手,登上市政府的高台阶,站在门前那只雄狮的头上,望着人们。
  他觉得,黎民百姓是冲着他阎鸿唤来的。人们忍受不住了。老少三代,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十多万人就住在马路两旁用苇席和薄泥盖成的临建棚里。这些闹事者,并非无法无天,大多数恰恰是胆小怕事的规矩人。他们没有房住,新近各区、局用抗震救灾款盖起的一幢幢新楼,但多数用作某些人的“锦上添花”,有的人甚至为四岁的孙子留了一套将来结婚的住房。而他们却仍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自己的小闷罐中。
  一年、两年、三年……也有的人等了十年、二十年。
  数字最能说明一切,使任何能言善辩的诡辩家在它的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三十五年,全市大中小型企业由一百多个,发展为一千五百多个,增加了七倍。
  三十五年,全市人口由七十万增至五百万,增加七倍。三十五年,住宅建筑面积只增加了原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均住房面积仅二点三平方米。
  还说什么?!
  新市长上任了,群众自愿集合,无声请愿。
  阎鸿唤十分激动,群众无声的抗议在他眼中比巨大的声浪更让他难忍。这些人的脸虽然是陌生的,但他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品格,因为他就来自他们之中。
  他开口说话了。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他没用话筒但声音足以震撼所有在场的人。他喊出了四百五十万平方米。只有这个数字才能拆除这座城市的全部临建,才能基本缓解群众住房紧张的局面。时间只是一年,一年的时间盖出三十五年房屋建筑的总和。
  示威者带着怀疑,抱着希望,散去了。四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像电波一样散到全市四百万人的心里。群众将信将疑。
  血气方刚,不知深浅的阎市长,开头就捅了这么个大娄子,在他第一次有资格参加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受到领导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们一顿好“撸”。
  “没有经过市委研究,人大会议讨论,个人怎么就能许愿,你知道这样做,给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带来多大的被动?!”高伯年首先发难。
  “四百五十万平方米意味着什么?你根本不懂得建筑,这不是搭积木,也不是种庄稼,这是盖高楼。一个亿的资金!钱呢?”
  “这么大片的居民区,规划、征地、施工、配套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
  ………
  一切发言的中心论点,是阎鸿唤擅自说出了一句不负责的空话,给市委的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被动局面,而这种被动,将孕育和导致一场更大的危机。
  新市长的威信,没有从零点起步上升,而是一下子跌至负数。这么好激动的人能不能当好市长,领导这么一座大城市,可靠系数有多少?在市领导决策层里,阎鸿唤被不满的舆论和怀疑的情绪淹没了。
  阎鸿唤要的似乎就是这个效果。否则这些人就不能从反证中懂得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潜力,就不会留心领教现代管理的手段和领导艺术,就不知道时间的价值和含义,也就无心去创造奇迹。
  “既然不可挽回,就只好背水一战。因为已经形成被动,只好被逼着动,为了避免导致危机,我们只有抓住战机。这句话是我说出来的,就由我全权负责把话落实。”
  阎鸿唤待会议上劈头盖脑的大浪过去之后,把头浮出水面,轻松地回答。
  这一仗,阎鸿唤胜了。
  五百五十万平方米的新型居民区拔地而起,一年的时间比原以为不可能的四百五十万,整整多出一百万,全部临建棚在这座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更神的是,他居然有了富余房解决了近一百万户无房和低于标准的困难户的房子。
  只有各区、局的区长、局长们心里明白,这五百五十万平方米的房子是怎么逼出来的。首先,阎鸿唤全部“借”走了各区、局原先盖的房子,用于安排临建户,同时附加上一道命令:九月份之前,各区、局的临建房一处也不准存在。只要发现一间临建棚,查出是哪个局、区的,就免那个区、局区长、局长的职。如自己房源不够,或无力量盖房的,议价向市里购买。自己盖楼每平方米造价三百元。向市里购买一平方米收价五百元。这样,各局、区只好把原先私分的住房先用于安排解决临建拆除所需用房。不够怎么办?疼钱的,只好自己抓紧盖,盖不能随便盖,统统规划到市里圈定的固定区域,虽说远一点,但征地费免了,市里都包了。疼力的,只好掏钱,市统建房外檐美观,内装修适用,现成省事。这么一搞,自筹建房三百九十万平方米,集资七千万元,交给阎鸿唤买房。集资各区有各区的点子,各局有各局的高招,化整为零,承包到底,阎鸿唤的手里立刻有了一亿两千万。拿出四千万盖房,三千万去征地和施工三通一平的准备工作,还剩五千万贷款,补助文教卫生事业单位,在新建居民区盖上医院、学校等配套单位。
  阎鸿唤以灵活的策略,铁的手腕在市边上建起了三个大居民区。
  有人说这五百五十万平方米根本不是阎鸿唤干的,但阎鸿唤的许诺成为了事实,三个新型居民区奇迹般地诞生了。
  阎鸿唤之所以敢应这个数,是因为他心里有底数。这个数经过他精确地计算和筹划。
  他上任的第一炮打响了,一亮相就来个满堂喝彩。大街小巷恢复了地震前的面貌。中央满意,市民满意,市人民代表大会满意,市委常委会也满意。原先,老百姓对这个相对年轻的市长并没投信任票,群众习惯了有过革命经历的功臣们当领导,打江山的人坐江山似乎是天经地义。而忽然间,普通人中间,有人当了市长,颇有微词,多有不服。
  这一炮,群众对新市长刮目相看了,开始认为他有些“不凡”。
  阎鸿唤不是程咬金,三斧子下去,劲儿就没了。
  又一个半年,市区两条主干线道路拓宽,这个城市第一次有了两条三十米宽的道路,又一个半年,三百多个商业大小网点建立起来了,市民们买菜、买粮、买煤难的问题冰释了。再一个半年,四座大型污水处理厂、三座发电厂,又相继落成……城市建设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大发展。  现在,阎鸿唤想对这座城市动一个大手术。这一斧子砍下去,整个城市就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随着他政绩的积累,经验的丰富,威信的增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
  这个“野心”是两年前他去访问西德时产生的。望着那曾是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美丽城市,他发狠,要让自己的城市超过它。
  “市长,快进京了。”秘书小朱轻轻推推阎鸿唤。
  阎鸿唤睁开眼,注意看看公路旁的里程碑,距离北京还有三十六公里。
  小朱翻开一个文件夹:“开始吗?”
  “好吧。”阎鸿唤说完又闭上眼,头仰在座背上。
  秘书开始一项项地把全市生产、建设、财政各方面的数字读给他听,这些数字他要核实一下。
  秘书读完,合上了夹子。市长听的时候没有打断他,这说明市长头脑中不存在记忆误差。
  汽车穿过一个地道,北京市区出现在面前。
  宽阔的大街,两旁是排排高耸的高层建筑,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划出辽阔的弧线,给人一种首都现代化宏大的气势。
  他的城市还没有这种气势,但他就是为了创造这种气势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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