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城路西线工程破土动工了,于是张义民又

日期:2019-09-04编辑作者:都市

  一
  一张当日的报纸从手中滑落下来,高婕无力地闭上眼睛。报上有一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消息,黄炯辉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独唱音乐会,一举成功。她的报复并没有损伤他,他到底还是去了美国,并且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而她呢……
  她需要有人安慰她,可是没有人能安慰她。张义民不再成为安慰者的角色,相反她却成了张义民的俘虏。张义民现在每次来都被她的父母捧为上宾,那完全是为着她的缘故。他不再怕见到她,甚至连门也不敲,就闯进她的卧室。不再像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坐在椅子上,而是随随便便斜仰在沙发上,一双沾着积雪的皮靴,毫无顾忌地在刚刚换洗的沙发套上蹭来蹭去。他的眼睛里充满着自信,在这种自信里她却多少看到了几分对她的轻蔑。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喜色,那种能够随意驾驭和猎取他所畏惧、谄媚过的对象而自然表现出的洋洋自得。他说话的语气也变了,那些礼貌的,谦恭的,猜度逢迎着她心理的话被一些指令性的,主人般的语言所替代,就像是有意地让她知道他的厉害,并让她为当初她的傲慢而感到懊悔。他完全变了,就像已经成为了她的主人,拥有着把她拾起来或者扔掉的权利。
  她厌恶他那副下贱的得意。痛恨他像一只癞皮狗那样,以撕咬一只失去抵抗、挣扎能力的弱鸡去显示威风,换得快乐。她希望自己像那些被侮辱、被遗弃、被失恋弄得心灰意冷的少女们一样,默默地忍受自己内心的痛苦,不需要爱,也不再去爱,无情无欲。但很快,她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不是那样的人。黄炯辉带给她的不仅是心灵上的痛苦,同时也带给她生理上的折磨。她忍受不住孤独,无法抗拒生理欲念对她发生的巨大诱惑。张义民对她的放肆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具有了魅力。她对他越来越产生出一种依赖,甚至依附的心理。她过去看不起他的家庭,现在细想想自己的父亲过去不也曾是个农民。张义民踌躇满志,巧于心计,谁能断言他的将来不是父亲一样的人物?她希望在他的身上发现更大的希望之光,只有这样,她才觉得心理能够获得平衡,才能报复黄炯辉对她的负情。只要张义民能够满足她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他对她什么态度,她都可以不在乎。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高傲的公主。
  一天晚上,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她留下了他。
  她和他躺在一起,发现张义民完全不像个初涉房事的男人。他几乎什么都懂,抚摸和触及的部位极为准确,动作也相当熟练,她不觉疑惑了,这些不是读书所能知道的,她第一次时,除了不可抑制的冲动,几乎对其他的具体步骤一无所知,完全被动,听任黄炯辉的摆布。而张义民的热情和冲动却缺少自发性有着一种规定性,就连发泄之后,那种为满足对方需要而做的短暂停留,都像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她问他,张义民冷冷地反唇相讥:“你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吗?”
  高婕默然了。她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和兴趣再追问下去。也许两个具有相同过失的人在一起生活,反倒会相安无事。她一天天等待着,等待父母或者张义民向她提出婚事。结婚是她目前寻到精神解脱的惟一办法。但张义民却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母亲也一反常态不再跟她唠叨。为了摆脱痛苦,她等待结婚,为了结婚,她又得痛苦地等待。
  她等到了什么?是那个丝毫无损的家庭在美国欢聚,是那个女人对丈夫的宽容和对她的欺骗,是黄炯辉的成功得意。这使她刚刚麻木下来的心,又重新被刺激得发抖。
  不知什么时候,高地悄悄走进妹妹的房间,轻轻坐在高婕对面的沙发上,像是想说些什么。
  “小婕,我要走了。”半天,高地才说出这句话。
  “去哪儿?”高婕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情感天地里走出来。
  “去美国。”
  “美国,……干什么去?”高婕感到意外。
  “自费留学。”
  “……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自费?你在那儿无亲无故,哪来的钱?”
  “蓓蒂帮我,以后自己去了再想办法。弄钱挣钱的办法总会有的。”
  “蓓蒂?”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她很喜欢我。”
  “你也爱……喜欢她?”
  “我无所谓,我只想去留学。”
  “这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蓓蒂早就帮我联系好了,去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只是当时她在这儿的学习还没结业,另外我在等考‘托福’。现在全妥了,只差办手续了。”
  “爸爸妈妈知道了吗?”
  “我想走时再告诉他们……其实,我对他们并不重要,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一样。他们从不关心我,关心的只是你。”
  “不。”高婕走到二哥面前,抓住他单薄的肩膀,“你不要走。我不让你走。你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在国内还不是一样拿学位,为什么非去美国?那儿是个竞争的社会,你又没有朋友,你这么老实的人,在国外要吃亏的,二哥,我不让你去……”。
  高婕紧紧地抱住二哥,惟恐高地真的在她生活中消失了。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二哥刚才几句淡淡的心里话,刺得她心痛。是的,爸爸妈妈平日待他太冷漠了。父母早晚要离去。大哥已经不在人世,在今后的漫长人生旅途中,她需要二哥,二哥也需要她。
  “小婕,你放心。”高地轻轻拿开妹妹的手,“我不想依靠任何人。过去靠自己,今后还靠自己。……在国内,我学不出来,指导教授给我们划了圈儿,课题研究只能在他的圈里转。即使我拿到了学位,也不过是我变成了指导教授传声筒的标志,不会有大出息,所以,我必须出去。世界大得很,我得学会创造。在专业上创造,在命运上创造。上次机会,让爸爸为了自己的虚荣给毁了。现在蓓蒂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绝不放弃,我一定要去。高地在社会上不能永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高婕惊异地看着二哥,和二哥一起长大,她竟没有发现,在懦弱老实的二哥身上会有如此执着的个性。
  “你,打算出去几年?”
  “说不定,先得拿到博士学位再说。”
  “你这个指导教授限制你,你硕士毕业了可以另考别人的博士生,何必……”
  “谁的都一样,风气如此,学术界一样狭隘。况且,国内博士生毕业了算什么?连个副教授都不给。可国外回来的硕士生,就三间一单元,副教授头衔送上门。我为什么放着近路不走,偏偏绕路读国内博士生,永远低人一等?何况,回来不回来,我还要看情况再说。”
  “为什么?”高婕这一回是真正地吃惊了。她想不到二哥不想再回来。或许,这个家让二哥太心寒了,心寒到了不想再回来。
  “二哥,蓓蒂这样的外国女人,可靠系数有多大?她们从来就一阵凉一阵热的。”高婕觉得自己的口吻有点老里老气,饱经沧桑,“而且,爸爸妈妈不能同意你。”
  “所以,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打算学你,留一封信,然后悄悄离开。只有你,小婕,你是家里惟一对我好的人,我不能不告诉你。”
  “二哥!”高婕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再一次抱紧了二哥。
  楼上的一幕,楼下的父亲全然不知。这些天,高伯年从机关回家就钻进自己的书房,满脑子都是他自己的事,根本没注意家里发生的事。高地从来很少在他面前露面;高婕让他伤心,难堪;沈萍的喋喋不休叫他神经受不了。他对这个家烦了。人老了,老了,特别容易怀旧,爱去想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和早已不存在了的往事,这种心境的变化,常常让他想起高原,想起高原的母亲。
  高原小时候,他常给儿子讲战争年代的故事。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战斗,和那些艰苦、危险而又极其普通的经历,在他的嘴里,变成一段段惊天动地,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故事中,他是个英雄,那些牺牲了的和还活着的,已经成为将军的战友们,也都是英雄。高原是父亲最虔诚和最入迷的听众,使他有机会,有责任去回忆、升华、讲叙那段被人民所崇敬,被青年人所羡慕的,属于他、也属于所有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光荣经历。那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辉煌、最壮观、最为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六四年,他坐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时,他曾由于自豪、骄傲而兴奋、激动,由于兴奋、激动而热泪盈眶,那歌舞为他展示过去战争年月他所经历过的一切。他的故事一定灌注到儿子的灵魂中去了。看着高原的眼睛,他看到了儿子的渴望,一种对忠勇的渴望和对壮烈的向往。……在他的子女中,惟独高原像他当年一样勇敢地投身到战争中,并且壮烈地倒在战场上。高原的身上流着父亲的血。高伯年一次次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高原的照片,是骄傲,是自慰,还是悲伤?他凝望着儿子刚刚提升为连长时寄来的照片。那时,高原刚刚做了丈夫,而现在,他牺牲时已经成为父亲。高伯年给大儿媳宋丹写了信,不止写了一封,让她带着孙女住到他这儿来,他已经给她们腾出了房子。宋丹没见过他这个公公,犹豫了很久,才来信说下个月来。高伯年觉着,自己对儿子只尽了一半父亲的责任,那一半,他要加倍补偿在儿媳妇和孙女身上。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要比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更痛苦,因为她们年轻,孤独的时间要更长。
