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地方难题怎么由混乱中人事代谢,为大旨的

日期:2019-09-04编辑作者:都市

  我急于要住进退隐庐,等不及明媚的春季来临,住宅一收拾好,就赶紧搬进去了。这就引起了霍尔巴赫一伙的一片嗤笑声,他们公开预言,我守不了三个月的寂寞,就会羞惭满面地回到巴黎,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而我呢,十五年来都是如鱼失水,现在仿佛又要回到故渊,对他们开的玩笑根本没有理睬。自从我不由自主地投身到社交界以来,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我那亲爱的沙尔麦特和我在那里度过的甜蜜生活。我感到我生来就是为了退隐和乡居的,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生活得幸福。在威尼斯,在公务纷忙之中,在外交使节的高位之中,在升官晋爵的骄傲之中;在巴黎,在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在晚宴的口腹享受之中,在剧院的夺目光彩之中,在虚荣的幻烟迷雾之中;对丛林、清溪、幽静的散步的回忆经常使我分心,勾起我的愁思,引起我的嗟叹和憧憬。过去,凡是我能强制自己去做的那一切工作,凡是曾使我打起一阵阵精神来的那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有一天能过这种幸福无穷的乡间逍遥生活,而这种生活,我此刻正深自庆幸即将到手了。我原以为只有相当的富裕才能实现这种生活,现在我诚然没有发财,但是我觉得,以我这种特殊的地位,无需发财,很可以由完全相反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个苏的年金;但是我有点名声,有些才气;我很俭朴,那些为了不招人非议而必需的开销又都摒弃了。除此之外,我虽然懒散,可当我愿意勤劳的时候,还是勤劳的;我的懒散不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懒散,而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的懒散,他只是在爱干活的时候才干活。我抄乐谱的这个活计,名既不高,利又不厚,但是靠得住。社会上很满意我有勇气选定这个职业。我不愁没有活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地干也就够维持我的生活。《乡村卜师》和我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郎,有了这笔存项,我就不至于受穷。再者,我正在写几部作品,有希望不必向书商索取高价就可以再补充一些收入,足够使我能从容工作,不必过分劳累,甚至还有散步的余暇。我的小家庭,一共三人,个个都有事做,维持生活并不要太大的花费。总之,我的收入是跟我的需要和欲望相称的,使我有可能按照个人志趣选定的方式过幸福而持久的生活。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他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知道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既有钱而无知,大白天有时还拿个大电筒或极小手电筒,因为牌号新光亮足即可满足主有者莫大虚荣,并俨然可将社会地位提高。他若是个普通学生,有点思想,必以能读什么前进书店出的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已足。这些人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须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论,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中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这些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年青人几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可以从学习中去认识。)一面不满现状,一面用求学名分,向大都市里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汉或长沙从从容容住下来,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腐烂的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末了是毕业,结婚,回家,回到原有那个现实里做新一代的绅士或封翁,等待完事。就中少数真有志气,有理想,无从使用家中财产,或不屑使用家中财产,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的理解。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十年来这些人本身虽若依旧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许都做了小官,发了小财,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好,但是那点年青人的壮志和雄心,从事业中有以自见,从学术上有以自立的气概,可完全消失净尽了。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试验过了。因为还有另外各种忌讳,虽属小说游记,对当前事情亦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

  这是一本以“行走”为主题的文选。

  我很可以完全走上牟利的道路,让我这支笔不去抄乐谱,而完全用来写作。以我当时已有的、并且自觉有力量维持下去的那种一飞冲天之势。只要我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我的作品就可以使我生活得很富裕,甚至生活得很豪华。但是,我感觉到,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荣滋长。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需求和贪欲也许会使我写得快点,却不能使我写得好些。企求成功的欲望纵然没有把我送进纵横捭阖的小集团,也会使我尽量少说些真实有用的话,多说些哗众取宠之词,因而我就不能成为原来有可能成为的卓越作家,而只能是一个东涂西抹的文字匠了。不能,绝对不能。我始终感觉到,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才能是光彩的和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我把我写的书送到公众面前,确信是为公众的利益说了话,而其他的一切都在所不计。如果我的作品被人抛弃了,那是因为人们不愿从中吸取教益,那就算他们活该。就我而言,我并不需要靠他们赞许来生活。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职业也能养活我;也唯其如此,我的书倒真能卖得出去。

  中日战事发生后,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我又有机会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住处恰当水陆冲要,耳目见闻复多,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以及地方问题如何由混乱中除旧布新,渐上轨道,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我都有机会知道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问题何在,我也完全明白。和我同住的,是一个在嘉善国防线上受伤回来的小兄弟。从他和他的部下若干小军官接触中,我得以知道战前一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情形,以及战争起后他们人生观的如何逐渐改变。过不久,这些年青军官,随同我那伤愈不久的小兄弟,用“荣誉军团”名分,带了两团新兵,重新开往江西前线保卫南昌和日军作战去了。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十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干涸河滩上,跟着跑了一阵,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因为四年前一点杞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四年前一点梦想,又差不多全在这一群军官行为上得到证明。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然而刚到能发芽生根时又不免被急风猛雨摧折。

  几位重要的朋友动员我出这样一本书。他们告诉我,我的那些老对手最近有了新的动向,盗版的重心已经从文集转向文选。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的文集出了好多本,一般读者出门在外图轻便,更愿意买文选。”因此,朋友们希望我出一本用轻纸印刷的文选,来打破一下伪本文选的垄断。这个主题,也是他们建议的。

  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我离开了都市,从此就不再居住在都市中了;后来,无论在巴黎也好,在伦敦也好,在别的都市也好,几次短暂的勾留,都是路过,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都不把它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自己的车来接我们三人,她的佃户来运我的简单的行李,当天我就住定了。我发现我这小小的幽居里的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是干干净净,甚至还很雅致。为这陈设费了一番工夫的那只手使这陈设在我的眼光里格外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觉得在我的女友家里作客,住在我亲自选择的、由她特意为我建造起来的一所房子里,真是乐趣无穷。

  那时节湘省政府正拟试派几千年青学生下乡,推行民训工作,协助“后备师”作新兵准备训练,技术上相当麻烦。武汉局势转紧,公私机关和各省难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对于湘西实缺少认识,常笼统概括名为“匪区”。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进行又因“代役制”纠纷相当多。

  但是,从《文化苦旅》开始,读者已经熟悉我有关“行走”的很多文章。这次有没有可能,把选择的重点往后挪?几经讨论,便形成了本书的结构方式:

  虽然天还很冷,甚至还有些残雪,大地却已经开始萌动了;紫罗兰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的苞芽也开始微绽。我到的当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在毗连住宅的一片林子里就听到了夜驾的歌唱。我矇眬地睡了一阵之后醒来。忘记了已经迁居,还以为是在格勒内尔路呢。忽然一阵莺声叩动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首先关心的就是我对周围的那些乡村景物的印象如何。我先不安排我的房间,而是先出去散步。在我的住宅周围,没有一条小径,没有一片修林,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块僻壤,不是我在第二天就跑遍了的。我越观察这个媚人的幽境,就越觉得它是为我而设的。这地方僻静而不荒野,使我恍如遁迹天涯。它具有那种都市附近难以找到的美丽景色;你突然置身其中,就绝对不能相信这里距巴黎只有四里约之遥。

  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当时敌人正企图向武汉进犯,战事有转入洞庭湖泽地带可能。地方种种与战事既不可分,我可写的虽很多,能写出的当然并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于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

  一、汇集我所有“行走”文集的序言,置之卷首,借以概括我在这方面的基本历程。

  我沉醉于乡村景物中的几天之后,才想到应该把文稿整理一下,把工作安排安排。一如既往,我规定上午抄乐谱,下午带着我的小白纸本和铅笔去散步。我从来只有subdio(在露天下)才能自由自在地写作和思考,所以不想改变这个方法,我打算从此就把那片几乎就在我门口的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已经有好几部作品都开了头,现在拿起来检阅了一番。我的写作计划是相当壮观的;但是在城市的喧嚣之中,进展一直很慢。我原就打算等到纷扰减少一点的时候,稍微做得快一些。我想现在可以说宿愿是终于实现了。象我这样一个常常生病的人,又常跑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府,又常被许多没事做的好事者跑到家里来钉住不放,而且又始终如一地拿半天的时间抄乐谱,如果人们数一数、量一量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度过的那六年之中所写出的作品,我相信,他们会发现,如果我在进一段生活中浪费了时间,至少也绝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面。

  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相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对外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当真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

  二、原则上只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千年一叹》中的文章,都是我十五年来考察中国和世界各大文明时所写的篇什。本来那些完整的考察过程很难作片断性抽离,这次试着抽离一次。

  在我已经动笔写的那些作品之中,我长久以来就在构思,搞得最有兴味,并想以毕生的精力去搞,而且,依我主观的看法,将来最能使我成名的,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我第一次想写这样一部书,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威尼斯,曾有机会看出,这个被人们如此夸耀的政府,竟有那么多毛病。从那时起,通过对伦理学历史的研究,我的眼光又扩大了许多。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这里“最好”这个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我又看出,这个问题又极接近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使两个问题不是相同的):哪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于法呢?由此便产生:什么是法?以及一连串与此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出,所有这一切正把我引导到伟大的真理上面去,这些真理有益于全人类的幸福,特别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在我最近那次旅行当中,我在我的祖国没有找到在我看来足够正确、足够明晰的关于法律与自由的概念。我曾以为,用这种间接的方式为我的同胞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的,也是最能使他们原谅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看得稍远一点的。

  我们大多数人,战前虽活在那么一个过程中,然而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经过一年方能发还付樱国家既在战争中,出版物各个管理制度,个人实完全表示同意。因为这个制度若运用得法,不特能消极的限止不良作品出版,还可望进一步鼓励优秀作品产生,制度有益于国家,情形显明。惟一面是个人如此谨慎认真的来处理一个问题,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么一种好象也十分谨慎认真的检审制度。另外在社会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过于谨慎认真,只要在官场中善于周旋,便也可以随处随时得到种种不认真的便利。(最近本人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时,每个集子必有几篇“免登”,另外却又有人得到特许,用造谣言方式作小文章侮辱本人,如象某某小刊物上的玩意儿,不算犯罪。)两相对照,虽对现状不免有点迷惑,但又多少看出一点消息,即当前社会有些还是过去的继续。国家在进步过程中,我们还得容忍随同习惯而存在的许多事实,读书人所盼望的合理与公正,恐还得各方面各部门“专家”真正抬头时,方有希望。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身在学校以外,或文坛消息,文学论战,以及各种批评所达不到的地方,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作品所能给他们的,也许是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也许只是痛苦,……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个人所能作的,十年前是一个平常故事,过了将近十年,还依然只是一个平常故事。过去写的也许还能给他们一点启示或认识,目下可什么全说不上了。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我所熟习的读者一部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我在把本书拟定的下三卷完成时,便将继续在一个平常故事中,来写出我对于这类人的颂歌。

  三、余下的部分,集中表现“行走”的思维品性,选了几篇例证性的文章,说明我在路上遇到中国历史重大难题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而有关小人的文章《历史的暗角》,初一看似与“行走”无关,其实写的是离开人群后纔能看清的人格色差,也属于只有在出走后纔能完成的作品。

  虽然我写这部作品已经五、六年了,写得还是不多。写这一类书是需要沉思默想的,需要闲暇与安静。而且,我这部书是悄悄地写的。我不愿意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连狄德罗也没有告诉。我生怕,对于我写书的时代和国度来说,这计划显得太大胆了,朋友们的惊慌会妨碍我的计划的执行。我还不知道它能否及时完成,赶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无拘无束地把我的这个题目所要求的一切都全部发挥出来;我深信,我既没有喜欢讽刺的脾气,又绝不想攻击别人,平心而论,我应该是无可指摘的。当然,我希望能充分利用思想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同时我始终还是尊敬我必须生活于其治下的这个政府,永远不违背它的法令;我一面十分谨慎,不去违犯国际法,另一面也不愿意因畏惧而放弃国际法所赋予我的利益。

  一九四二年

  由此可见,本书突出了“行走”的开阔性和思考性。

  我甚至还要承认,以异国之人而生活在法兰西,我觉得我的处境是十分有利于放胆说出真理的;因为我很清楚,只要继续维持我原先的打算,不在法国出版任何未经批准的东西,那么,不管我的见解如何,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出版什么作品,我在法国都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就是在日内瓦,我也不能有这样的自由,因为在那里,不管我的书是在哪里印刷的,官方都有权指摘它的内容。这点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埃皮奈夫人的邀请而放弃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我感觉到,正如我在《爱弥儿》里所说的那样,除非你是个阴谋家,否则,你若是想为祖国的真正利益写书,你就不应该到祖国的怀抱中去写。

  这理解来自于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体验。

  使我觉得我的处境更加有利的,就是我怀有这样一种信心:法国政府也许并不怎样看重我,但是它即使不以保护我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光荣,至少也会以不干涉我看成是自己的光荣。我觉得,对阻止不了的事予以宽容,从而拿这种宽容作为自己的一种功绩,倒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巧妙的政治手腕。要知道,法国政府有权做的,不过是把我驱逐出境;如果把我驱逐出境,而我的书还照样能写,或许还写得更少克制,那么,倒不如就让我安安静静地在法国写,把作者留在法国作为对作品的担保。而且,法国政府这样做,就是对国际法表示了一种开明的尊重,从而把全欧洲对它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一扫而光。

  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过的。

  有些人根据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认为我的这种信任使我上了当,其实这种人很可能还是自己看错了。在后来把我吞没了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曾被用作借口,但是人们真正恨的还是我本人。他们很少把书的作者放在心上,他们要毁掉的是我让-雅克这个人。人们在我的作品里所发现的最大罪恶正是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荣誉。我们不要一步就跨到将来吧。直到现在,这个谜对我仍是一个谜,我不知道它将来能否在读者眼里揭开。我只知道这样一点:如果我公开发表出来的那些原理应该给我招来我所受到的那些对待的话,我早就成了那些原理的牺牲品了,因为,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把那些原理表现得最果敢——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一部,甚至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经产生出它的效果了。然而虽不是没有人曾想跟我寻衅争吵,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想到阻止那部作品在法国印行,它在法国就跟在荷兰一样,是公开出售的。自此以后,《新爱洛伊丝》还是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同样地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这个爱洛伊丝临终时的那番表白与萨瓦副主教所表白的完全一样。《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爱弥儿》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朱丽》里就有了。这些大胆的言论既然没有为前两部作品激起任何流言蜚语,那么使后两部作品招来流言蜚语的当然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论了。

  这十五年,就年龄而言,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

  另一项工作,性质大致相同,但计划订得比较晚,它是此刻最使我关怀的,这就是圣皮埃尔神父著作的摘选。由于叙事的线索,这部书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谈到。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以后,马布利神父就向我提起这件事,不是直接提起,而是通过杜宾夫人,因为杜宾夫人也出于某种利害关系,希望我接受这个意见。她是巴黎那三、四个曾拿老圣皮埃尔神父当作宠儿的美妇人之一;虽然她不是独占对神父的偏爱,至少是和文基荣夫人一同分享这种偏爱的。这位善良的老人死后,她对他保有的那种敬爱之忱,足以使他们双方都受到尊敬,因此,如果她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未曾出世即已夭拆的文稿能由她的秘书复活起来,她是会感到光荣的。这些夭折的稿子里并非没有许多绝妙的思想,但是表达得太坏了。读来令人厌倦;说来也怪,圣皮埃尔神父把他的读者当作孩子看待,而说起话来却把他们当作大人,太不注意怎样使人听懂他所说的话。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做这件工作,一则这件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于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著作的人,适合于一个以构思为苦,宁愿就其所好,注疏别人的见解而不愿自创新意的人。此外,我既然不让自己局限于阐释的任务,谁也不能禁止我有时也去思考,因而我也就可以赋予这部作品以这样一种形式:使许多重要的真理披着圣皮埃尔神父的外衣钻到这个作品里来,这比披着我自己的外衣还要妙。不过这件工作也并不轻松,需要细读、深思、加以摘录的,足足有二十三大本之多,又冗长,又混乱,充满着赘词、重复、浅薄或错误的见解,必须从中搜寻出某些伟大而美妙的思想,而这给了我以忍受这种苦工的勇气。如果我能反悔而不至有伤脸面的话,我也常想把这份苦差使摆脱掉的;但是当我接受神父的手稿的时候(这些手稿是他的侄儿圣皮埃尔伯爵应圣朗拜尔的请求交给我的),我可以说是应承了要拿它来派用场的,因此,要么就把稿子还给人家,要么就得设法加以利用。我把这些手稿带到退隐庐的时候,就是作这后一种打算的,所以这也就是我准备把空闲时间用上去的第一部作品。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主调,将由一条条路来绾接。泥的路,沙的路,布满枪口的路,烟霞迷蒙的路。

  我还思考着第三部作品,是我对自身的观察使我想起来要写的;如果我的文笔能配得上我原定的计划的话,我很有理由希望能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可能是对人类最有益的书籍之一;我越这样想,就越感到有勇气去着手这个工作。我们都曾注意到,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往往与他们自己不甚相似,仿佛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我并不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而要写一部书;我有更新颖、甚至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要寻找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注重那些操之在我的原因,以便说明我们应该怎样控制这些原因,使我们变得更好,更自信。因为,无可置辩,对于一个正派人来说,抵抗一些已经形成的欲念是比较痛苦的,如果他能上溯到这些欲念的根源而就其始生时加以预防、改变或纠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一个受到诱惑的人,第一次抵抗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另一次就屈服了,因为他软弱了;如果他还是和前次那样坚强的话,他就不会屈服的。

  李白说,行路难。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为一生脚步的句号。谁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还是失足,是主动还是被动,但谁也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结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乡,这触及了一切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家在极远极近处。他就这样回家了。

  当我一面探测自己,一面观察别人,来寻求这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决定的。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上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搜集的许许多多明显的观察资料都是没有争论余地的;我觉得这些观察资料,由于它们是合乎自然科学原理的,似乎很能提供一种外在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随环境而加以变通,就能把我们的心灵置于或维持于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如果人懂得怎样强制生理组织去协助它所经常扰乱的精神秩序,那么,他就能使理性不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产生出来啊!气候、季节、声音、颜色、黑暗、光明、自然力、食物、喧嚣、寂静、运动、静止——它们都对我们这部机器产生作用,因此也就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它们都为我们提供无数的、近乎无误的方法,去把我们听其摆布的各种感情从其起源之处加以控制。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我已经把纲要写出来了,并且我希望,对禀性良好,真诚地爱道德而又提防自己软弱的人们,我这个思想是准能产生效力的,我觉得用这个思想能很容易写出一部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有趣的书来。然而,这部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的著作,我一直没有在上面花多少工夫。许多纷扰——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其中原因的——阻止了我专心去写,人们将来也会知道我那份纲要的命运如何,它是出乎意料地与我自身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

  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从表面上看,人人都会有一点外出的经历,有的人由于谋生职务的需要还会走得很远,但他们未必拥有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是对常态情思的多重背反;这种背反,大陆称为悖论,台湾称为吊诡,虽是哲学命题却裹卷着苍凉的感情;这种感情,沈在心底,压在喉口,无可名状;虽然无可名状,一旦撞见却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见故旧,陌路遇知己。

  除了上述这些外,我从若干时候以来就思考着一种教育学说,这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这样做的,因为她丈夫对儿子的教育使她为自己的儿子非常担忧。虽然这问题本身不那么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谊的权威使我对这个问题比对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关心。所以,在我方才说到的所有题目之中,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望取得的结果。似乎应该给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在这里还是不要过早地谈这个叫人伤心的问题吧;在本书的以后各章里,我将不得不谈到它的。

  例如,当年刚刚听流行歌曲时心态迟钝,难为所动,奇怪那些年轻歌手为什么如此健康却为琐碎的烦闷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三毛写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时,耳膜一震,百脉俱开,剎那间认识了那个三毛。现在有人用常态情思调查三毛,那恰恰表现了两种精神结构的差异。

  所有这种种计划都为我散步时提供了沉思默想的材料: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面走着,一面沉思;一停步,我也就不能思考了;我的脑筋只有跟我的双脚一齐开动。然而我也曾采取预防措施,为下雨的日子准备了一个室内工作。这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辞典的材料既凌乱,又残缺,又不成样子,使这部作品几乎有重写的必要。我带来了几部为重写而需用的书籍;前此我已经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从其他书籍摘录了许多东西。这些书籍都是别人从王家图书馆借给我的,其中有几种,人家甚至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的工作,当天气不容许我外出的时候,或者抄乐谱抄厌了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编纂。这种安排对我太合适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后来在莫蒂埃,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是在莫蒂埃完成这项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别的一些工作,因为我始终觉得变换工作是一种真正解除疲劳的方式。

  我并不认为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对人生是重要的,因此也不把它当做择友的标准。例如,我的好友周涛对三毛的这几句诗就缺少好感,总觉得怎么一开口就是“不要问我”,谁问你了?原来我的这位长期骑在马背上游牧草原的诗人其实并不喜欢旅行,他喜爱的倒是居家安静,因此不容易体会三毛的语境。请设想一下,当你以一个东方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西方小镇老街中的时候,每双眼睛、每个窗口都在向你发问,而且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来”,但又都没有发出声音。于是你心中千遍万遍地用三毛的诗句来默默回答,正因为是千遍万遍,这种回答的潜在声调必然变得空旷、凄楚、豪迈。一般歌手唱不出这般神韵,后来在电视里见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费翔老弟胡子拉碴地在远方长街间边走边唱,衣衫草草,双目迷茫,便心中一抖,想,就是他了。原因只有一个,费翔本身就是一个行吟万里的流浪者。

