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年这是第一次发病,没有那种乐在其中的福

日期:2019-09-05编辑作者:都市

  一
  夜晚,城市到处张灯结彩,高大建筑物和一些公共场所都装饰上一串串彩灯。远远地望去,宛如一串串悬在空中或天上垂挂下来的硕大宝石、珍珠项链。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节日的气氛显得分外浓,各类演出,各种舞会,各大游艺场所,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好者。环线通车带给城市的喜悦,使市民喜气洋洋。
  厦门路222号门楼上方,也悬挂起两只大红灯笼。逢年过节,警卫班的战士都把它挂起来。今年“五一”节,值班门卫,没像往年那样在红灯笼上贴上“五一”两个黄纸剪字,而是遵从市委书记夫人的旨意,贴上了两个大大的字。而且战士们还换上了崭新的军装。———一会儿将有大批客人光临这座花园别墅,市委书记家要为女儿举办盛大的婚礼。
  沈萍今天格外忙碌。直到半个月前,她才决定,女儿的婚事就在本市办,婚礼就在自己家里举行。
  在这之前,她曾设计过两个方案,全被高婕、张义民和老头子否决了。
  她曾想让高婕旅游结婚,然后到青岛举行婚礼,这是一种受年轻人欢迎的结婚方式。偏偏高婕不同意,她哪儿也不想去。张义民又不好请假,他挑的担子不是想搁几天就能自己决定的。沈萍只好放弃这一想法。
  她又设计了第二种方案。在市委第一招待所为女儿举行婚礼。那里面的大餐厅正好可以举行仪式,并且能摆二十几桌酒席,这样可以把女儿的婚礼搞得气派一些。伯年是市委书记,市里各方面的领导和平日里给自家提供方便、帮过忙的老朋友,足有二百多人。这样办,钱是要多花些,但这也是一项感情投资。老高平日死死板板的,难免得罪一些同志,趁婚礼也好为他笼络笼络感情。谁又知将来能用上谁呢?更何况,老高离休为时不会太远。在位时高朋满座,离位后未必不庭院冷落。何不借机热闹热闹,让女儿的心里得到点安慰,也给女婿增添些荣耀。今后孩子们的成长进步,还得靠这些人配合帮助呢。她算了算,其实也花费不了太多的钱,市委招待所是专门招待市里客人的,用不着租场费和服务费,宴席也只收成本费。而且还有国家补贴,外边饭店三百元一桌的宴席,这里也就收五十元。当然要想按这个价格办,需要老头子出面。但她刚一提出这个方案,高伯年就坚决反对。
  依高伯年的意见,就在家里摆上两桌,请请老战友,再加上张义民一家人,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沈萍不依,她坚持要办出一个大场面。她结婚时,发了几块糖,把被子一挪窝,太窝囊了。什么影响不影响的,时代不同了。她决定就在家办,并且不跟高伯年商量,发出了一百多张请柬。
  她把市委招待所的厨师和服务员请来帮忙;采买工作交给了商业局副局长;借餐桌、碗筷、酒具的活派给了市委办公厅的一位处长;婚礼布置她调来了警卫班的几个战士,指挥当然由她亲自担任。
  高伯年参加完通车典礼后,就一直呆在楼上,楼下沈萍的忙碌和女儿的婚礼,他丝毫没有心思过问。
  他原打算,通车典礼之后与中央领导认真地谈一谈。中午北京却来了紧急电话,说有重要会议,要求两位领导同志立即回去,与他的谈话,只好推迟。
  “伯年同志,这两年你们市各方面工作成绩都很大,基本路子是正确的,你要多支持鸿唤的工作。”
  “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重要的是要看哪个意见更有利于推动改革。”
  两位中央领导与他分别时讲的这两句话,他越琢磨,越觉得对他带有批评的意味。这种明显的偏袒,让他很不舒服。这口闷气堵在心里,搅得他心烦意乱。
  沈萍却一趟又一趟上楼找他的麻烦。
  “你可真坐得住,人家警卫班的同志在下面帮忙,你当书记的该下去慰问慰问,说几句感谢的话。”
  “平时不该代表我办的事,你乱代表,现在你能代表我说几句,你又不代表了。”
  沈萍没工夫和他争辩,下楼去了。十多分钟后又走上楼来:“厨师来了,人家是冲你才登门帮忙的,你去看一眼。”
  “不去!谁请来的佛谁拜!”
  沈萍狠狠瞪了他一眼,气哼哼地走了。
  最后一次,沈萍破门而入,终于把高伯年惹火了。
  “谁让你搞这套?你瞧瞧厦门路222号哪家像你这样?”
  “我怎么了?徐克给儿子结婚,不也是热热闹闹的!”
  “你和徐援朝比?徐援朝判刑了,你也想让你的孩子判刑?”
  一句话把沈萍也惹火了。
  “你还好意思提援朝判刑的事?现在社会上一些人专门找干部子女的毛病,有屁大的事就给嚷嚷得满城风雨,好像我们的子女全是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的人。干部子女犯了点错,就恨不得加重惩罚,枪毙了才好。徐援朝他们无非是想多弄点钱,现在社会上谁不想着钱?到处捞钱的有的是,你们怎么不管?那些个体户,两三年就成了十万富翁、百万富翁,那门道能正吗?对那些流里流气的小流氓你们束手无策,还一个劲儿地支持,对这些革命后代倒认起真来。”
  “谁犯了法都要治罪的。”高伯年忿忿地回击沈萍。
  “我真看不透!你要抓,你的监狱装得下吗?而且你敢抓吗?援朝的案子,阎鸿唤一拍板,你连句话都不敢说了。阎鸿唤没扛过枪,一个普通干部提上来的,没有是非原则,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你呢?你可跟徐克是老战友,你的感情也没有了?我看一会儿见到老徐你怎么交代?”
  沈萍又像往日发脾气时高喉咙大嗓门地嚷起来,高伯年只好把自己想嚷的话憋回去。他克制住自己,妇人之见,不必计较。
  “记住,徐克来时,千万不要提起徐力里和徐援朝。”他对妻子说。
  当他知道沈萍去信邀请徐克参加高婕婚礼的事,大发雷霆。徐克现在是什么心情?请他来参加喜事,等于一个强刺激。高伯年对徐克的感情很深。每当阎鸿唤的一些做法引起他反感的时候,他脑里总浮现出当年他与徐克配合工作时的情景。那种融洽与默契,一方面来自徐克同志的领导水平,另一方面就是自己懂得市长在市里是一个什么位置,自觉地尊重与服从市委书记的领导。而这一点,阎鸿唤恰恰不懂。他没想到的是,昨天徐克特意打来长途电话,告诉高伯年,他今天一定要赶来参加高婕的婚礼。老战友的情谊让高伯年极为感动。今天,对这场婚礼,他惟一感兴趣的就是能见到徐克,他有许多话憋着要跟徐克谈。
  “你少假惺惺的,说不定徐克就是来找你算账的。”沈萍白了丈夫一眼,转身下楼去了。
  张义民帮助几位服务员把餐桌台布铺好,看看表,觉得快到客人们来的时候了。他走进自己的新房,新房布置得十分雅致。高婕一个人穿着拖鞋,坐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翻着画报。
  “都什么时候了,快换上衣服,脸上也该化化妆了。”张义民见高婕懒洋洋的样子,心中有几分不快。
  高婕放下手中的画报。婚礼对于她只不过是一种欺人耳目的形式,一个新闻发布会,把她早已尝受和体验过的内容合法化。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意义?一个没有任何新鲜感的结合,一个女人不能享受到花烛之夜的喜悦和羞怯,也是一种人生的遗憾,这种感觉人生只能有一次,而她享受这感觉的机会早在一年前被一时的冲动、狂热和饥渴无情地取代了。她现在惟一的感觉,就是一会儿要下楼参加一个会,或者是去演一场热闹的哑剧。
  张义民把高婕的婚礼服扔给高婕,自己则换上沈萍特意到出国服装店为他定做的深色西装,打好领带,又在胸前别上一朵红绢花。
  “动作迅速点,我先到门口迎候客人。”张义民朝高婕又催促了一句,匆匆走了。
  他的语气、神色和紧张的动作,也同样像一个赶场的演员。高婕在心里苦笑了一下。
  张义民走下楼,发现沈萍请来的婚礼主持人、市委三处的刘处长,老远就向他伸出热情的手。
  “今天新郎官太精神了。”处长亲热地握着张义民的手,“为老弟,我可是忙前忙后,腿都快跑断了。”
  “太谢谢您了,环线工程我离不开,让你老兄受累了。”张义民知道这几天婚礼的筹备刘处长帮了不少忙,可他同这位四十多岁的处长接触不多,平素也没交谈过。
  “咱们之间没的说,应该的。”刘处长拿出一个大纸盒,“为恭贺你的新婚之喜,我和你嫂子送一份小礼物,留个纪念吧。”
  张义民打开纸盒,里面是一对精致的景泰蓝花瓶。
  “这让你太破费了。”
  “哪儿话,轻、重是我的一点心意,比不上外贸公司侯经理的钢琴。”
  张义民不得不佩服丈母娘的高明。今天的宴席总共花了不过三千元,可目前却已收到了上万元的礼品,他不禁又想起罗晓维经常熏染他的话“权势运用得当,钱就会比一切渠道来得更便当”。想到囹圄之中的罗晓维,不知怎地,他心中忽地掠过一丝怜悯。
  刘处长又神秘地把张义民向旁边拉了拉:“听说阎市长准备提你当建委副主任了?”
  “我没听说呀,”张义民吃惊地睁大眼睛,“你可不要胡猜。”
  处长诡谲地笑了笑:“我的消息绝对可靠,老弟当上了市委书记的女婿,难道还真的不知道?”
  张义民突然觉得心里热得有些发烫,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激动而又不敢置信:“我真的不知道。”
  “刚三十出头就当上了部委级干部,这在全市也是首屈一指的,到了我这个年龄,你还说不定到中央去了。”
  “你太过奖了,我这么年轻,挑不起重担。”张义民谨慎地说。
  “你的能力没问题。加上一边有市委书记亲自培养,一边市长信任、重用,以后得多关照关照喽!你上任后,我就有事要麻烦你,我的房子你得给我调调。”
  “如果真有这回事,那自然没二话。”
  张义民用力握握刘处长的手,这个消息对于他,比婚礼更重要。
  他精神焕发地走到门口,估计客人们陆续就要到了。
  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和一辆乳白色的轿车相继开进院子,停下,里面分别走下张义民的父亲和张义兰、万家福。
  张老头瘸着一条腿,拄着拐棍儿,在义兰和家福左右搀扶下走上台阶。
  张义民微微皱了一下眉,对义兰说:“你们怎么也来了?不是说好了,只让爸爸来,汽车可不是去接你们的。”
  “你结婚,我当然得来。”张义兰大大咧咧地回答,她今天打扮得过分娇艳,这更引起哥哥的反感。
  万家福走上前:“我们是来给新郎助威来的。我早就跟义兰说,这是张家娶媳妇儿,喜事应该咱们办。在凤华饭店气气派派地办他十几桌,钱你没有我有,可你偏不听我的。我跟义兰觉着,不能让高家笑咱张家无人,就租了辆豪华‘皇冠’来了,跟他们比比点儿。”
  “胡闹!”张义民阴沉着脸说,“这个地方是你们能随随便便来的地方吗?今天来的全是上层人士,你们算什么?尤其你名不正言不顺的,还是个个体户,让我怎么向别人介绍?”
  万家福没料到自己满腔热情赶来贺喜,却遭到张义民的这番奚落,不由得蹿出一股怒火。
  “张义民,甭说我和义兰还有这层关系,就凭我是你的老同学、老邻居,你也该请我参加你的婚礼!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万家福在社会上也是有地位的。”他掏出名片甩给张义民。
  张义民看看名片,轻蔑地递还给他:“你呀,不过是政治上的一个小点缀,谁又真瞧得起你?”
  万家福的脸气得发青:“这难道就是你眼中的我吗?好,我走!从今天起,咱们的交情算是断了,你看不起我,我眼里也没有你,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今后还不定谁高谁低呢!”