  这种对儿媳遭遇不幸的怜惜,使他又一次联想起另一个女人和孩子———杨元珍和那不知名的儿子。他给高原讲的故事中,没有讲过杨元珍。杨元珍的故事,即使在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进入故事的战斗年月里,就已经感动了部队的战士。全营的士兵都知道“高大嫂”和那挺她只身夺过的机枪。他没讲这些,因为它的内容太复杂,牵扯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无法说给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更主要的是他也担心它会留给儿子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当有一天,儿子了解到自己有一个生母时,会产生一种联想,倘若儿子把这种联想摆在他面前,他将无言以对。他无法解释这段历史,儿子是不会原谅他抛弃了一个英雄母亲的。现在想起来,高伯年十分后悔,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一点点亲生母亲的东西,儿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有愧于烈士,也有愧于儿子的母亲。他手中没有杨元珍的照片,本来可以拍一张的,在军管会宿舍附近就有家照相馆。她从乡下来,他却没有想起带她去。结果留下了一个遗憾,留下一个十分遥远而又模糊的记忆。她现在在哪里?或许已经离开人世,这倒是种安慰。她可以不再为丈夫的遗弃而痛苦,怨恨。她嫁给他之后,就陪着他担惊受怕,受苦受累。她参加了革命,和他并肩战斗,盼着胜利,盼着和他生活在一起,盼着用鲜血换得一个和和美美、火火爆爆的小日子。她是那样热切地期待着他和他的队伍能给她带来幸福;她是那样忠贞地跑到前线向他表示:生生死死和他在一起。可是她等到的、盼到的是什么?她本来最有资格,也可以成为厦门路222号别墅的女主人。可她现在又在哪儿?直到最近,他的良知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他给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致命打击。
  他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地思念她,还有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骨肉,高原的亲弟弟。
  这些日子,高伯年在闲暇时,总摆脱不掉这种思绪的缠绕和困扰。是因为高原的牺牲,还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了,意识到快要退下位来,将要永久地、单调地生活在这个家里,意识到他的名字将逐渐被人淡漠、遗忘,才去想起这些被自己曾经淡漠、遗忘的往事和亲人。
  他是觉得自己老了。他越来越感到无力战胜危机,而这危机来自他曾自以为永远不可能取代他的阎鸿唤。他不得不承认,阎鸿唤比他高明,比他更有魄力。刚刚上任几年,市政建设就让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更让他自愧不如的是,阎鸿唤走出了道路改造这步棋。它给阎鸿唤在市民中带来了更高的声望,使之具有了一种远比他更强有力的凝聚力。对于这些,他作为市委书记,不能斤斤计较,毕竟自己是有着四十二年党龄的老同志,应该给予新干部以更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一直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尽管在支持帮助的同时,他无法克制内心日益增长的失落感。
  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帮助和支持这个新干部?
  阎鸿唤是像他自己一年前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自我标榜的那样,只是尽一个公仆的责任吗?不,现在他有他的目的,那就是野心。他想通过一系列别人认为难以办到的工程,向中央、向市民表现他个人独具的才能。也许,开始时仅仅是为了表现。一个新上任的市长,希望表现出自己胜任职务的能力,这种表现欲是正常的。然而,在他的表现得到认可之后,这种表现欲就会进一步演变为野心。阎鸿唤这个演变是极迅速的,甚至可以说一开始他的表现欲就是一种野心。现在市政府决定的很多事情,阎鸿唤从不向他这个市委书记打招呼。阎鸿唤不在市政府坐机关,却全市到处跑,到处讲话。工厂、商店、工地、大学、部队、电视、电台,无非是四处炫耀自己。他的讲话里,很少提到市委,总是讲他的市政府要干什么,干了什么,他做什么事都别出一格,本来可以在会议室开的会,他非到现场去开,搞什么“现场办公会”,而且处心积虑笼络人心。听说前不久,他把各大局的局长请到凤华饭店大吃大喝。他一步步地把市委书记架空起来,逐渐实现他的一统天下。高伯年觉得自己一点点捕捉到了阎鸿唤的种种迹象,从工作上,从他对待市委书记的态度上,也从一些小事上,高伯年认为,阎鸿唤这种日益膨胀的野心,只有他这位有着几十年党内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才能敏锐地洞察出来。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交谈中,无数次地向人们流露暗示过这个问题,希望人们有所觉察和警惕。但他发现,他没能阻止住他的干部包括市委常委们向阎鸿唤靠拢。阎鸿唤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信任票。这就更令他感到惶惑和不安。
  他觉得这种对阎鸿唤缺乏认识和盲目的追随,或许是一种更大的危机。
  办公桌的电话铃声,把高伯年从万端愁绪中解脱出来。
  电话里,检查团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阎鸿唤对检查团工作的指责,请示他,是否撤回检查团。
  高伯年心中的火一下子冲向头顶:“不准撤,阻力再大,也要坚持把问题查清楚。”
  第一次派的调查组就被轰了回来。他曾怀疑,阎鸿唤暗中起了作用,否则曹永祥、杨建华不敢如此胆大妄为。现在,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问题的根子就在阎鸿唤身上。
  昨天,张义民告诉他,那个造反派的儿子已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是个抢劫犯。这个事实更加坚定了他查清二公司问题的决心。他支持道路改造工程,但支持不等于一味肯定,及时发现处理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最大的支持。群众反映的市政二公司经理杨建华的问题,他不能不闻不问,但一管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这只能说明其中肯定有问题。
  阎鸿唤竟然如此对待他派去的检查团,太目空一切了。市委书记不代表市委,难道他阎鸿唤能代表市委、市政府?过去,自己对他太宽容了,才导致了他敢于和自己公开对抗。阎鸿唤这话是有意向人表明,凡阎鸿唤抓的工作就不容他人插手,包括市委书记也不能说个“不”字。这未免太狂妄了。他不能再容忍阎鸿唤这种行为,一定要把二公司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包括阎鸿唤本人的问题,像请客,巧立名目向企业摊派;还有不顾国格向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人伸手要钱等等问题。
  高伯年暴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感到愤懑和失望,他一生最大的政治错误,就是把阎鸿唤提拔到市长的位置上来。他没能较早地识破他。一切野心家都违背不了他们行为发展的规律,一旦时机成熟就取而代之。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急不可待,就铤而走险,抢班夺权。阎鸿唤这不是已经向他挑战了吗?阎鸿唤把他对他爱护、支持、忍让,全当作了无能,从而助长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他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分析着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即将出现的局面会十分复杂,在这方面,他应该比阎鸿唤表现得更富有经验,富有韬略。
  足足又过了半个小时,高伯年终于又拿起电话,拨到检查团的办公室。
  “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他说。
  “撤?……”对方刚刚向他的检查团团员们传达了市委书记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到一个小时,却又接到了截然相反的指示。
  “环线工程,中央很重视,市民们很关心,我们必须保证工程按时竣工。”
  “那二公司的问题……”对方还是不懂市委书记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问题跑不了。但现在这个时候,要防备杨建华之流撂挑子,制造停工,以此转移视线。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二公司的老问题跑不了,新问题还会有。等完工后,再一笔笔清查,那时,就不仅仅是杨建华的问题了。”
  高伯年放下电话。经过反复考虑,他做出这个决定,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万全之策。退一步,进两步,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是经常运用的策略。环线工程现在是市民的“兴奋点”,深得民心,而阎鸿唤则掌握着这个“点”的制控权。在工程快要竣工时,去揭露问题,群众不会买账,反而会造成工程的半途而废。群众现在盼着交通问题得到解决。盼着环线能改变城市面貌。打破了市民的梦,房子拆了,路修不出来,桥建成个半成品,市民的不满就会冲向他。甚至一些文人还会把他描绘成那种浅薄的、电视剧里某些阻挠改革的领导那种可憎嘴脸。阎鸿唤则成了遇到阻力的改革家。事情就怕,是与非混淆在一起。尤其在经济改革时期,很多问题无定论,说不准的情况下,提反对意见要慎重,要把握住时机,把握住社会心理变化的规律。任何一个大的变化,哪怕是件了不起的创举,在它进行过程中,都要伴随和孕育着一种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和谐,这些在人们追求它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反而视其为宝。但新的矛盾总要爆发,新的不和谐总要表现出来。当人们对新变化的新奇感到熟悉,并逐渐习以为常、失去兴趣的时候,就会重新用挑剔、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人们会开始不满、指责,找出千百条理由否定它,包括那些他们曾经热情赞颂和推崇过的人。环线建设过程中,市民对它抱的期望过高,舆论宣传过重,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过多,牵动面过大。阎鸿唤这种集全市人民精力于一点的做法,本身就给环线建设的评价造成不利因素。只有等它全线通车,当道路管理,工程质量,环线工程投资资金紧张的时候,揭露借改革之机,用承包的形式,有人侵吞了国家大笔资财的问题,就具有了说服力。从而暴露阎鸿唤的所谓“高速度”和“锐意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阎鸿唤可能会为他的一句话而撤走了检查团而自鸣得意。但他一定要让阎鸿唤为这个“胜利”付出应有的代价。
  为了不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高伯年准备立即写份报告,向中央和纪委如实反映发生在这座城市,发生在这些以改革家自居的中青年干部身上的问题,现在到了应该引起警惕的时候了。
  沈萍推门进来:“老高,我跟你商量个事。”
  她现在满脑子是女儿的婚事。前天,她找了外贸公司的经理,预定了一套进口家具,昨天又给海关负责人打了长途电话,让他设法处理几件海关没收的家用电器给她。至少要有彩电和冰箱两种,有音响、录像机更好。那个负责人上次动手术,是沈萍亲自为他组织的专家小组会诊,况且他又是高伯年的老部下,事儿再难办,他也得办,黄山大楼那套房子闲置了一年多,她本想找人去整修装饰一下,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她得让高婕在她这儿结婚,暂时住在这幢楼里,她也好照应一下女儿。沈萍已经觉察到张义民对高婕的态度有了变化,她有点儿放心不下。目前,她不想过分计较张义民的态度,等结了婚,她再以丈母娘的身份教训女婿,替女儿把和张义民的关系调理顺。她有这个把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剩下和老头子定定女儿的婚期了。
  “我想让高婕他们‘五一’结婚。”沈萍走到桌前。
  “你跟他们商量好了?”高伯年摊开稿纸,准备亲自写报告,不愿意让人干扰。
  “甭跟他们商量,他们肯定盼着早点儿。”
  “小婕同意了?”
