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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普通人的心里话,卡夫卡不会让格利高尔飞走

日期:2019-09-04编辑作者:都市

原标题:三角关系 | 格利高尔为什么不飞走

原标题:杨亚洲:睁大眼睛看生活变化

原标题:《最后的棒棒》:与一个时代告别

编者按

style="font-size: 16px;">在文学爱好者常见的幻想中,作家,尤其是留下伟大作品的经典作家,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谷幽兰,或誓与庸常俗世决一死战的英勇斗士。而不让格利高尔飞走的卡夫卡、离群索居的福楼拜,也是如此吗?

  来源标题:“平民导演”拍出《空镜子》《家有九凤》《美丽的大脚》等时代之作

王一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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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要开拍的新戏因为外部原因,延期到明年开拍,下半年有了临时多出来的空档期,闻风而来的好几个剧方都向导演杨亚洲伸来了橄榄枝。今年,现实主义题材成了大热门,擅长拍摄普通人生活、有着“平民导演”之称的他成了香饽饽。

李莎/编辑

作者 库里里

但他并不急着做决定,对这位早已过了耳顺之年的大导来说,入行快四十年,一路走来他都不曾违背内心的偏爱,从心所欲、有选择的“接活儿”是他奉行的准则。38年过去了,他拥有了《空镜子》《家有九凤》《美丽的大脚》等众多打上过时代烙印的代表作,他也格外珍视自己“平民导演”的身份,愿意继续拍普通人的故事,讲普通人的心里话。新时代依然值得记录和表达,他的创作不会停歇。

服役二十年的正团级军官何苦,正在办转业待安置手续。填写完各项表格的第二天,他走进位于重庆渝中区的自力巷53号。这天起,他成了一名棒棒。山城重庆“出门就爬坡,下船就上坎”的地理环境,导致交通运输不便,孕育出棒棒这个特殊行业。他们用一根竹棒和两根尼龙绳,肩挑背扛,游走于大街小巷,从事搬运工作。

早晨,格利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卡夫卡曾叮嘱,这是一只画不出,也不能被画出的虫子,“即便是远景也不行”。但博学的作家兼昆虫学家纳博科夫还是按捺不住,对其外形做了番考究,“这是一种圆顶状,有着鞘翅的圣甲虫”,他告诉学生们,并开玩笑说,“无论是格利高尔还是他的作者都没有意识到,当女佣打扫房间,窗户打开时,它可能飞出去,逃之夭夭,加入其他幸福的蜣螂,在乡村小路上滚着粪球。”

演员入行,十年副导历经磨砺

何苦拜了一位棒棒师父,名叫老黄,65岁,棒龄22年。老黄帮何苦在自力巷53号找到一间月租300元的房子。15平米左右,布料胡乱地遮着窗户,墙壁上糊着广告纸,被前任主人睡得发黑的凉席无法罩住整张床。二房东大石说:“这是53号最豪华的房间。”

尽管人变成甲虫是件既不科学又不写实的事(所以《变形记》才被称为“表现主义”代表作——一种夸张的、将情绪形象化的艺术风格,比如蒙克的《呐喊》,你可以在emoji中找到其变体),但如果从“科学”与“写实”的角度看,纳博科夫的玩笑倒经得起推敲。刚变成甲虫不久,格利高尔就失去了人类的味觉:品尝发臭的乳酪、隔夜板结的调味汁时,他感动得几乎噙满泪水(虽然甲虫是没有泪腺的);新鲜蔬菜反而倒胃口。牛奶曾是格利高尔的最爱,但当大甲虫一头栽进整盆漂浮着小小白面包块的乳汁,“几乎把眼睛都浸没了”后,却发现再也尝不出记忆中的甘甜,只能“几乎怀着反感地转身撇下那只盆,爬回房间去了”。格利高尔还很爱看风景,他不辞辛劳地把一把椅子推到窗口,然后就爬到窗台上,用背顶住椅子,靠在窗户上,望向外面的世界,据说那是在 “企图回忆从前临窗眺望时的那种自由舒畅的感觉”。但一名孜孜不倦的模范旅行推销员,真的需要靠眺望窗外体验“自由舒畅”吗?或者,那只是格利高尔对自己作为昆虫的趋光性的一种误解呢?既然如此,谁又敢说,热爱自然与腐臭的大甲虫格利高尔不会有一天,突然加入其他幸福的蜣螂,在乡村小路上滚起粪球呢?