  万家福扭头便走,张义兰紧紧跟着。
  张义民也觉得自己的话太过分了,这次结婚,家福送了他一千块钱,他忙追过去。
  “家福,别生气,怨我没把意思讲清楚,我是怕……怕人小瞧咱。”
  万家福鄙视着张义民:“你要真怕人家小瞧你,就长本事,把老婆娶自己家去。我看是你小瞧了自己,满脑子虚荣。要是我,与其住进洋房,连腰都不敢直的话,不如住在普通房里挺着腰板活着痛快。”
  “就是。”张义兰为家福帮腔,“这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的,凤华饭店我们都平趟,谁又稀罕这破地方?要不是想见识见识那位臭小姐,你八抬大轿请我,我还不来呢。”张义兰自从跟上万家福,早已不在乎这个哥哥了。
  万家福不能原谅张义民,他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乘车扬长而去。
  张义兰紧紧挨着万家福,捧住万家福的脸亲了一口:“好样的,家福,我爱你这股子劲儿。”
  万家福并没有因为这个吻感到痛快。今天两次受阻,弄得他十分沮丧。在这个社会里,并不是有了钱就什么地方都可以行得通的。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他的地盘。他有钱,可以尽情地享受,去吃,去玩,去乐,因为那些地方要赚他的钱。仅此而已。他在社会上站立着行走着,人们却依然看不起他。
  张义民走到父亲身边。父亲不知所措地看着他,那张脸显得粗糙而衰老。这张脸是无法与高伯年那容光焕发、富态的长者容貌相比的。
  看着父亲苍老、委琐的面容,万家福的话仍在强烈地刺激着张义民的耳膜。他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悲哀。他觉得高婕、沈萍和大厅里的人们都会轻蔑他有这样一个父亲。尼克松可以炫耀他买牛排的困苦,田中角荣能够以家贫为荣,因为他们当上了总统、首相。而他,虽然爱自己的父亲,但此刻,却又只能为父亲感到羞愧。
  早晚有一天,在他成就辉煌的时候,他也会当着任何人,毫不惭愧地介绍他的贫民父亲。
  拐杖在张老头的手中轻微地颤抖着。他一生都在指望儿子,但他又不知道究竟能指望到儿子什么?
  “记住,进去以后少说话。也不用跟人低三下四的。”儿子又在教训他。
  大门口值班室派人送来两封信。一封是给高婕的,另一封是给沈萍的。
  沈萍看出信封上的字是儿子高地写的。她才想起今天高地没有在家。她打开信,读了几行,脸色刷地一下变了。
  “伯年……伯年……”她上气不接下气跑上楼去。
  “老徐来了?”高伯年慌忙站起身。
  “不,不……高地走了,高地走了。”她仓惶地、带着哭腔嚷着。高伯年接过沈萍手中的那封信。
  爸爸,妈妈: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已去美国自费留学,也许不再回来了。美国并不是我向往的地方,但那里却能给我所需要的东西。签证是四月二十五日下来的,但这几天爸爸一直忙于市里的工作,看着您那沉思不语和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忍再去打扰和分散您的精力。我知道您把您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为此,我深深地崇拜您。妈妈正全身心地忙碌着妹妹的婚事,我不愿破坏妈妈这种充满着喜悦的紧张心情,也不愿由于我的走而影响了妹妹的婚期,因为我希望我在走的时候能赶上妹妹结婚的日子。由于这种心情,我不便向你们当面告别。
  昨天,我在咱们的院子里徘徊了很久,深深地把养育了我的这个地方镶嵌在自己的脑子里,默默地向自己的家告别,一次又一次为您们祝福。
  您们把我哺育大,我内向的性格却不能真正让父母了解我。也许在爸爸妈妈的眼里我是极其渺小的,小到不值得得到你们的关心和理解。但我的内核是广大而丰富的,甚至野心勃勃。我有爸爸一样对事业的追求和献身的意志,也有着妹妹那样对爱的追求和炽热的情感。现在,这两个追求,由美国向我传来了呼唤,我决定迎着这呼唤离家而去。
  爸爸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一定会把我骂为祖国的叛逆,妈妈也许会视我为忘恩负义的不孝子孙。
  请爸爸妈妈原谅我,我只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如果不能宽恕我,就请忘掉我吧,尽管我在你们心目中本来就不重要。但我永远忘记不了这个家,忘记不掉我的祖国。
  (这封信我将请同学送给值班室)
  高地 五月一日晨
  高伯年感到浑身发颤。
  “快,快叫汽车,我们立即去机场。”
  “晚了,飞机早就起飞了。”高婕出现在门口,她穿着洁白的婚礼纱裙,泪水盈眶,手中拿着二哥给她的信。
  楼上发生的事情,张义民全然不知。一个个客人接踵而来,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他谦恭地同来宾握手致谢时,接下一件件礼品,但他心里却极度不安,他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
  刘处长透露给他的信息,引起了他心中一阵骚乱。这次职务提升,证实自己已经得到了阎鸿唤的赏识,自己的一切努力没有落空。是啊,如果一切都正常运转,的确一切都没有落空,前途会是一片光明。偏偏自己陷落在不正常的事态发展环境里,那么到手的东西,随时都可能得而复失。市委书记和市长之间的冲突日趋明显。在市政二公司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公开化。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必然导致感情的破裂。这种矛盾直接影响到他。市长是昨天,才知道他与高家的关系,而提名他当建委副主任的建议肯定在这之前。今天的婚礼说不定会毁掉这次重要的提升。
  他这些日子,光顾权衡高婕与罗晓维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忽略了保持另一种关系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于他至关重要。
  沈萍给的客人名单中有阎鸿唤,并且告诉他,阎鸿唤答应参加他们的婚礼。但直到现在,这位住得最近的邻居却还没有到。
  他走出来,决定亲自到市长家去请阎鸿唤。
  张义民一边走一边考虑到市长家如何表白自己的心迹,才能让阎鸿唤相信,一,他不过是做高伯年秘书时被那个漂亮的高婕爱上了。而他本人虽然爱高婕,却一直由于反感高伯年的保守与迂腐,思想感情不融洽,迟迟下不了与高婕结婚的决心,最近高婕拼命追求他,他才答应了。二,他是坚决跟着市长干的,尽管他做了高伯年的女婿,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思想。他佩服市长的开拓精神,愿跟着阎鸿唤这样有气魄有现代意识的领导人干工作。当然,这番话说得要巧妙,不能弄巧成拙。阎鸿唤不是高伯年,自己的表白要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点做作。
  他绕过一片密密的柏树丛,市长家的那幢小楼出现在面前。楼里没有灯光,他摁了足足有五分钟的门铃,没有人给他开门,难道市长家真的没有人?庆祝“五一”联欢会,昨天晚上已经开过了,今天市里并没安排什么大型活动,市长一家人会到哪儿去呢?
  二
  光明立交桥纵横交错,连贯东西南北。它的南端紧紧毗连着巍峨高耸的全市第一座三十二层的高层住宅楼黄山大厦。白天,二者交映成辉,相互衬托,展示出一幅现代的都市景观。晚上,当黄山大楼所有窗口的灯和光明桥上的灯都亮起来的时候,远远看去,又给人一种奇特、浪漫的感觉,宛如一位美丽深情的女子,舒展长袖,静静地依偎在高大雄健的恋人膝前,默默地倾诉着绵绵情话。
  柳若晨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黄山大楼封闭式的阳台上,痴痴凝视着徐力里亲手设计的这座大桥,就像注视着妻子的身姿。光明桥施工期间,他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要站在这里看上很久。现在大桥竣工了,仿佛徐力里又回到身边,与他夜夜厮守在一起,这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也勾起他对妻子深深的、悠远的思念。
  “柳同志,饭做好了。”秦阿姨轻声招呼他。
  秦阿姨过去尽心尽力照顾着两个好似毫不相干的主人,她结过婚,在七八家帮过佣,但从没见过柳家这样的夫妻。她用她的勤勉和谨慎同两个主人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女主人去世了,她感到心里也突然空了一半,这个原来就很安静的家变得愈加静得可怕。
  “柳同志,徐同志故去了,我……我是不是也该另找一处去帮忙?”她在开过追悼会后,怯怯地问男主人。
  “你觉得这样好,你可以走。”柳若晨的声音沙哑而凄凉。
  秦阿姨犹豫了。柳副市长是个心眼好的老实人,他根本不会照料自己,工作这么忙,身边没个人怎么行?
  “如果您同意,我也想留下。”
  “你愿意的话,我倒希望你留下。”柳若晨用求助的目光看着她。徐力里死了,她再一走,他不知自己今后该怎么生活。
  秦阿姨留下了,把对两个主人的殷勤,灌注到对柳若晨一个人的周到照顾上。她发现柳若晨对死去妻子的感情突然变了,变得那么纯情而真切。她在徐力里的照片镜框上镶贴上黑边。柳若晨发现了,立刻把黑边去掉。
  “柳同志,死者的照片都要加黑边的,不然……不好。”秦阿姨惊惶地想劝阻副市长。
  “不要加上那黑圈,不要让我老想到她死了。”柳若晨目光悲切,情深意浓。
  他每天站在阳台上看够了,总要先默默地走进徐力里的房间,在她的床上静静地躺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睡觉。那种痴情的举动,连最动情最悲伤的故事也远比不过他这种怀念更让人感动和心碎。
  秦阿姨把饭菜摆好。今天她做的菜全是柳副市长和徐力里各自爱吃的菜。她在桌上摆了两只高脚酒杯。她想柳副市长今天一定想同徐力里一起吃饭。虽说她在徐力里生前从没见过他们同桌进餐。柳若晨独自站在阳台上,她知道他又在想念徐力里。她不忍破坏副市长的这份思念之情,悄悄地在他身后等了一会儿,又担心饭菜凉了,只好招呼他。
  柳若晨回过头,眨眨眼,以便使自己从刚才的思绪中清醒过来。
  “今天我喝杯酒。”柳若晨对秦阿姨说。
  “酒我已经准备好了。”
  “给徐力里摆一个酒杯。”
  “我摆了两个。”
  柳若晨感激地点点头。
  “把饭菜挪到这里吧,这儿离光明桥更近些。”
  秦阿姨把饭桌挪到了阳台上,柳若晨则将封闭阳台的玻璃窗推开。傍晚清凉的微风,弥漫着仲春的芳香气息轻轻地走了进来。
  阎鸿唤和任素娟坐在汽车里,把从没有带出去过的保姆也叫上了,为的是让家里彻底无人。
  下午阎鸿唤与市政府的几位副市长、秘书长分头到炼钢厂、纺织厂、铁路和一些大商场去慰问在节日里仍在生产、服务第一线加班的职工。回到家已是时近五点钟。
  “沈萍又来电话催了,让你来后,咱们立刻过去。”任素娟已经换好了衣服等他。
  “不去了,我是来接你的,咱们一起到柳若晨那儿去过节。”
  “老高那里怎么解释?”
  “我们明天再去嘛,今天若晨冷冷清清一个人,老高这里人多,不缺咱们两个人。”
  “那总得打个电话……”任素娟觉得有点不妥。
  “到若晨家再打吧。”
  她跟随丈夫匆匆地上了汽车。
  阎鸿唤昨天晚上接到沈萍的电话,邀请他今天参加高婕的婚礼。市委书记家办喜事,市长自然是第一个请到的客人。阎鸿唤欣然接受了沈萍的邀请。
  但今天他又改变了主意。
  中午,他与高伯年分手时,发现高伯年阴沉着脸,立刻猜想出高伯年的心情一定与他的讲话有关。他预料到高伯年会对自己没有按他的意见修改讲稿不满。他违背了高伯年的意见,是因为他考虑到在这些认识上,他们难以短时间取得一致。环线工程是伟大的,对城市的长远发展,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他必须对历史负责,对工程的建设者们负责。他了解高伯年的脾气,如果今天他去参加高婕的喜宴,两个人难免要有一场争论,这会影响婚礼的喜庆气氛。后来,他了解到高家不止向他一个人发出了邀请,而是几乎向所有的市部委级以上的干部发出了邀请。一个女儿的婚礼,参加的范围够得上一次常委扩大会。他对高伯年有些不满了,目前市里这么多事情需要研究解决,市委书记却饶有兴致地花费这么大的精力、财力,兴师动众地为女儿办婚事。
  然而最终使他决定不去参加高婕的婚礼的直接因素,是由于柳若晨。
  就在下午几位市长准备分头慰问的时候,柳若晨将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他。
  阎鸿唤打开信。一行清秀的钢笔字映入眼帘:辞职报告。他没继续往下看,急忙翻到最后一页,下端签的是“柳若晨”三个字。
  “为什么?”阎鸿唤对柳若晨的举动感到吃惊和不解。
  “我的报告里写清楚了。”柳若晨扶扶眼镜。
  “如果我不同意呢?”
  “这样做没有任何道理。一个人当选由不得自己,难道不想再干了,想辞职也由不得自己,非得别人同意吗?”