  “你个糨糊脑瓜子,亏你天天早起遛早儿,耳聋,眼也不灵。告你吧,好几个晚上,张义民就没走,住在小婕屋里了。”沈萍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什么?!”高伯年由于恼怒,额上的青筋绷起来,“张义民他怎么敢……”
  “瞧你这副正人君子相,好像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小婕如果不同意,张义民他敢?过去小婕老看不上张义民,现在看情形,她是乐意了。什么事都得辩证地看,小婕和张义民一直交着朋友,这就不为过。所以,我才考虑早点儿让他们结婚,免得再出什么岔子,小婕可再经不住刺激了。”
  高伯年无话可说了。“好,那你就给办吧。”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对话。
  “你说得倒轻松。办,怎么办?为了让小婕心里高兴,得把婚事办得像个样。老百姓办事还得花几千块,摆十几桌呢。这次得把中央的,市里的老战友都请来,搞像样点。”
  “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我们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和一般群众比这些?现在正抓党风呢,我们不能带这个头。小婕的婚事,多听听张义民家里的意见,量力而行,不能铺张浪费,大操大办。我们得注意影响。”
  “你呀,整天在会议、文件里泡着。你也到社会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不是咱们结婚那会儿,抱一床被来就算结了婚。现在的观念也不是五六十年代什么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现在讲究会挣会花、能挣能花的新生活方式。我们存点钱,还不是为了子女。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为她我全花了也舍得。我不用张义民办。不是让他把小婕娶走,而是我们娶他张义民。婚事我们办。张义民家也拿不出多少钱,还不是喝点酒,发块糖,闹闹哄哄就完了。我这次想让他们去黄山、庐山、张家界、九寨沟、三峡转一大圈,然后我们到青岛去等他们,在那里举行典礼。让小婕玩个痛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忘掉。”
  “好吧,好吧。你去办吧,怎么办全可以。”
  “我办?我全办就不跟你说了。你得跟各地方提前联系,让他们到哪儿都有个照顾。怎么,你别不耐烦,你是不是父亲,小婕是不是你女儿?”
  “我、我、我!!!”高伯年拍打着桌子,“你看不见我正在干什么!”
  沈萍连瞥也没瞥桌子上的稿纸:“谁管你干什么?干什么也是白干!你们这些人,有权也不会维护自己利益,左一个改革,右一个政策,一左一右就把权交给了别人。共产党打下了天下,现在,打天下的共产党人还没死,坐天下的就换了人。你到下面瞧瞧去,掌实权的还有几个正经共产党人。”
  “你胡说些什么?!”高伯年没料到引出沈萍这么一番话。
  “胡说?我们局五个局长,一个摘帽右派,一个五八年的归国华侨,一个民主人士,一个一直也入不了党的非党群众,一个六二年才毕业的大学生。党委书记的党龄还不到七年。这就是你们的干部路线,让有资格的,一心跟党走的党员靠边站。”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你不也是和平时期入党的嘛?”高伯年站起身,沈萍的话使他恼怒。
  “我没资格?对,你有吧!”沈萍冷笑一声,“可你离靠边站还远吗?你该明白了,手中有一天权,用与不用,结果都一样。谨小慎微也好,维护影响也好,廉洁奉公也好,铁面无私也好。到头来,都得离休,都摆脱不了你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冷落,你等着瞧吧。”妻子的话狠狠刺痛了高伯年,他颓唐地坐回到转椅上。
  沈萍不想再跟丈夫争论。她恨他的迂腐,没有他,事情她照样能办。她转身准备离开。这时,门边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这是门卫通向这儿的内线电话。
  通过这个电话来访的人,都是些基层干部,亲戚朋友等不速之客,现在,高伯年不想接待任何人的来访。
  “你接一下,就说我不在……”
  沈萍没好气地拿起电话:“喂,我是……谁?”她的脸骤然间凝固了,只觉得心里怦怦跳,“告诉他,伯年同志不在。什么?……就说我也不在。”
  她听到电话里,门卫向来人解释,她刚要放下电话,话筒里又传来急促的声音:“沈萍、沈萍。我是王守义呀,我只求见一面,就五分钟、五分钟……不然,我明天还要来。”
  沈萍只觉得周身的血液向心底流去,话筒里的声音越是迫不及待,她就越感到恐惧。二十多年了,他来干什么?这些年,她不知道王守义的下落,也不想打听,更不想听到这个名字,见到这个人。可他偏偏又出现了。
  “谁呀?”高伯年听出对方是向沈萍陈述进来的理由,他担心来访者是否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沈萍狠了狠心:“让他进来吧。”她放下电话,竭力掩饰自己惊恐不安的神色。
  “找我的?”高伯年仍不放心地问。
  问话提醒了沈萍,她做出十分厌烦的样子:“没你的事,找我的,一个老同学。现在有些人真讨厌,以为我这个书记夫人什么事都能办,尽来找你的麻烦。”
  高伯年倒希望有些事能缠住沈萍,免得她一趟趟地进来干扰他:“既然是老同学,就见见,别让人说你摆架子,不过要讲原则。”
  “用不着你指示,你就记住别露面,什么事我对付。”
  沈萍出去了。
  高伯年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现在需要独自一个人好好考虑一下要办的这件重要的事情。
  沈萍让保姆把王守义带到会议室,然后吩咐保姆:“你去忙你的事吧,这个客人,不用招待。”
  保姆应声走开。沈萍这才捋了捋头发,走进会客室。
  沙发上坐着一个又矮又胖,花白头发的小老头,倘不是事先通了电话,沈萍万万想不到他就是当年的王守义。
  “你来干什么?”沈萍冷冷地问,心里有点发慌。
  王守义慌忙站起身,不知道是由于紧张还是激动,声音有点发颤:“高书记救了我,我特地来向他表示感谢。”他一边说,一边躬着腰。
  “怎么回事?”沈萍仍有些紧张地坐在离他很远的沙发上。她不知道王守义被撤职,又因高伯年一个批示官复原职的事。她不愿意去看那张脸,随手拿起茶几上的茶杯,眼睛盯在茶杯的细花纹上。但她还是感觉到他的目光掠过她的手,在她身上徘徊了一阵,最后停留在她脸上。她越发不敢抬头正视他。
  她的表情,在王守义的眼里,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完完全全是一个贵夫人表现出的傲慢。
  这次来高宅,王守义犹豫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这么多年,他不敢再跟沈萍联系,也不敢打听一下生在高家的儿子。他害怕,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怕听到“高伯年”三个字,高伯年由副市长,升到市长,又当了市委书记。高伯年的地位越高,他就越害怕。如果市委书记知道了他在书记夫人身上干的事情,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碾成齑粉。对市委书记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王守义只有听到人们在私下议论到市委书记,或晚上老婆的表现令他不很满意的时候,才偶尔在心里回味一下年轻时追求沈萍失败后留在他心里的怅惘和那一次突兀而来的艳遇带给他的热辣辣的空虚。直到近几年,一次高伯年到区里检查工作,他才确信高伯年早已忘了他这个名字而且根本不记得他这个人。他才知道,二十来年的战战兢兢竟完全是多余的。高伯年怎么会知道呢,他害怕丢官,沈萍当然更害怕丢掉夫人的位置,而这个秘密只有他和她两个人知道。他的心安稳了。这次他被康克俭撤了职,他破釜沉舟,豁出去了,才抱着自己好受不了也不让康克俭好受的念头,给高伯年和阎鸿唤各寄了一份告状信。他只抱着一线希望。没料到高伯年一笔了却了自己的错误,已经失去的一切又都乖乖地回来了,这让他不禁又萌发了一种新的念头。
  他现在尽管职务恢复了,但事情并不等于全解决了。康克俭年轻气盛,霸道得很,这口气不会轻易咽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捉住什么把柄,还会整他,报这“一箭之仇”。康克俭有能耐,而且根子连在阎鸿唤那棵大树上,肯定还会往上升迁。庆幸之余,他不得不念及后路。但总不能老小心翼翼,夹尾巴做人,那样徒有个职务又有何用?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得再弄套房子,女儿的工作需要调调,离休后能否按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对待,还得再弄几个证明……这一切都必须在他有职务,没退下之前弄妥。但这些都是容易招惹麻烦的事,过去没人盯着你,解决起来并不难,现在康克俭虎视眈眈,没事还要找碴儿呢,这些事情就不好办了。他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个办法,能保障自己的政治安全,这就是借此机会,把自己和市委书记连到一起。有了这层关系,今后就什么也不怕了。