杨亚洲初入行时的身份并不是导演。1980年在哈尔滨做了4年内科医生的他,意外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招生人员看中,离开家乡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下称“西影厂”)的一名演员。对他来说,遇见1980年代的西影厂,像是冥冥中注定的幸运。

做棒棒的第一天,何苦和老黄接了五个活,总共赚了67块钱。老黄说,最近很多天没有赚超过30块了,是何苦带来了好运。

然而,卡夫卡不会让格利高尔飞走,因为他自己是“飞不走”的人。在英文中,剧情被写作“action”,即行动。这暗示,在西方传统小说创作观中,故事剧情总要靠人物有目的的行动来推进。如《木马屠城记》里的权力与爱情(古希腊),《堂·吉诃德》里的幻想骑士道(西班牙),《浮士德》里各种心想事成(德国),及《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英国)。然而,卡夫卡的故事里却很少见这些冲动与激情,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与忍耐。就像《变形记》,又比如《饥饿艺术家》。

彼时,伴随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的艺术创新浪潮,西影厂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先后出现了《生活的颤音》《第十个弹孔》《没有航标的河流》等作品。1983年10月吴天明任厂长,1984年7月西影厂进行厂长负责制改革试点,电影创作生产开始风生水起,在中国电影界刮起“西北风”。西影厂也成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孵化器,星光熠熠的名字先后包括顾长卫、黄建新、周晓文、张艺谋、芦苇、杨凤良、米家庆、王全安等。

何苦之所以成为棒棒,是因为他想拍一部关于棒棒的纪录片。他从婚庆公司找了一位摄影师,用摄影机记录他和其他棒棒的生活。拍摄从2014年1月一直持续到次年初。

《饥饿艺术家》写于卡夫卡生命的倒数三年,是他最珍惜的作品之一。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几乎没什么区别,除了曾一度十分流行观赏忍饥挨饿(同样的,《变形记》的世界也与现实世界相差无几,除了变成甲虫的格利高尔)。故事的主人公是表演忍饥挨饿的佼佼者,堪称“饥饿艺术家”。表演时,“这位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去坐,只是席地坐在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致意,时而强作笑容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还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亲手摸一摸,他多么消瘦,而后又完全陷入沉思,对谁也不去理会,连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钟鸣(笼子里唯一的陈设就是时钟),他也充耳不闻,而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双眼几乎紧闭,有时端起一只很小的杯子,稍微啜一点儿水,润一润嘴唇。”

那时候在这些导演的作品里就能看到杨亚洲的影子,如《黑炮事件》《冒险的美国女人》《代号美洲豹》等。但生性不甘居于人后的杨亚洲,在西影厂干了五年演员后,决定转行去走专业之路,1985年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班。

2016年,这部名为《最后的棒棒》的纪录片在网络播出。豆瓣上,8600多人给它打出了9.7分。8月17日,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上映。截至记者发稿,电影累计票房74万元,排片率没有超过0.2%。豆瓣评分一路从首映日的7.1分逐渐下落到6.4分。

除了饥饿艺术家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不吃饭对他来说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他觉得自己甚至可以永远不进粒米。所以尽管有规定表演最多只能持续四十天,但每次,他都意犹未尽,甚至感觉自己的艺术受到了冒犯。在第四十天,笼子会被插满鲜花,在观众热情的簇拥下,在经历装模作样的检查后,两位因有幸侍候艺术家而满脸喜气洋洋的年轻女士,会将他搀扶出铁门,送来精心料理的病号饭。“但他不肯站起来,现在才刚到四十天,为什么要停止表演呢?他本来可以坚持得更长久,无限长久地坚持下去……”

这是一个同样星光熠熠的小团体,在中国影视史上以“出产”了大量一线演员著称,被外界称为“中戏明星班”。那时候,杨亚洲的同学们几乎都演过话剧主角,全班22个同学,唯有他没上过一次舞台,只在《黑炮事件》中演过配角翻译。“别人都是从学校里出来去做演员,只有我不一样,所以从毕业那天起我就决定了要做导演。”1988年毕业后,他又回到了西影厂,开始给黄建新导演做副导。

有网友说:“不知导演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令这次的剪辑浓缩,变成了一次灾难。”