  “这不奇怪。即使在西方,一个政府高级官员要辞职,也要经过总统接受才行。”
  “可我们是中国,我不想跟任何国家比。我的报告一式两份,另两份已寄送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代会,我希望组织允许我有我个人的意愿,尊重我的意见,尊重我的尊严和名誉。”
  我们是中国?阎鸿唤一直回味着柳若晨的这句话。在中国应该怎样?或许中国的一个市长太少遇到这样的情况,因而也太缺乏处理这类情况的经验。在当今中国,干部问题上最棘手的是一些应该离开职位的却无法让他离开,到了离职年龄的,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将他“买”开。中国是个“官”的观念浓重的国度,官和民都被心头这个沉重的观念压得喘不过气来。职务连接着权力,权力连接着地位,地位连接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很多人为了取得和保持住这个地位,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丧失了人格上的尊严。柳若晨却主动要求辞去职务,放弃这个“官”位。
  在下去慰问的路上,阎鸿唤坐在小车里看了一遍柳若晨的报告,他似乎对柳若晨的真诚有了一些理解。
  怎么办?不接受柳若晨的辞职,也许表明了对一个人工作成绩的肯定。在自己的副手里,柳若晨是最弱的,以致自己不得不常常偏重或取代他的工作。但柳若晨是尽心尽力的。在城市规划方面,有他的贡献;环线工程有他的心血,拆迁工作他挂的帅,工程设计他是主管。今天的成就有柳副市长一份功劳。如果他不辞职,完全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干下去,即使能力难以支撑,也会自然安排到职位相等的其他岗位。但柳若晨希望的是彻底辞去一切职务,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困难的“官”位,回到他的研究室,干他热衷而又得心应手的专业。
  接受柳若晨的辞职,也许表明了对他的尊重。一个人应该有选择自己位置的权力。柳若晨是理智的,他最了解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但柳若晨的辞职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吗?又有多少人相信,柳若晨是完全出自对自己的尊重,才去辞职的呢?人都想具有尊严,但人是否又都能理解什么叫尊严?
  阎鸿唤决定不参加高婕的婚礼,他要和柳若晨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柳若晨为两个酒杯斟满了酒,轻轻地端起酒杯。他不会喝酒,但这已是第二次与徐力里喝酒了。那一次是徐力里为他斟了一杯酒,今天,他要敬自己的妻子一杯。
  今天是妻子设计的光明立交桥落成的日子,他为她骄傲。
  在上午的通车典礼仪式上,他望着桥两侧和桥下欢呼、雀跃、兴高采烈的人群,恍惚中,他觉得徐力里就在那人群中,向着他在笑,向着大桥在笑。她在人群中时隐时现把欢乐播散在人们的心头。他知道这是一种幻觉。思念让他把世界上所有的喜色都看作妻子的笑脸。但他沉湎在幻觉中,他多么希望这是真的。他的心在呼唤,呼唤着天边,呼唤着云端,呼唤着春风,呼唤着妻子的名字,让她能随着轻风,驾着白云,从天上飘落。
  他端起酒杯,与徐力里的酒杯轻轻地碰了一下,一饮而尽。白葡萄酒喝到嘴里甜滋滋的,落到肚里暖烘烘的。他把空杯放到徐力里的位置上,然后又拿起她的酒杯。力里,我替你喝了这一杯。
  一个人活一辈子能够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不容易,可你留下了,留下了这座百年不朽的桥。你的生命比起我,比起许多的人都要长。
  柳若晨在心里与妻子交谈。
  我也快要轻松了,归回自己的原位。我的这个念头早就有了,还征求过你的意见,那是我第一次想跟你谈点什么的时候。
  我羡慕你,你一直在自己热衷的位置上,而我却阴差阳错错了位。现在,我要和你一样,做个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我的位置不应该在政府的大楼,而在我的研究室里。
  你会赞成我的选择的,对吗?
  这几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说不清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只能说,很多事情我都在努力地做,又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力所能及的,没人帮助,我一件事也干不成……
  柳若晨向徐力里述说着,他相信世界上只有徐力里能够理解他,理解他这种得以解脱的轻松。
  有一次阎鸿唤在市长办公会上讲起干部问题。
  “我们有八种不同属性的干部。有属千里马的,干起工作有冲劲,一往无前;有属牛的,任劳任怨,踏踏实实,肯卖力,有韧劲,但难免有个犟脾气;有属虎的,干事情有胆量,有信心,思想不受约束,干起工作能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就是往往容易冲动,伤害同志的感情;有属猪的,不干工作,得过且过,思想懒惰,不求进取,热衷于吃吃喝喝;有属狗的,专擅讨好领导,爱好打小报告,动不动就咬人整人;有属鸡的,只会唱高调,干实事又没多大本事;有属绵羊的,胆小怕事,没有一点斗争精神,见矛盾就害怕,遇到风险,躲到一边儿去了。还有一种属蛇的,油滑得很,满肚子坏水,到处出溜,让人捉摸不着。我们用人,多启用马、牛、虎,不用那些狗、羊、蛇、猪、鸡。”
  柳若晨听着,暗自给自己对了对号。他究竟属什么?八种人里没有他。
  一次单独的机会,他问阎鸿唤:“你看我属哪一类?”
  “界乎牛、羊之间。”阎鸿唤像早就替他分析过似的,顺口答道。
  “不对,我属龙。”
  “属龙?……”阎鸿唤显然为他的狂妄和自不量力的回答感到吃惊。
  力里,你相信我会这样说的吗?这种回答或许有些英雄气概,但你也许会和阎鸿唤一样嘲笑我,没有自知之明。其实,对于副市长的“官”位,我确实属龙。龙,徒有虚名,而无其实。
  我何尝不想回到实实在在的专业上,干一番我实实在在能干的事业。但我却一直在犹豫。环线工程要上马了,我担心那时辞职,会让人以为我是有意逃避,戴了四年乌纱帽,刚给副担子挑,就溜了。拆迁工作完成后,我卸了总指挥的职,又想提。但想到你,我决定继续再干下去,由我主管设计工作,对你会有帮助。设计完成后,本该辞职了,可我的犹豫又加重了。我担心流言蜚语的包围。当一个正当、合理的意愿违反了人们常规心理时,人们就会用种种猜测去解释它,不惜亵渎人的名誉。你要知道,你和鸿唤那段往事,不再是无人知晓的秘密,你要知道我的弟弟犯了罪。我现在辞职,人会怎么想?会说我的辞职是由于阎鸿唤的排挤造成的,把它说成两个情敌合不来。会说我可能与若明的案子有牵连,或者有其他不便公开的错误,辞职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体面……我有些怕,我了解生活在我周围,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们。
  但这样继续下去,我又不堪忍受。一个老同学见了我,“若晨,你现在仕途不错么。当了官,别光顾自己往上爬,把我们这些老九给忘了,现在连见上一面都不容易。”
  虽然是玩笑话,但我常常听到,一次次地触伤着我,我为什么要走这条不适合我,而我又不热衷的仕途呢?四年中,老同学们,包括我原来的助手,各自在专业上有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我呢?两手空空,无颜以对。
  昨天,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光明桥,想了很久。是你,让我彻悟,人该怎样生活,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充实。一个人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那么人还有什么尊严?君子坦荡荡,又何惧流言蜚语。
  力里,辞职报告,今天,终于交了。我就要开始了和你一样的生活。不,应该说和你在一起,开始同样的生活。
  我会让你看到,柳若晨在自己应站的岗位上,他也是一个伟丈夫。
  阎鸿唤让司机把汽车在离光明桥附近的地方停下来,附近有一条小街,那里有一个农贸市场。
  “我们下去买些菜,我们今天不能空着手去。”阎鸿唤对妻子说。
  “你坐在车里吧,我自己去。”任素娟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丈夫是从来不过问的。
  “我和你一起去,我也想遛一遛。”阎鸿唤跟随妻子下了车。
  农贸市场上许多货架已经空了,天色已晚,许多小贩已经收摊,只有一些剩货不多的卖主还在耐心地等待买主来临。
  “这鸡蛋多少钱一斤?”任素娟问一个卖鸡蛋的农民。
  “便宜了,一块七,您瞧瞧这个个儿。”卖主对买主炫耀着,边说边拿起秤,好像买卖已经成交。
  阎鸿唤拿起个鸡蛋,举起来,然后仰起脸,眯起一只眼,想看看鸡蛋是否透亮。他记得过去挑鸡蛋时都要这样照一照。
  “别出洋相了,你看看还有没有太阳?”任素娟看见丈夫的傻样子,心里发笑。
  他这才意识到太阳早已落下了,现在已到了傍晚,他自嘲地笑了。
  “这么晚了,还不收摊?你是哪个郊区的?”
  “西郊的,就剩这么点鸡蛋了,卖完了再回去,我要早早收了摊,您哪儿吃鸡蛋去。包了吧,也就四五斤。”
  “再便宜点。”阎鸿唤说。
  “老哥,今儿一白天,我都按一块八卖的,要不是想早点回家,我才不卖一块七呢。”卖主煞有介事地以攻为守。
  “一块六,怎么样?按这个价,我全包。”阎鸿唤饶有兴致地讨着价。
  卖蛋的人做出一副发狠的样子:“好吧,就这么办,赔就赔了,图个干净利索。”
  卖蛋人见他们没有家什,便去找了一只空纸盒儿,热情地为他们装好。
  “给我点钱,我先去那边转转,一会儿就来。”阎鸿唤对妻子说。
  他很有兴趣地在农贸市场转来转去,突然觉得这里是那么新鲜,过去自己熟悉的那种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他身边。他到这里视察过市场情况和物价,但每次都是前呼后拥,交谈的双方是拘谨的。自从当了市长,他就再没有亲自买过东西。这种采买的烦恼与乐趣,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在商品社会里,一个人没机会与商品直接打交道,不能不说也是个小小的遗憾。
  他们拿着买好的鸡蛋、鱼和一些蔬菜回到汽车旁。
  “那就是光明立交桥吧?”任素娟问丈夫。
  “对。”
  “我想到上面看一看。”
  “好,我陪你参观参观。”阎鸿唤让司机和保姆先到柳若晨家里去,他则与妻子一起漫步走上大桥。
  紧紧靠着丈夫的肩头,任素娟感到由衷的满足。这样与丈夫在街上并肩漫步,对她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她爱他,为丈夫工作中的第一个进展而欢欣,为他每一个成功而自豪。最近几年,她的生活中仿佛失去一些东西,一些对于她十分宝贵的东西。当她每天晚上孤独地等待丈夫回家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晚上夫妻间的倾心交谈,深情的温存;节假日一起做顿可口饭菜,欢聚一桌,或到哪儿去逛逛,这些,在别人家里最平常的事对于她,却都已是遥远的过去。
  现在,这几年的缺憾,似乎一下子就得到了补偿。她多么希望丈夫能永远这样,她需要的是丈夫而不是市长。
  “你怎么不说话?”她见丈夫沉思不语。
  “我在欣赏这座桥。”
  “你看了无数次了,还没有看够?”
  “对这座桥,永远也看不够。它不仅仅是座桥,这座桥上发生了多少让人难以忘怀的事,体现了我们多少民族的精神。桥建成了,人们仍需要一次次地去认识它,才能感受到它强大的承受力和凝聚力。”
  任素娟没有再说什么。作为妻子,她了解丈夫对光明桥的那种特殊情感。
  阎鸿唤此时,思绪万千。上午,他站在这儿讲话,注意力全在自己的讲话效果和群众情绪上。现在,他的思想纵横交错,他想到了徐力里,她给她的城市留下了一个长久的纪念物,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无法追悔的遗憾和永久的思念;他想到了那年轻的二公司经理杨建华和那位抱病坚持在工地的老队长;甚至想到了那个跪倒在众人面前请求宽恕的陈宝柱……一个个建设者的身影从他眼前掠过。这里,曾经是沸腾的,充满着豪迈气概和忘我献身精神的工地,此刻,却显得那样宁静和开阔……
  他的思绪又飞到了下一个更艰巨的工程,环郊路的建设上。今天通车典礼上群众表现出的兴奋高昂的情绪,使他看到了人们渴望城市变化的心情。道路改造工程是民心所向。这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不能停留,一鼓作气,靠群众这股子士气,再奏一曲雄浑的都市交响乐。
  阎鸿唤陪着妻子默默地在桥上散步,从东走到西,从南转到北。
  “你觉得这桥怎么样?”走下桥来,阎鸿唤问妻子。
  任素娟脸烧红了,她发现自己竟什么也没看到。她看不到桥上一辆辆汽车驶过,听不到傍晚四周传来的人语喧哗,她沉浸在自己的王国里,只感到四周一片寂静,鸟语花香。和丈夫在一起散步的幸福使她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鸿唤,我真想让时间永远停留在今天。”
  阎鸿唤望着妻子的脸,她的脸由于兴奋而红润,一种满足愉快的光芒在她的双眸中闪烁。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端详自己的妻子了。她老了,发际已出现了银色。他禁不住伸手为她绾了一下发丝。他给予妻子的太少了。他只顾把自己奉献给了这座城市,却没注意妻子为他所做出的奉献。
  “别说傻话了。今天,谁也留不住。”他轻轻挽住妻子的胳膊,“我们还是多想想明天吧。”
  今天,古人为什么把“今”和“金”读成同音,也许就是因为今天最宝贵。
  今天,是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面对今天,人必须要对历史负责,也必须对未来负责。阎鸿唤觉得自己每天都站在这个交叉点上,他要对明天无愧,让今天充实,又要走向明天。不是结局的尾声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徐克要回北京了。高伯年、阎鸿唤、柳若晨三个人一直把他送到了光明立交桥上。他坚持要再看一看女儿设计的这座大桥,并且由这里启程。
  徐援朝的判决书是前天下来的,他被判了有期徒刑十五年,柳若明判了七年,罗晓维判了三年。
  徐克疼爱儿子,但他这次来,没有找任何人,也没要求司法部门在处理儿子问题时给予照顾。
  但谁又能肯定,这个市委书记极为关注,涉及到许多领导人子弟的重大案子,法院在量刑时没有掺进诸多因素?