  他曾担心过沈萍会反感他。他目前的处境,只会遭到她的轻蔑。当初她告诉他怀孕的消息后,自己不该吓成那副熊样。因此,他对此刻沈萍的冷漠有思想准备。但他总觉着自己会成功,当年是沈萍主动找的他,说明她心里曾经有过自己。不管她现在怎么想,反正不会太绝情。女人,总归是女人。
  王守义从头到尾,把经过他篡改了的事情经过向沈萍讲叙了一遍。
  沈萍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她觉得这件事很滑稽,倘若她知道,绝不会让高伯年管。面前这个人,只能勾起她的一股厌恶之感。她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和这样一个人发生过那种事情。这是一个永远不值得她瞧上一眼,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人。
  她的神经放松了,放下手中的茶杯,用一种拒人千里的口吻
  “原来是这样。”她拖长了声音,“问题既然已经解决了,你就没有必要再来了。伯年同志过问这件小事并不是冲着你,而是因为那位区长违反了干部政策。这不需要感谢,今后努力工作,就是对伯年同志最好的报答。”
  “当然,当然。不过高书记对我恩重如山,我总需要有一点表示,我想拜见一下高书记,表表我的决心。”
  沈萍鄙夷地笑笑:“伯年同志工作相当紧张,连其他市领导要见他都得事先约个时间,像你这样的基层干部,他是不会见的。以后有机会,我把你的意思转告他就行了。”
  王守义十分尴尬地坐在沙发上,犹豫了一会儿,又堆出一脸笑容。
  “那也好。你转告和我当面说是一样的。”说着,他侧身把放到沙发一边的提包和一个大盒子拿过来,“这算我一点心意吧,这里面的茅台酒,我足足存了十年,现在很难买到这种真茅台酒了。这是一台日本进口的石英钟,我的二小子在进出口公司工作,弄这些便宜。以后书记或你有什么事,不便直接办的,就交给我,我全能给你们办到。你们市领导太忙,有些小事儿办起来又要考虑影响,我这个基层干部办什么倒容易、方便。”
  “你干什么要搞这套庸俗的东西。”沈萍刚才由于紧张,没注意到王守义还提着这么一堆东西来,她可不想收他的东西。就是再贵重的礼品,只要是王守义送的,吃着不会香,用着也堵心。“伯年同志是市委书记,党性很强,廉洁奉公,最反对人搞这一套。他的酒,机关事务管理局会解决,你那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你赶快带走,以后不要再来了。现在伯年同志还不知道他帮的是你,要知道是你,说不定再给你降三级呢,你快走吧。”
  沈萍站起来,下了逐客令。
  王守义的脸红一块,紫一块。他没料到,局面会这么糟糕,他僵在那儿。
  然而,王守义毕竟不是当年的王守义了,生活磨炼了他,使他有了应付各种局面的经验和胆量。事情不能没达到目的就罢手,这样走出去,这根线就再也没机会接起来。
  “沈萍,咱们是老同学了,过去曾经关系不错。”王守义学着沈萍的口气,把“关系”两个字拖长,“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那件事,怨得着我吗?”说到这儿,他斜眼看看沈萍,又大着胆子继续说下去,“我可觉得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一直为你担着心,甚至连来看看我的……”
  “不要说了!”沈萍厉声制止住他说下去,她不容他说到那孩子。高地是高伯年的儿子。
  “好,好,不说了。”王守义重新抬起脑袋,“我今天来,见到见不到高书记不要紧,只想让你今后多关照关照我的事情。这对你是小事,对我可是大事。现在提拔的这些中青年干部,全是些暴发户,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党性,哪像咱们那个时候,那样单纯,幼稚。他们就知道上爬,抓权,对上百依百顺,照办紧跟,对下,专横跋扈,整人。我的事还没算完,康克俭肯定会变相报复我。到时候,你怎么也得帮个忙,让高书记给我撑腰。我们都老了,这几十年,我跟着党,什么风浪都经过,也没想为自己图些什么,现在快离休了,不能落个让这些娃娃随便整治的下场。沈萍,不管看在我们关系面上,还是看在我们老同学面上,你总得管管。”
  沈萍没有答话,王守义最后几句话,多少引起了她的一些共鸣,触动了她的恻隐之心。
  “只要你遵守党纪国法,谁能整治你?”
  王守义重重叹了口气:“你是守在市委书记身边,谁也不敢碰你。你哪知道下面的事情。一个个土皇帝似的,管你有没有问题,想整就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书记这回一批示,我在他们眼里就是高书记的人了。康克俭可是阎鸿唤的人,更得找我的毛病。”
  “哪里的这套无聊的提法。什么高书记的人,阎鸿唤的人,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套逻辑。”
  “这是明摆着的嘛。康克俭一口一个阎鸿唤,根本不把高书记放在眼里。高书记是老革命了,当然不会搞这些。可阎鸿唤不一定不搞。群众下面看得清清楚楚,也都这样议论,无风不起浪呀。”
  “这都是群众主观瞎分析。一会儿说高伯年是中央谁谁的人,一会儿说阎鸿唤是中央谁谁谁的人,全是凭空编造。谁是谁的人?全是党的干部。市政府在市委领导下工作,市长就是市委书记的人,有些人就是爱议论上面的事情,什么情况又不知道,你们以为这是基层单位正副手闹意见不和呢?市里可不允许这么闹,谁闹这套就是搞分裂,就是反党活动。”
  沈萍说完,见王守义坐着还不想动,只好把声音放软:“如果真有人凭空整你,你可以跟我打个招呼。”
  “谢谢,那就太感谢了。”王守义忙不迭地说,站起身,迟疑着,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说,“沈萍,还有一件事得求你帮忙,你能不能……能不能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我是解放前夕加入地下‘民青’的,这样我就可办离休,可以拿百分之百的工资……”
  沈萍把脸一沉:“这种欺骗组织的事怎么能做?你明明是解放后才参加的,我不能出这种证明。”
  “沈萍,其实就差几个月的时间嘛。我算做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太冤了。严格说,我就是解放前参加的,你忘了,你给我分派过任务,你们组织的活动,我全参加了。”
  “那是外围活动。充其量,你算个有进步要求的人物吧。”
  王守义不再说什么,沈萍丝毫不念旧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可就这样离去,又实在不甘心。
  他的神情被沈萍看在眼里,倘不给他留个希望,恐怕他是不肯走的,便说:“好啦,关于证明的事,我再考虑考虑。”
  “谢谢,谢谢。”
  王守义这才挪动双腿,走出会客室。沈萍望望他带来的那堆东西,不敢坚持再让他带走,担心推让,争执起来,又生出什么嗦事。她耐着性子,把王守义送到大门口。尽管王守义毕恭毕敬,低三下四,自己厉声厉色,但不知怎么,她总觉得整个谈话中,自己就像王守义手中牵动的木偶。为了让这个瘟神早点走,又只好迁就他。
  万没想到,就在她将王守义送到楼门时,高地偏偏正从高婕的房间走出下楼来。高地打学校回家从来不跟她打招呼。她完全不知道,今天高地在家。
  高地跟妹妹谈完,急急要回校。考“托福”时,他借了同学一些美金。现在蓓蒂给他换了些,他得去还。他匆匆在母亲和那个陌生的客人身边擦身而过。他平时在家很少讲话,母亲对他的视而不见早已习惯,他瞧也不瞧身边这两个人,家中的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现在就更没有了。
  王守义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他敏锐地发现这小伙子脸上明显地带有自己年轻时的许多特征。一种极为复杂的表情长时间滞留在他的脸上。惊讶和喜悦,歉疚和悔恨在他心中交织。王守义知道这个孩子,但没有这种思念。这是会给他带来不安和灾难的生命。虽然他今天曾提起过这个儿子,但那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和自己惟一能够要挟沈萍的武器。孩子不是从父亲身上脱胎的,他对没见过面的儿子缺少切肤的骨肉之情。然而,当他看到了这个本该是属于他的孩子出现在他面前时,一股父爱油然而生。这个孩子才是自己家里的真正的老二,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高地骑车而去的背影,直到在他的视线中消失后,才慢慢收回来。
  “他现在做什么工作?”