饥饿表演被限制在四十天是有理由的,因为据研究,观众的好奇与同情心只能保持那么久,一旦超时,他们的热情就会像过度捕捞的水产一样,日渐丧失。尽管经理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护饥饿艺术家的表演价值,他还是很快就过气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黄建新导演在国内影视界名气很大,杨亚洲跟了他近十年,得到了不少锻炼机会。当年的黄建新以“城市记录者”的身份来做电影导演,将镜头对准城市生活中的普通人。在知名电影学者戴锦华的描述中,黄建新的作品“是轻松的老都市谐谑曲,平易而略带伤感的温情,普通人的一段不寻常遭遇,或寻常生活中的一份脆弱与困窘。”尽管后期杨亚洲的作品更多是在表现小人物生活的温存与阳光,在表现角度与切入点上与黄建新截然不同,但关注小人物、关注社会底层的视角,显然得益于这十年的副导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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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气了的饥饿艺术家被一个马戏团接收,分配在游客过道的笼子里。这过道通向热门的动物表演,虽然会有很多观众经过,但几乎碰不见对他感兴趣的,久而久之,整个马戏团都忘记了饥饿艺术家的存在。他就一个人孤独地挨着饿,不知过了多久,因为再也没有人为他计算天数。直到一天,马戏团管事的不经意间瞥到一个空荡荡的笼子,用杆子挑起里面的腐草,才辩认出形容枯槁的他。

亲历改革,用作品反映变化

脱下军装做棒棒

“你一直不吃东西?”管事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停止呢?”

如果从1980年进入西影厂算起,杨亚洲的影视从业经历至今已有38年。“这38年,我的个人经历与国家的变化几乎步步联动,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艺创作的变化,我的个人作品也可以说反映了这四十年的变化。”

何苦第一次见到老黄时,老黄正站在自力巷外的五一路口,杵着一根棒棒看别人打扑克。那天的重庆阴雨不断,棒棒们都没活可干。

“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

在西影厂给黄建新做副手的近十年间,杨亚洲一直勤勤恳恳地干活学习,他还记得那时大家的创作热情很高,但根据当时厂里的规定,所有人干活都是拿月薪的,“周末工作可以拿加班费,按照当时的月工资折算,多干一天就是两块钱。”后来,西影厂在时任厂长吴天明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厂里的薪酬制度也开始慢慢与市场接轨。“原先大家的吃住标准可能是50块钱,改革之后,就说能不能降低到20块钱,多出来的30块钱,15块钱给厂里,15块钱给个人。”杨亚洲透露,个人薪酬改革也开始一步步实现,当时外请演员劳务费大概几百块钱,但本厂演员就没有任何劳务费。改革后,除了固定工资外,本厂演员演戏也开始有专门的报酬。

见到老黄之前,何苦已经在人民公园转悠了几天,见棒棒就搭讪,请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但没人理他,即便他打出请喝茶、给50元的条件,大家还是觉得他是骗子。

“我们也是赞赏的。”管事回答得很迁就。

这种机制明显激励了当时体制内的演职人员,原先僵化、吃大锅饭的机制活力匮乏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杨亚洲清楚记得,当时厂里有位老前辈特别有前瞻性,“他说别急,先让演员有收入,慢慢地工作人员也会有的。”后来,事情的进展果然如前辈所料。

老黄个儿不高,背微驼,看着面善。何苦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何苦脱下干净的冲锋衣,卸下最外面的一层,只穿着里面黑色的绒内胆,朝老黄走去。

“但你们不应该赞赏。”饥饿艺术家又说,“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饥饿艺术家一边说,一边把小脑袋稍稍抬起一点,撮起嘴唇,直伸向管事的耳朵,像要去吻它似的,唯恐对方漏听了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像现在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我亲眼看到了这些变化,国家在变化,创作人员也在变化。”杨亚洲感慨,那时候除了薪酬体制在变,电影拍摄也逐渐从胶片向数字化过渡,技术的革命推动着创作者前进。

此时的何苦已经下定决心。他不想以拍摄者的身份做这部纪录片了,他要自己当棒棒。“我拜了老黄为师,然后走进自力巷。我告诉他们是拍我,他们也就没有那么抵触了。”何苦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是,棒棒流动性强,长时间跟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何苦只好加入棒棒圈,融入他们的生活。

卡夫卡写道:“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但在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依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