  十五年,徐克算了算,那时援朝已经五十岁。他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彻底离休。老人对自己离休后的晚年有过种种设想,或回来,和女儿住在一起,或把儿子调到北京自己身边。现在,这两个设想全落空了。他带着女儿给他的骄傲和儿子给他的耻辱,离开这里。在这里,他生活、工作了三十五个春秋,如果叶落归根的话,这里应该是他的“根”。
  昨天,他到监狱里去探望儿子。他受到了特殊的照顾,让他们父子单独呆了两个小时。
  他只问了儿子一句话:“为什么要犯罪?”
  “为了多弄点钱。”
  儿子简洁而坦白的回答,使徐克感到一种剧烈的震颤。这就是自己的后代。钱,如果为了钱,他这个巨富的儿子完全可以不去参加革命,坐等就能继承万贯家财。但他视金钱为粪土,为了追求真理,他加入到穷人的队伍,被敌人关进了监狱。他革了一辈子命,为了自己的信仰奋斗到现在,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是为了钱,而沦为一名罪犯,关进了自己的监狱。
  “若晨,”徐克握住柳若晨的手,“以后替我多去看看援朝……”
  柳若晨点点头。
  徐克的车离开了光明桥。
  送走了徐克,三个人对视了一下,似乎各自都有无限的感慨。高伯年默默地向自己的汽车走去。
  “老高,今天我们谈谈好吗?”阎鸿唤赶上前去。这些天,他一直想找高伯年推心置腹地谈谈。
  “好吧。到我家谈吧。”高伯年想到徐克的劝说,允诺了。既然阎鸿唤主动要谈,那么就谈吧。但他对此次谈话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不准备在原则问题上让步,而阎鸿唤也不会轻易认识错误。
  柳若晨什么也没说,坐进自己的汽车,走了。明天市委党委才讨论他的辞职报告,人大常委会则得等市委常委会讨论之后。他现在不想再与任何人谈话,该谈的都谈了,今天有一件重要事情等着他。
  阎鸿唤坐进了高伯年的汽车。汽车刚刚启动,阎鸿唤突然发现了一张非常熟悉的脸,这正是他想在通车典礼上想见而没见到的杨建华。他立刻叫司机停住车,推开车门走出去。
  杨建华背着小蒙蒙,肖玲搀扶着杨元珍正东瞧西望,指指画画地一路走过来。
  “杨建华同志。”阎鸿唤在车前迎住他们,伸出手。
  “市长!”杨建华在这儿与市长不期而遇,十分兴奋,他一只手托住背后的儿子,另一只手紧紧握住市长的手。
  “杨建华”三个字引起车内高伯年的注意。他从没见过杨建华,但他猜测这个人就是被撤职的市政二公司经理。看到阎鸿唤热情的样子和杨建华的激动神情,他立刻感觉到,今天与阎鸿唤的谈话是徒劳的。他想让司机把车开走,但一瞬间,他又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杨建华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尖滑相,相反,这个小伙子长得很英俊,纯朴,眉眼和脸庞好像一个人,像谁?像大儿子高原,从体形到面貌都十分相像,一种奇特的联想又让他注意到了站在杨建华身后的老太太。倏地,他的心仿佛被电击了一下,禁不住地颤抖了———那张脸更为熟悉。记忆中,前妻的形象又在他脑中复苏了。难道真是他们母子?他不敢相信。
  几十年寻子的惆怅,几十年怀旧的伤感,顷刻都聚集在一起,涌上他的心头。
  他走下汽车,缓缓朝他们走去。
  他发现对方也在愣愣地看着他。
  “我是高伯年。”高伯年介绍着自己,注意观察着对方的面部表情。
  老太太木然地把目光移向她的儿子。
  “知道您,市委书记。”杨建华十分平淡地回答。
  高伯年继续盯住杨元珍:“您贵姓?”
  “我姓刘。”
  “老家是平山县的?”高伯年听她的话音正是自己家乡的口音。
  “保定城里的,没到过乡下。”
  不对,全不对。高伯年失望地坐回车内。世界上相像的人很多,是自己思念儿子心太重了,他们母子怎么会来到这里?然而他们母子过于平淡的神情又不能不叫他生疑。
  阎鸿唤也回到车里:“老高,怎么回事?”
  “认错人了。”高伯年叹了一口气。
  汽车开走了。
  杨元珍昏倒在肖玲的怀里,她为了克制住自己,用尽了平生的气力。
  “妈、妈!”建华叫着母亲。
  杨元珍睁开眼,握住儿子的手。
  “建华,他还是想找咱们的……”杨元珍望着儿子,“可妈还是按你的话做了,你不后悔吧?”
  “不,不后悔。”建华扶住母亲,“过去咱们靠自己,今后还靠自己。”
  “你呢?”杨元珍望着肖玲。
  “妈,您真好。”肖玲把杨元珍的手紧贴在面颊上。
  就在这个上午,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从飞机场一直开到光明桥下。
  一个服饰考究,身材修长的女人走下车来。
  五年前,柳若菲离开这里,远渡重洋,去异邦安身。为什么,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她只觉得一夜之间,一个封闭的世界突然打开了。海外关系不再是耻辱,它变成了可以肆意向人们炫耀的资本,移居海外成为多少人渴望的目标。她对这突变感到惶惑,又感到陶醉。她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欲念,她希望看到那些给了她歧视和羞耻的人都嫉妒得眼睛发红。然而,丈夫并不希图她为他打开的世界。为了满足自己这种不可抑制的对人世的报复心理,为了走出那间狭小的天地,她离开了自己的家,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海外生活没有让她失望。在那儿,她有了草坪、别墅、汽车,还有了白人黑人朋友,但当这一切新奇之感过去之后,她忽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她愈来愈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单调。年老的伯父伯母,或长或短与她同居的男人,都填充不了她内心那个越来越大的空洞。她无法将自己融化在那个陌生的国度,融进那些陌生的人群。那里,人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她,却像飘离在半空之中……她开始思念自己远在祖国的亲人,甚至思念起内蒙草原弱畜点土坯房里的炉火,以及普店街那低矮潮湿的小屋……
  这种思念化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将她从海外牵回了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
  她给哥哥打了电报,要他去接她。但她没见到哥哥,便叫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她。
  “普店街。”她脱口而出,惊奇地发现自己最急切见到的竟是那间小屋。
  她来寻找那条窄小的胡同和那个拥挤却是温暖的家。
  然而,她站在这儿,却惊呆了。
  普店街消失了。她的眼前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一座雄伟壮观的立体交叉桥和大桥两旁高耸的建筑群,以及桥上衣着新潮、鲜艳的熙熙攘攘的人群。
  迎接她的,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星期天,对于千家万户都是一个小型的节日,合家欢聚一日,七天只有这么一次。采买、洗衣服,改善伙食……虽然劳累,甚至比上班还劳累,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况且这是为自己干,为自己的小家干,只有这一天是属于自己的。越是休息天越得拼命做家务活,中国人似乎不大懂休息。这里没有海滨,也就没有去洗海水浴的习惯,没有郊外树林,也就没有野游打猎的嗜好。只有一堆平日没有时间做的家务活儿。干完了活儿,腰疼腿疼,乐在其中。所以星期一成了工作效率最低的日子,人们要在这天把星期天的劳累慢慢消除。
  星期天,柳若晨站在窗前远远望着街上穿梭般往来的人群,人们手提菜篮,购物袋,在为过一个星期天而忙碌。他忽然感到一阵孤寂。他没有这种忙碌,没有那种乐在其中的福分。
  他这个家,三室一厅,两口人住得蛮宽裕,然而有家如同没有家。他和妻子分居两室,从结婚起至今他们没有同过床。
  他今年四十八岁了,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大学的同学,第二个就是现在户口本第二页标着的徐力里。
  第一个妻子只跟他生活了一年。一次意外的车祸带走了她和她腹中四个月的胎儿。
  他很爱她。读大学时,他学习上是班里拔尖的高材生,可政治上,他的家族是“黑”色的,父亲虽已去世,但他的大资本家成分给儿子带来了抹不去的颜色。母亲是父亲的二姨太,虽然是平民出身,但嫁给了资本家,也无力给他政治上染上一点红色。更不要说侨居美国经商的二伯和逃到台湾的大伯这些不光彩、甚至令人畏惧的社会关系给他罩上的阴影了。
  他在大学没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信任、荣誉、平等,这不是他努力争取就能得到的。
  他曾努力争取过。入学的第一天早晨,他就候在系党总支办公室的门口,手里捧着他几乎熬了一夜写成的入党申请书,像捧着自己一颗赤诚的心。看见系总支书记远远地走来,他赶紧迎上去,把这颗“心”双手捧给了他。他没有勇气说一句话,说什么?上面写着自己的心愿,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信念。当系党总支书记惊愕地看看他,又微笑地瞧瞧手里的申请书时,柳若晨红着脸,逃走了。他跑出多远,心还怦怦地跳。后来,他后悔了,当时的样子实在太不严肃,怎么连一句铿锵的誓言都没有表示,做贼似的溜掉。申请书写得很好,但交得太不像样,他一直这样想。没有人找他就入党问题谈话,班上同学入党,没人通知他参加,都是那第一印象太糟了,他幼稚地一直这样想。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跟第一印象毫无关系,倒是与他那些毫无联系的社会关系和九泉之下的父亲有直接关系。
  他埋头于公式和书本里,悄无声息地拼命念书,班里仿佛没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
  但有人却时刻感到他的存在,那就是她。毕业前夕,她向他走来。“我喜欢你。”她说。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梦中,梦中也不曾希望梦见她这样一个纯洁、美丽而又根红苗正的姑娘。
  他当然一点也没有想到,是二年级时的一场班级篮球赛成为他俩的月老的。那次比赛,班里少一名队员,大家想到了他这个一米八三的“大虾米”,作为团支部文体委员的她,代表组织交给了他这项光荣的任务———当一名班级篮球队队员,打一场球。他打得很卖力气,卖出了他吃“二姨太”奶的力气(他在每月必交的思想汇报中就这样称他的母亲),他的血沸腾了,上下所有能活动的关节都在剧烈地、亢奋地活动。他的眼镜被打掉了,膝盖蹭掉了一块皮,手腕搓伤了,他还是拼命地跑、跳、夺球,豁了命地蹿上篮板去争球,他忘了一切。他只有这一次才感到自己是一条生命,一条和别人具有同样价值的,活生生的,跳跃着的,和荣誉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四周观众觉他“滑稽”,把他看成一个笑料。只有她没有笑,却哭了。他对她说过:“只要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出色地完成。”组织上没有任务给他,因为不信任他,只有这一次给他任务。这个幼稚得傻气,而又真诚得可爱的大个子同学,从此进入了她的心扉。
  他当然不知道她的心路历程,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童话:一个美丽的公主向一个砍柴的樵夫求爱,樵夫答应了,从此他便有了一把金斧和举世无双的神力。
  她没有给他金斧和神力,只不过和他一起扛起了原来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的包袱。这包袱不轻,一个人背着沉重,两个人背着似乎更沉重。她也知道了这包袱的分量,和他一样,毕业后她没有分到科研部门,也没有分到大工厂而分到一个偏僻的小厂,专业完全不对口。她成了一个普通技术工人。一个包袱压碎了她成为科学家的梦。
  她哭过,埋怨过,一肚子的闷气,但她没有后悔,心甘情愿为两个相依为命的生命,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
  突然地,她消失了,毫无声息,毫无价值地消失了,连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也没有开。一个资本家的儿媳妇去为她的丈夫买一件衬衣而遭车祸,即便有人给开个追悼会,又能说些什么?她做了一年资本家老公公的儿媳妇,却不知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在那幢厦门路的漂亮小楼里,她和他的房间四壁空空。原先家里的物品他们一件也没有要,一张木板床,一只写字台,两只柳条包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她和他一起动员“二姨太”为河北水灾捐出了最后一笔存款。他们决计用自己的工资养活母亲和弟妹。他们的生活开始拮据了,可心里却非常坦然,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她陪他整整走了一年,永远忘不掉的一年。
  第二个妻子徐力里是怎么走进自己生活里来的?当时他没有认真想,现在不愿想。他只知道,他与她谁也没有进入过对方的心里。
  他被落实了政策,不单是他的身份和职称———工程师,而且还有他的家和资产———那幢小楼。
  “文革”之前,他一个人住在那幢小楼顶的阁楼里,一间过去用人住的房子。但进入小院时,他仍常常感到不安,这条街的主人大都是为推翻剥削阶级而流过血的革命者。只有他家与对面两家属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后代。“文革”中,他和他的母亲、弟弟、妹妹被赶到院子右边的两间平房,原先司机住的房子。不幸之中,他却感到庆幸,他心态平衡了。然而现在,他又被通知,按照政策继承了已故“二姨太”的这幢房子。他心有余悸,不想要,要捐给国家。但组织上一再说明他要继承下来。———他的二伯要回来了。二伯还活着,他老了,对故土的眷恋,使他的爱国之心浓缩在一个聚集点上,他要投资,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陪同回来的是他的儿子,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个比柳若晨小五岁,功业却大五倍的著名人物。父亲为国投资,儿子为国增光,父子俩的回国成了一件带有很强的政策性的政治大事。柳若晨必须立即回到厦门路小楼,这也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政治大事。有生以来,柳若晨第一次沾了政治的光。
  紧接着,光环一圈圈地笼罩在柳若晨的头上。先是他被调到研究所当工程师,然后又上调到一个大企业当总工程师。不久,市委副书记亲自找到他,把市委书记的女儿徐力里介绍给他。他又一次如堕入迷雾之中。梦里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在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然后,他入了党。在他想“红”想得发疯时,他一点红色都沾不上。而当他自以为不再可能有作为时,却突然红得发紫了。这次,他没有出现神话般的幻影,他已经不是做梦的年龄,他只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有些不可理解,其实还有几分怅惘。