  有一个时期,我相当准确地执行我订的作息时间,觉得很满意;但是当明媚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频繁地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事,起先并不怎样叫我劳神,也没有怎么在意,现在就很搅乱我的计划了。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她的朋友,热心为他们效劳;她既然为朋友不惜时间,不惜精力,那么她也就理应得到朋友们对她的关怀。直到那时为止,我尽着这个义务,并不感到是一个负担;但是最后我认识到,我是给挂上了一条锁链,只是由于友情才使我感觉不到它的份量;由于我憎恶和许多宾朋应酬,我又把这锁链的份量加重了。埃皮奈夫人就利用我的这种憎恶向我提出一个建议,表面上于我方便,实际上于她更方便,这建议就是:每逢她一人在家或者差不多是一人在家的时候,她就派人来通知我。我同意了,没有看出我是承担了什么义务。这个成约的自然结果就是,从此我不是在我方便的时候去看她,而是在她方便的时候去看她,因此我就永远没有把握能有哪天让我自由支配了。这种约束大大损害了我在此以前去探望她时所一直感到的那种乐趣。我发觉,她那么再三再四许给我的那种自由,只是以我永远不加以利用为条件的;有一两次我想试试这个自由,她立刻就派上那么多的人来打听消息,给我写了那么多的便条,为我的健康表现出那么多的大惊小怪,以至我看得很清楚,要想拒绝召之即去,只有借口病得不能起床了。这种约束非接受不可,因此我也就接受了,甚至对我这样一个最恨仰人鼻息的人来说,还算是相当甘心乐意地接受了的,因为我诚心诚意地依恋她,这就大大阻止了我感到那种与依恋并存的束缚。而她呢,就把那些朝拜她的常客不来时在她的消遣时间里所留下的空隙,不管好歹给填补起来。对她来说,这是没有多大意思的补充手段,但是她受不了绝对的寂寞,这究竟比绝对的寂寞还稍胜一筹。然而,自从她想尝试搞文学以来,自从她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写出点小说、信札、喜剧、小故事和这一类无谓的东西以来,她是很有事情可做,很容易把这种寂寞弥补起来的。不过使她感兴趣的还不在写这些东西,而是要把写的东西读给人家听;因此,一逢到她接连涂写出了两三页,她就需要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之后,至少准有两三个自愿捧场的人来听她朗读。我没有荣幸进入这种人选之列,除非是承蒙别人推荐去参加。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总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被人看作是零;而且这种情形,不仅在埃皮奈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如此,就是在霍尔巴赫先生的社交圈子里也是如此,凡是格里姆先生定调子的地方都是如此。这种等于零的情况倒使我到处都很自在,只是单独和她面对面地相处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既不敢谈文学,因为文学摊不到我来评论,又不敢说风情,因为我太腼腆,宁死也不敢做老多情去招人家笑话;而且我在埃皮奈夫人身边从来也没有起过这个念头,即使我在她身边过一辈子,这种念头我也不会动一次的;并不是我对她那个人有什么嫌恶之情,恰恰相反,我也许太以朋友的身份爱她,因而就不能以情人的身份爱她了。我看到她,跟她谈话,便感到很高兴。她的谈吐,虽然在社交场中相当引人入胜,个别相对时便很枯燥;我的谈话也不娓娓动听,对她起不了什么助兴作用。往往因为相对无言太久了,很难为情,我便努力找话来说,这种谈话常使我感到疲乏,却并不使我厌烦。我很喜欢对她献些小殷勤,给她些兄弟般的吻,我觉得这种亲吻对她似乎也没有多大肉感意味。我们之间,如此而已。她很瘦,脸色很苍白,胸部一平如掌。单是这一个缺陷就使我凉了半截:我的心灵和我的感官是从来就不晓得把一个没有乳峰的女人看作一个女人的;还有不便说的别种原因,一直使我在她身边忘记她是女性。

  感应总是互相的,我敏感到了他们,他们也敏感到了我。这其实并不决定于我是不是写旅行,就像很多喜欢谈球的人未必能被真正的球迷看做是同类。探险家余纯顺先生在罗布泊遇难后,人们发现他仅有的几件最后遗物中有我的《文化苦旅》。对此我很感动却不惊讶,因为我听过他的一个演讲录音,早已知道是真正的同类。所以当几家报社要举办他的事迹展览邀我写一篇序文时,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自信只有我能说出一些让余纯顺先生在天之灵满意的话。

  我就这样下定决心,逆来顺受,不作任何抵抗了。并且我发现,至少在第一年,这种负担并不象我所预料的那么沉重。埃皮奈夫人通常几乎整个夏天都要在乡间度过,这一年却只住了夏季的一部分时间;也许是她自己的事要她多留在巴黎,也许是因为格里姆不在舍弗莱特,她便感到住在舍弗莱特不那么有意思。我就利用她不来的那些间隙时间或者虽来而客人众多的日子,来跟我的好戴莱丝和她的母亲一同享受我的幽居之乐,格外感到可贵。虽然几年来我常到乡间,却几乎尝不到一点乡村风味。历次旅行,总是和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们在一起。总是有些拘束败坏了旅行的乐趣,从而更刺激了我对乡村的爱好,我越是就近看乡村之乐的景象,就越感觉到失去这种乐趣之苦。我太厌恶那些沙龙、喷水池、人工树丛、花坛,尤其是夸耀这一切的那些讨厌鬼了。我太恨那些织花、钢琴、三人牌、织丝结、愚蠢的隽语、乏味的撒娇、无聊的小故事和盛大的晚宴了。以至当我瞥见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荆棘丛、一行疏篱、一座谷仓、一片草地的时候,当我走过一个村子,闻到香草炒鸡蛋的那种香气的时候,当我远远听到那种带有乡土风的牧女之歌的叠句的时候,我就把那些什么胭脂呀、粉黛呀、珊瑚玛瑙呀都一股脑儿叫它们见鬼去了。我吃不到家常便饭,喝不到土产醇酒,恨不得抓住厨师傅、管家老爷,打他们几个耳光,他们要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吃午饭,在睡觉的时候吃晚饭。尤其是那些仆役先生们,他们双眼盯着我的饭菜,要么让我渴得要死,要么把他们的主子的掺假的酒买给我,叫我花的钱比在小酒店里买最好的酒还要贵上十倍。

  另一位至今健在的探险家刘雨田先生更是直接地找到了我,见面便四目直视。他的目光很快柔和了,对我说:“城市使我寂寞,为了摆脱这种寂寞,我来到沙漠。”

  现在我总算得其所哉了,住在一个幽静宜人的地方,过着自由自在、平平稳稳、安安静静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过这种生活的。这种生活状况对我说来还是崭新的呢。在说明它在我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之前,应该重述一下我的种种私衷,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从根源上看到这些新变化的进展。

  这便是可以称作悖论或吊诡的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超出常态情思很远。刘雨田先生对着我的眼睛说这番话时,活像秘密组织的接头暗号。当时边上有几位记者,以为刘雨田先生是故作幽默,哈哈大笑。只有我没笑,刘雨田先生的眼光穿过笑声向我求援。

  我始终把我跟我的戴莱丝相结合的那一天看作是固定我的精神生活的一天。我需要恋爱,因为原来可以使我满足的那场恋爱终于被那么无情地斩断了。幸福的渴望在男子的心里是永不熄灭的。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证明她今世再也不会幸福了。既然我没有任何希望能再分享她的幸福,我只有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我犹豫了若干时间,转了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想了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我的威尼斯之行原会使我投身公务的,如果跟我打交道的那个人有点常识的话。我这人是易于灰心的,特别是在艰巨的、要长期努力的事业上。我那次事业的失败使我对任何事业都不感兴趣了;按照我以前的信条,我总是把遥远的目标看作镜花水月,所以我决计混日子,从此过一天算一天,在生活里再也看不出任何东西能诱使我去奋发图强。

  求援只有确认,再一度确认我是不是他的同类。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彼此认识了。这个善良女子的温柔性格在我眼光里显得太适合于我的性格了。我对她的这种依恋之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一切折磨的,凡是看来会使我的情意断绝的事情,从来都只使之更加强烈。她曾在我苦难到极点的时候令我心碎,而我直到写这段文章的时候,都不曾对任何人抱怨过一句。以后当我揭示她在我心上留下的疮疤和伤痕的时候,人们就会看出我对她的依恋强烈到什么程度了。

  记者们的发问已经环绕耳边:“你出走,是否因为感情受挫?”“你是否拍了很多照片准备几年后结集出版?”“出行的资助者是谁?给了多少?”……

  为了不肯和她分开,我在作过一切努力,冒过一切风险,不顾命运的折磨和众人的反对,和她一同度过了二十五年之后,终于在老年和她正式结婚了。在她,既无此期待,也无此请求,在我,既无成约在先,也未许下诺言。当人们知道了我这一段经过,一定会以为有一种疯狂之爱从第一天起就使我晕头转向了,后来只不过是逐步发展,把我引到了这最后的一个荒唐举动;当人们知道还有许多原该阻止我一辈子也不和她结婚的特殊的、有力的理由时,人们一定更要以为我是爱得发狂了。那么,如果我现在诚心诚意地对读者说——读者现在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我第一次见到她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对她产生过一点爱情的火星,我没有占有她的欲望,正象过去不想占有华伦夫人一样,我在她身上得到的肉体的满足纯粹是性的需要,而并不是整个身心的交融,你们对此会作何感想呢?读者一定会以为,我的体质与别人不同,既然我对我所最亲爱的两个女人的依恋之情里也都没有任何爱情的成分,那我就根本不能体会爱情。等着吧,我的读者啊!极不幸的时刻就要到来,那时你会发现你所想的是大错特错了。

  一切问题都合乎常情。离开人群很久的刘雨田先生不知如何对付这种追问,他嗫嚅了,想探寻发问者的逻辑。

  我是在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这我知道;但是我必须重复。我的第一个需要,最大、最强、最不能扑灭的需要,完全是在我的心里;这个需要就是一种亲密的结合,被亲密之可能的结合;特别是由于这一点,所以我才需要一个女人而不是需要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女友而不是需要一个男友。这种离奇的需要是这样的:肉体上最紧密的结合还不够,我恨不得把两个灵魂放在同一个身子里,否则我就老是感到空虚。我那时自以为到了不再感到空虚的时候了。那个年青女人有无数绝佳的品质,使人觉得可爱,甚至那时长得也很可爱,没有一丝造作,没有一丝妖艳。如果我能象我所曾希望的那样,把她的生活也融化于我的生活的话,我原是可以把我的生活融化于她的生活的。在男人方面,我是一点也没有可疑惧的,我确信我是她真正爱的唯一男人,她那淡薄的肉欲也不曾要求她去另找别的男人,即使后来我在这方面对她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男人的时候。我没有家庭;她却有个家庭,而这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性都与她的生性太不相同了,使我无法把它变成我的家庭。这就是我不幸的第一个原因。我是多么想把我自己变成她母亲的孩子啊!我尽了一切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而我竟不能做到。我徒然想把我们的一切利益都联合在一起,而这竟不可能。那个母亲总是自己另谋一套利益,与我的利益不但不同,而且抵触,甚至与她女儿的利益也抵触,因为她女儿的利益已经跟我的不能分开了。她和她的其他子女以及孙男女个个都成了吸血虫,偷戴莱丝的东西已经算是他们给她造成的最小的损害了。那可怜的女孩子屈服惯了,就是在侄女面前也是顺从,所以就让人家偷,听人家摆布,一声也不响。我看到我花尽了钱,提尽了劝告,都不能使她得到一点好处,真是叫我痛心。我想叫她脱离她的母亲,她总是不肯。我尊重她这种抗拒,并且因此而更瞧得起她;但是她的拒绝,到头来还是叫自己吃苦,也叫我吃苦。由于她完全忠诚于她的母亲和她的家人,她的心就向着他们,甚于向着我,甚于向着她自己;他们的贪婪虽使她破产,但远抵不上他们的指点给她带来的损害。总之,如果因为她爱我,如果因为她天性好,她还没有完全受制于他们,却至少已经受到他们足够的影响,使我努力给她的金玉良言大部分不能产生效果了;因而我无论怎样努力,我们始终还是不能合为一体的两个人。

  我连忙一把拉着他走出人群,因为我知道那种逻辑是一个恐怖的泥潭,一旦陷入很难拔得出来。但这种逻辑像人群一样密集和广阔,因此使得未曾陷入的人如独步于太古洪荒。那就是他的感觉了:“城市使我寂寞。”

  在诚挚的、相互的依恋之中,我已经投进了我心灵的全部缱绻之情,而这颗心灵中的空虚却从来没有好好地填充起来。孩子们出世了,这空虚原可以拿孩子来填充的;而事实上却更糟。我一想到要把孩子们托付给这样一个没有教育的家庭,结果会教得更坏,心里便发抖。育婴堂的教育,危险性要小得多。使我作出那种决定的这个理由,比我在写给弗兰格耶夫人的那封信里所陈述的种种理由都更强有力些,然而,唯独这个理由我没有敢对她说。我宁愿对这样严厉的谴责自己少洗刷一点,以便顾全一个我所爱的人的家庭。但是,人们根据她那无赖哥哥的行为,就可以判断我应不应该——不管人家怎样说——睁着眼睛让我的孩子去受象他那样的教育了。

  我显然比他更了解城市,正如他比我更了解沙漠。这也就是说,我比他更了解他所说的那种寂寞。他以飘然长发和细密的皱纹告诉我沙漠行走者的艰苦,而我要告诉他的有关城市的寂寞,可能对他这样的硬汉来说也显得过于残酷。我的故事太多,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连故事结构也近似各民族早期那种童话式的民间故事。例如,在都市间一片不亚于山盟海誓的友情许诺声中,突然闯进来一个身份不明的盗贼,他也只是呼啸一声罢了,谁知许诺声顷刻哑然,甚至有的还去应和那种呼啸声。那么,究竟哪种声音是真实的?我的答案,倾向于两种都不真实。许诺本不可信,如果说它们会在顷刻之间全然变成了呼啸声,也不可信。面对这种双重的不真实,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看还是把它们全都看成海市蜃楼,然后独自行走。这样,我也就把城市走成了沙漠。

  我既不能充分尝到我感到需要的那种亲密的结合,我就找些办法来补充,这些补充办法并不能填补空虚,却能减少空虚的感觉。我既找不到一个完全献身于我的朋友,我就必须有些能以其推动力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所以,我珍重并加强跟狄德罗和孔狄亚克神父的友谊,我跟格里姆建立了新的友谊,并且是更亲密的新友谊,最后,由于那篇不幸的文章——我已说明其经过了——我又出乎意料地被抛回文坛,当时我本认为自己已经永远脱离了。

  这话说得有点绕,但我的同类全懂。

  我在文坛的发轫之始,就把我从一条新的途径引到了另一个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的质朴而高尚的和谐,使我不能面对之而不动感情。不久,由于我专心探索这个精神世界,我就觉得在我们哲人的学说里净是谬误和荒唐,在我们的社会秩序里净是压迫和苦难。在我这种愚蠢的骄傲所带给我的幻觉之中,我觉得自己有资格驱散这些眩人的迷雾;我认为,要想叫人家能听从我,就必须言行一致,所以我就采取了那种离奇的行径,这种行径别人既不容许我保持下去,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不能原谅我树了这样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最初使我显得滑稽可笑,但如果我能坚持下去,最后必然会为我赢得普遍的敬仰。

  正这么想,有人敲门,进门后说,来自长江边,李白自沈地。当地人民为千年前的那最后一步,重修台阁,选我写记。他们选我,是因为看了我的书。由此可见,旅行者之外还有知音。

  在此以前,我一直是善良的;自此以后,我就变成有道德的了,或者,至少是醉心于道德的了。这种醉心,是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但是它已经进入我的心田。在那里,最高贵的骄傲在被拔除的虚荣心的遗迹上发芽滋长。我一点也不装假,我表面上是怎样一个人,实际上就是怎样一个人。这种激昂慷慨之情,酣畅淋漓地延续了至少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当中,凡是人的心灵所能包容的伟大的、美的东西,我都能在天我交感之中体会到。我那突如其来的辩才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那种真正自天而降、燃烧我的心灵的烈火也就是从这里散布到我的初期作品里的,而这种神奇之火,在前四十年中一直不曾迸发出些微的火星来,因为它那时还没有点燃。

  现在,我的那篇记,正以金字镂刻在高大的汉白玉碑上,树立在万里长江边。玉碑脚下,是江涛的呼啸声,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哪里还听得见别的呼啸声和应和声。

  我真的变了;我的知交、我的相识都不认识我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腼腆、羞涩过于谦逊,既不敢见人,又不敢说话,人家说一句笑话就感到手足无措,女人看一眼就羞得面红耳赤的人了。我又大胆、又豪迈、又勇敢,到处显出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唯其是质朴的,不但存于我的举止之中,主要还是存于我的灵魂之内,所以就越发坚定。我的冥想深思使我对时代的风俗、箴规和成见油然而生鄙视之心,这种鄙视之心又使我对那班具有这些风俗、箴规和成见的人们对我的嘲笑视若无睹;我用我的惊人警句压倒他们的浅薄妙语,就和我用两个指头捻碎虫豸一般。多么大的变化啊!全巴黎都传诵着我的辛辣而锋利的讥刺话,而同样是我这个人,两年以前和十年以后,却怎么也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字眼。你若是要寻找与我的本性最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我当时的那种状态就是。请大家再回忆一下,我平生常有那种短暂的时刻,这时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不是原来我自己了,这样的时刻也是要在我此刻所说的这段时间里出现的;不过这个时刻不是持续了六天、六星期,而是持续了六年,而且也许还会持续下去的——如果不是某些特殊情况来把它中止,把我还给我原想超脱的自然的话。

  这么说来,旅行者背后还有可以信赖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管有没有,都不会影响我远行。我想过了,如果没有,我必须放胆远行;如果有,我可以放心远行。总之,永久的远行。

  我一离开巴黎,这个大都市的邪恶景象一停止浇灌它在我身上引起的愤慨的情绪,这种变化就开始了。我不再见到人,我也就不再鄙视人;我不再见到恶人,我也就不再恨恶人。我的心本来就不会怀恨,自此就只会悲天悯人,而不再把人类的险恶和人类的苦难分别开来。这种精神状态比较温和,也远远不象以前那么崇高了,它不久就把鼓舞我达数年之久的那种热烈的激昂之情消磨净尽;不但别人没有觉察到,连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又变成畏葸的、随和的、羞涩的人了;总之,又还是当年的那个让-雅克了。

澳洲时时彩官方开奖结果 ,  这本书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如果这种剧变只使我恢复原状,并且到此为止,那倒还好;可是不幸得很,它走过头了,很快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此,我的灵魂一经开动,就保持不了它的重心,老是摆来摆去,不再停留下来。这第二次剧变,我必须详细地谈谈,既然我的命运在人间绝无先例,这个时期又是我的命运的险恶的、致命的时期。

  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迭迭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历来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这是读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国文化的篇什被选编和转载得较多,这次选择主要偏向于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我们在隐居生活中既然只有三人,闲暇与寂寞就必然要加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戴莱丝和我之间就是如此。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在树荫下度着极美妙的时刻,我从来也没有那么深切地领略到这种温馨滋味。我觉得她自己也比以前领略得更加深切了。她向我无保留地开诚相见了,并且告诉了我许多事情,都是关于她母亲和她家庭的,以前她竟有那种毅力,长久对我守口如瓶。她母亲和她家的人都曾从杜宾夫人那里受到过许许多多的馈赠。这些都是送给我的,但是那个老滑头,为了不叫我生气,干脆就暗暗收下了,供自己和其他的孩子享用,一点也没有留给戴莱丝,并且还极其严厉地禁止她跟我说起这些事,而那个可怜的女儿居然也就谨遵慈命,恭顺得令人难以置信。

  《收获》是我开始这场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帮手。如果没有《收获》把我在寂寞长途中的种种感觉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我的行走就会像深夜小巷中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可能因恐惧而返回。那么,我也想借这本书,对《收获》道一声感谢。(二OO二年九月二日初稿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改)

  但是,有一件事特别使我吃惊,就是我听说狄德罗和格里姆常和她们母女二人私下谈话,劝她们跟我脱离,只是因为戴莱丝执意不肯,没有成功。除此而外,我听说他们俩从此又时常和她的母亲密谈,连她自己也没法知道他们三人之间搞了什么鬼。她只知道这里面还穿插了些小礼物,有些小往来,大家都极力对她保密,她也就绝对不晓得那是出于什么动机。当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勒·瓦瑟太太很久以来就惯于每月去看格里姆先生两三次了,并且一去就谈上几个钟头,谈得那么秘密,连格里姆的仆役都经常被打发开。

  据我判断,这种谈话的动机都不过是原来想叫女儿也参加进去的那个计划,他们答应托埃皮奈夫人替她们搞个食盐零售店或烟草公卖店,总之是对她们进行利诱。他们对她们说,我既无力帮助她们,又因为有了她们而我自己也不能有所发展。由于我只觉到这一切都是出于好意,所以也并不十分怪罪他们,只有那种神秘劲儿叫我受不了,特别是老太婆,而且她在我面前一天比一天更巧言令色,更滑头滑脑;但是这并不妨碍她不断地私下里骂她的女儿,说她太爱我,什么都对我说,说她完全是个傻瓜,不久就要吃亏的。

  这个女人掌握了一套一举数得的伎俩:她从这个人手里收到的东西总会瞒住那个人,从所有人手里收到的东西总会瞒住我。她那样贪婪,我倒还能原谅,但是她那样装假,我就不能原谅了。她能有什么要瞒住我的呢?她十分清楚,我是以她女儿和她的幸福为我自己的唯一幸福的。固然,我为她女儿做的事,也就是为我自己做的事,但是我为她做的事也还是值得引起她的若干感激的,她心里至少应该感激她的女儿,并且,她的女儿既爱我,她也就该唯爱女之情来爱我。是我把她从极度贫困中拉了出来,她是从我手里获得了她的生活资料,她那么善于利用的那些熟人,也都是由我而认识的。戴莱丝曾长久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她,现在还是用我的面包来养活她。她的一切都来自这个女儿,而她为这个女儿却什么也没做。她对别的几个孩子,每人都给了一份婚嫁费,并且为他们而倾家荡产,现在他们不但不帮她谋生,还来侵吞她的生活资料和我的生活资料。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把我看作唯一的朋友,看作她的最可靠的保护人,不但不把关于我自己的事对我保密,不但不在我自己的家里搞阴谋来反对我,并且还该把一切可能与我有关的事,她比我知道得早的事,都忠实地告诉我。我对她那种虚伪而神秘的行为还能拿什么眼光去看待呢?特别是她努力灌输给她女儿的那种感情我应该作何感想呢?她怂恿她女儿对我忘恩负义,可见她自己的忘恩负义该是何等骇人听闻啊!