2000年前后,电视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国内方兴未艾,热衷于创新的杨亚洲投入了巨大热情。1999年,他拍摄了国内第一部电视电影作品《牛哥的故事之别了冬天》,随后又集中拍摄了《婚前别恋》《大戏小戏》《法官老张轶事》《乡医》《女人的河》等多部电视电影。

事实上,住在53号的人们,对何苦要做棒棒这个事,还是将信将疑。除了老黄,这里还住着爱看《刘三姐》的老甘,喜欢打牌的何南,他们分别有着30年和17年的棒龄,目前转行给大排档打杂。二房东大石也是棒棒出身,他来重庆时儿子1岁,现在孙子5岁,如今经营房屋出租生意,偶尔兼职棒棒。

相比《变形记》,《饥饿艺术家》是个更容易被理解,也很容易被误解的故事。毫无疑问,“饥饿艺术家”就是虚构世界中的卡夫卡,饥饿表演是写作艺术的指代,而普通的食物则象征写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于是,这故事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作是卡夫卡“艺术高于生活”的一个宣言,再考虑到现实生活中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绝食简直不仅仅是行为艺术,更是道德苦修了。毕竟,作家不都是这样高风亮节的吗?卡夫卡却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作家,他说,“你们不应该赞赏我,我只能挨饿,是因为我找不到喜欢吃的食物,如果能找到,我也愿意与你们一起吃个痛快。”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可能,我也想正常生活,可是做不到。

时代在变,须盯住生活本身

听说何苦要做棒棒,老战友蹇忠没当真,认为他“开玩笑的”。蹇忠很纳闷:“一个正团级干部刚刚下来干啥不行,干那么一个行业?”

作家,尤其是留下伟大作品的经典作家,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谷幽兰,或誓与庸常俗世决一死战的英勇斗士,是文学爱好者中常见的幻想。事实不是这样。福楼拜就是个极好的反例。

进入世纪之交,杨亚洲的个人轨迹更是与时代的巨轮同起同落。

何苦在1993年12月入伍。先做侦察兵,后当报道员,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做过记者。2013年底有了转业的想法,但却陷入迷茫,反复自问:“脱下军装你干什么?”

表面上看,福楼拜是个非常典型的“文艺青年”式的作家。他是个货真价实的隐居者,住在远离都市喧嚣的塞纳河畔,写作时,除了一两个朋友,不与任何人交往。他又是个愤世嫉俗者,几乎其笔下的每一个人都平庸又猥琐。同时又极有才华,被誉为法国最伟大的文体家,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奠基人。据说,他还擅长在用词的同时考虑语音效果,使句子给人以快速或者缓慢、倦怠或者紧张的感觉,甚至,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表达出任何情绪状态。简直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电视行业历经“四级办电视”、电视台制播分离、民营电视起步等巨大变革后,电视剧成为电视台工作的重心,“国家队”“地方队”和“民营队”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步形成。

直到某天,他在重庆与一位棒棒擦肩而过。老师傅粗重的喘气声引起何苦的注意。“他的背影特别佝偻,我就跟着他走了很远。”何苦突然发觉曾经那么有力气的山城棒棒军老了。随后的日子,他时常在街上观察棒棒。他们曾是重庆的名片,如今大多和那位佝偻老人一样。“这是一个后继无人的行业,它注定要消失。”何苦找到了接下来的方向。2015年1月,正式退役后去拍了棒棒,记录下“那些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还在坚守的一群老人”。

但另一方面,福楼拜的离群索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12岁起就饱受癫痫病的折磨,才离不开乡间的新鲜空气与亲人的照顾(当时的医学水平就这样,新鲜空气与闲适心情往往是有钱人重病时唯一的救命稻草)。生理病痛限制了福楼拜所能选择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所以他决定以小说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另一方面福楼拜的家族十分富有,这让他可以安心地为了尊严而非温饱写作)。福楼拜的才华自然货真价实,但毛姆却提出了个有趣的问题,他发现,在《包法利夫人》这部长达500页的“写实”小说中出现了无数人物,然而“除主要人物之一拉里耶尔博外,其余的全都不可救药。他们不是卑劣就是平庸,不是愚蠢就是粗暴。这样的人世上确实很多,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如此。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市镇上(尽管它很小),竟会找不到一个明智、善良而乐于助人的人。”也就是说,福楼拜式的愤世嫉俗,有时难免超越了写实的界限,而多多少少演变为恶意的丑化,起因或许是下意识的嫉妒:凭什么你们这些庸人能幸福生活,而我这样的才子却要受病痛摧残?