  “一个预备党员,还封建?死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应该有革命精神,革命朝气,向前看嘛!”为他说媒的袁副书记以四十年党龄的资格,要求他这个新党员肃清封建残余,忘掉死人,与活人成亲。
  他无言以对。
  忘掉她,这不可能。“没有朝气”这倒是他的实际。自从她离开后,他就像一只孤雁,做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他无论如何忘不了她。她倘若不是猝死,临终前会对他说些什么?劝他再娶,还是期待他说出一句永不变心的誓言?不,她什么也不会说。她肯定知道他,一个有了她才有了生命力的丈夫,永远也不会忘了她。
  “你难道还相信人死去会有灵魂?”厂党委书记奉命说服他。
  他当然不信。人死就像一张燃尽的纸,连灰烬早晚也要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你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平静。不怕外界的风和雨,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的不幸而撕心裂肺,不用让另一个人为他负重而使之心如刀割。自己的存在只会给别人带来痛苦,他不愿意再有一个人和他“共苦”。当然,这是在逆境中的想法,那么现在,是该“同甘”了吗?死去的她没能与他“同甘”,为什么要另找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找这个徐力里?与他“同甘”的人应该与他共过“苦”。
  “徐力里同志是个很好的人,‘文革’中受了很多的苦,经历了很多不幸,你们会相互理解的,尤其又都是搞技术工作的。”
  拖了一百天,最终是这句话让他点了头。
  受过苦的人,至少跟他会有共同语言,可是产生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况且他不愿意让关心他的领导为他的事一次次地找他,过去,连见都见不到的人物,现在不厌其烦地找他,固执会让人感到他太不通情理,会让人误解落实政策翘尾巴,会让人误认为他对党有成见。他是通情达理的人,心肠也软。他热爱党,在一些青年人已经不屑入党的时候,他在入党宣誓时仍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尊敬市委书记徐克同志,由衷地敬爱。六五年他亲耳听徐克同志在人民礼堂做过一次报告。徐克同志讲:“对知识分子,一定要注意团结,特别是我们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更应该相信他们,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其中一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不能歧视,要重在表现……”这些话温暖了他的心。他感动极了,如同遇到再生父母。虽然那次讲话没使他再生,可他感激徐克同志这段话。就为了这段话让他走进徐克同志的家门他也是情愿的。毫无办法的是他对照片上那个冷若冰霜的徐克同志的女儿没有一点好感。
  但他仍然点了头。对他来说,那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同意结婚了。
  对方又等了一百天才点头,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否则,即使他点了头也可以再摇头的。
  世界上竟有一个女人跟他一样对此事要想一百天,却并不要求见对方一面。
  新婚那天,他们两人从徐克同志家回到他那幢小楼,原来相距不过几百米。
  走进他草草收拾过的新房,他有些惶惑。
  第一次结婚的第一个晚上,当他和她单独在一间属于他和她的房间里时,他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一种男人的本能支配了他,使他无法镇静在如火如荼的燃烧中,如醉如痴的欲海中,他得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满足。当他慢慢平静下来,恢复了理智的时候,他感到羞愧。他悄悄地望望她。她却闭着眼睛,双颊绯红,一种幸福和陶醉使她分外美丽、动人。“就这样,永远永远结为一体,不分离。”她说。
  可这一次入新房,他没有一点点兴奋,没有一点点异样的情绪。有的只是疲倦和厌烦。整整一天,他应付了多少礼貌的恭贺之词,说了多少言不由衷的话,表示答谢,表示喜悦,表示满足和幸福,这些让他的大脑疲惫不堪,口干舌燥。难道只是因为累了,或是没有感情?为什么自己的那部分丝毫感觉也没有?人的身体器官不像房间里的家具,不用了闲置起来,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生理上有了毛病,他望着陌生的新娘,心里产生了一种歉疚感,仿佛自己是个等待审判的人。
  徐力里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房间,仿佛这屋里并没有他这个人。
  “这幢楼,全是你的吗?”她问,并不看他。
  “对,还有我弟弟和妹妹。”
  “那我的房间呢?”
  “就是这间,噢,这是比较大的一间,而且向阳。”
  “那好吧,我们谈完问题,你就回你的房间里去吧。”
  柳若晨这才听清楚,原来在徐力里的概念里,他与她应该是各有一个房间的。可他原来根本没想到,除了这间新房外,他还要准备另一间,尽管这完全办得到,而且很多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有权者都有这种生活习惯,但他还是感到意外,起码在新婚第一夜是意外的。
  “谈问……题?”他有点迟疑地问。
  “我是个搞技术的。”她说。
  “我知道,我也是。”
  “我的意思是说我对家庭担负不起什么责任,我不会做家务,也不想学。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我惟一的嗜好是看书……可以这样说,我对家庭生活缺乏准备而且非常不习惯。”
  “我们在这一点上有点相似。”
  “我们最好各自都是自由的,我不愿意成为家庭的奴隶。”
  “这,您尽管放心,我这个人的性格,恐怕在社会和家庭里都当不了奴隶主。”
  她露出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微笑,这笑显得有那么点冷酷,像她那张照片。他觉得她在嘲弄他。
  “我的意思,”这是她第二次用这话开头,仿佛她老在岔开他的话,“我们各自吃各自的饭。其他花销,比如衣服、书籍也是各买各的。”
  “这个……”他虽然不了解徐力里,却没有想到她如此之“独”,结了婚还分灶、分账,这是他又一个没想到,第二次结婚与第一次果然处处不同。
  “好吧,这对我也挺习惯。”他说,觉得很扫兴,尽管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兴。
  “我的意思是,”徐力里第三次说这个开头,“我不想做母亲,有人结婚就是为了做母亲,可我绝不做。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晚上住在一起,你结过婚,自然明白我说的意思。”
  这一次,他对她的“意思”全都明白了,她不想尽妻子的责任,也不要他尽丈夫的义务。两人毫不相干。这叫夫妻吗?放到别人身上,这是绝不可以容忍的事。而柳若晨却突然产生了一种解脱感。这样好,最好。刚才那个毫无反应的部分给他造成的紧张,一下子放松了。
  “问题”很快谈妥了,他回到另一个房间,那是他的书房,里面放着三天前刚刚从那大屋里搬出的单人床。他感到好笑,这次婚姻就是换了一间房子,把原先当做卧室的房间让给了她,自己睡到了书房里。他用一间向阳的冬暖夏凉的大房间为自己换得了一个名分上的妻子,和一份不再被人叨扰的安静。
  对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俩遵守着一个默契,谁也不曾吐露一点。连住在楼下的弟弟柳若明和妹妹柳若菲都没有发现。
  不久,柳若明兴冲冲地跑上楼同哥哥商量。市开发公司要买他们这幢楼,出价六十万,另外再给他们三套单元房。柳若晨拿不定主意,他对这幢楼总有一种畏惧,一种厌恶,这是他父亲用剥削的钱买来的,他们兄妹三人本不应在这里住,只是政策落实到他们头上,才搬了回来。住可以,卖行吗?柳若明看不上哥哥这种优柔寡断的样子。“算了吧,收起您那套左派论调吧,什么不合适。买主是国家,卖就是于国于己有利,不卖就是给市政府出难题。”妹妹柳若菲闹得更凶,她当了二十几年狗崽子,不能白当,精神摧残得要物质补偿,她离开了丈夫那个小窝,可住在自己漂亮的小楼里却没有钱买双漂亮鞋,二伯父回来答应带她去美国,虽说伯父有钱,但总不如自己有花得痛快,后半生她要过得舒服点,没钱一切是个零。
  柳若晨为难了,一个刚刚转正的党员,可以这样做吗?他想到了妻子,只有跟她商量商量了。
  “这是你们家的事,我不管。”徐力里一把尺在图纸上量来量去,头也没抬。仿佛这事与她毫无关系。
  “你去问问你父亲。”他说,“我们不能犯错误。”
  徐力里没有说话。晚上,她推开他的房门,对他说:“父亲说,政策允许,完全可以。”这是徐力里参与柳家惟一的一件事,也是柳家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件事。他多少觉得她还算个柳家的人。
  房卖了,兄妹三人各分了二十万元。弟弟高高兴兴拿着钱搬走了,妹妹拿着钱申请去美国找二伯。柳若晨把钱全部交了党费。组织动员他留下,他执意要交,这一举震动了全局,他被评为年度优秀党员。
  他和徐力里搬进了普店街对面那幢二十二层的黄山大楼。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仍是各住各的房间。没有了楼下弟弟妹妹的喧嚣,他觉得有些孤寂,这个小单元门一关,把他和她关在一个单独的世界里,但他们仍没有把两个人合到一个更小的世界。柳若晨和徐力里就这样清清白白而又不明不白,孤单而又自在地“共同”生活了五年。
  今天一大早,徐力里就出去了。他从来不问她去做什么。他们每天是用灯打招呼的。他下班回来看见她屋里的灯亮着,就说明她回来了,还没有睡。房间黑着灯,就表示她还没有回来,或是睡了。谁知她会不会注意到她的房间之外还有一个住着他的房间,有一盏会亮也会灭的灯。
  窗外,是人声鼎沸的热闹世界。柳若晨望着楼下那条已成为自由贸易市场的小街。个体摊贩们一大早就吆喝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国营商店里难得见到活蹦乱跳的鲜鱼,粮店里买不到的各样品种的五谷杂粮……一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他把目光聚集在密集的人流中,分解一个个的人。一个胖胖的老妇人领着个小男孩,那孩子指着一个货摊拼命地拉那个老人,于是那孩子手上多了一把木制的大刀。一个中年妇女提着装满鲜菜的网兜和一个鱼贩激烈地争执着什么,突然扭身要走,鱼贩拉住她。不一会儿,那妇女的网兜里多了一条鱼。他的目光又落到一个戴着眼镜与自己年纪相仿的中年男子身上。那男人显然是走得不耐烦了,拎着一只活鸡想往外走,又被一个女人拽住了。他甩开她,仍想走,可那女人硬扯着他朝一个人堆儿里挤,那儿可能有什么稀罕货!中年男人无可奈何地垂着头跟她走了。柳若晨看着这一对男女,他忽然有点羡慕,羡慕那被拉扯得垂头丧气的男人。一个男人,在生活里也许需要一个女人拉扯一下,需要跟在一个女人屁股后面无可奈何,垂头丧气。
  他想起死去的她,如果她活着,说不定他们今天也会挤到这人群中去,她会挽着他的胳膊,就像从对面普店街走出走进的那一对对青年男女一样。她有这个胆量,即使在那“兴无灭资”的时代,她也敢在街上挽着他走路,在树荫下的暗处突然踮起脚儿来亲他一下。可徐力里不会这样,也不能指望有这样一天。
  他不由得有些伤感,有些沮丧,进而有点冒火。他感到了没有家的悲哀,也感到一种对徐力里的恼火。他相信天底下没有人过着他这种生活,没有他们这样的夫妻。
  他扭转身子,窗外的世界太刺激了。空荡荡的房间也让他感到刺激。他不会抽烟,没有赖以排遣烦恼和缓解惆怅的东西,每当他要思考的时候,他总是习惯地搓着手中的笔,久而久之,笔杆上被他搓出了深深的痕迹。他搓着笔一下又一下,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十分强烈。———到她房间里去!他为什么不可以进去看一看,坐一坐,翻一翻?那是妻子的房间,他完全有权利进去,以一个主人的身份进去。搬家时,是若明找朋友一起帮他搬的,他帮她把东西乱糟糟地堆在屋里后,就再也没进过那房间。
  他把笔插到口袋上,走到她的房间门口。门没有锁,他们是君子协议,两个人又都是君子,谁也没有违反过。可今天,柳若晨决定当一次小人。他打开了门。
  房间干净,陈设简单。他结婚时买的那张床和一对椅子,她从娘家搬来的写字台和一只棕色皮箱,两个书架。都是些他早已见过的东西,所不熟悉的是单身女人房间中特有的一种馨香。
  这不免让他扫兴,当了一次小人,却一无所获。他不甘心转身就走,既然已经当了“小人”,索性就当到底。他在床上坐了坐,很快又站起来,把坐皱的床单拉平,他打开皮箱,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她的内衣、内裤。他赶紧盖上,仿佛自己做了件令人脸红的事,心也有些发慌。他又走到写字台前,玻璃板下压着许多照片。每张照片都有她。她梳羊角辫儿的红领巾照,戴着团徽和大学校徽的少女照,她与父亲和弟弟徐援朝的合影,陈毅同志和他们兄妹合影的纪念照,以及她各个阶段的集体合影照。没有他。他和她没有拍过合影照,他曾有一张照片由介绍人转交给她,但她没有放在这儿,这不怪她,他们本来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
  左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叠钱。右面的抽屉是梳子和剪子之类,中间的抽屉,里面是书和笔记本,会不会是日记?猎取她的秘密这一念头牵动着他,他相信已接触到了秘密,一个他想窥探的秘密。他看看身后,门是关着的。他急忙拿起一本翻开,不是日记,是工作笔记;又翻开一本,是会议记录;再翻开一本,是学习札记,一本本全翻过去,他彻底失望了。
  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再一次地失望了。
  剩下的是几本外文专业书和一本小说。不会再有什么了,他拿起小说,随意翻着,这是一本“文革”前出版的《简?爱》,他觉得有点好笑,她还喜欢读小说,读这本充满了爱与恨的《简?爱》?这么说她还不是一个不谙尘世情感的修女。或许这书里有哪些话吸引过她,使她也像在那几本外文专业书上一样划上些红线。
  他没有发现红线,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夹在书中间的照片,一个他所熟悉的人的照片。
  他惊呆了。
  是他,绝对是他。虽然照片上的他那样年轻,额头没有皱纹,脸形要削瘦些,体形要健壮些。他还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现任市长,他每天都要见上一面的阎鸿唤。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用解释吗?他无力地合上书,放回抽屉里。他终于发现了她的秘密,五年的谜底,轻而易举地就被他探知了。原来,她心里也有一个人,是过去的恋人,还是现在的情夫?