  所有这些想法最后使我对那个女人心冷了,以至我看到她不能不生嫌恶之情。然而我对待我的伴侣的母亲,恭敬绝未稍减,事事对她表现出近乎为子的礼貌和尊重;不过,我不欢喜跟她长久住下去,这也是事实,我的脾气是不晓得什么叫受人牵制的。

  这里又是我生平的那种短暂的时刻之一,我看到幸福近在目前,却不能抓住幸福,而我之所以不能抓住幸福,并不是由于我的过错。如果那个女人品质好,我们三人都会终身幸福的,只是最后死的一个落得可怜罢了。可是偏偏不是这样。你们看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判断我能不能使她转变。

  勒·瓦瑟太太见我已经在她女儿心上占了地盘,而她自己失去了地盘,便努力要把这失去的地盘收回;她可不是由于爱她的女儿而对我回心转意,而是试图使她的女儿完全跟我脱离。她使用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她家里的人都给她当帮手。我曾经请求戴莱丝不要叫她家里的任何人到退隐庐来,她答应了。她母亲却趁我不在家时找他们来了,事先不征得她的同意,事后又要她答应不对我讲。第一步做到了,其余的一切就容易了;你只要有一件事对你所爱的人保守秘密,你不久就会无所顾忌地把什么事都对他保守秘密。我一到舍弗莱特去,退隐庐就高朋满座,纵情欢乐。一个母亲对于一个天性善良的女儿总归是很有力量的;然而,不管那老太婆使出什么手腕,她始终不能叫戴莱丝同意她的看法,不能拖她跟她们联合起来反对我。至于她自己,她是下定决心,不肯回头了:她看到,一方面是她女儿和我,她在我们家里不过是可以生活下去而已;另一方面呢,是狄德罗、格里姆、霍尔巴赫、埃皮奈夫人,他们许得很多,也给她一点东西,她就估计跟一个总包税人的夫人和一个男爵站在一条战线上,总不会错。如果我的眼睛亮一点,我从那时起就一定会看出我是在自己的怀里喂着一条蛇。但是我那盲目的信任当时还没有一点儿改变,根本想不到一个人会打算害他所应当爱的人。我看到在我周围布置下的那成百上千的阴谋,我只晓得抱怨我所称为朋友的那些人做事太专断,据我看,他们是硬要我依照他们的方式,而不是依照我自己的方式,去谋求幸福。

  虽然戴莱丝拒绝跟她母亲结成同盟,她却为母亲保守秘密:她的动机是可嘉的,我不想说她所做的事是好还是坏。两个女人有了共同的秘密,总是欢喜在一起谈天,这就使她们俩越发接近起来。戴莱丝既心挂两头,有时就使我感觉到一种孤独感,因为我已经不愿把这样在一起的三个人看成是一个家庭了。就是在这时候,我痛切地感到我当初是错了:我没有在我们初结合的时候利用爱情所给她的那种顺从去培养点她的才能和知识,这些会使我们在隐居生活中更加接近,因而也就会把她的时间和我的时间很有意味地充实起来,不致使我们两人在对坐时感到时间太长。这并不是说我们两人对坐就无话可谈,也不是说她在我们一同散步时显得厌烦;但是,归根究底,我们没有足够的共同见解来构成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的打算从此只限于享受方面,而我们不能老是谈这种打算呀。出现到我们眼前的事物引起我一些感想,而这些感想她却无力理解。十二年的依恋之情不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了;我们俩太相知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彼此倾吐的了。剩下来的只有些闲言碎语、流短飞长、冷嘲热讽了。特别是在寂寞无聊中,一个人才感到跟善于思想的人在一起生活的好处。我倒不需要有这种学识就能从和她的谈话中得到乐趣,而她要能常常从和我的谈话中得到乐趣,倒需要有这种学识。最坏的是,那时我们两人想单独谈谈,还得找机会:她的母亲使我讨厌,逼得我不得不如此。一句话,我在家里很不自在。爱的外表损害了真正的情谊。我们有着亲密的接触,却不是生活在亲密的情感里。

  我一觉得戴莱丝有时找借口推辞我所建议的散步,也就不再开口了。倒也并不怪她不能和我一样乐于此道。乐趣绝不是取决于意志的东西。我知道她的心是靠得住的,这就够了。只要她能乐我之所乐,我就与她同乐;当她不能乐我之所乐的时候,我就宁可使她满足,不必求我自己的满足。

  以上就说明了由于我的期望一半落空,因而我虽然过着一种合乎我的口味的生活,住着由我自己选定的住所,跟着一个我所爱的人在一起,却依然感到自己几乎是孤零零的。我所缺少的东西使我不能领略我所已有的东西。就幸福和享受而言,我要就是两者兼而有之,要就是一无所有。人们即将看到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细节有一述的必要。现在我再回到原来的话题。

  我原以为在圣皮埃尔伯爵给我的那些手稿里有些珍奇的宝藏。拿出来一检查,便发现差不多只是他叔父已印的作品的汇集,经他的手注释和校订过的,另附一些不曾问世的片段。过去克雷基夫人给我看过他的几封信,使我感到他的才华比我原先所料想的要大得多,这次看到他的伦理学方面的作品又证实了我这种想法。但是一深入审视他的政治学方面的作品,我就只看到一些肤浅的见解,一些有用的、但又无法实施的方案,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一直没有能说出来的思想。人的行为是受知识指导的,不是受激情指导的。他对现代知识的高度评价使他抱定了人类理性业经改善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原则,这个原则也就是他所建议的一切制度的基础和他的一切政治诡辩的根源。这位罕见的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和他那一类人物的光荣。也许自有人类以来,他是唯一只热爱理性而无其他热爱的人。然而在他的全部学说里,他只是由错误走向错误,其原因就是他要把人们都变得和他自己一样,而不是就人们现在是、而且将来会继续是的那个样子去看待人们。他心里想的是为他同时代的人写作,而实际上却只是为一些幻想出来的人著述。

  看到这些之后,我对我手头的作品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就感到有些为难。把作者的那些空想就这样放过去吗?那我就是做了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严格地驳掉吗?那又是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既然他的稿子是我接受了的,甚至是我要求来的,这就使我有义务要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作者。最后我决定采取我觉得最合体统、最正确、同时也最有益的办法,就是把作者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分别表达出来,并且为此而深入体会他的思想,予以阐明,予以发挥,不遗余力地使其显示出它们

  因此,我的作品就应该由绝对分开的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用来按我方才说的那种方式阐述作者的各种方案;另一部分应该在第一部分已经生出效果之后才发表,我将在其中提出我自己对于那些方案的论断。我承认,这样一来,有时会使这些方案遭受到《恨世者》里那首十四行诗的命运的。卷首应该有一篇作者传,我为这篇东西已经搜集了一些相当好的材料,自问由我来使用是不会辱没这些材料的。我也曾在圣皮埃尔神父的晚年见过他,我对他的追怀和景仰,可以为我保证伯爵先生将不会对我评述他的叔父的方式感到不快。

  我先拿《永久和平》来试手,这是整个集子中篇幅最大、用力最勤的作品;在我埋头思考之前,我鼓起勇气把神父关于这个重大题目所写的一切都不折不扣地读完了,从没有因为他的许多冗长重复之处而感到气馁。公众已经读过这部提要了,因此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我对它的评论,一直没有印出来,我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付印的日子;但是它是与提要同时写出的。我由这部书又转到《波立西诺底》或称《多种委员会制》。这是一部在摄政时期写的作品,为的是鼓吹摄政王所选定的行政制度,结果这部书把圣皮埃尔神父赶出了法兰西学士院,因为书里有几句话反对在此以前的行政制度,惹恼了迈纳公爵夫人和波立尼亚克大主教。我把这部作品编完了,和前一部一样,既有提要,又有评论。但是,我就到此为止,不愿再继续下去了,这工作我原就不该开始。

  使我放弃这个工作的那种种考虑是明摆着的,而我竟没有早日作此考虑,真不免令人惊异。圣皮埃尔神父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或者都包含一些对法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批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太直率了,他发表出来而没有受到惩罚还算幸事。不过,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人们一直把圣皮埃尔神父看作一个宣教士而不把他看作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大家让他随随便便地说,因为都知道谁也不会听他的。如果由于我而使大家听他的话,问题就不同了。他是法国人,我不是法国人;我若是重复他的批评,即使是以他的名义,也会招引人家来质问我为什么管闲事。这种质问免不了有些严厉,但也并非有失公平。幸而我还没走多远,就发现我会贻人口实,决定赶快脱身。我知道,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众人之中,而且那些人都比我有势力,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我永远躲不开他们所要加之于我的祸害。在这方面,只有一件事操之在我,就是至少要使得他们想加害于我就不能不有失公平。这个原则,那时使我抛开了圣皮埃尔神父、后来又时常使我放弃一些比这更弥足珍贵的计划。那班人总是口快,看见人家倒霉就说人家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我呢,平生总是谨小慎微,不让人家在我遭难时能振振有词地说。“你这是自作自受。”如果那班人知道我这样小心翼翼,他们一定会为之惊讶不置的。

  这个工作一抛开,有时候我对接着要干些什么就犹疑不定,而这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时期可把我毁了,因为没有外物占据我的精力,我的思想就一个劲儿在我自己身上打转。我已经没有任何足以使我的想象力有所寄托的打算,甚至不可能再有什么打算,因为我当时正是处于万事如意的境地,我已经无可企求,而我的心灵却仍是一片空虚。唯其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境地,这种境地也就特别令人痛苦。我已经把我最缠绵的情意都集中在一个称心如意的人的身上了,而她也以同样的情意爱我。我和她一起生活着,无拘无束,甚至可说是随心所欲。然而,不论我在不在她身边,我的心头总有一种隐痛时刻不离开我。我占有她,却又感到她还不是我的;只要想到我对于她并不就是一切,我便觉得她对于我也几乎等于零。

  我有朋友,男女都有。我以最纯洁的友情、最完美的敬意爱着他们,我企望着他们最真实的回报,我甚至根本就不曾想到要对他们的诚意稍加怀疑。然而这种友情,对我来说,却是苦恼的滋味多,甜蜜的滋味少,因为他们固执地、甚至故意地要拂逆我的一切爱好,拂逆我的志趣,拂逆我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只要我表示出想做一件只跟我个人有关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他们也会立即联合起来,迫使我放弃这个念头。不论什么事,不管我有什么想法,他们都固执地要控制我。而我不但不想控制他们的想法,连过问都不想过问,因此,他们这种固执就更加不公平了。他们的固执成了我的一种沉重的负担,并且太使我苦痛了,以至最后我每逢收到他们的信,临打开时总是预先感到一种恐惧,而后来读信时这种恐惧又总是得到充分的证实。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比我年轻,他们动不动就给我的那些教训,倒是他们自己所非常需要的,而他们竟拿来教训我,也未免太把我当孩子看待了。我常对他们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爱我吧;此外,不要管我的事,就跟我不管你们的事一样:我所要求于你们的,不过如此而已。”在这两点当中,如果说他们曾按照我的请求做到了一点的话,那至少也不是后面那一点。

  我有一个孤立的住所,在一个景色宜人的幽境里;我在家里可以自己作主,依我的方式生活,谁也无权来监督我。然而这种寓居却也带给我一些尽管乐于履行但毕竟是无法免除的义务。我的全部自由都只是暂时的、靠不住的;我比服从命令还要受到更大的束缚,因为我必须受我自己的意志的束缚。没有哪一天,我能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说:“我将能随意支配我这一天。”不但如此,除了要依从埃皮奈夫人的安排布置以外,我还有另一种更加讨厌的依从,就是要由社会大众和不速之客来摆布。我离巴黎虽远,却挡不住每天都有大堆闲得无聊的人来找我,他们不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时间,便毫不顾借地来浪费我的时间。我总是在万万想不到的时候被人无情地包围着,很少能为一天订出个有意思的计划而不被一个不速之客来推翻的。

  总之,在我最渴望的许多美好条件之中,我得不到一点真正的享受,因而我的思想又飞回到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宁静的日子里,有时便叹息着叫道:“唉!这里可不是沙尔麦特啊!”

  当我回忆我过去生活的各个不同时期时,便自然而然地考虑到我当时已经达到的那个生命阶段。我发现我已经到了迟暮之年,浑身病痛,终期不远了,而我的心灵所渴望的那些赏心乐事,几乎没有一件我曾充分领略过;我感到心里蕴蓄的那些热情,我也不曾使之迸发出来;我感到我的心灵里潜伏着的那种醉人的欲念,我不但不曾体味到,简直不曾沾到一点儿,这种欲念,由于缺乏对象,老是在心头压抑着,除了发为嗟叹以外,没有其他宣泄的办法。

  我生来就有一个感情外露的灵魂,对它来说,生活就是爱,怎么可能直到那时为止竟不曾找到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呢?我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做这种真正的朋友的人呀。我的感情是那么易于着火,我的心就是一团爱,我怎么就一次也没有以它的烈焰,为一个既定的对象而燃烧起来呢?我被爱的需要吞噬着,却从来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个需要,我眼见着就要到达衰老之门,未曾真正地生活过就要死去了。

  这些凄凉而扣人心弦的遗想,使我怀着遗憾之情进行反省,而这种遗憾却又不无若干甘美的滋味。我觉得命运似乎欠了我一点什么东西。既然使我生而具有许多卓绝的才能,而又让这些才能始终无所施展,这又何苦来呢?我对我的内在价值有所意识,它一面使我感到受到不公正的贬低,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感觉,并使我潸然泪下,而我生平就是喜欢让眼泪尽情倾泄的。

  我是在一年最美的季节里进行这些遐想的,那是六月天气,在清凉的丛林之下,莺声呖呖,溪水潺潺。这一切把我又投到那太富有诱惑力的慵懒状态中去了——这种慵懒,原是我生而好之的,但是前此一阵长期的激昂情绪使我养成的那种冷酷而严厉的风格,早该使我把它永远摆脱掉了。我不幸又去回想托讷古堡的午餐和跟那两位妩媚的少女相遇的情景了,那也是在这同样的季节里,环境也和我此刻所处的相似。这段回忆,唯其与天真无邪结合在一起,就使我觉得格外温馨美妙。它又把别的许多类似的回忆都勾引起来了。不久我就看到,凡是在我青年时代曾使我感到飘飘然的对象,都集拢在我的周围,加蕾小姐呀,葛莱芬丽小姐呀,布莱耶小姐呀,巴西勒太太呀,拉尔纳热夫人呀,我那些漂亮的女学生呀,一直想到那位妖艳动人的徐丽埃妲,她是我到现在还不能忘怀的。我发现我被一群天仙,被我的旧相识,包围了起来,我对她们的最强烈的欲念也不算是什么新颖的感情了。我的血沸腾起来了,劈劈拍拍地爆炸了,我的头脑,尽管发已斑白,也发昏了,于是我这个庄重的日内瓦公民,我这个严肃的让-雅克,在近乎四十五岁的年龄上,突然一下子又变成害相思病的情人了。侵袭我的那种陶醉心情,虽然是那么突如其来,那么不近情理,却又是那么持久,那么强烈,硬是要等它把我拖进那灾难重重的出乎意外而又骇人听闻的绝境,才让我醒悟过来。

  这种陶醉,不管达到了什么程度,却还不至使我忘记我的年龄和处境,不至使我自诩还能博得美人的怜爱,总之,不至使我企图把我自童年以来就感到徒然烧毁我的心灵而不可能取得结果的烈火再传递给一个意中人。我脑子里无此希望,甚至无此欲念。我知道恋爱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充分意识到老风骚的可笑,不会让自己成为笑柄。我在青春年少时就不怎样自负风流和信心十足,临老反而再来这一套吗?我可不是那种人。而且,我爱安宁,还怕闹家庭风波;我太真诚地爱我的戴莱丝,不愿叫她看到我对别人的情感比对她的情感更加热烈而感到伤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办呢?读者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我的来龙去脉,一定早就可以猜出来了。我不能求得实在的人物,便把自己投进了虚幻之乡;我既看不出一点现存的东西值得作我的狂热的对象,我就跑进一个理想世界里去培养我的狂热,而我那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不久就把这理想世界配上了恰如我意的人物。这种办法从来也没有来得这么及时,这么富有活力。在我的不间断的冥思默想之中,我畅饮着人心所从未有的那种最甜美的情感激流。我完全忘掉了人类,我创造出了一群既美若天仙、品德又超凡入圣的完美无缺的人物,都是些在尘世永远也找不着的可靠、多情而忠实的朋友。我就喜欢这样翱翔于九霄之上,置身于旁边的那许多可爱的对象之中,在那种境界里流连忘返,不计时日。我将一切其他的事都抛开了,我匆匆忙忙地吃下一口饭,就急着再跑到我那些小丛林中间。当我正要出去到那太虚幻境的时候,一看到有倒霉的凡夫俗子来把我羁留在尘世,我就掩盖不住、抑制不了我的愠怒;当我失去自制时,就给他们来了个十分生硬的、简直可以称之为粗暴的接待。这样就只有增加我愤世的名声,其实,如果人们能更好地了解我的心的话,这原该使我得到一个恰恰相反的名声的。

  正当我意气风发、热情奔放的时候,我又跟被绳子一下子拽回来的风筝一样,被大自然拽到原地来了,因为我旧病复发,情况相当严重。我采用那唯一可望减轻痛苦的治疗办法,也就是说,使用探条来治疗,这就把我那些安琪儿式的爱情暂时打断了。因为,除了人们在病痛的时候不能讲恋爱以外,我的想象力只有在乡村。在树荫之下才能活跃起来,而一坐到屋里,呆在房梁底下,就要凋零,就要死去。我常恨世上没有山林仙女;如果真有的话,我准会在她们中间找到一个可以寄托我的一片深情的对象。

  又有一些家庭麻烦这时来增添我的苦恼。勒·瓦瑟太太表面上把我恭维备至,实际上却不遗余力地要把她的女儿从我手里拉走。我从我的旧邻居那里收到了几封信,说明那老婆子瞒着我用戴莱丝的名义借了好几笔债。戴莱丝是知道的,却压根儿也不告诉我。有债要还,倒不怎么叫我生气,最叫我生气的还是他们对我保守秘密。唉!我对她从来没有过任何秘密,她怎么居然对我保守秘密?一个人能对他所爱的人隐瞒一点事吗?霍尔巴赫那一帮见我一次也不到巴黎,便开始当真恐慌起来了,生怕我爱上了乡村,生怕我会傻到要在乡村里一直住下去,从此便开始制造许多麻烦;他们想利用这些麻烦,间接地把我召回到城市来。狄德罗是不愿意这么早就自己出面的,他先把德莱尔从我这边拉过去。德莱尔认识狄德罗还是我介绍的,现在他把狄德罗说给他听的那些印象转告我,而德莱尔自己还不知道此中的真正目的呢。

  一切都仿佛不约而同地要把我从我那甜美而癫狂的梦想中硬拽出来。我的病还没有好,就收到一篇咏里斯本毁灭的诗,我猜这是作者寄给我的。这就使我不能不有所答复,跟他谈谈这篇作品。我是用写信的方式跟他谈的,这封信,如下文所说,是在很久以后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印刷出来的。

  看到这个无论是名声还是成就都可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可怜人,却在苛刻地咒骂人生的苦恼,老是觉得一切都是恶,我不免感到诧异,所以订下了一个冒昧的计划,要叫他扪心自问一番,并且向他证明一切都是善的。伏尔泰表面上信仰上帝,而实际上从来只信仰魔鬼,因为他所谓的上帝,按他的说法,不过是一个以害人为唯一乐趣的恶魔罢了。这种学说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而从一个浸沉在各种幸福之中的人的口里说出来,特别令人反感,因为他自己处在安乐窝里,却竭力要叫所有其他的人悲观失望,把他自己并没有受到的种种灾难写得那么阴森可怖。我倒是比他更有资格去历数和衡量人生的痛苦的,所以我对人生的痛苦作了一个公正的审查,并且证明给他听,在所有这些痛苦之中,没有一个痛苦能怪罪天意,没有一个痛苦不是出于人对自己才能的滥用者多,出于大自然本身者少。我在这封信里,对他是十分尊敬、十分钦仰、十分慎重的,可说是极恭敬之能事。然而,我知道他自负心强。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不直接把信寄给他,而是交给他的医生和朋友特龙香大夫,授他以把这封信或交或毁的全权,他觉得怎样最合适就怎样办。特龙香把信转交了。伏尔泰以寥寥数行回答我说,他自己有病在身,还要照看病人,当改期另复,对问题本身只字未提。特龙香把这封信转寄给我时,还另附了一封信,表示对托他转信的人颇不佩服。

  我从来没有把这两封信发表出来,甚至也没有拿给别人看过,因为我不爱大张旗鼓地宣扬这种小小的胜利,但是原信都还在我的函札集里(甲札,第二O及二一号)。在这以后,伏尔泰就把他答应我的那个答复发表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寄给我。那个答复不是别的,就是《老实人》那篇小说。我不能谈这篇小说,因为我没有读过。

  所有这些分心的事,原本可以根治我那些虚幻的爱情,而这也许是天赐的一个办法,以预防这爱情的悲惨后果。然而我的恶星宿占了上风,我刚能勉强出门,我的心、我的脑子、我的脚就又走上原路了。我说原路,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因为我的思想,狂热程度稍有所减,这次是回到现实世界来了,但是我把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门类里最可爱的事物都选择得太苛刻了,以至这种精华事物之虚幻性丝毫不亚于我抛弃了的那个幻想世界。

  我把我心头的两个偶像——爱情与友谊——想象成为最动人的形象。我又着意地用我一向崇拜的女性所具有的一切风姿,把这些形象装饰起来。我想象出两个女朋友而不是两个男朋友,因为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的例子,唯其比较罕见,也就越发可爱。我赋予她们以两个相似的、却又不同的性格;两个不算完美、却又合乎我的口味的面容;这两个面容又以仁慈、多情而更加容光焕发。我让她们俩一个是棕发,另一个是金发,一个活泼,另一个温柔,一个明智,另一个软弱;但是软弱得那么动人,似乎更足以见其贤德。我为二人之一创造出一个情人,而另一个女人又是这情人的温柔多情的朋友,甚至还有些超出朋友的程度;但是我不容许产生争风、吃醋、吵闹等情事,因为任何令人不快的情感都要我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想象出来,也因为我不愿以任何贬低天性的东西使这幅笑容可掬的图画黯然失色。我爱上了我这两个妩媚的模特儿,我便尽可能使我自己和那个情人兼朋友一致起来;不过我把他写成亲切的、年少的,另外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具有的许多美德和缺点。