2003年,杨亚洲的人事关系从西影厂调到了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在此之前,他凭借电视剧《空镜子》(2001)得到观众和业内普遍认可,独特的影像和叙事风格甚至被日本评论家认为是“中国电视剧的开始”。调入央视后,他接连拍出了《浪漫的事》(2004)、《爱情滋味》(2004)、《家有九凤》(2005)等电视剧作品,其中《浪漫的事》不仅创下了央视电视剧的收视纪录,同时还拿下了当年金鹰奖和飞天奖的最佳导演奖和优秀作品奖,以反映平民家庭情感生活为主题的“杨亚洲风格”由此树立。

何苦借了一台闲置摄影机,三角架一摇嘎吱响,又从婚庆公司找来摄影师。边做棒棒,边拍起了片子。前半年,除却自己和摄影师的生活开支,何苦存了3000多块钱。后来,他转做包工头,带一些棒棒在工地干活。他拿赚来的钱付清了摄影师的工资,手里还剩5万多,这些钱用来做纪录片的后期。

福楼拜离群索居、终身未娶、愤世嫉俗、才华横溢,但这并不意味他真心排斥“日常生活”。恰恰相反,每年都有几个月,福楼拜会前往巴黎,参与文人社交圈的活动,他是文人圈交际花露易斯·高莱特最有名的情人之一,尽管由于福楼拜自身的缘故,两人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有一次,福楼拜的侄女卡罗琳·考曼维尔带福楼拜看望了一个已婚的朋友,那朋友一家人丁众多,之后他懊悔又羡慕地说:“他们活得很实在。”我只能十分勉强地解释“实在”在此处的意思:智力与虚构的快感很好,美妙的辞藻与音节也很好,但这些好却无法代替日常的现实生活带来的踏实感。依照《包法利夫人》中的“平民善恶比”,那一家朋友如果被福楼拜写进小说,或许会呈现出十分可信的庸俗与猥琐;但实际上,福楼拜对他们不无羡慕之情。不过福楼拜命中注定无缘平常生活,因为他太聪明,又有癫痫病。所以实际上,不是福楼拜排斥了平常生活,而是平常生活排斥了他,才造就了一名伟大作家。

这十年间,国产电视剧开始历经爆炸式发展,2003年产量达到四五百部,突破万集大关。两三年之后,产量上升至15000集,之后持续了十余年。巨大的生产体系中,家庭情感剧几乎成了国产现实主义题材的代名词。不过,杨亚洲却开始减量,在《浪漫的事》之后,他调转方向拍摄了农民工题材电影《泥鳅也是鱼》、电视剧《八兄弟》,以及关注残疾人生活的电视剧《没有语言的生活》、讴歌护士职业奉献的《美丽的事》等。

后来,何苦以2.6万元的价格,将《最后的棒棒》卖给爱奇艺。2016年,纪录片上线,豆瓣评分好于99%的纪录片。

福楼拜是卡夫卡的文学英雄。卡夫卡几乎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包括不公开的日记、书信与草稿。这感情既来自于对创作的共同热爱,又多少掺杂着对“被生活所斥”的同病相怜。但两人又不一样,福楼拜是因为天生病体而无缘在花花世界有一番作为;卡夫卡对生活的疏离则更加“主观”,他并不讨厌生活,但他恐惧生活。在名作《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写道:

在杨亚洲眼中,家庭情感题材看上去贴近生活,素材易得,但真正拍出意蕴和内涵却不容易。“想要拍好现实题材,必须盯住生活本身,睁大眼睛去看生活的变化。”对他来说,如今电视荧屏上充斥的家庭情感剧,用的是把人物关系走到极致的创作手法,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心毫无帮助,“今年婆婆恶,明年媳妇恶,今年大丈夫,明年小女婿,这种剧拍了也是让年轻人不敢结婚,结了婚婆媳也不敢住一起。”他显然不屑于遵循这样的市场规律,尽管狗血剧模式屡试不爽。

蛮牛与野棒棒

“在我的信念中,结婚、成家、接受所有生下来的孩子、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里支撑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引导,是人们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就。”

保持本心,反映和引领现实

去年9月,曾在博纳、嘉禾等做了12年影院经营管理的樊晓波,看完了13集纪录片,“被震撼了”。他给何苦发微博私信,提议剪出一部电影版在院线上映。十一假期时,樊晓波人已到重庆,坐在蹇忠的对面,商量拍摄电影版的事。那时,蹇忠转业后加入了何苦的团队,而樊晓波成为电影版的发行总监。