  他浑身颤抖地走出她的房间。
  保姆秦阿姨恰巧买菜回来,她立刻发现了柳副市长的这种“小人”行为。
  她对于柳家夫妇这种互不相干的生活,已经由惊讶到习惯了。她的工作就是根据他们夫妇的不同口味,做好早晚两餐饭,洗洗衣服收拾一下房间。她是个本分的农村妇女,从不干涉主人的个人生活,可这一次,她惊讶了。
  “柳同志,您……”秦阿姨情不自禁地问。
  “你少管!”柳若晨恶狠狠地嚷道,“记住,不许跟她说,你听到没有?不然我辞掉你!”
  “你们两口子的事,我从不多嘴的。”秦阿姨被他的凶相吓傻了,她从来没看见柳同志这样凶过,他一贯是客客气气,文质彬彬,和风细雨的。但今天,柳同志变了,变得像一只要吃人的鸠。

  一
  尽管市中心医院的高干病房要比普通病房的条件好得多,安静得多,高伯年还是觉得整天医生、护士进进出出,打针、吃药,弄得他心里乱糟糟的。
  他几次要求出院,都被主任医生婉言拒绝了,心脏病的急性发作,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征兆,预示着人的生命从此踏到一条安危莫测的红线上。高伯年这是第一次发病,发现和治疗得还算及时,危险期还没有完全过去,医生不能轻易放他出院。
  高伯年感到乱,并非环境不安静,而是他心里不安静。
  他病倒了。市委的工作由一位副书记主持。市委常委会出于对高伯年健康的考虑做出决定,高伯年住院时间,市委工作一律不向他请示,只有重大人事安排问题才等他出院后再定。高伯年对这条规定又很不放心。
  他担心自己病倒后市委的工作会停滞下来,又担心他不在,很多工作会乱了套。他感到自己离不开工作,市委也离不开他。
  一般群众不了解市委书记每天的工作情况,他们以为他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优哉游哉的呢。这种认识,老婆说过,女儿说过,甚至这次住了院,医生护士言谈话语中也有所流露。他们似乎觉着市委书记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人物,多他多道关,无他地球照样转。“你们不就是成天开会、发文件、做报告,说一些听着有道理,干起来又摸不着门的原则话嘛。”女儿的话代表了一般群众的意向。由此,他们便推论市委书记的时间是相当富裕的。手下有的是干部和秘书,生活有人料理,讲话有人写稿,整天无非是听听汇报,看看文件,然后就去钓鱼,疗养,吃些延年益寿的高级补养品。
  相反,群众却觉得市长很忙,因为群众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经常看到的是市长们在那里抓生产、抓生活、抓治安、抓卫生、抓服务态度、抓计划生育、抓住宅建设……这些都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市政府的形象是干实事的。
  高伯年很反感群众这种无知和错误的理解,每每听到类似的议论,他都感到心里冒火,市政府是市委领导下的政府,市里一切大政方针不都是市委制定的?市里的重大工作无一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市政府、区政府两级干部班子都是由他亲自主持,一个个考察、筛选出来的。世界是人主宰的世界,人是由精神去支配的,还有什么工作比管人、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更重要、更复杂的呢?
  他是市委书记,每天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从没有闲时间去钓鱼。他也没吃过什么特殊的礼品,他最喜欢吃老家带来的新玉米面菜糊和两面发糕。这或许在人们天天吃细粮的时代显得与家人和大多数市民有所不同,倒是阎鸿唤却一次次地去参加大宴会,小宴会。
  想到阎鸿唤,他心情更难以平静。一山不能有二虎,阎鸿唤这只虎是他推荐到山上来的。他曾经欣赏过阎鸿唤,尤其是他的那种锐不可当的气魄。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只他抬举上山的虎居然与他争起雄来。
  市长扩大会的情况,他听说了。阎鸿唤也派人将方案送到了他的办公室,但他没看。因为这都是些天方夜谭,是痴人说梦,他根本不用看。他原打算在市常委会上再次否决阎鸿唤的方案。他要对他的城市负责。可现在住进了医院,既然常委会决定不让他过问工作,他就不必为那个方案操心了。反正他表示过反对意见,常委会非正式否决过,将来出现的一切严重后果,由阎鸿唤自己负责。在他住院的转天,他就把这个意思让秘书转达主持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他觉得自己的态度也许会迫使阎鸿唤主动放弃那个不切实际的方案。
  他还在关心普店街。普店街让他心里觉得欠着一笔账。这笔账来自一位战友的临终嘱托。
  这战友是他当侦察营长时手下的一个排长,叫杨德和,解放后,他带着这位排长一起进了城。杨德和分配在西市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高伯年在工业局当局长。几年后杨德和得了肺结核,没有来得及成个家就去世了。临终前,他对高伯年一再嘱托,让他关心普店街,把普店街的群众生活照顾好。杨德和为什么这样关注普店街,他没来得及问,他只是连连点头答应了。六三年发大水时,他去普店街救灾,面对泡在水中的市民,他想起了杨德和的嘱托,再一次对群众许诺了。他从局长升为市委书记,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他为市民群众做了些什么?只有空空的许诺,看到此次泡在水里的群众,他觉得内心有愧。
  但他又觉得无愧。街党委书记来看望他,告诉他由于市委书记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他们中间,民心大为安定,精神倍受鼓舞,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排除了积水,普店街全体群众向他表示感谢和问候。
  高伯年不知道街党委书记的话里含有恭维和夸张的成分,但他自信,那一片汪洋大海,只用了两天半就还原成陆地,他病倒的价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小护士推门进来,为高伯年送药。
  他接过小护士递过来的水杯,把药片送下肚,再把杯子还给她,然后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本书,准备翻翻看。虽然明知道自己并不能看进去。他让秘书给找来了一堆《领导科学基础》,《产业社会学》,《管理科学讲话》,《第四次浪潮》等,现在当领导没有一套新名词、新理论,底下干部就会觉得你没水平。但他怎么也记不住,看着索然无味。记不住,索性不记。马克思主义不搞那套虚花活儿,这么多年,他什么书也没看,还不是照样当他的市委书记。现在,他翻翻,不过是闲得无事可干。
  “现在该到休息时间了,不许您看书。”小护士大眼睛一闪,轻轻地把书夺下来。
  “噢?小家伙,挺严厉么。”他笑着望望这位新接班的小姑娘,忽然觉得她很像一个人。
  年轻姑娘腼腆地一笑,两腮露出一对惹人喜欢的酒窝。“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
  “对对。你应该管,现在我是你的病人嘛。小同志,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小护士说,又随回问道,“高书记,您常在我们这里住院吧?”
  “这只是第二次,第一次还是刚解放的时候……”
  高伯年突然住了口,他记忆中的什么东西复苏了,是的,这个小护士像的那个人,正是年轻时候的沈萍,他的妻子。
  当年他第一次见到沈萍时,她也正是十八岁。
  他不过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手术,切除扁桃腺,住进了医院。刀口感染了,让他在医院内耽搁了一个多月。就是这短短的一个月,沈萍,一个泼辣、开朗的年轻护士闯进了他的生活。
  她崇拜革命,崇拜解放军,崇拜炮火连天的战场,崇拜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她告诉他,她十五岁就参加了地下民青组织,负责监视护士学校的反动校长———她的姨妈。他也给她讲了很多事情:他是怎么参的军、入的党,怎样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九死一生,俘获敌人一个副团长。他和她在一起,两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他迷上了这个一笑一对酒窝的圆脸姑娘。为了她,他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那个为他生了儿子的粗手粗脚的年轻媳妇。
  媳妇过门的时候,才是个十五岁蔫巴巴的小妞儿。乡亲们闹完洞房散了,她却开始掉泪。吹了灯,他把她抱进被窝,她的身子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双手死命地护着自己。他动了蛮,她才松手,低声抽泣着,一声声地叫着“娘”。他心里憋着火。十八岁的壮小伙子被自个儿的媳妇看成一只狼,他好窝火。没过几天,他就跑去参了军,丢下媳妇,背着爹妈,拔腿跟着队伍走了。在部队,整天打仗,行军,钻高粱地,没工夫想家。直到四七年,他的部队路过自己村子,他顺便回家看看,才发现自个儿的媳妇已经变了个人。人长得高大丰满了,两颊红润润的。不仅长相变了,连举止、说话的嗓门儿都变了。爹告诉他,他媳妇现今是村妇女主任,已入了党。
  怪不得,他想,对她有了几分好感。
  晚上,她早早把炕头烧热,不住地催:“爹,他累了,娘,明早他还要跟队伍赶路呢。”
  他跟她走进她住的西厢房,被窝早焐好了。她回身把门闩插上,自个儿竟先自把衣裳脱个精光,裸着身子钻进被窝,火辣辣地招呼他。
  “不哭啦?”这三年,他很少想起她,想起她就是那副可怜巴巴的哭模样。
  她紧紧地搂住他:“那时我小,不懂事,你别老记恨,你走后,人家心里好悔,早盼着你回来……”
  这次分手后,他开始常常想到她。想到她,就觉得她很辣,辣得使他心里发慌。他盼着早一点打完仗,回去守着她。
  一年后,一次执行任务回来,团长对他说:“快去看看,你老婆追你来了。”
  她躺在部队临时卫生所的土坯房里,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她是带着支前队给部队送粮食来的,打听到他的队伍就离她七十里地,便只身一人找来了。到了那儿才知队伍又走了。她就追,一直追了一百二十里。路上碰上了一支败退的蒋匪军,庄稼地光了,无处躺,她就趴在道边的河沟里。天黑下来,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军也停下休息。她悄悄摸上公路,从一个个打着鼾的兵堆里溜过去,不小心手里包着十个咸鸡蛋的小包袱掉在地上,她在地上摸,鸡蛋是给自个儿男人的,身边带了半个月,说啥也不能丢给这群敌人吃。摸着摸着摸着了一个铁家伙,机枪!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不知哪来一股子胆儿,她抱起机枪就跑,跑下公路向大野地里奔。放哨的敌人发现了动静,拿枪扫,噼里啪啦一阵枪响,她伏在地上,大气不敢出。敌人是打了败仗撤下来的,不敢轻易追,见野地里没动静,便慌忙集合继续撤。敌人队伍走远了,她觉出腿发软,一动弹才知受了伤。她撕下袖子裹上腿,拖着机枪,一瘸一拐往前挪,幸亏不远村子里碰上了他的部队的侦察排,排长杨德和问明她是高营长的老婆,找副担架把她抬了回来。
  “不要命了?”他又气又心疼,忍不住埋怨她,“革命快胜利了,要保重自个儿,迎接解放。”他当了营长,学了文化,水平高多了,说话也变得文绉绉的。
  “可惜了那十个咸鸡蛋了。”她说,笑了。
  “别再干这种傻事了,多危险!”