  为了要把我的人物放在一个适合于他们的地点,我就把我在旅行中所见过的最美的地方都—一拿来加以审查。但是我就找不到一个我认为足够清幽的丛林,找不到一片我认为足够动人的风景。如果我见过塞萨利的那些山谷的话,它们可能会使我满意的;但是我的想象力已经倦于创造了,它要求以一个现实的地点作为基础,并且足以引起我一种幻觉,使我感到我要安排在里面居住的那些人物的真实性。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到波罗美岛,它们的美妙景色曾使我惊叹不置;但是对我的人物说来,我觉得这些岛上的装饰品太多,人工的雕琢太多了。而且我一定要有一个湖,我最后便选定了我的心一直萦怀的那片湖景。在命运为我限定的那个幻想的幸福范围里,我长期盼望我能在这个湖的某一部分边岸定居下来,现在我就把这一部分湖岸确定下来。我那可怜的妈妈的故乡,对我仍然具有一种魅力。山光水色既相映成趣,风景又丰富多采,那片悦人耳目、扣人心弦、荡涤胸襟的全景又辉煌伟丽,这一切终于使我作出决定,就让我创造出来的那几个青年男女定居在佛威了。以上便是我灵机初动时想象出来的一切,其余的是在以后才添上去的。

  在一段长时期内,我就满足于一个如此泛泛的纲要,因为这个纲要已经足以使我的想象力充满可喜的对象,足以使我的心灵充满它所喜欢培育的感情了。这些虚构,由于频繁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最后就有了较多的实质,并且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在我的脑海里固定了下来。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忽然起念要把虚构所给我提供的某些情节写到纸上,并且,一面回忆我少年时代所感到的一切,一面又给过去未能满足而现在仍然侵蚀着我的心灵的那种爱的欲望以出路。

  我先纵笔写下了几封既不连贯、彼此也无关系的零散的信,而当我想把它们联缀起来的时候,时常感到棘手。有一点,很难令人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头两部分差不多全是这样写成的,不曾有任何预先想好的提纲,甚至也没有料到我有一天会想到把它们拿来写成一部正式的作品。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这两部分都是用了一些没有量体剪裁的材料事后拼凑起来的,里面充满了补自性的文字,这是其他部分所没有的。

  正当我耽于梦幻的时候,乌德托夫人第一次来访,这是她生平来看我的第一次,但不幸,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并不是最后的一次。乌德托伯爵夫人是已故包税人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女儿,是埃皮东先生、拉利夫先生和拉伯里什先生的姊妹,后两位后来都做过礼宾官。我已经说过我怎样在她未出嫁之前就和她认识了。自从她结婚之后。我只是在她的嫂子埃皮奈夫人家里,在舍弗莱特的宴会中见到过她。不论是在舍弗莱特还是在埃皮奈,我都曾多次和她在一起,相处好几天,我不但始终觉得她十分亲切,而且我看她对我似乎也很有好感。她相当欢喜和我一同散步;我们俩都健于步行,彼此倾谈,滔滔不绝。然而,虽然她曾有好几次邀请我去,甚至敦促我去,我从来也没有到巴黎去看她。她跟圣朗拜尔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她更加关心了,因为当时我刚开始和圣朗拜尔先生要好,我记得这位朋友当时正在马洪,她到退隐庐来看我就是为了告诉我有关他的消息的。

  这次拜访有点象是小说的开场。她走错路了。她的车伕离开了弓背路,想走弓弦,从克莱佛风磨直达退隐庐,结果马车在山谷底下陷到泥潭里了;她决定下车,徒步走完剩下的那段路。她那细薄的鞋袜一会儿就磨破了,自己又陷到泥里,仆从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拽了出来。最后她穿着长靴到了退隐庐,大笑不止,我见到她,也陪着大笑起来。全身衣服都要换,戴莱丝就把自己的衣服拿给她,之后,我就请她屈尊吃点乡下饭食,她感到很满意。当时天色已经不早,她没有待多久就走了;但是这次会晤太愉快了,她似乎有兴趣以后再来。她实践这个计划,已是第二年的事了;但是,唉!这种姗姗来迟,并没有对我起什么保险的作用。

  整个秋季我忙于一件人们猜想不到的事情——为埃皮奈先生看果园。退隐庐是舍弗莱特园林里各溪流的汇集点;那里有个园子,有围墙围着,沿墙都是果树,还有其他各种树木。为埃皮奈先生生产的水果,尽管给人偷掉了四分之三,还比他在舍弗莱特的那片大菜园要多。我为了不做绝对无益的住客,就负责为他管理果园,监督园丁。直到摘果的季节,一切都极顺利;但是,果子渐渐成熟,我发现丢的越来越多,也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园丁向我保证说,都是给山鼠吃掉了。我就开始对山鼠作战,打死了很多,但是果子仍旧减少。我留心观察,结果发现园丁自己就是个大山鼠。他住在蒙莫朗西,夜里带着老婆、孩子来。把白天摘下藏到一边的果子都扛走了,明目张胆地送到巴黎菜市上去卖,仿佛自己有个果园似的。这个可恶的家伙,我也不晓得给了他多少好处,戴莱丝又拿衣服给他孩子们穿,他父亲讨饭,差不多就是靠我养活的,可他还是厚颜无耻,毫不费事地偷我们。只怪我们三人都不够警惕,没有加以提防;有一次他居然一夜把我的地窖子搬个净空,第二天我什么也找不到了。倘若他只是偷我,我也就认了;但是总得为果子作个交代呀,我就不得不揭发偷果子的人了。埃皮奈夫人请我把他的工资付掉,打发他走,另找一个园丁。我照办了。那个大坏蛋就天天夜里在退隐庐四周乱窜,手里拿着一根样子象狼牙棒的带铁尖的粗棍子,后面还跟着几个跟他一路货色的流氓。两个女总督被这家伙吓得要死,为着给她们壮胆,我就叫新来的园丁天天夜里睡在退隐庐;这还不能叫她们安心,我就叫人向埃皮奈夫人要了一支枪,放在园丁的房间里,跟他说好,只有在不得已时,例如,有人试图冲门或爬墙时,才能使用,而且也只装火药,不装弹丸,无非是吓唬吓唬小偷罢了。一个人行动不便,要在树林中间过冬,独自和两个胆怯的女人在一起,为了大家的安全,这当然是可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防御措施了。最后,我又弄来了一只小狗,担任警戒任务。这时候,德莱尔有一天来看我,我给他讲了我的处境,并和他一起笑着谈到我的军事装备。他回到巴黎,又拿这件事说给狄德罗取乐;就这样,霍尔巴赫那一帮知道我真的要在退隐庐过冬了。这种坚持精神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可把他们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一面打主意,想出点什么别的麻烦来叫我住得不痛快,一面就通过狄德罗,先把德莱尔给我拉走。还是这个德莱尔,他先觉得我的防御措施极其自然;后来却在写给我的信里认为这些措施都与我的原则不合,不仅可笑,而且坏透了。他在这些信里拿我大开玩笑,挖苦讽刺,尖酸刻薄,如果我当时的脾气不好的话,我会感到这是对我的侮辱。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爱慕与缠绵的情感,不容再有其他的情感钻进来,所以我只把他那些辛辣的讽刺当作是说笑话,别人觉得他荒诞的地方,我只觉得他轻薄而已。

  由于我提高警惕,多多操心,结果把园子看得很好,虽然这年水果收成很坏,产量还是达到前几年的三倍。说真话,我为保全产品,也是不惜费尽心力的,我甚至亲自护送水果到会弗莱特和埃皮奈去,甚至亲手提篮子;我记得有一次“姨妈”和我两人拾了一个篮子,把我们压得几乎趴下来了,我们不得不每走十步就歇一歇,弄得浑身大汗才抬到了目的地。

  当坏季节开始把我关在屋里的时候,我就想再捡起我的室内工作;但是不可能。随便在什么地方,我只看到那两个妩媚的女友,只看到她们那个男朋友、她们周围的环境、她们住的地方,只看到我的想象力为她们创造出来的或美化了的种种事物。任何时刻我都不能控制自己,狂热状态一直缠住我不放。我作过许多努力要摆脱那些虚构,但无效果,最后我完全被它们迷住了,只想努力把它们整理一下,连贯起来,写成类似小说的东西。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羞于这样明白、这样公开地揭露我自己的矛盾。我已经那么大张旗鼓地建立起我那些严峻的原则,那么坚定不移地宣讲过我那些严厉的箴言,那么尖刻地骂过那些专写爱情和柔情的软绵绵的作品,现在人们突然看到我又亲手把自己放在被我那么严格批评过的作家之列,谁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出乎意料、更刺人耳目的事呢?我充分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我责备我自己,我为此而羞惭,为此而气愤,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把我拉回到理智中来。我完全被降伏了,非服从不可,不管有什么风险,我也得下决心去冒天下之大韪。至于我能不能使这部书出版,那就以后再说了,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设想要把它发表出来呢。

  决心一下,我就没头没脑地钻到我的梦想里去了。我把这些梦想在脑子里反复思考,最后使它们构成了一种方案,这个方案执行的结果,人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毫无疑问,这是对我那些异想天开的念头的最好的利用。好善之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胸怀,它把这些异想天开的念头导向有益的目标,连世道人心都可能有所裨益。我那些香艳的图景,如果里面缺少那种天真无邪的柔和的色彩,便会失掉它们的全部优美。一个弱女子是怜悯的对象,恋爱能使她博得别人的同情,通常她也并不因为软弱而稍减其可爱。但是看到那种时髦的风尚,谁又能忍受下去而不感到愤慨呢?一个不贞的妻子,公开践踏自己的一切义务,认为没让丈夫当场捉获她的奸情,便是对他的一种思典,他还该衷心感激她,世上有比这样不贞的妻子的得意洋洋的劲儿更令人气愤的么?自然界中没有完人,完人给我们的教导已经离我们太远了。但是,假定一个年青的女子,生而有一颗既正直又温存的心,未婚之前让爱情把她征服了,既婚之后又恢复了精神力量,反过来战胜了爱情,又成为有德行的人,谁若是告诉你说,这幅图景就其整体来说是有伤风化而一无是处,谁就是个说谎者、伪善者,你不要听他的话。

  除了这个从根本上跟整个社会秩序有关的针对风俗和夫妻间的忠诚的目标之外,我还怀着一个较深刻的目标,即是社会协调与社会和平。这个目标,本身也许比上面的还更伟大,更重要,至少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如此。《百科全书》引起的那场风暴远没有平息,当时还正在最猛烈的阶段。对立的两派以极度的岔怒互相抨击,或者毋宁说是象疯狂的豺狼那样互相撕咬,而不是象基督徒和哲学家那样希望互相启发、互相说服、互相拉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也许双方都还缺少有本领的、孚众望的领袖来把这场斗争发展成内战,否则,天晓得,骨子里都同样有着最残酷的偏见的双方,这样一场宗教内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啊。我生来就仇恨一切宗派偏见,所以对双方都坦率地说了一些严酷的真理,而他全听不进去。于是我就想到另一个不得已的、以我单纯的头脑看来似乎是很妙的办法:就是以消灭他们的偏见为手段来缓和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并且给每一方面指出,另一方面的优点和品德都值得公众的钦佩和一切凡人的敬仰。这个不够明智的计划是建立在人人皆善这样一个假定上的,却使我自己陷入我责备圣皮埃尔神父的那种错误了,所以,它产生了它应得的结果:并没有使双方互相接近,而使它们联合起来打击我了。经验终于使我感到了我的傻气;但是在这以前,我是全力以赴的,我敢说,我那股热忱是无愧于驱使我去做的那种动机的,所以我刻划了沃尔马和朱丽两人的性格,当时我内心的狂喜使我希望能把他们两人写得都很可爱,并且使两人都由于互相映衬而显得更加可爱。

  我为我的方案能这样粗粗地定下来而感到满意,于是又回到了我已经草拟的那些详细的情节上面;这些情节的整理结果就产生出了《朱丽》的前两部分。我是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在这个冬季撰写和誉清这两部分的,用的是最漂亮的金边纸,吸墨用的是蔚蓝和银灰的粉末,装订分册用的是浅碧丝带,总之,我成了另一个皮格马利翁,对那两个妩媚的少女的一片痴情,简直找不到什么够风雅、够玲珑的东西来配上她们了。每天晚上,我在火炉旁拿这两部分给女总督们念了又念。女儿一言不发,感动得跟我一起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母亲根本听不懂,始终无动于衷,又找不到一点应酬的词令,只好在大家默默无言的时刻对我一再重复说:“先生,真美呀!”

  埃皮奈夫人知道我冬天单独一人住在树林中间的一座孤立的房子里,很不放心,时常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她对我的友情表现得从来没有这样真切过,而我对她的友情也从来没有反应得这样热烈。在这些友情的表现之中,有一件事如果不特别提出来,我就太不对了:她曾把她的画像派人送给我,并且想要我的画像——拉都尔画的,曾在沙龙里展出过的那一幅民。也不应抹煞她另一次亲切的表示,它看起来很可笑,但是由于它留给我的印象,也可见我的性格演变之一斑。有一天霜冻很厉害,我打开她派人送来的一个包裹——是她亲自为我备办的几样东西,发现有一件小村裙,英国法兰绒做的,说她已经穿过,要我改制一件坎肩。短笺的措词很感人,充满着亲热与天真。这点关怀超过了友谊,我觉得太体贴了,仿佛她自己脱下衣服来给我穿,以至我在情感激动之中热泪纵横地把那短笺和衬裙吻了足有二十遍。戴莱丝以为我疯了。说也奇怪,埃皮奈夫人对我的友情表示真是太多了,却从来没有一次能象这次这样感动我。甚至在我们绝交以后,我每次回忆起这件事也不免心头发软。我把她那张小便笺保存了很久,如果它不是和我那时的其他信件遭到同一命运的话,我现在还保存着呢。

  虽然那时期我的尿闭症一到冬天就不让我轻松,虽然这年冬天有一部分时间我都被迫使用探条,然而,总的说来,那还是我自从居住法国以来最甜美、最安静的一个季节。在坏天气为我免遭不速之客的侵袭的那四五个月之中,我比以前和以后更能体味到那种独立、平稳而又朴素的生活,而越享受这种生活,我就越觉得这种生活的价值。当时我别无其他伴侣,只有现实中的两个女总督。想象中的两个表姊妹。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我日益庆幸我明智地采取了这个决定,不顾那些看我摆脱了他们的羁绊而不高兴的朋友们的叫嚣;当我听到狂人谋杀案的时候,当德莱尔和埃皮奈夫人在信里跟我谈到那种弥漫巴黎的纷乱和骚动的时候,我是多么感谢上苍使我远离了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啊!否则的话,社会紊乱使我已经养成的那个暴躁脾气,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只能使它更加滋长、更加乖戾的;而现在呢,我在我的幽居周围,只看到赏心悦目、甜蜜美妙的事物,我的心完全沉醉于种种温馨的感情之中了。这是人家让我过的最后的宁静的时刻,我津津有味地在这里记下它们的历程。在随着这个安静的冬季而来的那个春天里,就可以看到我下面要写的那些灾难的胚芽开始萌发了,在这些纷至沓来的灾难当中,人们将再也看不到这种间歌时间,能让我有工夫去喘息一下。

  然而,我似乎还记得,就是在这个和平的间歇中,即使在我的幽居深处,我还不是十分安静,还不免遭到霍尔巴赫一伙的搅扰。狄德罗就给我引起了一些麻烦;除非我完全记错了,《私生子》一书就是在这个冬天出版的,一会儿我就要谈到这本书。由于后面将会讲明白的种种原因,我那时期的可靠的文件剩下的很少了,就是留下的文件,日期也很不准确。狄德罗写信向来是不注日期的。埃皮奈夫人和乌德托夫人写信也只注明星期几,而德莱尔通常也跟她们一样。当我想把这些信依次排列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摸索着,注上一些大概的日期。因此,我既不能确有把握地确定这些纠纷的开始,我就宁愿把我所能记得的一切当作整个一条写在下面。

  大地春回,我的狂热更加高涨,我在爱火的激奋中又为《朱丽》的后几部分写了好几封信,这些信都洋溢着我写信时的那种狂喜的心情。我可以特别提出写极乐园和湖上泛舟的那两封信。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两封信都是在第四部分的末尾。谁读了这两封信而不心软并且熔化在促使我写出这些信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里,谁就该干脆把书合上:他是没有资格来评论感情这个题目的。

  正是这个时候,出乎意料,乌德托夫人第二次来访。她的丈夫是近卫队军官,不在家,她的情人也正在服役,她就到奥博纳来了,在蒙莫朗西的幽谷中租了一座相当漂亮的房子。她就是从那里到退隐庐来作一次新的远足。这次出游,她骑着马,扮作男装。虽然我平生不喜欢这种蒙面舞式的乔装,但对她那种乔装的传奇风度却有些一见心倾,这一次可真是爱情了。因为这段爱情是我平生第一遭,又是平生唯一的一遭,又因为它的后果使它在我的记忆里将永远是既难忘而又可怕,所以请容许我把这件事说得稍微详细点。

  乌德托伯爵夫人快三十岁了,根本说不上美,脸上还有麻子,皮肤又不细腻,眼睛近视,眼型有点太圆。尽管如此,她却显得年青,容貌又活泼,又温柔,老是亲亲热热的。一头乌黑的长发,天然鬈曲,一直拖到膝弯。身材娇小玲珑,一举一动都显得又笨拙又有风韵。她的禀性极自然,又极隽雅:愉快、轻率和天真在她的身上结合得非常巧妙。她有的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妙语,不假思索,有时竟夺口而出。她多才多艺,会弹钢琴,舞跳得很好,还能做几句相当漂亮的小诗。至于她的性格,简直是天使一般:心肠好是它的基础,而除了谨慎与坚强以外,她一切美德都兼而有之。特别在为人方面,她是那么可靠,在社交方面,又是那么忠诚,纵然是她的仇敌,做事也不瞒她。我所说的她的仇敌,是指恨她的男人或女人,因为,就她自己来说,她是没有一颗能够恨人的心的,而且我相信我们这点相同之处曾大有助于我对她的热恋。在最亲密的友情的倾诉之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背后说过人家的坏话。就连她嫂子的坏话,她也从来不说。他不能对任何人掩饰她心里所想的事,甚至不能抑制她的任何感情:我深信,她就是在丈夫面前也谈她的情人,正如她在朋友面前、熟人面前、所有的人面前都谈她的情人一样。最后,有一点不容置辩地证明她那善良天性的纯洁与真诚,那就是她可以心不在焉到无以复加、轻率到十分可笑的地步,常常于无意之中说出些话或做出些事来,对她自己可谓不慎之至,但从来没有冒犯过别人。

  她很年青的时候就被勉强嫁给乌德托伯爵了。乌德托伯爵有地位,是个好军人,但是喜欢赌博,喜欢闹事,很不亲切,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她在圣朗拜尔先生身上发现了她丈夫的一切优点,再加上许多可爱的品质,既聪明,又有德,又有才能。在本世纪的风俗中如果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原谅的话,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种依恋之情:它的持久使它变得纯正,它的效果使它受人钦仰,它之所以能巩固起来,只是由于双方的相互尊敬。

  我猜测,她来看我,固然也有点儿出于兴趣,但更多地还是为了博得圣朗拜尔的欢心。他曾敦促她来,他相信我们之间开始建立起来的友谊会使我们三个人对这种往还都感到愉快。她知道我了解他们俩的关系,她既然能在我面前无拘无束地谈他,自然就表明她喜欢跟我相处了。她来了;我见到她了。我正陶醉于爱情之中而又苦于没有对象。这陶醉就迷住了我的眼,这对象就落到了她的身上。我在乌德托夫人身上看到了我的朱丽,不久,我就只看到乌德托夫人了,但这是具备了我用来装饰我的心头偶像的那一切美德的乌德托夫人。为了使我痴情到底,她又以炽热的情侣身份跟我谈着圣朗拜尔。多么巨大的爱情感染力啊!我听着她说话,感到自己在她身边,竟幸福得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这是我在别的女人身边都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她谈着,谈着,我自己也就感动了。我还以为我只是对她的感情感兴趣呢,其实这时我自己也已经产生了同样的感情了;我大口大口地吞下这毒汁,可是我当时只感到它的甜美。总之,在我们两人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她用她对情人所表现的全部爱情,激发起我对她的爱情来了。唉!为着一个心中已经别有所恋的女人而燃烧起这样既不幸而又炽烈的爱情,真正是为时已晚,也真正是太令人痛苦了!