这段话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福楼拜口中的“活得实在”,然而,卡夫卡自己却无法“活得实在”,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子,更别谈给后代什么引导了。其原因就在于卡夫卡认为这是个“不安定”的世界,而他恐惧这个“不安定”的世界。卡夫卡能做的,只有躲进“文学”这个自己能掌控的世界,去描绘那个“不安定”,只是无论怎么描绘,文学都不能带给他最终的“安定”。而当文学越不能提供真正的安定,他就越离不开文学。卡夫卡在一封信中说:“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我就是文学组成的,除了文学外我什么都不是。”接着,他讲了个故事,故事中的僧侣擅长唱歌,歌喉优美动听,吸引了周围每一双耳朵,每一颗心,直到另一个僧侣出现。新僧侣说这动听的歌声是魔鬼的伎俩,而驱魔是他的志业。话音刚落,那只是因为着魔才具有活力的身躯倒了下去并立即开始腐烂。卡夫卡写道:“我与文学的关系与这个故事相似,只是我的文学不像那位僧侣的声音那样甜蜜。”

在杨亚洲看来,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只有与当时当地的社会人心共振,才可能成为带有时代烙印的作品。

电影版很快启动了。何苦团队的工作有两个,一是加入棒棒师傅们目前生活的新素材,二是将400分钟的网络版和新素材剪为100分钟。前者不是难事,一年的同甘共苦,何苦和老黄他们成了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

文学对卡夫卡来说是个庇护所,是他面对生活的“不安定”时能稍稍躲起来的地方。卡夫卡深知自己对生活的恐惧并没有太大的道理,更多的是种软弱,所以“躲藏”成为他笔下屡次被使用的意向。甚至当收到未婚妻的逼婚信时,他也要“躲藏”一番:“我寻找一件能让我钻进去的家什。我毫无知觉地躲在角落里,颤抖着祈祷,希望这封信中呼啸着闯进来的你重新从窗子里飞出去,我不能将暴风留在屋子里呀。”而对于“饥饿艺术家”来说,表演时用的铁笼则是避难所的象征,所以就算表演已超过了四十天的期限,他仍不情愿走出插满鲜花的铁门。据说“有些鸟儿是笼子关不住的”,但也有另外一些鸟,并不擅长应对整片天空,给它一个笼子就够了,卡夫卡就是这种鸟。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笼子,卡夫卡会不会硬着头皮起飞呢?这答案,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

最近几年,他维持着一年一两部剧的生产节奏,《嘿,老头!》《嘿,孩子!》等剧反映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和失独家庭问题,都是基于对社会新生事物的观察,但却并非国产剧市场里题材的主流。

聚集在解放碑附近的棒棒们,授予何苦“蛮牛”的外号。这意味着何苦成为了“自己人”。

《变形记》里,大甲虫格利高尔很爱看风景,他不辞辛劳地把一把椅子推到窗口,然后就爬到窗台上,用背顶住椅子,靠在窗户上,望向外面的世界,他知道如果飞出去,或许就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舒畅,甚至有机会加入其他幸福的蜣螂,在乡村小路上滚着粪球。但是他不敢飞出去,他宁愿待在熟悉的阴暗的小屋里,背上嵌着致命的苹果,就这样死去。他的尸体对有些人来说惊心动魄,对另一些人则不值一提。

“如果今天再拍《空镜子》,一定不会像当初那样受欢迎。我们现在的演员和创作者,也拍不出《空镜子》了。”杨亚洲多年以来的创作习惯,都是要在反复磨好剧本后才开拍,但如今的市场环境,想要找到靠谱的剧本实在很难,“过去的作家们,是一生写一个长篇。我们假设一个电视剧剧本是一个长篇,现在火的编剧好多人都是一年写七八个长篇,自己写不了就找‘枪手’写,这能一样吗?”他有时觉得讽刺,拍剧多年愣是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好编剧,“现在递过来的本子,没有不需要我重新改的。”