  “一年不见了,怪想的,离得不远,就找来了。”
  不远?不吃不喝不睡的,一个女人靠两条腿足足走了一百多里路。
  “有间空屋吗?”天黑了,她小声对他说,“我不睡这儿,这人太多。”
  “你想干啥?刚把弹头取出来,不能轻易动,免得落毛病。”
  “我想生个娃儿,”她对着他耳边说,“上次没种上,我这次就为这来的。”热气呵得他耳根痒痒的。
  “胡闹,在部队怎么能搞这,现在大敌当前,你这党员连这道理都不懂?”他瞧瞧四周,小声严厉地批评她,看她一脸委屈,又柔和地劝她,“打仗的人,自己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万一牺牲了,要孩子干啥?”
  “就因为打仗,就因为咱是党员,才该有个孩子,有革命后代,万一你有个好歹,还有孩子为你报仇,跟我做伴。”
  他不再反对,就在那天夜里他们有了大儿子高原。
  转天部队出发了,杨元珍被担架送到附近老乡家养伤。
  再与老婆见面是解放后了。他进了城,整天忙着接管工作和民房修盖,厂房翻盖,根本没工夫回家,五二年她来看他,把已经三岁的儿子带了来,进了市委幼儿园。没住几天,她就走了,一是住不惯,二是惦着乡下地里那点子活儿,三是得去服侍年老的公婆。
  他和媳妇结婚八九年,总共在一块儿的时间也不到一个月,分开的时间比在一起的时间不知多多少倍。她来了,他觉得日子挺热乎,她走了也就走了。
  沈萍的出现,使她在他的印象里变淡漠了。在一股风里,他与媳妇办了离婚。
  他把自己的离婚决定和结婚打算告诉沈萍的时候,回答他的是沈萍一阵令人销魂的吻,这个吻抵消了他内心的不安,那个媳妇从来不会给他这种感觉,只会赤裸地、粗俗地跟他“要个种儿”。
  与沈萍婚前的恋爱和新婚的甜蜜早已被后来无休无止的争吵冲得毫无踪影,高伯年想起这段往事,不禁自嘲地笑了笑。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只有他们才有爱情,殊不知他们的父母年轻时也有自己的罗曼史,也曾着魔地、痴迷地爱过。只不过,有的爱开出了幸福的花儿,有的爱结成了一枚苦果。
  他望望眼前的小护士:“小同志,谈恋爱了吗?”
  小护士羞赧地摇摇头:“没有,我还小。”
  高伯年赞许地点点头:“好,十八岁还很年轻,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知识,国家提倡晚婚,这对你们成长有好处,工作干好了,有好小伙子找你的。”
  小护士红脸笑了,一对浅浅的笑窝十分可爱,端着药盘走了。
  高伯年望着她的背影,十分感慨。时间真快,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他并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到了医院,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六十岁的人了。沈萍脸上那对酒窝伴随着她那让人心悦的微笑的消失,变成了细长的两道皱纹。她有了脾气,会发号施令,会大打出手。她不再崇拜他,反而总是在怨恨他的迂腐,死板,无能。
  那一个呢,如果活着也是近六十的人了。离婚后不久,父母相继病故,他请假回村里奔丧,才知道她早就带着个刚满月的孩子走了。走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他没有理由去打听她的去处和选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他竟然对自己又一次做了父亲而浑然不知。一个女人心中装着一张离婚判决书去分娩,那多痛苦。还有那个儿子,落地的第一声啼哭,竟是为着与自己生父的离别。高原要求他找到自己的生母,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他又到哪里去找?
  当然他愧对的不仅仅是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机关保健室的医生。人很年轻。五七年她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一个人生活很苦闷。于是她给副市长检查身体时,有时也顺便述说一下自己的孤独。当时,他正被沈萍的吵闹弄得万般无奈,不知是出自对沈萍的报复,还是为了弥补感情生活的空虚,一天,他突然握住了女医生的手。那女人分明对他的举动感到惊慌,眼神像一只被惊吓的小鹿,但她顺从了。也许依从仅仅是为了换取一种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庇护。她怀了孕,自己悄悄打掉了,他们并没因此而止步,直至有一天被破门而入的沈萍捉住。沈萍不依不饶,大吵大闹,而高伯年和女医生都惧怕丑事张扬,便答应沈萍,两人永远分开。半年后,女医生报名支援了西藏,从此再没见面,甚至没通过一封信。
  这些回忆对他是痛苦的,是不能公开、又无法解除的痛苦。除了沈萍在吵架时向他亮一下这张王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无法向别人去诉说,求得理解。能理解的只有他自己。他认为自己不是陈世美,道德也不败坏,他的一切过失无非来自一种需要。自己本质是无产阶级的,但对这需要是属于哪个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他又感到迷惑,或者说他有意迷惑自己的思维方向盘。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他的过失与女儿高婕的那种毫不负责的性解放有着原则的区别,与糟蹋他女儿的那个畜生的行为完全是两回事。他起码还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体面,知道要对组织负责不敢放纵。而现在的青年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浸染,毫不知耻地去搞什么“性拍卖”,而被拍卖掉的行列中就有自己的女儿。尽管张义民能原谅高婕,但作为父亲,每当他想起这件事,总是忿忿然,怒不可遏。如果他只有儿子,只有上前线的高原,读研究生的高地,他会轻松得多。偏偏就这么一个女儿,让他操心、担心、痛心。
  “高书记,外边市政府的张处长要求见您。”那个新来的小护士又进来说。
  “让他进来吧。”他坐到沙发上。
  张义民每天必来,像他过去每天到高家去一样,而且每次来都要带些适合高伯年口味的食品来,饺子啦、枣发糕啦,有一次他居然带了一饭盒城市中罕见的荞麦,叫高伯年胃口大开,他已经多少年没吃过家乡的了。张义民像钻到了他的心里,对他的好恶一清二楚。高伯年是清廉的“官儿”,平时在机关连一张电影票都决不沾公家的光,更反感一些人请客送礼的坏作风。但对张义民,他一点不反感,这孩子细心,贴心。政治上他越来越感到张义民是自己最可靠的干部,生活上,张义民是最知冷知热懂事儿的孩子。他这次病,大儿子不在身边,二儿子忙着搞一个什么论文只来看他一次,女儿更好,来都没来,只打了个电话。惟独这位未来的女婿,天天看他,这多少使他感到欣慰。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张义民在高伯年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口保温瓶;一个小饭盒。
  “还是那个样子,今天你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高伯年马上就问到他最关切的问题。
  张义民当然知道高伯年的“消息”是指的什么。“政府常务会把方案定下来了,普店街列进去了,环线从普店街中间插过……”他止住话题,打开保温瓶。
  高伯年未置可否地听着,接过张义民递给他的勺子和冒着热气的菜粥,这是一种青菜、玉米面和碎面条煮成的咸粥,最合他意的。他吸了一口粥,才问道:“普店街的居民怎么样?”
  “计划搬迁到幸福里居民住宅区。”
  “噢。”高伯年答应着,便不再说话,一口接一口地喝粥。当着张义民的面他不想多评论。关于道路工程改造方案,他不表示任何态度。不参与是一种确定的态度,想了解其中的情况,又是一种心情。矛盾吗?世上万物都是统一的矛盾体。
  “政府常务会上,确定由我协助柳副市长负责整个工程沿线的搬迁工作,您看……”
  “你自己怎么表的态?”
  “我不能不领命。”
  高伯年又埋头喝粥,他思忖了两个来回,道路工程改造中,搬迁是一大难关,阎鸿唤派张义民去干,是什么意思?
  “您若是不同意,我就……”张义民观察着高伯年的脸色。
  “不,已经答应的事不要反悔。义民,你记住我这句话,一个党员,一个国家干部,特别是像你这样的青年干部,特别要注意听从上级的安排,干工作不要带个人好恶。你了解我对方案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只供你干工作时去思考,而不能成为你倾向性的感情。既然市长让你去担负这项工作,就说明上级需要你去做这项工作,就不要推卸。事情做错了,由决策人负责,而你没干好,就该由你负责,懂吗?”
  “您的教导很对,我明白。”
  “光明白还不行。搬迁工作是个很复杂的工作,当初市政府之所以没有解决普店街的问题,很大程度考虑在搬迁上。这个工作政策性很强,原则性也很强。在工作中除了服从之外,还需要纠偏,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纠正和减少整体决策的错误。”
  “我懂了。”
  张义民听了高伯年这番话,漂浮着的心抓住了一根缆绳。高伯年的态度和反应给他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空隙,他完全可以放心地在这种空隙中生存,并做出进一步的选择。
  “沈阿姨今天来过了吗?”
  “上午来的,我告她不要来。她有她的工作,我又没有什么危险。这里有医生、护士。就是高婕这孩子不懂事,一次也没来过。”高伯年有意把话题引向高婕。
  “高婕去外地演出了,沈阿婕没告诉您?”
  “什么?演出去了?不好好休息,怎么又走了?”高伯年一听心里又有些冒火,流产手术刚十五六天,父亲住在医院里,就又跑到外面演出。
  张义民低头搓着手,神色沮丧地说:“我劝过了,她根本不听,今天早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火车站打的,倒是关照我多照顾您。”
  晚了,高婕这孩子变成这样一个孩子,都怪当初自己培养她朝文艺方面发展。文艺这个圈子是个大染缸,多么好的孩子进去也得变色,高伯年懊悔地长吁了一口气,闭眼靠在沙发上,自己真是老了,说了这么点儿话,就又疲乏得不行。
  二
  高婕走了。在家里她一刻也不能继续养下去了,她是去找他。
  在火车站,二哥高地追上了妹妹。高地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父母,从长相到性格。他是家里惟一的圆脸,小眼睛,小个,戴着副近视镜,典型一个白面书生。他比高婕大三岁,可高婕从不把他当哥哥看。他太软弱,太老实了,不仅没有一点儿干部子弟的风度,连个男人的气质也没有。他胆小,说话紧紧张张,结结巴巴,一句话半天也说不清楚。难怪父亲看不上他,仿佛家里根本没有他这么个儿子存在,母亲也不喜欢他。高婕是家里惟一一个对高地好的人,但她又声明,这只是由于她同情弱者。她像妈妈一样,也常毫无顾忌地把火撒到他头上,而他就像一只呆头鹅,眯着眼,毫无反应地听着,没有半点委屈和不满,最后还用几句断断续续听不明白的话来宽慰妹妹。
  高婕常数落高地:“你怎么不学学大哥,那才是堂堂的男子汉,就是徐援朝,讨厌虽讨厌,可也敢狂一下,你呢,窝窝囊囊,不言不语的还不如个姑娘。”
  高地对妹妹的话总是报之一笑,从不反驳。
  数落归数落,高婕心底里还是挺佩服二哥的,她佩服的是二哥的学识而不是性格。
  高地是高家惟一的知识分子,名牌大学毕业,又考上了本校研究生。硕士生毕业后,他又报考了出国博士生,考试结果,他和一个同窗形成最后角逐的局面。大家都以为留学生的名额非他莫属,因为他是高伯年的儿子。但结果出人意料,那个同学走了。沈萍给这次落选做了个结论,“后门”优势。出国留学,对目前大学生的吸引力太大了,哪个肯在机会、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甘心败北呢?那个同学认为自己的对手是高伯年的儿子,一定加倍动用了各种关系和力量,包括使用经济报偿的手段。否则不会战胜高地的优势。而高地的优势在哪儿?父亲是市委书记,但市委书记没发一句话。沈萍以为有丈夫管,一切可以放心,可丈夫却根本没办。结果公布了,沈萍一逼问丈夫,才知道他连问一下都没问,沈萍要是知道丈夫不管,她管一管也不至于落这么个结局。大学校长的级别和市委书记一样高,你不发话,人家怎么会把照顾主动送上门来!
  “小婕,你怎么……怎么不打招呼……和妈妈打声招呼……爸爸住院……你身体行吗?你就走!”高地气喘吁吁的,拽住高婕。火车站候车室人很多,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妹妹。
  “我给妈妈留了条儿。”高婕望望二哥头上的汗,怪可怜他。
  “我见了条……你没任务,想不开……就走,你骗妈妈。”
  高婕笑了:“看你挺傻的,看问题还挺准,到底是研究生。对,你说得很对,就是这么回事,我想去找他,你可别告诉爸爸,免得把他气出个好歹来。”
  “你,你很喜欢他吗?”
  “谁?”