  虽然我在她身边已经感到了那些异常的冲动,但我先还没有觉察到我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是在她走了以后,当我开始想朱丽的时候,我才吃惊地发现,我想来想去都只能想到乌德托夫人。这时候我的眼睛睁开了,我感到了我的不幸,我为此而哀叹,但是我还料想不到这个不幸将要产生的许多后果呢。

  我今后对她持什么态度呢?我迟疑了很久,仿佛真正的爱情还能留下足够的理智让你去深思熟虑似的。我正在举棋不定,她又一次出乎意料地来找我了。这一下我心里可有数了。伴随邪念而来的羞涩之心使得我哑口无言,在她面前直发抖,我既不敢开口,也不敢抬起头来,我心头的慌乱简直无法形容,而她不可能看不出来。于是我就决定向她承认我心里慌乱,并让她猜测慌乱的原因:这等于把原因相当明白地告诉她了。

  如果我年青而又可爱,如果乌德托夫人后来软弱了,我在这里就应该谴责她的行为,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所以我对她只有赞美,只有钦佩。她作出的决定是既大方又谨慎的。她来看我,是圣朗拜尔叫她来的,她不能突然疏远我而不向圣朗拜尔说明原因,因为这样就可能使两个朋友绝交,也许还会闹得满城风雨,而这是她要避免的。她本来是对我既敬重而又怀有善意的,所以她就怜悯我这点痴情,但是不予以逢迎,而是表示了惋惜,并且努力要医好我的痴情。她很乐意为她的情人和她自己保留一个她看得起的朋友。她说等我将来变得理智了,我们三人之间很可以构成一种亲密而甜美的关系,而她每跟我谈到这一点,便显得再愉快也不过的。她并不只是限于这种友好的劝告,必要时她也不惜给我一些由我自己招来的较严厉的责备。

  我也同样严厉地责备我自己。等到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清醒了,我把话说出了之后,心里也就比较平静了。大凡一个人的爱情,被激起爱情的女方知道了之后,就变得好受些。我用来责备自己的那种力量理应医好我的爱情的,如果事实是可能的话。我把所有强有力的理由都找来帮助我扼杀我这份爱情。我的操守呀、我的感情呀、我的原则呀、可羞可耻呀、不义不忠呀、罪在不赦呀、负友之托呀,最后还有个理由:以这样的年纪,还让最荒唐的热情燃烧起来,而且对方又已经心有所恋,既不能对我的爱有所回报,又不能让我保留任何希望,未免太惹人笑话了,而且这样荒唐的热情不但不能由坚持而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苦痛难堪。

  谁能相信啊!这最后一种考虑,原该给所有其他的考虑增添份量的,却反而把它们都抵消掉了!“一段痴情,”我想,“只于我个人有害,那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我难道是个要让乌德托夫人小心提防的轻狂小生吗?别人看到我这样煞有介事的悔恨,不会说是我的殷勤、仪表和打扮在诱使她走入歧途吧?嘿!可怜的让-雅克啊,你自由自在地去爱吧,心安理得地去爱吧,别担心你的叹息会有损于圣朗拜尔。”

  读者已经看到,我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自命不凡过。上面那种想法正合我一贯的心理倾向,它使我的激情感到安慰;这样一来,我就无保留地沉溺于激情之中了,甚至笑我那种不合时宜的顾虑是出于虚荣而不是出于理智了。对一颗正直的心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教训啊!邪恶进攻正直的心灵,从来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它总是想法子来偷袭,总是戴着某种诡辩的面具,还时常披着某种道德的外衣。

  我既怙恶而又无悔意,不久就毫无节制地为恶了;请读者看看我的激情是怎样循着我的天性的故辙,最后把我拖下了深渊吧。最初,为了使我放心,它采取谦卑的态度,后来,为着使我放手做去,它把这种谦卑转变成为疑惧。乌德托夫人不断提醒我,叫我勿忘本分,保持理智,她从来也没有片刻迎合我的痴情,不过待我总是极其温存,对我总是采取最亲切的友谊的态度。我敢保证,如果我相信这份友谊是真诚的话,我一定也就感到满足了,但是我认为它太热烈了,不会是真正的友谊,因而我脑子里就不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种与我的年龄和仪表太不适合的爱情,使我在乌德托夫人眼里的地位降低了,这个轻狂的少妇只是要拿我和我这过时的热情来取乐,她一定把心里话都告诉圣朗拜尔了,她的情郎恨我对不起朋友,便赞成她要弄我,两人串通一起要把我逗得晕头转向,好叫人家嗤笑我。这种愚蠢的想法曾使我二十六岁时在我所不了解的拉尔纳热夫人身边说了许多糊涂话,现在我是四十五岁的人了。又是在乌德托夫人身边,假如我不知道她和她的情郎都是不至于开这样残忍的玩笑的正派人,那么我这种愚蠢的想法倒也还是情有可原的。

  乌德托夫人继续来拜访我,我不久也就回拜她了。她欢喜步行,我也是一样,我们在迷人的景色中作长时间的散步。我爱她,又敢于说出我爱她,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不是我的糊涂言行毁了其中的全部妙趣的话,我当时的处境实在是再甜蜜不过了。她起先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在接受她的爱抚时会那么傻气,但是我的心从来就不会对自己所想的事丝毫有所隐瞒,所以我不久就把我的猜疑对她说明了。她起先想一笑置之,但这个办法不成功,她的笑会激起我的狂怒的,她便改变了口吻。她那种怜惜的温存真是战无不胜的。她对我说了些直沁入我心脾的责备的话,她对我那些不正确的畏惧表示担忧,我就抓住这种担忧而加以滥用,我要求用事实来证明她不是戏弄我。她明白,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够使我放心。我就越逼越紧,这一步是微妙的。一个女人已经被迫到了讨价还价的地步了,竟还能那么便宜了事。真是惊人,也许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一遭吧。凡是最缠绵的友情所能给予的,她都不予拒绝。任何足以使她失节的事,她都绝不放松。并且我很惭愧地看到,每逢她稍微给我一点好处就把我的感官烧得炽热难熬,而这种炽热在她的感官上却引不起半点火星。

  我曾在某处说过,如果你不想给感官什么东西,你就绝不能让它先尝到一点甜头。要想知道这句箴言对乌德托夫人说来是多么不正确,要想知道她是多么能够自持,那就必须详细了解我们那些频繁的、长时间的密谈,把我们那四个月当中的热烈的密谈从头到尾都回顾一番。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四个月是在两个异性朋友之间无与伦比的亲密中度过的,而双方又都把自己限制在我们始终不曾逾越的那个范围里。唉!我体会到真正的爱情确实是太迟了,可是一经体会,我的心灵和感官为了偿付这笔拖欠的情债,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单方面的爱情尚且引起这样的狂热,那么,一个人若是处在他所爱并博得其爱情的那个对象身边,他所感到的狂喜该是多么剧烈啊!

  但是,我说单方面的爱情是说错了,我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回报的,它虽然不是相互的,却是两方面的。我们两人都陶醉在爱情之中:她爱她的情郎,我爱她;我们的叹息,我们的甘美的泪水都交融在一起了。彼此都是多情的知心人,我们的情感太相投了,不可能没有相合的地方。不过,在这种危险的陶醉之中,她从来没有一刻忘形;而我呢,我保证,我发誓,虽然我有时被感官迷惑了,曾企图使她失节,却从来也不曾真正蓄意打她的主意。我那热情的激烈,本身就控制了这份热情。克已的义务荡涤了我的灵魂。一切美德的光辉都装饰着我心头的偶像,玷污它那神圣的形象就等于把它毁灭。我很可能犯这个罪,我在心里犯了这个罪不下百余次;但是,真正要玷污我的索菲么?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吗?不,不!我把这话对她说过千百遍了,即使我有满足欲望的权力,即使我能支配她自己的意志,除了若干短暂的狂热时刻以外,我都会拒绝以这种代价来求得快乐的。因为我太爱她了,我才不想占有她。

  从退隐庐到奥博纳,将近一里约;在我频繁前往的旅行中,我有时也在那里住宿。有一天晚上,两人面对面地用过晚餐之后,我们就到花园里,在美丽的月色下散步。这花园的深处有个相当大的剪修过的树林,我们穿过树林去找一个幽美的树丛,树丛里还造了一挂瀑布点缀着,这是我给她出的主意。永世难忘的无邪与享受的回忆啊!就是在这树丛里,我和她坐在一片细草地上,头上是一棵花儿盛开的槐树,为着表达我心头的感情,我找到了真正无愧于这种感情的语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达到崇高的境地——如果人们可以把最缠绵、最热烈的爱情所能输进男人心灵的那种亲切而又富有魅力的东西称为崇高的话。我在她的膝上流下了多少令人心醉的眼泪啊!我又使她情不自禁地流了多少这样的眼泪啊!最后在一阵不由自主的激动之中,她叫道:“不,从来没有象你这样可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情人象你这样爱过!可是,你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叫着我们,我的心是不能爱两次的。”我一声长叹,就不说话了;我拥抱她——这是一次怎样的拥抱啊!但是,仅此而已。她独自一人生活着,也就是说,远离她的情人和丈夫,已经有六个月了;我差不多天天都去看她,而且爱神始终伴随着我们也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们时常先面对面地用过晚餐,然后两人到树丛深处,在那月光之下,经过两小时最热烈、最缠绵的私语之后,她又在半夜里离开树丛和朋友的怀抱,身和心都和来时一样无暇、一样纯洁。读者们,衡量衡量所有这些情景吧,我不再加半句话了。

  人们可别以为在这种场合下,我的感官能让我安静,就象在戴莱丝和在妈妈身边一样。我已经说过,这次是爱情,而且是以其全部力量和全部狂热迸发出来的爱情。至于我不断感觉到的不安、战栗、心悸、痉挛、昏厥,我都不去描写了:人们单凭她的形象在我心头所产生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已经说过,退隐庐离奥博纳相当远,我常从安地里那一带山坡边上走过,那里的景色是极其引人入胜的。我一边走,一边梦想着我即将见到的那个人,梦想着她将给我的亲热的接待。梦想着在我到达时等着我的那一吻。单是这一吻,这不祥的一吻,在没有接受之前就已经把我的血点燃起来了,使我头脑发昏,眼睛发花,两膝颤抖,站立不住;我不得不停步坐下来,整个身体仿佛都乱了套,我几乎要晕过去了。我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出门时总是力求分心,想别的事情。可是我还没走二十步,那同样的回忆,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一切后果,就又来侵袭我,绝对无法摆脱;并且,不问我用什么办法,我不相信我有哪一次能逍遥自在,一个人走完这程路。我走到奥博纳时,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简直要倒下去了,站都站不住。可是一见到她,我就完全恢复过来了,我在她身边只感到精力无穷却又不知如何使用的苦恼。我来的路上;在望得见奥博纳的地方,有一片风景宜人的高岗,叫奥林匹斯山,有时我们俩各自从家里走到这里相会。如果是我先到,当然要等她;但是这个等候又叫我多么受罪啊!为了有所自遣,我总是用我带的铅笔写些情书,这些情书,简直是用我最纯粹的血液写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能把一封情书写完而字迹依然可以辨认清楚的。当她在我们两人约定的壁橱里找到这样的情书的时候,她从中看到的,除了我写情书时那副可怜的样子外,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这种样子,特别是拖了那么久,经过三个月不断的刺激和绝望,就使我疲惫得好几年都恢复不过来,最后还使我得了疝气病,将来我是要把它,或者说,它是要把我带到坟墓里去的。我这个人的气质,也许是大自然所曾产生的最易激动、而又最易羞怯的气质。我这种气质的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爱情享受就是如此。我在人世间最后的好日子也就是如此。下面开始的就是我一生中一大串几乎从未间断的灾难。

  在我整个一生中,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心象水晶一样透明,从来不会把藏起来的一个稍微强烈的感情隐瞒一分钟。请大家想想,要我把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长久隐瞒起来,那是可能的吗?我们的亲密关系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也不稍加隐讳,或故弄玄虚。这种亲密关系并不属于需要保密的那一类。乌德托夫人对我怀着她自觉是无可指责的最亲密的友谊,而我则对她满怀着谁也没有我知道得更清楚的正当的敬佩。她坦率、心不在焉、有点冒冒失失;我真诚、笨拙、高傲、急躁、狂热,我们就在自以为平安无事的假想中贻人以口实,远超过我们真正有什么越轨行动。我们都到会弗莱特去,我们常在那儿见面,有时甚至还是事先约好了的。我们在那里和平时一样生活着,天天并肩散步,就在那片园林里,正对着埃皮奈夫人的房子,并且就在她的窗下谈我们的爱情,谈我们的义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纯洁的计划。埃皮奈夫人就从窗口不断地窥视我们,她自以为被人欺上睑了,使用两只眼睛往心里灌足了怨气和愤恨。

  女人个个都掌握着掩饰愤怒的艺术,特别是在愤怒强烈的时候。埃皮奈夫人脾气暴躁却又工于心计,她高度掌握着这种艺术。她佯装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怀疑;她一面对我加强体贴照顾,甚至近于挑逗,一面又故意用不客气的态度和鄙夷的表示欺压她的小姑子,似乎还暗示我也鄙夷她。人们当然料到她这样做是成功不了的,但是我却受到了苦刑。我的心被两种相反的感情撕裂着,我一面被她的爱抚感动了,同时我看她那样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又感到怒不可遏。乌德托夫人的那种天使般的温和性情使得她忍受一切,毫无怨言,甚至并不因此而更不满她的嫂子,而且,她常常又是那么漫不经心。对这种事往往又那么不够敏感,所以有一半时间她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嫂子对不起她。

  我当时太沉醉在我的狂热之中了,所以,除了索菲(这是乌德托夫人的名字之一)什么也看不见,就连我已经成了埃皮奈全家和许多不速之客的笑柄,也都没有觉察出来。霍尔巴赫男爵,据我所知,以前从来没有到舍弗莱特去过,现在就是这种不速之客之一。如果我当时就象后来那么多疑的话,我一定会猜想到,他这次旅行是埃皮奈夫人事先布置的,好请他来看一场日内瓦公民谈恋爱的把戏。但是我那时太蠢了,连大家一望而知的事我都看不见。然而我的全部愚蠢也挡不住我发现男爵比平时更高兴、更快活的样儿。他不象平常那样愁眉苦脸地看我,却说无数揶揄的话,弄得我莫名其妙,瞪着大眼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埃皮奈夫人则笑得前仰后合,我还不知道他们发了什么疯呢。因为一切都还没有越出开玩笑的范围,所以,如果当时我觉察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凑上去跟他们一起开开玩笑就是了。但是事实上,人们透过男爵的那种嘲笑的快活劲儿,可以看出他眼里闪烁着一种恶意的喜悦,如果当时我就跟事后回想起来时那样注意到的话,这种恶意的喜悦也许会使我心里不安的。

  有一天,我又到奥博纳去看马德托夫人。她常到巴黎去,这次是刚从巴黎回来,我发现她愁眉苦脸的,并且看出她曾经哭过。我不能不克制自己,因为她丈夫的姊妹伯兰维尔夫人在场;但是我一有机会,就向她表承我心头的不安。“唉!”她叹口气对我说,“我恐怕你的痴情把我一辈子的安宁都葬送掉了。有人告诉圣朗拜尔了,但是讲的不是实情。他倒能为我说公道话,但是他有点发脾气,而最坏的是他有些话又藏着不讲出来。幸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一点也没有瞒他,我们的关系本来是他促成的。我在给他的信上尽讲起你,就如我的心里充满了你一样;我只向他瞒住了你那种糊涂的爱情,我原是想医好你这种爱情的,而他,话虽没有说,我看出他是把你的爱情当作我的一个罪过的。有人陷害我们,冤枉了我;不过,管它呢,要么我们从此一刀两断,要么你就老老实实的,该怎么就怎么。我不愿再有一点事瞒住我的情人了。”

  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在原该充当其导师的一个少妇面前受到了她的严正的责备,自知过失,满面羞惭,真是一件难堪的事。我痛恨我自己,这种痛恨,如果不是受害者给我引起的那种亲切的同情又使我的心软了下来,也许足以把我的懦弱克服下去的。唉!我的心已经被从四面八方钻进来的眼泪渍透了,这时它还能硬起来么?这一阵心软很快就化为对告密人的愤怒了。那班卑鄙的告密人只看到一个虽然有罪却是不由自主的情感的坏的方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甚至也想象不到有颗真诚的清白的心在补赎着这个方面。至于是谁给我们来了这一手的呢,我们处在疑团中的时间也并不长久。

  我们两人都知道埃皮奈夫人是和圣朗拜尔通信的。她给乌德托夫人挑起风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曾千方百计要把圣朗拜尔跟乌德托夫人离间开来,这种努力曾经有几次获得成功,所以乌德托夫人生怕以后又中她的计。此外还有格里姆,我记得他似乎是跟随加斯特利先生到军队里去的,那时也和圣朗拜尔一样正在威斯特法伦;他们在那儿有时能见到面。格里姆曾在乌德托夫人面前试图进攻过几次,但都没有成功。格里姆大为恼火,从此就根本不和她见面了。格里姆的“谦逊”是众所共知的,他既认定乌德托夫人不爱他而爱一个年纪比他大的人,而且他,格里姆,自从跟大人物交往以来,一谈起这个人就只把他当作手下的一个受保护者,大家想想他是不是能冷静吧。

  我对埃皮奈夫人的怀疑,在我听到我家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确信了。当我在舍弗莱特的时候,戴莱丝也常来,或者是把我的信送给我,或者是照顾一下我的坏身于。埃皮奈夫人曾问她,乌德托夫人和我是不是互相通信。一听说互相通信,埃皮奈夫人就逼她把乌德托夫人的信交给她,保证她会把信重新封好,显不出被拆过的样子。戴莱丝并没有显出对这种建议是如何愤慨,甚至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只是把送给我的信藏得更紧些而已:真是提防得好啊,因为埃皮奈夫人派人在她来的时候监视她,并且有好几次竟大胆到在半道上搜她的围裙。更有甚者,埃皮奈夫人有一天表示要跟马尔让西先生一起到退隐庐来午餐,这是我自住进退隐庐以来的第一次。她趁我跟马尔让西先生出去散步的时候,和她们母女二人到我书房里去了,并且逼她们把乌德托夫人的信拿出来给她看。如果母亲知道信在什么地方,信就交出去了,幸而只有女儿一人知道,她说这些信一封也没有保留下来。当然,这个谎言是充满着正直、忠诚与宽宏大量的,若是说出真话,反而成为道地的背义行为了。埃皮奈夫人一看不能诱惑她,便努力激起她的醋意,怪她太随和、太糊涂。她对她说:“你怎么能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罪恶关系呢?如果摆在你眼前的一切你都不信,而还需要一些别的证据,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来找这些证据好了:你说他把乌德托夫人的信读过就撕了,好吧!你就把碎片小心捡起来,交给我,我负责把碎片拼凑起来。”这就是我的女友给我的女伴的教导。

  所有这些企图,戴莱丝竟谨慎到把我瞒了很久;但是,当她看到我那种惶惑困窘的样子,觉得不能不对我和盘托出,好让我知道谁在跟我作对,以便采取措施,预防人家正在给我准备的那种种陷阱。我的愤慨、我的气愤是无法形容的。我不学埃皮奈夫人的榜样,跟她装假,也不想用狡计来破狡计,我完全听凭我的急躁脾气去做,再加上平素的轻率,我就公开闹起来了。人们读了下面这几封信,就可以看出我是多么不谨慎,同时这些信也足以说明双方在这一件事上的作风如何了。

  埃皮奈夫人函(甲札,第四四号)

  怎么我就看不到你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为你感到不安。你曾再三答应我只在退隐庐和这里两头跑跑呀!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是让你完全自由的,而现在一星期过去了,你连个人影也不见。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你的身体很健康,我还以为你病了呢。我前天、昨天就在等候你,到现在还不见你来。我的上帝呀!你怎么啦?你现在手头又没有什么事要做,你也不会有什么苦恼,因为如果有的话,不是我自负,你早就跑来向我倾诉了。因此你一定是病了!赶快解除我这焦躁不安的心情吧,我求你。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这个“再见”,能给我从你那方面带来个“你好”。

  复函星期三晨

  我现在还什么都不能对你说。我在等待了解得更清楚些,反正或迟或早我一定会弄清楚的。同时,请你确信:被控的无事者将会找到一个热烈的保卫者,足以让那些诬告者后悔,不论诬告者是什么人。

  埃皮奈夫人的第二函(甲札,第四五号)

  你的信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读了又读,一直读了二十几遍。老实说,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只看出你心里感到不安和苦恼,你要等到不安和苦恼过去了以后再跟我谈。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这样约定,好吗?我们的友谊、我们的信任,都到哪儿去了?我是怎样失掉了那种信任的呢?你是对我生气,还是为我生气呢?无论如何,你今天晚上就来,我请求你。记得不到一星期前,你还答应过我不把任何事情藏在心里,有事立时就对我说呢!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信赖这个信任的……我刚才把你的信又读了一遍:我还是不明白,但是它叫我颤抖。我觉得你心里激动得痛苦极了。我倒很想使你平静下来,可是,我既然不知道你不安的原因,我就不知道对你说些什么才好,我只能告诉你,在看到你之前,我是完全和你一样不幸的。如果你今晚六点钟不到,我明天就到退隐庐来,不管天气怎样,也不管我身体如何,因为我忍受不了这样的不安。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冒险给你一个忠告,但也不知道你需要不需要,你要极力提防,极力制止不安的心情在孤寂中发展。一只苍蝇会变成一个魔鬼的,我过去常有这种体验。

  复函星期三晚

  只要我现在不安的心情还继续下去,我既不能去看你,也不能接受你的访问。你说的那种信任现在不存在了,你想恢复也将是不容易的。现在,我在你的殷勤当中,所看到只是你想从别人的表白中得到某种合乎你的图谋的好处;而我这颗心,对一颗开诚相见的心是极易流露的,对诡计和狡诈却要关上大门。你说你难以看懂我的信,我却从中看出你惯常的机智。你以为我真傻到相信你没有看懂那封信么?不,但是我将以坦白来战胜你的诡巧。为了使你对我更不了解,我就进一步明说吧。

  有两个结合得好好的、彼此都无愧于对方的爱情的有情人,他们都是我亲爱的人,我当然料到你不知道我指的是谁,除非我把名字说出来。我猜测有人曾试图拆散他们,并且利用我来使他们两人之一产生忌妒。这种选择并不十分高明,但是对于那个坏心眼说来,似乎很方便;而这个坏心眼,我怀疑就是你。我希望这就清楚点了吧。

  好啦,一个我最钦佩的女人,在我完全知晓的情况下,做出了那种无耻的事——把自己的心和身分给两个情人,而我也那么无耻,竟是这两个懦夫之一。如果我知道你一生中有一时一刻曾对她和我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到死也恨你:可是,我要责备你的,不是你曾经这样想过,而是你曾经这样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明白三人之中你想害的究竟是谁;不过,如果你爱安宁的话,你应该担心你的成功就是你的不幸。我对某些交往感到不好,这我既没有瞒你,也没有瞒她;但起因是正当的,我要用跟起因一样正当的方式来结束这种交往,我要使非法的爱情变成永恒的友谊。从来不会害人的我,能无事地被人利用去害我的朋友们吗?绝对不能,我永远不能原谅你,我会变成你的不可和解的仇人。只有你的秘密还会受到我的尊重,因为我将永远不做背信之人。

  我不相信我目前这种惶惑的心情还会延续很久。我很快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弄错了。到那时,我也许要对太对不起人的事进行补赎,而我将感到这是做了平生最大的快事。但是,你知道在我还要在你身旁度过的短时间里,我将怎样补赎我的过失么?我将做到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事,我将坦白地告诉你社会上对你是怎样的想法,告诉你在名誉方面应该修补哪些缺口。尽管你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环绕着你,将来你看到我走了之后,你就永远向真理告别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跟你说真话的人了。

  埃皮奈夫人第三函(甲札,第四六号)