这位勤恳、忠诚、不大懂得变通的“蛮牛”,却选择以“改变”作为电影版的主题。他觉得,无论是城市还是棒棒行业,都处于变革中。

style="font-size: 16px;">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五月号。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class="backword">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这两年,仙侠玄幻和大IP的流量剧模式开始失灵,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似乎又成了新风向。杨亚洲坦陈最近来找他谈新项目的公司很多,但没有公司也不开个人工作室的他并不急于接手。在他看来,所谓“现实主义”其实并不是一种题材分类,真正的现实主义一定是洞察社会现实的变化,用创作者的本心去反映和引领现实。

改变是从自力巷开始的。这条小巷距离繁华商圈直线距离不到300米,因历来住着自力更生的小商小贩和手艺人而得名。2014年,这里成为渝中区旧城改造最后的攻坚目标之一。住在这里的棒棒们,眼看着周边的高楼一点点往云层里蹿。它们代表着渝中半岛的新高度。“从自力巷踏入解放碑,感觉一步迈入这座城市的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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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拍过来,作品的变化其实是人的变化。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他希望能够拍摄跨越上世纪70、80、90年代的故事,身为时代的亲历者,他想拍出这种变化,也希望新作品能够带上深刻的时代烙印,“等未来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五十年、一百年的时候,我们有自信说,这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印记的作品。”

2013年底,自力巷开始拆迁,小商铺逐一离开。附近的棒棒渐渐从有固定雇主的“家棒棒”沦为“野棒棒”,被卷入城市的变迁中。

作者:李夏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但老黄还没有感受到变化。他坚守在五一路口,甚至因为何苦要求去人更多的朝天门接活而大吵一架。曾经一同做棒棒的老曾头,守着解放碑的一个粮店送了二十几年大米,终于在60岁时开了一家米店,老曾头“时常感叹自己懂事太晚”。老黄很羡慕老曾头。“但是他并没有其他思考。”何苦在片中独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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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坚持做棒棒,是为了帮女儿还20万房款。2013年初,女儿和女婿在重庆永川区临江镇上买了一套140平米的二手房。但大多数日子里,房子空空荡荡。女儿在永川的电子厂上班,女婿在西藏日喀则修铁路,亲家母在川西的工地做饭,外孙子被送到江津农村的外婆家里。当初,老黄支持女儿在镇上买房,是为了让外孙子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如今为了房子,孩子反倒成了半山腰里的留守儿童。

再见,棒棒

何苦觉得,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老黄像是静止的老者。

直到这一天。2014年8月6日清晨,老黄和何苦从附近公厕回来时,亲眼目睹了53号瞬间变成一片废墟。拆迁通知在几个月前就贴在门口,前一天也有工作人员上门通知。“都怪我们太拖沓了,多住一晚是一晚。”何苦说道。

老黄的家一夜之间消失,仅有的2300元存款也掩埋在废墟中。身无分文的老黄和何苦流落街头,靠大石接济的100块钱度日。期间,老黄的高血压犯了,没钱,又怕出事,就在医院里坐了一晚。

“好人没有好报。”镜头里的老黄抹着泪说道,“我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亏待别人,我一直都是抱着这个态度生活。”

老黄守着废墟坐了几天。终于在一个夜晚,趁巡逻人员不在,和棒棒老杭伺机“闯入”,找到了那个装2300元现金的编织袋。数钱时,老黄手抖,接连数了两三遍都没数清楚。“或许在今天这座城市里,能够支撑老黄的只有肩上这根棒棒了。”何苦感叹。

其实,老黄也尝试过“改变”。他和另一个棒棒老杭接过几次装修除渣业务。按照规定,装修垃圾必须运到市郊指定的垃圾场处理。老黄和老杭则趁着深夜把装修垃圾搬进自力巷,只要避开拆迁办的巡夜人员,不费什么功夫,就能赚上数百元除渣报酬。老黄以前不敢这么做,后来业务差,病加重,不得不想点“歪门邪道”。他安慰自己,在一个拆得乱七八糟的老巷子扔点垃圾,算不上违背道德良心。直到一次搬运垃圾碰了钉子,他觉得这是恶有恶报。

老杭的故事更具荒诞感。他的腿部得了怪病,依然干着棒棒的营生。老杭这辈子被骗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别人给了他一张百元假钞,他找了对方80元零钱。老杭一直想把假钞花出去。直到给一位女雇主找钱时,趁她打电话,他将假钞掉包,却被识破。面对数落,老杭手足无措,把钱戳到镜头旁边的何苦面前,问他真假。何苦很尴尬,没说话。

一位豆瓣网友写道:“像老黄这样的‘棒棒’永远只能是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再见,棒棒。”