  “那个歌唱家……可他,他真心喜欢你吗?”
  “你操心操得太多了,硕士先生,这要影响你的学业,不管他爱不爱我,我爱他,我不愿压抑自己的感情,可惜你是搞数学的,不是搞心理学的,理解不了我。”
  “我不理解,……你不该这样,这样要出事的……不光彩。”
  “我劝你关心关心自己,我真担心像你这样,不会有姑娘来找你。”
  高地的脸红了。他是想来说服妹妹的,如果能够彼此在心里对话,也许能说服她,可惜,人的语言需要经过嘴来表达,因此,他难以说服妹妹了。
  “这样做对不起人……对不起义民……你不应该对不起人。”
  “有什么对不起的?他对得起我吗?他对得起的只是爸爸,如果让他在爸爸和我之间选择,他肯定选择爸爸。”
  “不。”高地极力想说明自己是对的,又没有有力的佐证,“人家天天来,为的什么?他,他是不好意思,才,才和爸爸聊天的。”
  “你没注意到他的行动轨迹吗?爸爸在家,他天天来,爸爸在医院,他就天天到医院,爸爸有一天没有了,他也许就会在我们家销声匿迹。”
  “不,怎么会这样?”
  高婕看看表,又瞧瞧哥哥:“好吧,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一起陪我到南方转转。看他是否真心,怎样?”
  她说完,真的拉高地一起到公用电话亭给张义民打了个电话。“喂,张义民吗?……我在火车站,本人就要坐火车走了,……不,是出去转转……知道,知道,处长的工作一定很忙的,但你毕竟还有时间去医院,对,市委书记住院嘛,……当然可以理解,不过你应该再给我爸爸申请一份市长工资……玩笑?……好了,我是在电话亭打电话,话说得太多,后边排队的人有意见,别解释了。我只想问你一件事……能不能陪我去趟上海?……怎么是胡闹呢?”高婕笑着看看高地,“你应该跟我去,必要时候可以决斗呵……哈,你真聪明,让你猜中了……好了,你认为现在我能觉悟吗?……也许你是正确的。这以后再讨论吧,请你告诉我父亲,我是出差演出……当然要你告诉,这不就显得你什么情况都知道了吗?他高兴了会把你安插到安全局去当局长。再见。”
  高婕放下电话,笑着望望在一旁无可奈何的二哥:“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她没听从二哥的劝说,还是坐上了南去的列车。
  在又挤又脏的硬席座上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高婕坐了下来。自己在二哥眼里是不是显得太玩世不恭了?高地可是个认真谨慎的人。规矩得不管是别人划的圈儿,还是自己划的圈,都能把他圈住。张义民不像二哥,他有心计,是属于那种划圈儿引着别人往里跳的人。他居然能忍受她这种玩世不恭的行为,正是这种忍让让她觉着自己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付这种衣冠楚楚、冠冕堂皇的伪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的内衣里撒上一把麦芒,使他疼痒不止,露出并不那么神圣、文雅的姿态。当然,他也有他的吸引力,否则她连理也不会理他。
  黄炯辉不虚伪,他与张义民截然不同。他是真爱她的,第一次他看见她,眼神中就闪出一种火辣辣的光彩,这光彩一直追踪着她,从宾馆的餐厅一直到舞台。他火辣辣的目光灼得她心里发痛,一种使人感到眩晕,感到幸福的痛感。这是她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感觉。黄炯辉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青年作曲家和歌唱家,他在音乐艺术和声乐上的造诣,使同行们妒嫉、叹服。他其实已经四十二岁了,但仍是那么年轻洒脱,风度翩翩。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一种特殊的风度,十足的绅士风度。他对她彬彬有礼而不失殷勤,替她开门,掀帘,脱大衣;他殷勤又十分得体,总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这使他反而更有魅力。
  一次演出后的小宴上,他举着酒杯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你太美了,以致使我觉得,看上你一眼都是人生的莫大享受。”
  她为他的赞美陶醉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她与他好了。
  那些日子,她快乐极了,谁也没给过她这么多的快乐。参加完上海的组合演出,他又邀她一起到南京、武汉、天津、沈阳去参加演出。人家是请他,他却把邀请她作为自己应邀的条件。他为她创作了几首歌,教她如何唱这几首歌,于是所到之处,很多观众为她倾倒。每次演出之后,他们就厮守在一起,她觉着,离开了热情的观众,世界上就只有她和他两个人。
  他从没问过她的家庭,父亲是谁,他爱的是她本人。他告诉她,他有妻子,有一个过去苗条现在发了福的妻子,和两个长得像他,又没有他那样音乐天资的女儿。
  她不在乎这个,只要他爱她,其他的全与她无关。她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
  她怀孕了。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不知道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子。她舍不得这个小生命,这毕竟是她与他爱的结晶,可她这样的身份,又如何能养孩子?
  黄炯辉很快回了信:“打掉。除了爱和艺术,我们什么也不要。”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几天之后,她又收到了他汇来的两千元汇款。附言写着:补养补养。
  硬席车厢香烟的浓雾,呛人嗓子,加上乘客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汗臭、体臭,以及携带的各种物品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简直无法让她呼吸。她忍耐着,希望等到下一个大站,等到卧铺的空位子。
  她心太急,不然晚走几天,可以买到卧铺票。整整十五天时间。手术后,她人在家休息,心早飞到了上海。那个熟悉的大夫替她开了一个月的假,这剩下的时间,她都要给他。在家的半个月,她度日如年,父母的责怪,张义民的“大度”规劝,二哥吞吞吐吐的关心,加上对他的切切思念,她每天都像生活在炼狱里,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的软弱,软弱得禁不住十五天的消磨。只要早一天能见到黄炯辉,她什么都能忍受。
  但这车上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她身边是位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时髦,西服笔挺,烫着一头爆炸式小卷毛。别看他衣着讲究,料子是上等的,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俗气。这么热的天,他竟然捂着西服舍不得脱下来,弄得身上一股股汗臭朝她阵阵袭来。
  “你这一趟,赚多少钱?”对面的那个戴眼镜的乘客好奇地问“西服”。乘客们闲极无聊,靠聊天熬时辰。看来“西服”是个跑买卖的个体户。
  “除去路费、住宿费、饭费,多则也就落个四五千,少了也有一千多。”个体户回答。
  “嚯,比我一年的工资加奖金还要多出几倍。”“眼镜”赞叹着,露出羡慕的神色。
  “您在哪儿工作?”个体户问。
  “科技情报所,我们向客户提供的科技信息,使很多农民都成了万元户,可我们仍然是两袖清风,袋里没钱。”
  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讨论着钱。为钱才去干的,干出钱来的,干了也赚不来钱的,不干却能照样拿钱的,辛勤一生也成不了万元户的,身不动、膀不摇几十万遗产从天而降的……钱,钱,钱,谁也不再羞于谈赚钱。为钱而兴奋,而苦恼,而不顾一切,甚至失去人的尊严。钱从什么时候具有如此大的魔力?按劳分配是最公正的分配原则。但有的人应该得却得不到,而不该得那么多的却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
  高婕从来没有为钱犯过愁。从小她生活优越,现在钱,在她也来得容易,跟黄炯辉去演出,住高级宾馆,顿顿吃宴席,各种名目的纪念品,还有,每场得到数目相当的演出费,一个月下来,她就拿到了三千元。她从没计算过得到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是否相符,反正别人也拿那么多,而且是主办单位定的标准。得到多少钱,她从来不数,随便签个字就揣进提包里,她心里只有他。
  “什么信息能使农民成了万元户?”个体户对“眼镜”的话十分感兴趣。
  “很多哪,人工养貂,人工养珍珠,人工养虾……”“眼镜”随口举出一连串的例子,“不光在农村,就是城市,致富途径也很多的。比如……”
  “等等,”个体户做了个制止的手势,又看看周围,“您看这硬座坐着多憋屈,咱哥俩包间软卧,一块好好聊聊,您不是到终点站吗?咱们一道。”
  “这,我们单位可不给报销软卧,再说,也够难找的,没卧铺票。”
  “没问题,瞧我的。”个体户站起身,“单位不报有啥?我包了。”
  “不,不……”“眼镜”急忙阻止,但个体户已经离座走了,走得不管不顾,把高婕的白裙子扯了一下。
  “真是的。”高婕不满地皱皱眉头。
  “哦,对不起。”“眼镜”忙道歉,倒像是他扯了高婕的裙子。高婕不觉有点好笑,这又是一个二哥型的人,不过会发几句牢骚,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
  不一会儿,个体户返转来,拉着“眼镜”去了软卧,高婕看他们走了,心里一阵轻松,又一阵不快。凭什么这个体户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弄到卧铺票,因为他有钱又有手段吗?她不由得有点委屈。
  又熬了难过的几个小时,她终于等上了卧铺,硬卧。
  她的卧铺票是中铺。这儿人少,空气要比硬席车厢里好得多。
  “你是高婕吧?”下铺的姑娘盯着她。
  “你怎么认识我?你是谁?”高婕打量着这姑娘,一头流行的披肩发,脸上化了淡妆,眉毛被描成一条弧线,嘴唇涂着唇膏,丰满而有性感。穿一条白色的牛仔裤,配一件西洋红的涤丝衬衫,裸露的雪白的脖颈上戴着一条精巧的金项链。是个十分俏丽的姑娘。
  “谁能不认识你哪,歌舞团的新秀,高伯年的千金。我叫罗晓维,唱通俗歌曲的。呶,这些都是我的同路人。”
  罗晓维指指对面铺上三个烫着卷发的小伙子。
  高婕听过这个名字。罗晓维,在歌迷心目中是红歌星,她见过大街上卖罗晓维的磁带,挺走俏。只不过她一直不屑与这些只会唱流行歌曲的人为伍,从没和他们打过交道。
  “你们这是去演出?”高婕漫不经心地问。
  “当然。我们很少有闲着的时候。不像你的歌舞团吃国家俸禄,一年演出几场就算完成了任务。我们得去奔命,一个合同接一个,趁着流行歌曲走红,狠狠地捞点儿,将来人和歌都变得不值钱时,也能对付着活着。”
  “你们去哪儿演出?”
  “杭州,然后苏州、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罗晓维一口气报了一长串城市。
  “看样子半年下去了。”
  “不,半个月,还得赶回来去北京灌磁带。我们演出可不如你们惬意,都是几个城市来回赶场,要是机票方便,一天照着两三场来,不对付它点像样的数儿,对得起自个儿吗?”
  “对不起,我想休息一会儿,刚才太累了。罗晓维,刚才这个铺位睡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放心吧,挺干净的。”
  高婕长吁了一口气,爬到自己的铺位,躺下,腿伸开,真是舒服极了。
  罗晓维却站起身,扒看她的铺位,小声地问:“你这是出公差?”
  “不是,我去看一个朋友。”
  “朋友?”罗晓维眨眨眼睛,“喂,你那个男朋友可真够帅的。”
  “谁?”高婕虽然对自己的事并不在乎别人说她什么,但还是吃了一惊,难道她与黄炯辉的事已广为传播了?真讨厌。
  “别保密了,张义民呀,看来,你一生的命运要伴随着当官的活着了,官小姐,官太太,挺福气。”
  高婕松了一口气:“算了吧,他算什么男朋友。你认识他?”
  “当然,才貌双全嘛。我们还一起跳过舞呢,咦,你可别吃醋。”
  高婕笑笑:“他还会跳舞?”
  “哟,你别装了,他跳得这么好,一定是你教的。”
  高婕不想解释,谈论张义民,这个话题太乏味了,便随口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在徐援朝家。”
  徐援朝家。这么说罗晓维和张义民都同徐援朝有过来往,而且还一起跳过舞?高婕顿时对罗晓维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她讨厌徐援朝,也讨厌徐援朝的朋友。
  徐援朝本是大哥高原的低班同学,一起插队,一块参军,她从小把徐援朝当哥哥看待。大哥留在部队提了干,徐援朝转业回地方。回来时,他带回一个穿军装的姑娘。不久,徐家为儿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新娘蜜月后回部队了。徐援朝便常到高家来玩,与高婕海阔天空地神聊。高婕对他没有了小时候的崇拜感,她觉得他变了,变得好吹牛,但也没有恶感,毕竟他是哥哥的同学,和自己一个院里长大的。但有一天,徐援朝突然把她抱住了,不顾她的挣扎,硬要吻她,她感到恶心,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从此,徐援朝再也不登高家门,高婕也不愿意想起这个人,甚至不愿听别人提到这个名字。
  “别说了,真的别说了。我要睡觉了,别跟我再提到这个名字。”高婕有些火了。
  罗晓维瞥了高婕一眼。不许提谁的名字?张义民?……啊,她一定是与张义民闹别扭了。罗晓维有点幸灾乐祸。
  高婕闭上眼,车厢轻轻晃动着,她真有些困了。好好睡一觉,去见他,总不能一脸憔悴。她要维护自己的美,因为他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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