  我不懂你今天早晨的信,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因为那是事实。你今天晚上的信我看懂了,别害怕我会回答你。我正急于要把它忘掉。虽然我觉得你可怜,我还是不能不感到这封信使我的灵魂充满了的那种苦涩。我!对你玩诡计,玩狡诈!我!竟被指责做了无耻之尤的事!再见吧,我很惋惜你竟然……再见吧,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再见吧,我十分愿意原谅你。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好了!你别猜疑你会受到冷遇,其实你将受到很好的接待。不过,你尽可不必为我的名誉操心。别人怎样非议。我都毫不在乎。我品行端正,这就够了。此外,我完全不知道那两个对我和对你一样亲爱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最后一封信为我解除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却又使我碰上了另一个并不稍小的困难。这些信件虽然往返极端迅速,都在一天之内,但是其中短暂的间隔时间也足够让我在一阵阵的怒气之中想到我的粗心大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乌德托夫人叮咛我保持冷静,让她一人去设法了结这桩公案,并且,特别在当时,要避免任何决裂,任何声张。而我呢,对一个生性就好忌恨的女人,又用了最明显、最恶毒的侮辱语言,在她心头火上加油。当然,我从她那里只能指望一封又高傲、又轻蔑、又鄙视的回信,逼得我不能再有所留恋,如果不立刻离开她的家门,我就成了一个最可耻的懦夫。幸而她的机巧超过了我的暴怒,她复信里的那种措词避免了这样的结局。然而,要么就离开,要么就立刻去看她,二者必居其一。我采取了后一步骤,同时预料到需要解释一番,而在解释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倒叫我为难起来了。怎样才能把事情应付过去而又既不累及乌德托夫人,也不累及戴莱丝呢?我说出谁的名字来谁就该多么倒霉啊!一个翻脸无情而又好搞阴谋的女人,要报复,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件件事都叫我为成为报复对象的人担忧。正是为了预防这种不幸,所以我才在信里只说到怀疑,避免提出确证。诚然,这种说法使我发的那阵脾气越发不可原谅,因为任何单纯的怀疑也不能容许我象方才对待埃皮奈夫人那样对待一个女人,特别是对待一个女朋友。但是就在这里开始了一个我办得十分得体的既伟大而又高贵的困难工作:我以承担一些更严重的过错来补赎我那些隐瞒起来的过错和软弱。而我承担下的那些过错都是我不能犯而又从来没有犯过的。

  我无需应付我所害怕的那场舌战,我不过受了一场虚惊而已。我一到,埃皮奈夫人就跳上来搂着我的脖子,满脸热泪。这种来自一个老朋友的意外的接待,使我极为感动;我也哭了起来。我对她说了几句没有多大意义的话;她也对我说了几句更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饭已经摆好了,我们就去入席。在席上,我以为那场解释推迟到晚餐以后了,在这个等待阶段中,我的脸色很难看,因为我心里只要稍微有点不安就显得六种无主,连最不明眼的人也满不过去。我那副尴尬样子原该鼓起她的勇气的,然而她没敢这样做;晚餐后也和晚餐前一样,都没有进行什么解释。第二天也没有;在我们默默相对之中,只谈了些无所谓的事,或者由我说几句礼貌话,表示我的怀疑究竟有无根据,还完全不能断定,并且实心实意地向她保证,如果发现怀疑没有根据,我一辈子都要向她请罪的。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好奇之心,想确切地知道这些怀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因此,我们的和好,不论是在她还是在我,全都包括在见面时的那一次拥抱之中了。既然只有她一人受到了侮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我就觉得她自己都不想把事情搞清楚,更轮不到我来把事情说明白了,因此我是怎样来的,也就怎样回去了。而且,我继续跟她相处,又和以前一样,所以不久我就把这场吵闹几乎忘个一干二净,并且愚蠢地以为她自己也已经忘怀,因为她仿佛已经不再回想这件事情了。

  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我的懦弱给我招来的唯一苦脑;我还有别的一些使我同样难受的苦恼,它们却并不是我自己招来的,而只是由于有人要折磨我,好把我从孤独生活中硬拉出去。这些苦恼都是从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一帮那方面来的。自从我住进退隐庐以来,狄德罗就不断地搅扰我,有时是自己出面,有时是通过德莱尔。根据德莱尔拿我在丛林里乱跑为题给我开的那些玩笑去判断,我不久就看出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地把隐士丑化成风流情人了。但是在我跟狄德罗所闹的那些纠纷里,问题还并不在此,这些纠纷还有更严重的原因。《私生子》出版以后,他曾给我寄来一本,我也以对朋友的作品应有的那种兴趣与注意读完了这本书。当读到他附进去的那篇用对话体写的诗论的时候,我很惊讶也很痛心地发现,里面有好些话都是攻击过孤寂生活的人的,这些话虽令人不快,却还能够容忍,但是其中有这样一个辛辣而粗暴、语气毫不委婉的论断:“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这个论断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有两个意义,我觉得其中之一是很正确的,而另一个是很错误的;既然一个人自愿过孤独的生活,他不可能、也不会损害任何人,因此,根本不能说他是恶人。论断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何况作者在发表这个论断的时候,有一个正过着孤独的退隐生活的朋友,那就更需要解释了。我觉得,不论如何推测,这都是引人反感、有亏道义的:或者是他在发表这一论断时忘掉了这个孤居的朋友;或者是,如果他曾想起这个朋友,但在提出这个一般性的格言时,不但没有把这个朋友,而且也没有把那么多自古迄今在隐遁中寻求安宁与和平的受人尊敬的贤人哲士看成是可敬的正确的例外,而竟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有世以来第一次把他们都一笔勾销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目之为坏蛋了。

  我热切地爱狄德罗,由衷地尊敬他,并且我以彻底的信任,指望他对我也有同样的情感。但是他那股不倦的别扭劲,专在我的爱好上、志趣上、生活方式上,在只与我一个人有关的一切事情上,永远跟我唱反调,真叫我厌烦。看到一个比我年轻的人竟然用尽心机要拿我当小孩子管教,我是很反感的。他那种轻于许诺、忽于践约的习惯,也叫我厌恶。他不知有多少次约而不来,并且专门喜欢爽而又约,约而又爽,实在叫我烦恼。我每月都在他自己订好的日期白白地等他三四次,我一直跑到圣·德尼去迎他,等了一整天,结果还是一个人晚上吃闷饭,这又使我感到尴尬。总之,我心里早已装满了他再三再四对不起人的事情。这最后一次对不起我,我觉得更严重,更使我痛心。我就写信向他叫屈,但是措词极其温和,极其感人,连我自己都泪流满纸;我那封信是足以使他感动得流泪的。而他对这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呢?人们永远也猜不到。现将他的回信(甲札,第三三号)照录如下:

  我的作品使你喜欢,并且感动了你,我听了很高兴。你不赞同我关于隐士的意见,你爱为他们说多少好话,你就尽管说吧,你将是世界上唯一我要为之说好话的隐士。而且,如果你听了能不生气的话;可说的话还多着呢。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则如此等等。有人告诉我,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信里有过一句话,一定曾叫你心里很难受,要不然我就是太不理解你的灵魂的深处了。

  这封信的最后两句话需要说明一下。

  在我开始住到退隐庐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似乎不欢喜这个地方,觉得住所太孤单。她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来了,我就提出,如果她觉得在巴黎好些的话,就把她送回去,我为她付房租,并且和她跟我住在一起一样照顾她。她拒绝了,并且向我声明,她很喜欢住在退隐庐,说乡下空气对她有好处。人们可以看到,这也是真话,因为她在乡下可以说变得年轻了,身体比在巴黎时好得多。她的女儿甚至还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真的要离开退隐庐,她心里会是很不高兴的,因为退隐庐确实是个迷人的好住处,而她又很欢喜弄弄园子,拾掇拾掇水果,现在正是得其所哉;不过,她是说了人家叫她说的话,为的是要努力把我劝回巴黎。

  此计不成,他们就想用良心责备的办法来获得美意殷勤所没有产生的效果,说我把这个老太太留在乡下,离她那样的岁数所可能需要的救护太远,简直是一种罪恶。他们就没有想到,不但她,还有许多别的老年人,都凭着这地方的新鲜空气而益寿延年的,而那些必要的救护,从我门口的蒙莫朗西就可以得到。他们那么说,仿佛只有巴黎才有老年人,在别的任何地方老年人都活不下去。勒·瓦瑟太太吃的多,极喜欢暴饮暴食,常吐酸水,并且泻得厉害,泻个几天就把肠胃泻好了。她在巴黎,从来也不在意,采取自然疗法。她在退隐庐还是用这个老办法,深知道这个办法最妙不过。可是,他们不管这些:既然乡下没有医生和药房,把她搁在乡下就是想叫她死,虽然她在乡下身体很健康。狄德罗倒该确定一下,老年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就不许住到巴黎以外去,否则就要以杀人论罪。

  以上就是那两个十恶不赦的罪状之一,为此,他不肯把我放在他那条“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的论断之外;这也就是他那动人的感叹号和他那好意加上的“如此等等”的意义:“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呀!如此等等。”

  我觉得要回答这种指责,最好莫过于让勒·瓦瑟太太自己来替我证明。我请她自自然然地把她的感觉写信告诉埃皮奈夫人。为了让她能更自由自在一点,我绝不愿看她的信,并且把我在下面转录的这封信拿给她看。下面这封信是我写给埃皮奈夫人的,里面谈起我曾想对狄德罗的另外一封更产酷的信有所答复,但埃皮奈夫人阻止我把这封复信寄出去。

  星期四

  勒·瓦瑟太太要给你写信,我的好朋友;我请她把她的想法诚恳地告诉你。为了让她能自由自在地写,我对她说,我绝不看她的信,并且我请你也绝不要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我。

  既然你反对,我的信就不寄出去了。但是,我既然觉得受到了极严重的侮辱,若是承认我错了,那简直是卑鄙和虚伪,我绝对不能这样做。福音书叫人左脸挨了耳光再把右脸伸出去,但是并没有叫人请求原谅。你还记得喜剧里那个人一面拿棍子打人,一面还在叫嚷“快救人!”吗?哲学家就是演这个角色的。

  你别以为你能阻止他不在这样的坏天气里来。友谊不能给他的时间和精力,他的怒气会给他的,这将是他生平第一次在约定的那一天前来的。他累死了也要来把他在信里骂我的话亲口对我再说一遍,而我只有耐着性子忍受着。到时候他也许回到巴黎后就病倒了,而我呢,按照老规矩,我将是个可恶万分的人。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着。

  然而,你不佩服这个人的智慧吗?他曾经想坐马车到圣·德尼来接我,在那里共进午餐,又用马车把我送回家,而一星期之后(见甲扎,第三四号),他的经济情况竟只允许他徒步到退隐庐来,别无他法了!用他的话来说,此乃由衷之言——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果真如此的话,一定是他的经济情况在一星期之中起了离奇的变化。

  我深切同情令慈的病所给你的愁苦,但是,你看得出,你的苦恼还抵不上我的苦恼呢。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生病而心里难过,总比看到他们不公平和残忍引起的难过要轻得多。

  再见吧,我的好朋友!这是我跟你谈这不幸事件的最后一次了。因为你劝我冷静沉着地到巴黎去,并且说这种冷静沉着将来会使我感到高兴的。

  根据埃皮奈夫人本人的建议,我把我在勒·瓦瑟太太的问题上干了些什么,写信告诉了狄德罗。可以想象,既然勒·瓦瑟太太已经选定了留在退隐庐这条路,说她在这里身体健康,经常有人陪伴,生活很舒服,狄德罗再也不知道怎样加罪于我了,于是就把我这个防止谰言的做法当作一种罪行,并且把勒·瓦瑟太太继续居住退隐庐仍然其作我的另一个罪行,尽管继续居住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尽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凭她一句话就可以回到巴黎去生活,而从我这方面所得到的援助,在巴黎和在我身边都是一样。

  以上是对狄德罗第三三号信上第一条指责所作的说明。至于对第二条指责的说明,就载在他自己的第三四号信里:

  文人(这是格里姆对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一个谑称)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了,城头上有二十个穷人冻饿得要死。等着你和以前一样拿里亚尔施给他们呢,这就是我们闲聊的题材的一个样品……如果你听到其余那些话,你也会同样被逗得乐起来的。

  狄德罗拿出这个骇人的论据来,仿佛很自豪。我对这个骇人的论据答复如下:

  我记得我已经答复过文人了,也就是说答复过一位包税人的儿子了,我说:我并不怜悯他在城头上看到的那些候我施舍里亚尔的穷人,他显然已经大大地找补他们了,我已经请他代替了我。巴黎的穷人对这样的人事更迭是不会叫苦的,将来我为蒙莫朗西的穷人找到这样好的一个代替者还很不容易呢。这些穷人需要一个好的代替者,比巴黎的穷人迫切得多呢。这里有个可敬的好老头,操劳了一辈子之后,现在不能劳动了,在迟暮之年行将饥饿而死。我每星期一给他两个苏,比我向城头上所有那些穷鬼布施一百个里亚尔,良心上还要痛快得多。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这些哲学家们,你们个个都把城里人看作是跟你们的天职有联系的唯一的人们。其实,人们是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呢,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

  这就是那种离奇的良心责备;一个聪明人竟糊涂到根据这种良心责备来正颜厉色地把我远离巴黎算作一个罪行,并且认为拿我自己的实例就可以给我证明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首都之外而不是一个恶人。今天想来,我不懂我当时怎么就那么愚蠢,竟还答复他,并且跟他生气,而不以对他嗤之以鼻作为全部的答复。然而,埃皮奈夫人的决定以及霍尔巴赫那帮人的叫嚣把思想界迷惑得对他太有利了,以至在这件事情上都认为是我不对。甚至乌德托夫人——她自己也是非常赏识狄德罗的,也要我到巴黎去看他,要我先向他表示希望和解。但这次和解,尽管在我这方面是诚恳而又彻底的,却没有持续下去。她所提出的使我信服的理由,就是狄德罗此刻正在倒霉。除了《百科全书》引起的那场风暴以外,他的那个剧本当时又惹起了一场十分强烈的风暴。这个剧本,虽然他在前面加了一篇小记,人家还说他是全部抄袭哥尔多尼的。狄德罗比伏尔泰还更经不起批评,当时苦恼极了。格拉菲尼夫人甚至恶意散布谣言,说我为这事跟他绝了交。我觉得公开提出一个相反的证明是既公平而又豪迈的事,于是我去了,不但和他在一起,并且就在他家里住了两天。这是我迁居退隐庐以来第二次到巴黎。第一次我是去看那可怜的果弗古尔,他那时得了中风,后来一直没有痊愈,在他初得病时,我顷刻不离他的床头,直到他脱险为止。

  狄德罗很好地接待了我。一个朋友的拥抱能消除多少嫌隙啊!一拥抱之后,还有什么怨恨能留在心里呢?我们没有作多少解释。本来彼此对骂是用不着什么解释的,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把骂的话都忘掉罢了。他并没有暗中要什么手腕。至少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这跟埃皮奈夫人不一样,他把《一家之长》的提纲拿给我看了。“这是对《私生子》的最好的辩护书,”我对他说,“先别吭气,好好写这个剧本,写好了就冲着你的敌人的脸扔过去,作为全部的答复。”他就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早在将近六个月以前,我就把《朱丽》的头两部分寄给他看了,叫他提意见。但他连看都没有看。我们就在一起读了一个分册。他觉得通篇都是“酥皮”(这是他用的字眼),也就是说通篇废话太多,冗词大多。我自己也早已感到这一点了:不过那都是发高烧时的闲言碎语,我一直没有能改掉。后面几部分就不这样了。特别是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都是炼句的杰作。

  我到巴黎的第二天,他一定要拉我到霍尔巴赫先生家去吃晚饭。我们俩心里所打算的相差太远了;我甚至想取消化学手稿的合同,因为我痛恨为了这部稿子而向他那种人表示感激。狄德罗又战胜了。他向我发誓说,霍尔巴赫先生真心诚意地爱我;他那种态度对一切人都是如此,越是朋友就受得越多,应该原谅他。他又解释给我听,那部稿子的稿费,两年前就接受了,现在拒绝,对于付稿费的人就是个侮辱,而这个侮辱是他所不应得的,而且这个拒绝甚至还可能引起误会,仿佛暗中责怪他不该拖那么久才把这场交易确定下来。“我天天看到霍尔巴赫,”他又说,“我比你更清楚他的内心世界。如果你真有理由对他不满意的话,你难道以为你的朋友会劝你做一件有失身份的事吗?”总之一句话,由于我惯常的懦弱,我又让人家把我制服了,我们到男爵家吃晚饭去了,男爵和平常一样接待了我。但是他的妻子却对我冷淡,近乎不客气。我已经认不出那个可爱的迦罗琳了,她当年待嫁的时候对我是多么亲切。很久以前我就似乎感觉到,自从格里姆常往艾纳家里去以后,艾纳家的人就对我另眼看待了。

  我在巴黎的时候,圣朗拜尔从部队里回来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所以直到回到乡下以后,才先后在舍弗莱特和退隐庐见到他。他是跟乌德托夫人一起到退隐庐来要我请他们吃饭。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地接待了他们的。我看到他们俩那么情意相投,心中越发高兴。我为不曾扰乱他们的幸福而感到满意,感到幸福;我还可以发誓,在我整个那一段痴情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即使我能把乌德托夫人从他手里夺过来,我也不肯,甚至根本不会动这种念头。我觉得她在爱圣朗拜尔的时候是那么可爱,以致我几乎想象不到,如果她爱我的话;是否会显得这样可爱。我绝不想扰乱他们的结合,在我的狂热之中,我所真正希望于她的,只是她能让我爱她而已。总之,不论我为她燃起怎样强烈的热情,我总是觉得做她的知心人也和做她的爱情对象一样的甜蜜,我没有一时一刻把她的情人看作我的情敌,而是永远把他看作我的朋友。有人会说:这不能算爱情。好吧,但是这也就胜于爱情了。

  至于圣朗拜尔,他表现得十分正派得体。因为只有我一人是有罪的,所以也只有我一人受到了惩罚,不过是宽大的惩罚。他对我严厉而又友好;我还看出,他对我的敬意稍有减少,但对我的友情毫无所损。所以我颇感欣慰,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敬意比对我的友情更容易恢复。而且他这个人十分通情达理,绝不会把一时不由自主的软弱跟性格上的缺点混为一谈。如果在过去的那一切之中有我的过错,过错却也并不严重。是我主动追求他的情妇吗?不是他自己打发她到我这里来的吗?不是她来找我的吗?我能够避免接待她吗?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造孽的是他们俩,吃苦的却是我。如果他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和我一样行事,或许还更坏:因为,不管乌德托夫人怎样忠实,怎样可佩,她究竟是个女人呀。他出远门去了;机会多的是,诱惑力又是强烈的,她对一个胆子更大的男人就很难坚持操守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始终不越雷池一步,对于她和我,都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虽然我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作了个相当光彩的辩解,但反驳我的表面现象太多了,以致那经常钳制我而我又无法克服的羞涩竟使我在他的面前活象一个罪人,而他也就常常滥用我这种羞涩,叫我难堪。我举出一件事,以见这种相互关系的一斑。饭后我把我上年写给伏尔泰的那封信读给他听,这封信,他圣朗拜尔本来早就听说过的。他在我正念的时候竟然睡着了,而我呢,以前是那么高傲,今天又是这么愚蠢,竟一次也不敢中断我的朗读,因此,当他鼾声不止的时候,我还一个劲儿地在朗读呢。我的低声下气就到了这种地步,他的报复也就达到这种地步;但是他的忠厚之心一向只容许他在我们三人之间进行这种报复。

  他又出门去了,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对我的态度大大改变了。我很惊讶,其实这是我早就应该料到的;我的感动也超过了应有的程度,这就使我非常痛苦。我原来期待能把我医好的那一切,似乎只是把那支与其说是被我拔出毋宁说是被我折断了的箭向我的心里扎得更深。

  我决定完全战胜自己,并且要不遗余力地把我那种痴情变成纯洁而持久的友谊。我为此作出了许多最美好的计划,需要乌德托夫人帮助我去执行。当我要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她心不在焉,左右为难的样子。我感觉到她已经不再喜欢跟我在一起了,并且我清楚地看出,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她当时不愿对我说,而我后来也一直无法知道。这种变化是我无法从她嘴里得到解释的,我伤心极了。他向我索回她的信;我就把她的信全部还给她了,老老实实,一封不缺,而她竟然侮辱我,对我这种老实还一度表示怀疑。这种怀疑,又在我的心上造成了意外的创伤,她应该充分了解我的心呀!她也承认我老实,但不是当时就承认的,我明白,她是在检查了我交去的那一包信之后,才感到自己的怀疑是不对的。我甚至看出她为此而引咎自责,这又稍微使我心里舒服一些。她不能只收回她的信而不把我的信还我。她对我说,她把我的信全烧了;现在轮到我来怀疑了,而且我承认,我到现在还怀疑呢。不,这样的信,绝不会付之一炬的。《朱丽》里的信是火一样炽热的啊!上帝呀!对于这样的信,又该怎样说呢?不,不,能激起这样一种激情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勇气把这些热情的证据烧掉的。不过,我也并不怕她滥用这些证据:我不相信她能做出这种事,而且,我早已防到了。我那愚蠢而强烈的怕人嗤笑的畏惧心情促使我一开始通信就用一种使我的信不能拿出给人看的口吻。我把我在沉醉中所采取的那种亲昵态度一直发展到以卿卿我我相称;可是,什么样的卿卿我我啊!她是不会因此而感到冒犯的。然而她也有好几次向我提出抗议,可是抗议并没有收到效果:她的抗议只能唤醒我的畏惧心情,而我又舍不得后退一步。如果这些信还在人间,如果有一天它们能被人看到,人们就会知道我曾经是怎样爱的了。

  乌德托夫人的冷淡给我造成的痛苦,以及我不接受到冷淡的那种信心,使我作出了一个奇特的决定:我直接写信向圣朗拜尔本人去诉苦。在等候这封信的效果的期间,我就恣情于我早该寻求的那些消遣。当时在舍弗莱特正有些盛大的宴会,我负责为这些宴会准备音乐。马德托夫人喜爱音乐,我就以能在她面前一显身手为快,从而激起了我的兴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有助于激起这份兴致,那就是我要显承一下《乡村卜师》的作者也懂得音乐,因为长久以来我就发现有人在努力使大家怀疑我懂得音乐,至少是怀疑我能作曲。其实,我在巴黎初期的那些创作,我在杜宾先生家或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所受到的多次考验,我十四年来在最著名的艺人中间,并且当着他们的面谱写的大量乐曲,最后,还有《风流诗神》那部歌剧,《乡村卜师》这部歌剧,还有我为菲尔小姐特别谱写的、并由她在宗教乐会里演唱过的一首经文歌,以及我为这门艺术跟最著名的大师们在一起开过的那许多次会议,这一切都似乎应能防止这种怀疑的产生或者消除这种怀疑的。可是,这种怀疑居然还存在,就是在舍弗莱特也是如此,我还看出,连埃皮奈先生也不免有这种看法。我装着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答应替他编一支经文歌,供舍弗莱特小教堂命名典礼之用,并且请他自由选择,为我提供歌词。他委托他的儿子的老师里南去办。里南把些切合题旨的歌词整理出来后交给了我,一星期之后,经文歌也就谱成了。这一次,恼恨之情就是我的阿波罗,从我的手里从来也没有产生出过比这更浑厚的音乐。歌词是以EccesedesnicTonantis这几个字开始的。乐曲开始的壮丽气氛正好与歌词相称,接下去,全曲的音调之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习惯用大乐队,埃皮奈就集合了最好的合奏乐师。意大利歌手白鲁娜夫人演唱经文歌时,伴奏得非常之好。这支经文歌太成功了,所以后来还被拿到宗教音乐会上去演奏,尽管有人暗中捣鬼,演奏技术也配不上乐曲,还是两次博得热烈的掌声。我又为埃皮奈先生的生日提供了一个剧本的大意,属半正剧半哑剧性质,埃皮奈夫人就照我的意思写出来了,音乐还是我配的。格里姆一到,就听说了我在和声方面的成功。一小时后,大家不再谈这件事了;但是据我所知,别人至少已经不再怀疑,不再问我是不是会作曲了。