  “你没必要打听这些,他和你没关系。”沈萍冷冷地回答,然后
  把玻璃门拉上,压低声音说:
  “你记住,如果你今后想生活顺当些,就不要再提起他。大人的过错,跟孩子没关系。这个包袱,只能由你、我默默地背着,懂吗?”
  王守义半晌才点点头:“是呀,人又何必这样认真。”他长叹了一口气,“他给高伯年当儿子,比跟着我强。”
  “你明白这点就好。你的证明,将来组织派人来问时,我可以给你写。康克俭要报复你,你可以去机关找我,这里,你不要再来了。”
  王守义苦笑了一下,拖着步子走了。
  沈萍关上了门,如释重负。她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她想应该立即去找丈夫,提醒他注意那个康克俭。王守义的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二
  张义民最近越发春风得意,志得意满。他已经把高婕俘虏了。这一半要归功于那个音乐家。黄炯辉把她的心从他手中夺走,很快,又放了回来。夺走的是一个高傲的近似无情的女王,放回来的则是一个温顺的、完全驯服了的可怜虫。
  世界上的事就是如此,当你千方百计想得到它时,却得不到,可你不再幻想它时,它却不知不觉地来临了。
  那一半功劳是罗晓维的。是罗晓维这颗砝码,让他增添了改变对高婕态度的勇气。
  起初,他只是利用罗晓维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后来,那一次在“凤华”,他发现了罗晓维对他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徐援朝家一次又一次的幽会之后,他已经习惯了罗晓维给他的柔情缠绵。在她销魂的吻和爱中,高婕对于他,似乎已变得无关紧要了。
  高婕回来后,罗晓维对他的进攻更加强烈,她包了丽多饭店的一个房间成为她与他新的幽会地点。她对他的柔情使他觉得几乎不能背叛她。可是,他得到高家装装样子,这样即使跟高婕的关系已经结束,责任也是高婕的。谁知,高婕变了。她的骄傲被一脸忏悔、祈求和温顺所代替。高婕已经主动拆除了以前她设置在他们中间的障碍。他有意在她面前表现得蛮横无理,有意发泄自己对她的轻蔑,想试试她是否真的肯顺从。她顺从了,而且他越暴戾,她越顺从,这反倒让他弃之不得。高婕的变化,使她增添了一种女性的迷人之处。他终于在高婕的默许暗示之下,留在了她的房间。这个举动,和高夫人、高书记对他所形成的一种既定氛围,使他最终决定还是选择高婕。
  晚上,他赶在吃晚饭时,到了高家。
  他是应沈萍之邀到这里吃饭的。今天,沈萍一连打了两个电话让他来。偏巧,罗晓维约他去“丽多”,他想推掉沈萍的邀请,但沈萍的口气不容置喙。他不敢违背她的意思,乖乖地按时前来就餐。
  吃过饭,高伯年回自己书房去了,沈萍把张义民和高婕叫到沙发上坐下。
  “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下你们的事情。”沈萍瞧瞧女儿,又望望张义民,“我准备让你们‘五一’办,你们考虑一下这个时间怎么样?”
  离“五一”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张义民看看高婕,高婕垂着眼,盯着地毯上的图案,好像单等他的答复。
  “是不是太早了一点,我还什么也没有准备。”张义民想推迟一下,他还需要跟罗晓维画个句号,处理好跟罗晓维的关系也并不简单。
  “你什么也不用准备,该准备的我全准备了,只要你们说出个时间,一切事我全替你们办了。高婕住的那间房子刷刷浆,如果想贴壁纸也可以。我可以找人办。旁边那间屋子,腾出来做你们的书房。”
  做了多年的梦,就要变成现实,张义民感到心头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将迈进厦门路222号,实现他成为高伯年家族成员的宿愿,他能不喜?然而,这有把握迟早会实现的事情,又似乎来得太早。他不想这么快就结束游离在两个女人之间的生活,况且罗晓维不仅给他精神和肉体的快感,而且在继续帮他搞钱。他现在尤其需要钱。跟高婕结婚,他不能不掏一分钱,而且要掏得比高家多,他不愿高家在经济上小看他。
  “你们俩再商量商量,如果没什么意见,时间就这么定了。”沈萍站起身。她认定他们都同意了这个日子,她这样说,不过是宣布结束谈话,把空间和时间留给孩子。
  沈萍离开客厅后,高婕才抬头小声问张义民:“你觉得‘五一’早吗?”
  “无所谓。”张义民淡淡地说,“反正就这么回事。”
  高婕的目光黯淡了:“我看你并不高兴,你是不是心中有什么秘密,感到左右为难?”
  “无稽之谈。”张义民冷冷地说,走到衣架前取下自己的帽子和大衣。
  “怎么,你要走?”高婕狐疑地问。
  “我还有事要办。本来脱不开身不想来,你妈妈非要让我来。”
  “张义民,……”高婕觉得一股火气憋得她气闷,她尽量克制住自己,“在结婚前,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她忽然觉得,和面前这个变得骄横放肆的男人结婚,未必能医治自己的创伤,反而会加重。她的事是明的,他的事却是暗的。她和黄炯辉已经成为历史,他和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却可能仍在进行。这些,应该在结婚前说清楚。
  “以后再谈吧。现在我有事。”
  张义民穿上大衣,回头看看高婕。她那副幽怨的神情又使他情不自禁地抱住她,狠狠地在她双唇上吻了两下。
  他骑车到了丽多饭店。径直到了623房间,他伸出手来,正欲敲门,又收了回来。今晚,他得跟她好好谈一下,发一个分手讯号。跟罗晓维平和地分手又不至于触犯她,是一次技术性很强的谈话。
  他按照习惯,轻轻叩了三下门。
  “哪一位?”里面传来一个粗重的男人嗓音,接着门打开了,一个又矮又胖,身着睡衣的男人站在他面前。
  “你找谁?”
  “我……”张义民一阵疑惑,“罗晓维在吗?”
  “谁?罗?……不认识。”
  门砰地在张义民面前关上了。
  服务台的女服务员告诉他,罗晓维早上就退掉了房子。
  张义民沮丧而又疑虑重重地走出丽多饭店。
  他从存车处取出自行车,推车刚要骗腿上车,突然愣住了。
  罗晓维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棵大树旁。丽多饭店的灯光照在她脸上,那脸如泥塑木雕,毫无表情,惨白无光。
  “你怎么了?”张义民被她的神情吓了一跳。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都等急了。”罗晓维惨惨地说,“又去高婕那儿了?”
  “出了什么事?”张义民把车放下,复锁上,走到她身边,“我刚去623,才知你退了房间。”他从她脸上,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没什么。咱们到河边去谈。”罗晓维拉着张义民就走。
  “唉呀,那多冷呀,要不,去徐援朝家。”
  “我现在不想见到徐援朝。”
  张义民猜测一定是徐援朝最近对她有了什么过分举动,或许那家伙知道了“丽多”,找上门了。徐援朝原先与罗晓维的关系,在第一次他与罗晓维交欢时,她就毫不掩饰地告诉了他。当时,他并不生气,只怕徐援朝会生他的气。后来,他发现,徐援朝并不在乎这件事,他兴趣广泛,姑娘像走马灯似的换。这反倒让他有点别扭,觉得自己只不过拾了一件人家扔掉的东西。慢慢地,他的这种情绪又被罗晓维的狂热和他对高婕的报复心理所取代。难道,徐援朝现在寂寞了,又对罗晓维下了手?张义民挽着罗晓维的手臂暗暗思忖,一旦她将事情说出口,自己该表示何种态度?无所谓不行,这要伤她的心,毕竟她现在一心爱着自己。表示气愤,怒不可遏?他又不想为这类事去格斗。而且,这件事恰恰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跟罗晓维终止关系而又没有责任的机会。最妥当的办法,是一怒之下,骑车而去。任她在后面呼喊、哀求,他头也不回地走掉。这样,让她负着内疚,勾消了以往的旧账。
  “义民,你爱不爱我?说真心话。”罗晓维小声说。
  “当然。很爱。”张义民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准确的。他等着她说出他预料到的话。
  “你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家庭?”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父亲是谁?你对我也是同样,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在于彼此的吸引。”
  “你能起誓吗?”