用肩膀挑起一个城市

也不是所有人都静止不前。

《最后的棒棒》中,外号“毛土豪”的棒棒只做了两年,就拿赚来的积蓄进入家装行业,拜师学手艺。如今手里有了存款,也买了房。弹幕中有人写道:“这就是聪明人。”

电影后段,何苦给做防水工程的老板杜天刚打工。杜天刚在90年代做过两年棒棒,给别人扛水泥。后来进入防水行业,一步步从临时工变成技术工,如今开了公司,成了防水技术专家。

“为什么有的人能成功,有的人几十年如一日还是做一个棒棒,这就是变革所带来的力量。”樊晓波说。

何苦形容,上世纪80年代,街头的棒棒比行人还多,“一根简陋的棒棒有可能成为融入城市的跳板”。如今城市加速发展,山城棒棒军却老了。2015年,重庆师范大学师生做的一份调研显示,棒棒军的平均年龄达到52.25岁,60岁及以上的棒棒比例超过20%。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副教授秦洁,多年关注棒棒群体。她在接受界面的采访时曾说:“从趋势来看,棒棒军肯定会消亡。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群体未来怎么办,他们是回去还是留下。”

老黄回到女儿身边养老,房款已经还清;老甘回到老家四川邻水,自己耕田,不愿意进养老院;老杭回到老家带孙子;早在重庆安家的大石一家住进新房,女儿大学毕业。

秦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尽管生活在都市这个空间里,但并不是都市的主人。所幸的是,对于棒棒而言,乡土世界依然是他们遭遇身份尴尬、应对结构性社会不平等待遇的归属所在。”

电影结尾,何苦独白道:“解放碑的棒棒又老了一岁,又少了很多。或许再过几年,他们就要成为山城的记忆。曾经,他们用厚实的肩膀把一个城市挑进了新的时代。而今,他们的背影正在远去。离开是自然,也是时代的选择。”

“这是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我们对这些人可以有同情,可以有关注,但是我觉得用不着悲伤,因为每个群体都是这样。”影评人陈令孤对本刊说,“一个行业消失了,又有新的行业代替它。”陈令孤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影视作品关照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小人物的身上,可能会遭遇到很大的事情,有自己的传奇性。这种反差能带出时代的变迁感。”《冈仁波齐》《二十二》以及最近刚上映的纪录片《大三儿》都对准了小人物。

然而《最后的棒棒》上映后,并没获得前几部那样的成功。

“他不太适合当导演”

电影版的豆瓣评分为6.4分,仅好于1%的纪录片。

“导演在一部伪装成纪录片语言的体系里,表演同情、贩卖苦难。”媒体人阿郎看后,给出了这样的点评。很多网友列出“煽情刻意”“旁白做作”“结构混乱”等问题。

为何素材几乎一样,口碑却天差地别?

影评人陈令孤向本刊分析,网络版内容含量大,情绪被稀释了,电影版需要浓缩,很多镜头剪出来像MV,破坏了纪录片的质感。“网络版展现的影像和人物有一种粗糙的质感。这种粗糙让影片显得真实和朴实,观众就是被生活本身的底色感动了,所以评价很高。”陈令孤说,“现在要变成电影版,他要把里面最精致的内容剪出来。剪出来的精华部分可能非常光鲜,但显得有些突兀,反而变味道了。”

剪辑过程中,樊晓波曾与何苦起了争论。“我觉得纪录片中不应该有配乐,不应该有一些所谓的品牌露出。”樊晓波说。何苦则认为“音乐总比噪音要好一点点”,以及“这就是一个被广告包围的城市”,“我为什么要刻意回避这些?”

樊晓波让步了,但他要求删掉一些煽情片段,因为“过度的煽情会引起年轻观众的反感”。但何苦还是坚持保留。比如和老黄流落街头时,何苦双眼泛红,镜头适时地推进为大特写。

果然,这些都成为不少影评人和观众批评的焦点。

何苦用“尖锐的批评”形容这些看法,他担忧“这种评价接下来就会影响到我的排片”,甚至觉得“我的一番苦心,没有任何人明白”。

“生活本身就有很多荒诞的东西,你只要把它拍出来就很有味道。非要把镜头逼近,拍人物的眼睛、神情,就显得特别‘积极’。”陈令孤说。

老战友蹇忠则半真半假地开玩笑:“他不太适合当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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