  我本来已经不太喜欢待在舍弗莱特了,格里姆一来,就越发使我感到留在那里难以忍受,原因在于他的傲慢态度,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想也想不到的。他到的头一天,我就给从我住的那间贵宾室里轰了出来,这个房间和埃皮奈夫人的房间紧隔壁,它布置给格里姆住,另外给了我一个较远的房间。“这真是所谓后来居上了,”我笑着对埃皮奈夫人说,她显得有点尴尬。当天晚上我对搬动的原因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我听说在她的房间与我腾出的那个房间之间有一道暗门,她以前一直认为不必指给我的。无论是在她家里或是在社会上,她和格里姆的关系没人不知道,甚至连她的丈夫也不是不清楚;然而,尽管我是她的知心人,尽管她曾告诉过我一些更重要得多的秘密,并且知道我这人靠得住,她却不肯在我面前承认这件事,始终坚决予以否认。我懂得这种保留态度的根子在格里姆那里,他保有我的一切秘密,却不愿意我保有他的任何秘密。

  我当时还未熄灭的旧情以及他那人的一些真正的优点使我对他还有一些好感,但这点好感也经不起他那样不遗余力的摧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是带非埃尔伯爵式的,他几乎不屑于向我答礼,也没有向我问过一个字,而且我说话他连理都不理,这样,我很快也就不跟他说话了。他到处都抢先,到处都占首位,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如果他不故意拿出那种令人难堪的样子来,这也倒还罢了。但是,人们单凭千千万万事例中的这一个事例就可以判断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了。有一天晚上,埃皮奈夫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叫人给她送点饭菜到她房间里,她上楼去准备坐在她的火炉旁边进餐。她叫我跟她一起上楼,我就跟她上去了。格里姆接着也来了。小桌子已经摆好,只有两份餐具。上菜了,埃皮奈夫人坐到火炉的一边。格里姆先生拿起一张扶手椅就坐到火炉的那一边,把小桌子往他们俩中间一拖,打开餐巾,吃将起来,连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埃皮奈夫人脸红了,为了促使他纠正他那粗鲁的行为,就要把她自己的位置让给我。他呢,一句话也不对我说。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既不能挨近火炉,就决计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仆人再拿一副餐具来给我。他就让我在桌子离火炉很远的那一头吃了晚饭,没有对我稍微客气一下。他不想到我身体不好,又是他的老大哥,跟这家人的交情比他还早,而且是我把他介绍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作为女主人面前的红人,应该对我优礼备至才对呀。他在其他场合对我的态度也跟在这个事例中完全一样,他不只完全把我看成比他次一等的人,他简直把我看作零。我很难在这种态度中认出当年在萨克森-哥特的储君家里以得我一顾为荣的那个学究先生了。他一面有这样深沉的缄默和这种侮辱人的傲慢态度,一面却又在所有他知道与我有交谊的人们面前吹嘘他对我的友谊如何深挚,这二者怎么能调和起来呢?说真的,他表示友好,不过是为了同情我穷,不过是为着怜我命苦,也不过是为着嗟叹几声而已;而我自己是乐天知命的,并不为穷而抱怨。据他说,他是想善意地照顾我,而我却无情地拒绝了他。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人赞美他好心的慷慨,谴责我忘恩负义的恨世心情,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大家于不知不觉中认为在他那样一个保护人和我这样一个不幸者之间,只能有那边施恩、这边感激的关系,根本就想不到,即使这种关系是可能的话,也还有一种平等的友谊存乎其间。在我这方面,我就怎么也找不出一件事来能叫我感激这位新的保护人。我借过钱给他,他从来也没有借过钱给我;他生病,我照护过他,我历次生病,他难得来看我一下;我把我的朋友全都介绍给他了,他的朋友他却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一个;我曾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宣扬他,而他呢,如果他也宣扬过我,却并不是那么公开的,而且用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他从来没有帮过我任何忙,甚至没有对我说过要帮我。他怎么能是我的麦西那斯呢?我怎么能是他的受保护者呢?这一点,我过去想不通,现在还是想不通。

  诚然,他对大家都傲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他对任何人也没有象对我这样傲慢到粗暴的程度。我还记得有一次圣朗拜尔几乎要拿起面前的菜盘子砸他的脸,因为格里姆当着全桌的人说他撒谎,粗暴地对他说:“这不是真话。”在他这种天生的专横口吻上,他还加上一个暴发户的自满,甚至蛮横无礼到可笑的程度。他跟阔人们往来的结果,竟使他迷了心窍,只有最不通情理的阔人才能摆得出的架子,他自己也学着摆起来了。他喊他的仆人,从来只叫声“喂!”就好象仆人太多,老爷不知道哪一个当班似的。他叫仆人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不把钱交到他手里,而是给他往地上一扔。总之,他完全忘了仆人也是人,不论什么事,总是把他藐视得那么令人难堪,嫌恶得那么厉害,以致那个可怜的孩子——他为人很好,是埃皮奈夫人介绍给他的——终于辞工不干了。这孩子没有别的什么抱怨,只是抱怨这样的待遇,他没有法子忍受下去:他成了这位新“自命不凡的人”的拉·弗勒尔。

  他既爱好虚荣,又妄自尊大,生就一双浑浊不清的大眼睛,一张松软多皱的脸,却还对女人野心勃勃呢;自从跟菲尔小姐闹了那场笑话以来,竟在好些女人眼里成了一个多情种子了。从此,他学起时髦来,养成了女人式的洁癖:他自己充当美男子,梳洗成了一件大事。大家都知道他是搽粉的,而我呢,先还不信,后来也信了,因为我不但看见他的肤色美起来了,还在他的梳妆台上发现过粉碟子。有一天早晨我到他房间里去,看到他在用一个特制的小刷子刷指甲,他当着我的面显得挺得意。我当时判断,一个人能天天早晨花两个钟头时间刷指甲,就很可能花一点时间用粉把皮肤上的皱纹填起来。那个老好人果弗古尔并不是什么刻薄鬼,却相当风趣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粉面霸王”。

  上述的一切都只是些可笑的小事,但是与我的性格太不相投了。这些事终于使我怀疑到他的性格,我很难相信一个晕头转向到这等地步的人,能把心眼放在正中。他动辄吹嘘他的心肠是多么软,感情是多么强烈。而他那些缺点却都是渺小的灵魂才会有的,怎么能跟他所吹嘘的那一切相称呢?一颗敏感的心总是为外界事物而热情奔放的,怎么能让他不断地为他那渺小的躯体忙着做那么多微不足道的照料呢?我的上帝呀!真感到自己的心被那神圣之火燃烧起来的人,总是想法子把他的心倾吐出来的,要把满腔的东西拿给人看的。这样的人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放到脸上,他决不会想什么修饰打扮。

  我那时又想起了他的道德纲领,这是埃皮奈夫人以前告诉我的,也是他实践了的。这个纲领只有一条,那就是:人的唯一义务就是要在一切事情上都随心所欲。这种道德箴言,当我听到的时候,曾引起我无穷的感慨,虽然当时我还只把它当作一种打趣的话看待。但是不久我就看出,这个原则实实在在就是他的行为准则,并且后来那么多叫我吃亏的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狄德罗对我说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种秘密教条,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我作过解释。

  我又想起了好几年前人家就再三给我下过的那些警告,说这个人虚伪,说他会装假,特别是说他不喜欢我。我想起了好几个小故事,都是弗兰格耶先生和舍农索夫人讲给我的,这两个人都不怎么瞧得起他,而且他们都应该是了解他的为人的,因为舍农索夫人是已故弗里森伯爵的密友罗什舒阿尔夫人的女儿,而弗朗兰耶先生当时跟波立尼亚克子爵过往甚密,当格里姆开始在王宫区落脚的时候,就在那里住了很久。全巴黎都知道格里姆在弗里森伯爵死后那种悲观失望的情形。这是因为他要维持他在遭到菲尔小姐的严厉对待后所博得的那点名声,这种名声,如果我当时不是那么盲目的话,一定会把其中的骗局看得比任何人更清楚的。他被人硬拉到加斯特利公馆,在那里做作得煞有介事,真是悲痛欲绝。他每天早晨到花园里去哭个痛快,用浸透泪水的手帕蒙着眼睛,看到公馆的房子就哭个不停,但是一转过一条小径,就只见他登时把手帕放进口袋,抽出一本书来读了。这种情景多次发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巴黎,不过马上也就给忘了。我自己也同样把它忘了,可是有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却偏偏使我又把它想了起来。我在格勒内尔路住的时候,躺在床上病得要死,他当时在乡下,有一天早晨来看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刚从乡下赶到,过了一会儿我就知道,他头天晚上就已经到了,当天还有人在戏院里看到他呢。

  这一类事情,我想起了很多,但是有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自己也纳闷怎么会这样晚才注意到。我把我所有的朋友都毫无例外地介绍给格里姆,他们都成了他的朋友。我当时跟他形影不离,简直不愿有哪一家我能进去而他不能进去的。只有克雷基夫人拒绝接待他,而我也就从此不去看她了。格里姆自己也交上了一些别的朋友,有的是凭自己的关系,有的是凭弗里森伯爵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朋友之中,没有一个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劝我至少跟他们认识一下;而且我有时在他家里遇到的那些朋友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对我表示过丝毫好感。就连弗里森伯爵也是这样,而他是住在伯爵家里的,因此我若能跟伯爵有一点来往,自然会很高兴。至于弗里森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也没有对我表示过好感,而格里姆跟旭姆堡伯爵相处得还更随便些。

  不仅如此,由我介绍给他的我自己的朋友,在认识他之前,个个都对我真诚相待,跟他认识以后就明显地变了心。他从没有把他的任何朋友介绍给我,我却把我的朋友全介绍给他了,而最后,他把我的朋友统统夺走了。如果这就是友谊的结果,则仇恨的结果又将如何?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狄德罗也曾多次警告过我,说格里姆这人,我对他那么信任,却并不是我的朋友。后来当他自己也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就改口了。

  我以前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办法,是不需要任何人来协助的。然而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这件事,以便不要在他们的眼里把我这个人看得比实际上好些。这些朋友一共有三个:狄德罗、格里姆、埃皮奈夫人;杜克洛是最配听我倾诉秘密的人,却又是唯一我没有告知这秘密的人。然而他却知道了我这个秘密;是谁告诉的呢?我不得而知。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很少可能出之于埃皮奈夫人之口,因为她知道,如果我是那种人,也学她背信弃义,我就有办法残酷地报复她,剩下来只有格里姆和狄德罗了,他们俩当时在许多事情上都沆瀣一气,特别是对付我,因此极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同谋。我可以打赌,只有杜克洛,我没有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因此他可以有泄漏秘密的自由,而他却反而是唯一为我保守秘密的人。

  格里姆和狄德罗在策划把两个女总督从我身边拉过去的时候,曾努力要把杜克洛也拖下水,但他始终以厌恶的态度拒绝了。我只是在事后才从他口里知道他们之间在这问题上的经过;但是,当时我已经从戴莱丝口里听到了一些,足以使我看出在那一切活动当中有着不可告人的密谋,看出他们是想摆布我,即使不是拂逆我的意愿,至少也要瞒着我;再不然,他们是想利用这两个女人做工具去实现什么阴谋。那一切必然都是不正派的,杜克洛的反对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谁愿意相信那是出于友谊,就让他相信去吧。

  这种所谓友谊叫我在家里和在家外一样地倒霉。几年来他们和勤·瓦瑟太太那种频繁的晤谈使这个女人对我的态度显然变了,而这种改变,当然不会于我有利。他们在这些莫名其妙的密谈中究竟讨论些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讳莫如深呢?这个老太婆的谈话难道就那么有趣,使得他们这样喜欢吗?或者是那么重要,值得这样严守秘密吗?三四年来,这种密谈一直继续着,我早先觉得是可笑的,这时我再想想,就开始感到诧异。如果那时我知道那女人在为我准备些什么的话,这种诧异是会发展到焦虑不安的程度的。

  尽管格里姆在外面吹嘘说他对我如何热心,这种所谓热心眼他对我所采取的态度是很难相容的,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从他手里得到一点于我有利的东西;他诡称对我抱有的那种慈悲感,很少有助于我,倒是有损于我。他甚至尽其所能,把我所选定的那个职业的财源给我断送了,因为他毁坏我的名誉,说我是个坏的抄缮人:我承认他在这一点上说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轮不到他来说呀。他自己另用了一个抄缮人,凡是他能拉走的主顾,一个也不留地从我这边拉走了,他就这样证明他所说的话并不是开玩笑。简直可以说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依靠他,依靠他的影响才能生活,并且要把我的生活来源断得一干二净,不把我逼上他那条路,就不甘心。

  把这一切总结一番之后,我的理智最后使我原来还替他说话的那点先入之见再也没有声音了。我认为他的性格至少是很可疑的。至于他的友谊,我断定是虚假的。于是,根据好些不容置辩的事实,我决心不再见他了,并且把这个决心通知了埃皮奈夫人;不过那些事实我现在都忘记了。

  她极力反对我这个决心,而对我提出的理由又不知怎么说才好。当时她还没有同他商量。但是第二天,她并不对我亲口解释,却交给我一封由他们俩一起起草的很巧妙的信,她利用这封信替他辩护,说一切都由于他那种收敛的性格,关于详细的事实却一字不提,并且认为我怀疑他对朋友背信弃义是一种罪过,敦劝我跟他言归于好。这封信(见甲札第四八号)使我动摇了。后来我们又作了一次谈话,我觉得她比第一次谈话时有准备些,在这一次谈话中我完全让她战胜了:我甚至相信,我可能判断错了,果真如此,那我就是对一个朋友做了最不公正的事,应该赔礼。简言之,我也和对狄德罗以及霍尔巴赫男爵已经多次做过的那样,一半出于自愿,一半由于软弱,作出了我原来有权要求对方做的那一切要求和解的表示;我仿佛是另一个乔治·唐丹,到格里姆那里去,为他给我的侮辱而请他原谅;心里老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念,认为只要你和婉客气,天下无不解之冤,就是这一个错误的信念使我一辈子在我那些假装的朋友面前不知做出了多少卑躬屈节的事。其实,正相反,恶人的仇恨心,越是找不出仇恨的理由就越发强烈,越觉得他自己不对就越发对对方怀恨。我不需要离开我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在格里姆和特龙香两个人身上找到这个论断的十分有力的证明:他们之所以成了我的两个最不共戴天的敌人,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癖好,根本找不到我对他们俩有任何对不起的地方可作借口。他们的怒气日甚一日,就跟猛虎一样,越容易出气,怒气就越大。

  我满以为格里姆看到我这样委曲求全,先来请和,会感到惭愧的,因而会张开两臂,带着最恳挚的友情来接待我。谁知他接待我,就跟罗马皇帝一样,带着一种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那种傲慢态度。我对这样的接待是一点也没有准备的。当我扮着这样不适当的角色,感到尴尬,羞羞答答地用三言两语说明来意之后,他非但不对我开恩赦罪,却堂而皇之地先宣读一篇事先预备好的长篇训词,训词里罗列了他那许许多多稀有的美德。特别是在交朋友方面。他用了很长时间着重说明一件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就是:他的朋友是从来不会离弃他的。他在那里说着,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我成了这条规律的唯一例外,那才叫我痛心呢。他一个劲装腔作势地说了又说,不免使我想起,如果他在这方面果然是顺乎内心情感行事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注意到这条格言,实际上他不过是把这条格言当作用来向上爬的手腕罢了。直到那时为止,我也和他一样,总是保住所有的朋友的;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没有失去一个朋友,除非是他死了,然而,直到那时为止,我根本就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条引以自律的原则。那么,既然这是彼此都有的一个共同优点,如果不是预先就想把我这个优点剥夺掉的话,他又何必那样津津乐道地自我吹嘘呢?后来他又一心想叫我难堪,拿出些证据来说明我们的共同朋友都爱他而不爱我。这个,我倒也和他一样清楚,朋友们是有这样一种偏爱的;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获得了这种偏爱,是由于德高望重,还是由于会要手腕?是由于抬高自己的声望,还是由于竭力把我贬低?最后,当他把他自己尽情抬高,把我尽情贬低,使我感到他行将赐予的赦免来之不易的时候,他惠然给了我一个和解之吻,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就仿佛国王拥抱新受封的骑士一样。我仿佛从云端里掉了下来,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整个这一幕就好象老师训斥小学生,饶了他一顿鞭子一样。我每想起这一幕,总是不禁感到:根据外表来判断是多么容易上当,而俗人又是多么重视这种根据外表的判断啊!我也感到,有罪者放肆大胆、趾高气扬,而无事者反而羞惭满面、局促不安,这又是多么常见的事啊!

  我们总算和好了;这对于我的心来说,终究是减轻了一个负担,因为任何争吵失和都会使我的心苦恼不堪的。大家当然都能猜到,象这样的和好是不会改变他的态度的,它只是取消了我对他的态度的申诉权而已。所以我就决心忍受一切,再也不说什么了。

  这么多的苦恼接踵而来,压得我郁闷不堪,使我失去了自制的力量。圣朗拜尔没有回信,乌德托夫人也同我疏远了,我不敢再对任何人推心置腹,因而开始害怕起来,怕拿友谊作心灵的偶像,把这一辈子都白白浪费在追求一些幻影上面。经过这次考验之后,在我所有的知交之中,只剩下两个人还保有我的全部敬仰,使我的心还能予以信赖:一个是杜克洛,自从我幽居退隐庐以来,就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另一个就是圣朗拜尔。我觉得我若是向圣朗拜尔谢罪,最好莫过于把压在我心要的事都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出来,于是我决定在不牵累他情侣的范围内,向他忏悔一切。我并不怀疑我选择的这个办法还是旧情所布置下的一个陷阱,为的是要使我能跟她接近一些;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真心实意:我恨不得无保留地投向她的情人的怀抱,充分接受他的指导,把我的坦白提高到尽可能的高度。我正准备给他再写一封信,相信难能得到他的答复时,忽然听到一个消息,知道了他所以没有答复我第一封信的原因。原来他没能把他那一次战役的辛劳经受到底。埃皮奈夫人告诉我说,他刚得了瘫痪症,而乌德托夫人自己也终于忧伤成疾,不能立时写信给我。两三天后,她从巴黎——当时她在巴黎——通知我说,他已经被送到亚琛洗矿泉浴去了。我不敢说这个伤心的消息曾使我象她一样地悲痛欲绝,但是我不信我心里的难过会有逊于她的忧伤和痛苦。我为他病到这种地步而难过,又担心他的病可能是受到心绪不宁的影响,就更加难过了,这种心情比我前此所遭受到的一切更扣动我的心弦;而我痛切地感到,我自己估量我实在没有必需的力量来经受这么多的烦恼。幸而这位豪迈的朋友没有使我长久地陷于这种愁闷之中,他虽然得了病,并没有把我忘掉,我不久就从他的亲笔信里知道,我把他的心情和病况都估计得太坏了。不过现在到了该讲我的命运大变动的时候了,到了该讲把我的一生分为截然不同两部分的那次大灾难的时候了,这个灾难,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竟产生了如此可怖的后果。

  有一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埃皮奈夫人派人来找我。一进门,我就发现她的眼神里和她的整个举止中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慌张神色,这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平时没有谁能比她更善于控制自己的面都表情和动作。“我的朋友,”她对我说,“我要到日内瓦去;我的胸部不好,身体垮得太厉害了,不能不把一切都撇下来去找特龙香,请他诊断一下。”当时正是入冬的时候,这个决定做得这么突然,很使我惊讶,特别是我离开她才三十六小时,她当时根本不曾提到这件事。我就问她准备带谁一同去。她说她准备带她的儿子和里南先生去,然后她又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还有你,我的狗熊。你不也来一个吗?”我不信她说的是正经话,因为她知道在开始到来的这个季节里,我连房门几乎都出不去,所以我就开了个玩笑,说病人护送病人没有多大用处。她自己也显得并非真正有意要提出这个建议,所以就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谈了谈她的旅行准备工作。她正忙着张罗,决定半个月后就动身。

  我不需要有很大的洞察力就能懂得这次旅行有个瞒着我的秘密的动机。这个秘密,这个家庭里的人除了我谁都知道;而且这个秘密第二天也被戴莱丝发现了,这是总管家台歇泄漏给她的,而台歇又是从随身侍女口里知道的。既然这秘密不是埃皮奈夫人亲口告诉我的,我也就没有为她保守秘密的义务。虽然如此,但是这跟把它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那些人牵连太大了,我不能把它跟那些人分开,因此,关于这件事,我将闭口不谈。但是这些秘密,虽然永远不会从我的口里或从我的笔下泄漏出去,却早已被太多的人知道了,因为埃皮奈夫人圈子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听到了这次旅行的真正动机,就看出一定有只仇人的手在暗中推动,要我做埃皮奈夫人的护送人。不过她既然没有坚持要求,所以我也就不把这个企图当作一件正经事去看,只是暗地发笑;如果我真那么傻气,做了她的护送人,我才充当了一个好看的角色呢。此外,我的拒绝倒使她占了大便宜,因为她竟然请到她的丈夫亲自陪她前去。

  几天之后,我从狄德罗那里收到下面转录的这张便条。这张便条就那么叠了一下,全部内容可以很容易读到,它是送到埃皮奈夫人家里给我的,托儿子的家庭教师、母亲的亲信里南先生转交。

  狄德罗的便条(甲札,第五二号)