  “能起誓。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张义民不想再兜圈子。
  “如果,我出了事,你还爱我吗?”
  “出什么事?”张义民故意不解。
  “坐牢。”罗晓维突然停住脚步,两眼紧紧盯住他。
  张义民有瞬间惊诧,接着他又觉得这是她在耍花招,想故意把问题引开、夸大,一旦他信誓旦旦,那么她再讲出真情,就不成其问题了。他感到好笑,坐牢和不贞是两回事。
  “坐牢,我等你。”
  “我要你和我一起去坐牢。”罗晓维双手抓住他的两只臂膊。
  “好,我陪你。”
  “你发誓。”
  “我发誓。”
  罗晓维突然抱住张义民,一双手紧紧地勾住他的脖子,狂吻起来,这极其热烈放纵的吻,使他非常惬意。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吻了,他暗想。
  “义民,我们案发了。……”她偎在他怀里说。
  “什么?……”张义民惊叫一声,推开罗晓维。
  “徐援朝走私的货被海关扣了,昨天,这案子涉及的十几个人,除了徐援朝和柳若明,全被拘留了。公安局正在抓我,这两天,我到处躲,我知道逃不脱。只想见你一面,跟你亮个底。”
  “你们搞走私?”
  “你难道还不知道?徐援朝这帮朋友什么都干,套购物资,倒买倒卖,走私文物、珠宝,玩女人……”
  “为什么没有拘捕徐援朝?”
  “也许考虑他和柳若明都有背景吧,也许是想从我们嘴里得到口供后再逮捕首犯,我不清楚。”
  张义民止不住地颤抖,他和这个集团也不无关系呀。
  “那你找我干什么?我帮不了你……”
  “我想告诉你,我不会供出你来,我怕你一害怕,自己抖出来。”
  “我?……我,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跟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张义民恨不得立即跑掉。
  罗晓维突然冷笑一声:“好哇,张义民,我算看透你了,事还没落到你头上,你就推个干净。告你说,你把道路改造工程材料私卖给别人,这不犯法违法吗?”
  “那是支援社队企业。”
  “这类东西,你有权调拨吗?支援?三千元的好处费呢!我不过不愿你陷进徐援朝的圈子,才假借个亲戚名义,弄了个介绍信,又转了个渠道,把货给了徐援朝。这件事,徐援朝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可是我能供出来,三千元好处费,难道还不能让你丢了党籍,摘了乌纱帽?”
  张义民嗡的一声,觉得头都炸了,他最担心的事出现了。
  “你……你算把我毁了。”
  “要想不毁,只有一条路,我冒着危险,到处找你,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指给你条路。”
  “晓维,你说吧。你保住我,我永远忘不了你。”张义民几乎是哀求了。
  “只要你爱我,等着我,我就不告发你,你可以安心做你的官。”
  “可是,如果别人说了……”“徐援朝不知道你批条子的事。这事我揽在身上,其他的事你也没参与。咱们之间的关系,徐援朝知道,他可能会说,但你不要承认,我也不承认,咬死口是一般朋友。”张义民无路可走,只好答应。“好吧,我答应你。可是你不能变卦,如果那样,我的错误就更大了,还不如现在去坦白。”
  “别傻了。我到处找你,就怕你冒傻气,书呆子。我进去以后,你的任务就是要爬得再高些,我将来就有指望。不然,我出来时就惨了。反正我不会关太久,只要你不说,我担保你不会有事。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你。”
  “可是,你怎么办?你该快去找找你父亲的老战友,找找你伯父。你又不是主要人物,有人说句话,兴许就没事了。”张义民被罗晓维的话感动,一时替她担起心来。
  罗晓维不做声了,她低下头,一只脚尖在地上划着圈儿,又猛地抬起头:“义民,我跟你说真的吧。我父亲根本不是什么中央领导,他只不过给一个部长当过厨师。我从北京来到这儿,见干部子弟到哪儿都吃得开,就假说自己也是。本来不过是说着玩,有次,我在酒吧唱歌回来,徐援朝他们劫持我到他家,几个人要轮奸我,我急了,又说自己是干部子弟,把他们唬住了。后来,我又带徐援朝去了趟那部长家,老头儿对我特好,徐援朝便深信不疑。我那时极羡慕他们的生活,希望能混到他们的圈子里,久而久之,我自己也觉得这似乎是真的了。我爱上你后,觉察到你是追求门第的。你追高婕,就因为她是市委书记的女儿,所以一直骗着你。”
  张义民浑身冰凉,他想恶狠狠地骂她“骗子”!但却张不开口。
  “你说,你现在还爱我吗?”
  “……”
  “如果你否认,那我就毁了你。”罗晓维恨恨地说。
  完了,全完了。张义民顿时失魂落魄。
  他不敢否认,否认只会使他的命运更惨。

  一
  张义民姿势潇洒地骑着新买的锰钢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乘凉的人群。
  他精力充沛。今儿晚上,他更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像这辆新车一样灵活。一连四天没有去高伯年家,今天接到了高夫人的电话,态度特别热情。看来,自己的沉默已经使他们坐不住了,这个效果是他最满意的。让他们带着内疚来迎接他,明白他是做了牺牲的,他才能取得在这个家庭里的平衡。
  在同龄人中间,他总是佼佼者。他很自信,在任何竞争中,他从不相信对手会是胜利者。大学期间,班里只发展了一批党员,他是第一个入党的。全中文系只有一个市委机关的分配名额,而他如愿以偿。到机关后半年,一同被分到机关的二十三位大学生中,只有两个人被调去给市委领导当秘书,一个是刚离休的原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儿子,一个就是他。而且他做了市长高伯年的秘书,这个职位往往是由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出类拔萃的干部担任的,可他成为市长秘书时,不过刚刚二十八岁。他只当了两年半的秘书,高伯年转任市委书记,他对自己这个年轻的秘书相当满意,在离开市政府大楼之前,便把他安插到市政府新成立的一个重要部门综合处去。于是张义民又成为市委、市政府机关里最年轻的一位处长。然而,张义民并不满足,他的眼睛总是不断向上看,瞄准上一个阶梯。他心怀大志,而又小心翼翼。他潜心研究着领导的每一个意图,判断着领导的每一个脸色,分析着领导内心的好恶,然后决定哪些事要抓紧办,哪些事可以缓办,哪些应该先办,哪些可以时机成熟再办,哪些需要领导明确指示才能办,哪些不要等待领导发话就该主动去办。所以他的事情总是办得漂漂亮亮,深得领导赞赏。这是他成功的诀窍,而这种诀窍又不是一般人可以领悟和掌握的。他在这方面的精明,确使人望尘莫及。
  然而,世界总不能让人十全十美,尽随人意。张义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出生在一个有光荣革命资历和地位的干部家庭,这使得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要付出比具有这种条件的人多几倍的力气,他完完全全是凭着自己出人头地的。他平时十分谦恭,然而在谦恭的背后,是一种抱负,他要做人上人。而做人上人他最大的缺憾是没有一个稳固的政治靠山。机遇使他找到了这座城市里最大的政治靠山,他不能让它溜走。他不仅凭着自己的精明赢得高书记的器重,而且凭着自己的外表和头脑的灵活赢得了高夫人的赏识。他刚当了半年的秘书,沈萍就看中了这个整天“长”在她家的英俊青年,准备把女儿嫁给他。张义民原来只想过成为高伯年“线”上的人,而从没敢想过能成为市委书记家庭的成员。当沈萍含蓄而又明白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一颗福星降临了。
  读大学时,不少女同学追求过他,但他谨慎地一次次地逃避了。他这个人是个矛盾的复合体,他为人谦卑,那是对同事和上级,但在同学中他又常常显得清高。在这清高的外表下却又隐藏着一种自卑,不是自卑自己,而是自卑自己的家庭。这个家庭与他这个人太不相称了。他不相信那些追求他的姑娘,看到他那个低矮、简陋的破窝,那个一天到晚喷着酒气的瘸腿父亲,那个打扮俗气、举止缺乏教养的妹妹后,还会爱他。于是他向全班封锁了他的家庭住址。可是毕业前夕,班团支部书记,一个貌美、人精的姑娘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门口,他自惭形秽,面红耳赤。她却全不在乎他家的地位高低,境遇好坏。他露了底儿,可她并不因此看轻他。他们关系很快“白热化”,甚至谈到了毕业后,分到房就结婚。
  但她与高婕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倒不是因为高婕长得比她更漂亮,而是因为高婕有个举足轻重的父亲。在张义民的爱情天平上,政治砝码压倒一切。
  高伯年对此事不露声色,不介入,然而张义民却清楚地感到,他的首长对他又悄悄地多了一层长辈式的关照。高伯年调到市委去之前先把他安排当了处长,就是一个明证。
  只是高婕的态度却常使他感到捉摸不定。她时而显得很亲热,兴致勃勃地与他谈天说地,时而又冷若冰霜,居高临下地把他从家里“打发走”。于是,一个漫长的了解过程开始了。张义民以超乎寻常的忍耐力来对待这场决定他命运、前途的恋爱。他经受着一次次冷落和嘲弄,忍受着自尊心的一次次折磨。
  张义民每天晚上都要到高家去坐一坐,也不管高婕是否在家。她不在,他就向高书记汇报市政府的情况,他们处掌握着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动态,于是高书记不用在市委常委会上听取阎鸿唤的汇报,就掌握了市府的基本情况。
  高婕出了事,他感到震惊,也感到屈辱,他毕竟是个男人,当他站在门口,听到屋里谈的一切时,他真想冲上去,揪住高婕的脖领子,狠狠地打她一记耳光。平时你高傲得像个公主,可现在,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恶狠狠地想,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然而,他没有动,他训练有素的大脑神经控制了他的一切冲动。
  他的理智救了他,使他在这场突发事件中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高婕自己的过失给他的恋爱天平加上了一个砝码,使本来倾斜于她的杠杆平衡了。他要抓住这个平衡。
  沈萍见张义民进了门,忙不迭地招呼:“义民来了,坐坐,我给你去叫你高伯伯。”
  高夫人少有的谦卑、热情,立刻被他注意到了。她嘴里的“你们高书记”变成了“你高伯伯”。
  高伯年走进房间,脸沉着。张义民站起身,高伯年礼貌地伸手示意请他坐下。两个人在沙发上坐好。
  “沈阿姨,您也坐。”张义民完全知道即将开始的是一场什么内容的谈话。虽然高伯年的脸色阴沉,张义民却心中坦然。在交谈双方,他第一次处于主动者的位置,而对方则是揪着心听取他的表态。
  “不,你们谈。我给你们做点冷饮来,我刚刚学会了做冰淇淋。”沈萍巧妙地把谈话留给了丈夫,她觉得由丈夫来谈话,效果会更好些。
  一阵沉默。一个在考虑怎样谈才不失身份,一个故意不开口,目的是攫取更多的东西。
  “你有几天没来了吧?……部门的工作情况怎么样?”高伯年终于张了口,然而却习惯地扯上了工作。
  “还好。”张义民避开了第一个问题,接住了第二个话题,“市政改造整体规划方案需要做重大修改,阎市长让我们会同规划部门、建工部门,一周拿出具体实施的意见,因此压力很大。”
  “噢,鸿唤已经和我交换了意见。有些我是赞同的,但市政改造是个大事情。规划可以搞得长远一点,宏大一点,但具体制定实施方案,要实际一点,稳妥一点。切不可凭着一股子蛮劲,一时的冲动,就不顾一切地干起来。总想着自己干出点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但别人没干过的事情总有他没去干的道理。我担心我们有些同志不肯接受五八年‘大跃进’的教训,以为大刀阔斧就是改革,其实这是蛮干!是‘左’的错误思想的表现。”
  张义民十分仔细地听着,他听出“有些同志”指的是谁。他钦佩阎鸿唤,同时又很怵他。这位市长不是从听你说些什么来衡量你,而是从你能干什么来认识你。因此,他在阎鸿唤面前,常有一种危机感。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使市长十分满意,这不免让张义民苦恼。市长对基层的情况相当熟悉,有着十分合理而准确的想象力和预见性,所以当你未经实际调查,未付出应付的劳动代价,便向他汇报工作时,肯定会被他不留情面地揭穿。这一切,都使张义民隐隐感到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来自某一个人,而是来自一种发展趋势,来自发展中不断自然产生出来的取代者。有阎鸿唤当政,他张义民要想像以往那样顺顺当当地上升不容易,他要花费许多真气力。这也是他急于想加入高伯年家族的原因。有了这个符号,他就能借助风力,扶摇直上,而不必跟着阎鸿唤的屁股后面去登山。现在高伯年的话中露出的不满,不禁使他暗喜。阎鸿唤与高伯年的资历相差太远,远不是高伯年的对手。高伯年可以提议阎鸿唤当市长,也完全可以提议免去他的职务,尽管目前他俩是平级干部,但老的永远主宰着年轻的。
  “阎市长要求我们仍按‘七一五方案’搞,改造工程从交通改造入手,听阎市长讲,好像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支持这个方案。”张义民望着高伯年,试探地说。
  “七一五方案”,是阎鸿唤亲自组织制定的一个改造工程方案,因为定稿是七月十五日,所以称为“七一五方案”。这方案否定了高伯年当市长时制定的一个方案。两个方案的分歧点,在于完成市发展整体规划的第二步,即改造工程的入手点。高伯年的第二步是在解决电力和城市用水问题之后才开始企业改造。而阎鸿唤则认为第二步是在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进行旧区改造。高伯年很恼火,其实对于两个方案先搞什么后搞什么,他并没看得很重,他看重的是他提拔起来的新市长,竟敢于否认他这个老市长的方案。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否决了阎鸿唤的“七一五方案”。当然“否决”不是以决议的形式,而是根据常委会的惯例,高伯年摇了头,就算做否决。这就是权力、威望的象征。在常委会上,阎鸿唤没有成功,却在第一步能源工程完成之后,又突然重新拿出自己的“七一五方案”,先跑到国务院,取得领导认可。让高伯年没法子再讲话,这种做法堪称高明,也实在可恶。高伯年现在甚至比阎鸿唤刚提出“七一五方案”时还要恼火。在阎鸿唤从北京回来向他传达副总理指示时,他按捺不住,大发雷霆。一个市长怎么能未经常委通过就可以直接向中央征求意见!现在阎鸿唤并没有因为他发了火而变得慎重些,仍然按他的方案,组织实施,这无疑是明目张胆地对市委书记权威的公开蔑视和挑战。
  “先生产,后生活,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高伯年觉得手有些发麻、发胀,他用力把拳头攥起来,有节制地在沙发垫上捶了两下,“修什么现代化公路,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表面繁荣。”
  “阎市长的‘七一五方案’的精神已经向各区局传达了,据说有的区已经收集了群众反映,尤其老城区,居民反映很强烈,说阎鸿唤是‘好市长’,‘最知道老百姓的冷暖’。”
  “好市长”三个字又一次强烈地刺激了高伯年的神经,他笑笑,“小张啊,遇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依你看,是把生产搞上去,从长远上解决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好,还是挖肉补疮,放弃大事不抓只抓那些眼前利益的事对呢?”
  张义民没有马上回答,他明白高伯年的想法,是想让他说出一堆反对“七一五方案”的话,然后以此为据,拿到市常委会上去驳倒阎鸿唤。他对“七一五方案”,内心是矛盾的,他承认阎鸿唤的总体规划是科学的,这个新市长办的事件件是实事,绝无一句空话。他久住普店街,当然知道住“三级跳坑”的滋味。但他并不希望阎鸿唤成功,这不仅因为阎鸿唤使他惧怕,也因为普店街已经与他无关,况且,他的命运之绳已系在高伯年的航船上了。
  沈萍救了张义民的驾。她端着两盘自制的冰淇淋走进来,在门外,她就听见高伯年谈的根本不是她授意的内容,心里很不高兴。她把盘子放在两个人面前的茶几上,踩踩丈夫的脚,提醒他该言归正传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你记住,作为一个青年干部随时要敢于讲真话、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高伯年理解了妻子那一脚的用意,收住这个令他恼怒的话题,开始考虑如何转入下一个同样让他恼怒的话题。
  “那天,小婕把她的事情向你坦白了没有?”高伯年有意不去看张义民。
  “小婕很坦白。”张义民很冷静地回答。
  “究竟是怎么回事?”高伯年不是故弄玄虚,他到现在也弄不清女儿出事的具体缘由,又不愿亲自问她。
  “一个外地歌唱家,在组台演出时,与高婕产生了几天热情,他们没有想到会有孩子。事情就这样简单。”
  “混蛋!”高伯年骂起来,从与张义民谈话起,他就憋着一肚子火,这时正好发泄出来,“堕落,简直是堕落,她丝毫不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沈萍赶忙压住丈夫的火气:“你吵什么,听义民说嘛,扣帽子,骂人能解决问题吗?义民你说呢?”