  我是注定要爱你并且要给你苦恼的。我听说埃皮奈夫人要到日内瓦去,却没有听说你陪她去。我的朋友,如果你对埃皮奈夫人满意的话,你就应该陪她去;如果你对她不满意,你就更应该去。你是不是受了她的恩,感荷不尽呢?这正是一个机会,让你偿还一部分债,减轻你的负担呀。在你一生之中,你还能找到另一个机会对她表示感激么?她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将和从云端里掉下来一样。她是个病人,她需要娱乐和消遣。是冬天呀!你看,我的朋友,你以自己身体不好来推脱,这理由可能比我所相信的要强有力得多。但是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就比一个月以前和将来入春以后都更坏些呢?你三个月后去旅行是不是就比今天更方便些呢?要是我,我坦自告诉你吧,如果我坐不了车,我也会拄着棍子跟她走。而且你不怕人家误解你的行为吗?人家会怀疑你不是忘恩负义就是别有用心。我很知道,不管你做什么事,你总归有良心作证,但是只凭这点证明就够了吗?能容许把别人的证明忽视到这种程度吗?此外,我的朋友,我给你写这个便条,是为着对得起你,也为着对得起我自己。如果你不欢喜它,就把它付之一炬吧,以后也不必再提,就跟我没有写这个便条一样。我问候你,爱你,拥抱你。

  我读着这个便条,气得发抖,两眼发花,几乎不能读完,但这并未阻止我注意到其中的伎俩:狄德罗在这封信里装出一种口吻,比他在任何别的信里都更温和、更亲热、更客气,在别的信里他至多称我为“我亲爱的”,几乎从来也不屑于给我以“朋友”的称号。我很容易看出这个便条是怎样转弯抹角到我这里来的,信上的地址、折叠的方式和转递的情形已经相当笨拙地暴露出个中的曲折了。我们彼此通信平常都是邮寄,或者托蒙莫朗西的信使代交,他利用这种途径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到我的愤怒的最初冲动能容许我执笔的时候,我就急忙给他草了下面这封回信,立即把它从当时我所在的退隐庐送到舍弗莱特去给埃皮奈夫人看,并且在我盲目的愤怒之下,我要把这封回信连同狄德罗的便条一起,亲口读给她听。

  我亲爱的朋友,你既不会知道我对埃皮奈夫人的感激之情是如何强烈,也不会知道我对这种感激之情负有怎样的义务;你不知道她在旅途中是否真正需要我,是否真想我陪她,也不知道我是否有可能陪她,也不知道我出于什么理由而不能陪她。我并不拒绝跟你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在讨论之前,你要承认,这样肯定地规定我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先作一番判断问题的准备,这就是,我亲爱的哲学家啊,这就是以道地糊涂虫的身份来发表意见。我觉得其中最坏的是,你的意见不是出自你本人。我的脾气不好,不愿意有个第三者或第四者假借你的名义来牵着我的鼻子走;除此而外,我在这些转弯抹角里看出了一些与你的坦率不相称的隐秘。我看,为了你和为了我,你从此以后少管一点为妙。

  你怕人家把我的行为往坏处想;可是,我量你那样的一颗心是不至于拿我的心往坏处想的。别人也许会把我说得好些,如果我能多象他们一点的话。愿上帝保佑我,不去求得他们的赞许!让坏人去窥伺我、揣测我好了:我卢梭不是害怕坏人的人,你狄德罗也不是听信坏人的人。

  如果我不喜欢你的便条,你就要我把它付之一炬,从此不再提起。你以为从你那里来的东西,人家就能这样轻易忘得了么?我亲爱的,你在给我痛苦的时候毫不顾惜我的眼泪,正如你劝我采取那样的调养办法时毫不顾借我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如果你能改掉你这个毛病,你的友谊对于我就会更甜蜜些,而我也就会变得不这么可怜了。

  我一进埃皮奈夫人的房门,就看见格里姆跟她在一起,我高兴极了。我就把我这两封信向他们高声朗读,理直气壮到连我自己也不信的地步,而且在念完之后又加上了几句话,不亚于念信时的那种气势。一个平时那么懦怯的人,现在竟然有这么意外的大胆。我看他们俩都垂头丧气,惊愕万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了,我特别看到那个气焰嚣张的人把眼睛望着地,不敢正视我那闪闪的目光。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内心深处是发誓要置我于死地的,而我确信他们在分手之前,一定商量好了置我于死地的伎俩。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从乌德托夫人手里收到了圣朗拜尔的回信(甲札,第五七号),信上还是注明写于沃尔芬毕台尔,日期是在他病倒后不几天,原来我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很久。这封回信带给了我一些我此刻所极端需要的安慰,因为它充满了尊重与友情的表示,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能做到不辜负他的这种尊重与友情。从这个时刻起,我就恪尽我的职责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朗拜尔不是那么通情达理。不是那么豪爽慷慨,不是那么忠厚正直,我一定早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

  季节变坏了,大家都开始离开乡村。乌德托夫人通知我她打算来向山谷告别的日期,并且约我在奥博纳会面。这天碰巧就是埃皮奈夫人离开舍弗莱特到巴黎去完成她旅行准备的日子。幸好她是早晨走,我把她送走以后还有时间去跟她的小姑子一起进午餐。我口袋里装着圣朗拜尔的信,我边走边读了好几遍。这封信使我防止了再犯软弱症的毛病。我下定决心,从此只把乌德托夫人看作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情侣,并且我做到了这一点。我跟她面对面呆了四五个小时,心里感到一种滋味无穷的平静,即使就享受而论,这种平静也比我直到此时为止在她身边所感到的那阵阵的狂热要好无数倍。她清楚地知道我的心并没有变,所以很能感觉到我为克制自己而作出的努力,因此就格外敬重我,而我也就快慰地看到她对我的友情一点也不曾熄灭。她告诉我,圣朗拜尔不久就要回来,他虽然病体已经基本恢复,却无力再去经受战争的辛苦了,正在办退役手续,以便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她的身边。我们俩商订了将来我们三人亲密相处的美好计划,而且我们可以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长久执行下去,因为它的基础是所有能把多情而正直的心灵联合在一起的那些感情,而我们三人又拥有充分的才能和知识,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外界的任何补助。唉!我沉醉于这样一种甜蜜生活的希望之中,竟丝毫没想到那正在等候着我的现实生活。

  我们接着就谈到我当时跟埃皮奈夫人相处的情况。我把狄德罗的信以及我的回信拿给她看,我对她详细叙述了这个问题的一切经过,并且告诉她我要离开退隐庐的决心。她极力反对,她所列举的理由都在我的心头具有无上的权威。她表示她是多么盼望我去作这一次日内瓦的旅行,因为她预料到,我一拒绝,人家会把她也扯到这里面去的。这一点,狄德罗的信仿佛已经在预告了。然而,由于她跟我自己同样清楚我的理由,所以也就没有坚持;不过她教劝我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把事情闹出来,一定要找些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掩饰我的拒绝,免得人家胡乱猜疑,以为她在其中有什么关系。我对她说,她所要求于我的可不是那么容易办到,但是,我既决心不惜以名誉为代价来补赎我的过错,只要是在名誉的容许范围内,当然愿意把她的名誉放到第一位。过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我曾否实践了这个诺言。

  我可以发誓,我那不幸的热情当时远没有减弱它的力量,我从来也没有象那天一样,把我的索菲爱得那么热烈,那么亲切。但是,圣朗拜尔的信、责任感和对背信弃义行为的憎恶所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在这一次会面中,从头到尾,我的感官竟能让我在她身边保持着充分的平静,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要吻她的手。临别时,他就当着她的仆人们的面拥抱了我一下。这一吻,和我以前在树荫下有时偷偷摸摸给她的那些吻就太不相同了。对我来说,它成了一种保证,保证我又恢复了我对自己的控制力:我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我的心能有时间在宁静中坚定下来的话,我用不了三个月就可以从根本上痊愈了。

  这里结束了我跟乌德托夫人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每人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心理倾向从外表上去判断,但是在这种关系中,这位可爱的少妇在我身上引起的那种热情,也许任何人都不曾感受到的那种最强烈的热情,由于双方为义务、为荣誉、为爱情、为友谊作出的罕见的痛苦的牺牲,将在天人之间,永远值得人们尊敬。我们彼此都在对方的眼里把自己提得太高了,不可能轻易自甘堕落。一个人除非不值得别人的任何尊敬,才肯失掉如此宝贵的尊敬;我们的强烈的感情是可能使我们犯罪的,但也正因为它是强烈的,才防止了我们去犯罪。

  就这样,我跟这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我曾保持那么长久的友谊,而另一个,我曾怀有那么热烈的爱情——在一天之内部分别珍重告别了:一个告别后就终身不再相见,另一个告别后只重逢过两次,在什么情况下,下文我再说明。

  她们走了之后,我就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要尽那么多急迫而又互相矛盾的义务——这些都是我过去做事不慎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我在正常状态下,在这次日内瓦之行经人提出和遭到我拒绝之后,尽可以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已经愚蠢地把日内瓦之行搞成一件不能就此了结的事情,我除非迁出退隐庐,否则以后就必须再作解释;可是我又已经跟乌德托夫人讲定,不迁出退隐庐,至少暂时不迁。而且,她又曾要求我在我的那些所谓朋友面前说明一下我拒绝这次旅行的理由,以免人家说是她策动的。然而我若说出真正的原因,就不能不辱没埃皮奈夫人。论埃皮奈夫人为我做过的一切,我当然是要感激她的。左思右想,我发现我正面临着这样严酷的、却又不能避免的抉择:或者是对不起埃皮奈夫人,或者是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再不然就对不起我自己;我采取了最后这条道路。我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动摇地采取了这条道路,怀着一种慷慨牺牲的精神,一定要洗清那些把我逼到这种窘境的过错。这种牺牲,我的仇人曾巧妙地加以利用,并且也许是他们早就等待着的,它造成了我的名誉的破产,并且由于他们的活动,把社会上对我的尊敬全剥夺净尽了;但是它恢复了我对我自己的尊敬,并且在我的种种不幸之中使我得到安慰。人们将可以看到,这不是我作出这样的牺牲的第一次,也不是人家利用我的牺牲来打击我的最后一次,

  格里姆是唯一在表面上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就决计向他申诉。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把这次日内瓦之行作为我的一种义务来看,未免有点可笑,我在旅途中对埃皮奈夫人不但毫无用处,甚至会造成麻烦,而且旅行的结果又会给我带来种种不便。我在这封信里还情不自禁地让他看出,我是知道底细的,人们认为我应该作这次旅行,而他自己却脱了身,别人连提也不提他,我觉得很离奇。在这封信里,我既不能明白说出我的理由,就不得不常常支吾其词,因而在社会上一般人的心目中,显得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对象格里姆那样了解我言外之意并且充分了解我的行为的人来说,这封信是极为含蓄的。我甚至不怕再加上一个于我不利的臆测,假定别的朋友也有与狄德罗相同的意见,以便暗示乌德托夫人也曾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点倒是真的,可是我就没有提起乌德托夫人后来听到我的理由便改变了主张。我要为她开脱,使人家不会怀疑她曾与我串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这一点上显出对她不满。

  这封信最后以对对方表示极大的信任作结束,这种信任,任何别人都会受到感动的;因为,我恳切地要求格里姆在权衡我的理由之后把他的意见见告,还明白向他表示,不论他的意见如何,我都会照办的。我心里的确也是想照他的意见去办,即使他的意见是要我前去;埃皮奈先生既然亲自陪他的妻子旅行,我若同往,事情的面目就完全不同了,而在以前,人家是想把这个差使交给我的,只是在我拒绝之后才找到了他。

  格里姆的回信,我等了很久才来;这是一封很离奇的信。我把它(见甲札,第五九号)转录于下:

  埃皮条夫人启程的日子推迟了;他的儿子病了,必须等他痊愈。我将慢慢考虑你的信,你安安静静地待在你的退隐庐吧。我将把我的意见及时告诉你。既然她几天内肯定不会动身,那就不用着急。目前,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可以向她提出你愿意为她效劳,不过我觉得提不提也都差不多,因为我跟你自己一样地清楚你的处境,毫不怀疑她会对你的提议作出恰如其分的答复的:我看你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将来可以对敦促你去的人们说,你之所以没有去,不是因为你没有自告奋勇。此外,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哲学家”是大家的代言人,为什么他有意要你去,你就以为你所有的朋友都有同样的主张。如果你写信给埃皮奈夫人,她的答复就可以作为你对所有这些朋友的反驳,你心里不是急于要反驳他们吗?再见。问候勒·瓦瑟夫人和刑事犯。

  我在读这封信时深感惊讶,忐忑不宁地探索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怎么也琢磨不出来。怎么!他不直截了当地答复我的信,却要费时间去考虑,仿佛他所费的时间还不够似的。他甚至还通知我,要我暂时等待,仿佛有什么深奥的难题需要解决似的,再不然,仿佛他有什么心思,一定要在透露出来以前,不让我有任何办法猜透。这种提防,这种拖延,这种神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别人的信任就是这样报答的么?这种行径算是正直的、善意的吗?我很想对这种行径找出一个于他有利的解释,却怎么也找不到。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如果这意图是与我相反的话,他所处的地位是便于他去实现的。而我所处的地位却使我绝对无法加以阻止。他在一个显赫的亲王家里是红人,交际又广,在我们共同的社交圈子里又有风行草偃之势,说出话来就象是圣旨,以他平时的那种机巧,很容易就能开动他的全部机器。而我呢,一个人待在我的退隐庐里。远离一切,没有人给我出主意,跟外界没有任何来往,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待,只好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不过,我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一封信,提起她儿子的病,信是写得尽可能客气的,但是我没有中人之计,没有提出要跟她一起走。

  在那狠心人把我投进的这种苦痛难堪的惶惑状态之中,我仿佛等候了好几百年。过了八天或十天,我听说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他的第二封信我也收到了。信只有七、八行,我没有读完……那是一份绝交书,但是其中的措辞,只有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写得出来,而正因为要极尽侮辱之能事,用词反而显得愚蠢了。凡是他所到之处,他都不准我去,仿像那都是他的藩国,一概不许我入境。他这封信,只要谈的时候稍微冷静一点,就不免哑然失笑。我没有把它录下来,甚至连读也没有读完,就登时把它退回去了,另附上下面这封信;我本来不肯对你有所猜疑,尽管这猜疑是正确的。现在我把你看透了,可惜太晚了。

  原来这就是你从从容容思考的那封信:我退还给你,它不是写给我的。你可以把我的信拿给全世界的人看,并且公开地恨我,这样做,将给你减少一项虚伪的行为。

  我说他可以把我的前一封信拿给人看,是顶他来信上的一段话的,根据这段话,人们就可以看出他在整个这件事里用了多么奥妙的诡巧。

  我已经说过,对于不知底蕴的人,我那封信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授人以口实的。他看到这一点很高兴,但是怎样能利用这一个有利之点而自己又不受到牵累呢?他把我那封信拿给人看,会受到滥用朋友信任的谴责的。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就想到以极尽尖刻之能事的方式跟我绝交,并且在信里说,他如何恩厚地顾全我,不把我那封信拿出去给人家看。他早就料到,我在气头上一定不接受他那种伪装的小心谨慎,一定会答应他把我的信公开出去:这就正中他的下怀,一切也就照他所布置的那样实现了。他把我的信拿出去传遍巴黎,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并没有获得他所预期的全部成功。人家并不认为,他骗去了我的一句话,允许他拿我的信去公开,他就能免于物议,叫人家不骂他那么轻率地抓住我的话来害我。人家总是要问问,在私人关系上,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能容许他有这样一种强烈的仇恨。最后,人家还觉得,即使我曾做过这样对不起他的事,使他不能不跟我绝交,但朋友之情尽管断绝了,我总还保有若干权利,他不能不予以尊重。但是不幸得很,巴黎人是轻浮的,当时的这种种看法被忘记了,不在场的倒霉蛋就被忽视,在场的走时的人就使人敬畏。恶毒的阴谋活动继续进行,层出不穷,它那花样翻新的效果很快就使前此的一切都泯灭殆尽了。

  以上是说明这个人怎样在把我欺骗了那么久之后,终于对我剥下了他的假面具,因为他深信,他把事情已经处理到这种地步,就没有再戴假面具的必要了。我原来还生怕对这个坏蛋有失公允,现在没有这种顾虑,心上感到轻松,让他去扪心自问,从此也就不再想到他了。我收到这封信的一星期之后,又收到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寄来的一封信,是复我上一封信的(乙札,第一号)。看她在这封信里生平第一次使用的那种口吻,我就懂得他们俩相信他们所用的计谋万无一失,是配合起来做的,而且,他们既认为已经把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从此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落井下石之快了。

  我的情况确实是最悲惨的。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都远离我了,既无法知道是怎样疏远的,又无法知道为什么要疏远。狄德罗自夸还是我的朋友,并且是我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三个月来就答应来看我,却一直迟迟不来。冬天开始使人感觉到了。随着冬天的到来,我那些惯常的病痛复发了。我的体质虽然健壮,却无法经受得了那么多喜怒哀乐的冲击,我疲惫不堪,不容我再有一点力量、再有一点勇气去抵抗任何事物。即使我有言在先,即使狄德罗和乌德托夫人也劝我此时搬出退隐庐,我也不知道搬到哪里,不知道怎么能一步步地走到要搬去的地方。我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麻木不仁,既不能有所作为,又不能有所思考。只要想到要走一步路,要写一封信,要说一句话,我心里就发慌。然而,我又不能对埃皮奈夫人的信不加辩驳,除非承认我理该受到她和她的朋友打击我的那种种毒手。我决定把我的心情和我的决定通知她,没有一刻怀疑到她会不出于人道、慷慨、礼数以及我一直以为在她身上看到的那些好情好意——虽然也有恶情恶意,而赶忙予以首肯的。我的信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退隐庐

  假使优能伤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我最后总算作出了我的决定。友谊在我们之间已经熄灭了,夫人!然而,不复存在的友谊也还保有一些权利,我是懂得什么是应该尊重的。我绝没有忘掉你对我的那些恩惠,因此,你可以放心,对于一个不应该再爱的人所能感到的一切激情,我还是有的。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无济于事:我有我的良心,请你也问问良心吧。我曾想离开退隐庐,我本来应该这样做。可是有人认为我必须待在这里,直到来春再离开;既然我的朋友要我这样做,我就在这里待到来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这封信写好发出之后,我就只想在退隐庐安静下来,将养身体,努力恢复精力,并采取措施,以便来春不声不响地迁出。不显得彼此决裂。然而,格里姆先生和埃皮奈夫人所打算的并非如此,待一会儿就可以看到。

  过了几天,我总算有幸受到狄德罗的那一次屡约屡爽的拜访了。这次拜访,来得再及时也没有了,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也几乎是我还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到我在这种环境中看到他时的那种快慰之情,我有满腔的话要说,我就向他尽情倾诉。有许多事实,人家在他面前隐瞒了的、掩饰了的、捏造出来的,我都给他说清楚了。过去的一切,凡是我可以对他说的,我都告诉了他。我绝没有企图把他知道得太清楚的事对他隐瞒起来,就是说,一场既糊涂而又不幸的恋爱成了使我身败名裂的导火线;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乌德托夫人知道我这份爱情,或者,至少我没有承认我曾对她说明我爱她。我跟他谈到埃皮奈夫人为了查出她小姑子的那些纯洁无邪的信所使用的卑鄙手腕,我要他从她所企图买通的两个女人的口里直接听听那些详细情形。戴莱丝是一五一十地如实对他说了,但是轮到母亲说的时候,她一口咬定所有这一切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惊愕呀!她就是这么说的,始终不肯改口。不到四天以前,她还把那些情形原原本本地对我重述了一遍,现在她竟在我朋友面前冲着我的脸来否定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决定意义的,我这时才痛切地感到,我过去太不谨慎,竟把这样一个女人留在我身边这么久。我并没有多费唇舌去痛骂她一顿,连几句蔑视的话几乎都不对她说。我感到我对她女儿应该感激,女儿的正直恰与母亲的卑鄙懦弱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但是从那时起,我对那个老太婆,决心是抱定了;只等机会去执行。

  这个机会比我预期的来得早。十二月十日我接到埃皮奈夫人答复我前函的信(乙札,第—一号)。内容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一日,于日内瓦

  我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切的表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只有可怜你。你真是不幸。但愿你的良心也和我的良心一样平静。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安宁是必要的。

  既然你曾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很惊讶你的朋友们竟把你留了下来。要是我,义务所在,我就不请教我的朋友们,因此,关于你的义务,我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样出乎意料的、却又是这样明白说出的一道逐客令,不容我有片刻的犹豫了。不论天气如何,不论我的情况如何,哪怕是在树林里、在当时覆盖大地的积雪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再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必须立刻迁出。我很愿意事事迁就乌德托夫人,但不能迁就到叫我没脸做人的地步。

  我陷入了平生仅有的最艰难的窘境之中;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我发誓,无论如何,到第八天就不在退隐庐过夜。我开始履行我的义务,把我的衣物检出来,决计宁可把它扔到田野里,也不能到第八天后还不退还钥匙,因为我急于要在人们能给我写信到日内瓦和我能得到复信之前把一切都办好。我有了从来不曾感到的勇气,全身的精力又来了。荣誉与愤慨使我恢复了埃皮奈夫人所没有料到的那种精力。时运又来协助我的大胆。孔代亲王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人说起我的窘境,派人给我提供了一所小房子,这是他自己的,坐落在他那座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连忙接受了。条件很快就谈好;我匆匆地叫人买了几件家具,连同我自己已有的。供戴莱丝和我两人住宿之用。我又叫人用手车把衣物都搬了去,困难既大,耗费又多;尽管是冰天雪地,我的家两天就搬好了。十二月十五日我就退了退隐庐的钥匙,并且事先付了园丁的工资——房租我是付不起的。

  至于勒·瓦瑟太太,我向她宣布,我们必须分开;她的女儿起初还想动摇我,我却一点不为所动。我叫她带着她和她女儿共有的衣物和家具,乘邮车到巴黎去了。我给了她一点钱,另外,不管她住在她的儿女家里或住在别处,负责替她付房租,并且说明将来尽我力之所及,供给她的生活费用,只要我自己有饭吃,绝不让她吃不上饭。

  最后,我到路易山的第三天,就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蒙莫朗西

  夫人,当你不赞成我再待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你家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一知道你不肯同意我在退隐庐度过残冬,就在十二月十五日离开了退隐庐。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我感谢你邀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加感谢你呢。此外,你觉得我不幸,这是对的;天下人没有比你更清楚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了。错交了朋友固然是不幸,从那么甜蜜的一个错误中醒悟过来又是一个不幸,其残酷的程度,殆有过之无不及。

  以上是我寓居退隐庐以及使我搬出退隐庐的种种原因的忠实记录。我不能中断这段叙述,将它极精确地写下来是必要的,因为我一生中的这一个阶段曾对我以后的生活发生过影响,并且这影响还将继续到我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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