  “我觉得高婕对那个演员不过是几天的热情。这也是一时糊涂,文艺界受西方性解放思想影响,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往往比较轻率。高婕大概是受环境熏染。”
  “对,对。我同意义民的说法。”沈萍忙点头赞同。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指的是你与小婕的关系。”高伯年的目光由冰淇淋上转向张义民,“我作为国家干部,绝不干涉你们年轻人的生活选择,但作为小婕的父亲,还得了解你的态度,我们做老人的,心里要有数。”
  张义民虔诚地望着市委书记,他发现平时威严的书记突然显得很老,很疲惫。他搓搓手,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说:“我反复思考过了。我希望继续保持与高婕的关系,我想用自己真挚的感情去融化她,高婕现在更需要的是温暖,如果因为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就断绝了关系,对她会是个更大的打击。我问过高婕,那个演员有妻子,他不可能同高婕结婚。”
  高伯年又一次被激怒了。女儿一点儿不珍惜自己的名誉,随随便便就去同一个男人睡觉,而那个男人怎么就敢去欺辱一个堂堂市委书记的女儿,他就一点不害怕吗?
  “想结婚,我也不会准许。”他恨恨地说,他痛恨那个害了女儿的混蛋,然而就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能加在这个混蛋头上的所有报复,只能是这么一句毫无用处的话,他不可能制裁这个人而丝毫不损害自己的女儿。为了保全女儿的名誉,同时也为着自己的名誉,他只能听之任之,一瞬间,他感到悲哀,他的权力原来小得可怜。
  “所以,我要爱护高婕,否则,她会感到人生太冷漠,对生活失去信心,而真的堕落下去。”张义民完全表达出自己编织好的一片真诚。
  “小婕不会堕落,你们不要老用这个词好不好?她是一时糊涂,人难免有糊涂的时候,关键在一个人的根儿是什么样的,小婕从小正派、聪明,绝不会变坏。”沈萍不愿听到别人把“堕落”与女儿联系在一起,更怕把这类问题说得严重了。
  高伯年站起身,走到张义民的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关键时刻张义民表现出了对自己的忠诚。他叹口气,并没表示出更多的东西。他的感激不能让对方发现,应该使对方认识到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请您相信我,高书记。”张义民不失时机地进一步表现自己的忠诚。
  高伯年仍不做声,手指轻轻捏了捏张义民的肩膀,然后离开了客厅。
  “义民,小婕在楼上等着你呢。”沈萍一颗石头落了地。
  “沈阿姨,那我上去了。”
  “义民,你要想法给她减轻思想压力。你是知道的,你高伯伯最疼爱她,这孩子被宠惯了,无论她说什么,你都别生气,她是故意的。另外,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包括对你们家里人。”
  “我明白,您放心吧。”
  张义民此刻,心情非常轻松,他给予了高家最需要的承诺,也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高伯年夫妇在心理上的欠账单。
  他走进高婕的卧室。这是一间布置得极有情致的卧室,墙上挂着两幅抽象派风格的油画。鲜明的对比颜色上,抹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几何图形,这是高婕和她一个画友的杰作。两只组合框里摆着一些不协调却很有味道的小摆设。几只绒布做的小动物围着一个瓷制的老寿星,两只洋娃娃旁站立着一员泥雕的中国古代将军。墙角是一架漆得黑亮的钢琴。
  房间的主人坐在床上,背靠着一只竖起的枕头在读书,她指指沙发椅,示意走近她床边的张义民坐到离她三米距离的地方。
  “身体怎么样?”张义民坐下,看着高婕。她乌发披肩,薄薄的白色乔其纱睡裙恰到好处地显露出她身上那些迷人的女性线条。她真美,美到即使遭受了玷污,也丝毫不损害她的形象。他不由地想,从哪个角度考虑也不能丢掉她。
  “想必你一定在我父母面前充当了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的义士角色,讨得他们欢心了,对么?不然他们不会让你上来。”高婕放下书,淡淡地说。
  张义民一时无言以对。他没想到她仍是这么个态度,他有力量去征服她的父母,却无力去治服她。她的眼睛,语言,总是具有一种穿透力,让他无法遮掩。
  “我们不是一种人,你何必要做个牺牲品?”高婕看着张义民,又拿起了书,仿佛是想宣布此次谈话的结束。
  “高婕。”张义民尽量使自己的语调显得平静,“今天我不想同你争论,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太没意思。我说喜欢你,就是喜欢你,谈不上什么牺牲。尽管我有我的道德观念,尽管我希望你生活得严肃些,但我能理解你,能原谅你的行为。我从没想到这是为讨你父母的欢心,我这个人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更不想依仗谁的势力去达到某种目的。你难道不相信会有人真爱你,你以为那个摧残了你并溜之大吉的人是真对你好吗?”
  张义民说着,自己都被自己的语言感动了,他必须要扫除高婕心里那个障碍,不然她不会真爱他。
  “噢,你真那么崇高?”高婕仿佛是惊奇地睁大眼睛,笑笑,“如果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市委书记,是个老百姓,你也会如此宽容我的行为,违背自己的道德观念考虑问题?那您就太伟大了。可惜,我们家老爷子是市委书记,所以无法印证我的推断。”高婕又放下书,站起身,“说心里话,我对你并无恶感,相反还有一点欣赏,人非圣贤嘛。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们向往、追求的不一样。你热衷于政治,而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的奋斗,想的是如何爬得更高,官做得更大。我也奋斗,我追求我的艺术,追求生活的真实。在你们眼里,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事都出格,放荡不羁,可在我眼里,你们这些人虚伪,根本不理解什么是人,也不懂得真正尊重人。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你们是能摆出一副为别人牺牲的嘴脸。一旦自己不需要时,你们又最能牺牲别人,让所有的人为你的个人利益服务,我说得对吧?”
  “不对,你这套理论不仅贬损了我,也是污辱了你的父亲和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革命者。”
  “别混为一谈。”高婕截住张义民的话,“我崇敬那些为理想而牺牲的勇士,而不是你们。”
  “你的概念太含混了,我们?我们是谁?”张义民有点坐不住了。
  “一小部分人,在权力集团中的一小部分,权力暴发户,口心不一的人们,心里最看重的是地位、金钱、汽车、住房,嘴上却冠冕堂皇,谁敢公开自己的内心世界?”
  “高婕,你怎么能这样说。把关心、爱护甚至爱你的人都说成是虚伪,难道那个污辱了你的人倒是高尚、真实的?你思维太混乱,结论太荒唐了。”
  “他真实就在于他需要得到我,我的真实就在于我爱他,而并不一定和他结婚。你能像我一样坦白吗?你敢对我说,你是为着得到我父亲的庇护,想跨入这个家庭才耐心等待、大度宽容、忍气吞声的吗?”
  “够了。”张义民打断高婕的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尖刻,赤裸裸地当面剖析他的灵魂,他受不了了。
  “我再说一句,我观察了你很久,觉得你太可怜了,你从不敢违背我父亲一丁点儿,每句话都是适合他的口味和心思,像我父亲意志的奴隶。”
  张义民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地烧得难受,他用力压下了自己想在高婕那漂亮而冷酷的脸上猛挥一拳的念头,站起身,走到门口,又转过头。“随便你怎样分析,这是你的自由,我只劝你冷静地想一想,不要把被污辱当作幸福,更不要把污辱别人的人格当作愉快。你不爱我,我不勉强,但我奉劝你不要伤害你父母的感情,你总不至于怀疑他们对你的爱吧?”
  “我当然不怀疑父母爱他们的女儿,但他们老了,权力也不会维持多久,他们这种爱的方式也维持不了多久了,这里,我也得提醒你一句。好了,你可以走了,欢迎再来。”
  狂妄、骄傲、尖刻、糊涂!张义民走下楼,心里恨恨地骂着这个令他着迷又令他惧怕的姑娘。随她去好了,很快,她就会属于他,沈萍连房子都为他们准备好了,这一切高婕都知道,她从没反对过,这就够了,结了婚,看她还敢如此猖狂。张义民对任何事从不悲观,悲观情绪只会让人无所作为。他对一切充满信心,早晚有一天,她会听从他的摆布,在他获取她父亲一样的地位,在她的父亲失去了原有地位的时候。
  二
  张义民骑着自行车离开了高家小楼。
  外边依然闷热,热风、热气。他沿着利华别墅的小路,缓缓地骑着车,时间已近十点钟,骑到家需要三十五分钟,但他一点不着急。回去干什么,关进那个闷罐子?罐子的空气是污浊的,连人带家具都散发着一种臭气。一天不离开普店街,一天没有他真正的家。那个生养了他的地方不过是他的古拉格岛,现在他该搬出那个鬼地方,离开那帮俗不可耐的群体。他该生活在这里,往返于利华别墅和黄山高层大楼之间。每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都有些恋恋不舍,这里的空气都格外清新。
  星光闪烁,朦胧的月光洒在幽静的花园里,投下一片片银白,一株株树影。这里是个幽深的世界,也是个威严、凛然不可侵犯的地方。
  迎面四辆摩托车急驶而来,几个男女,唱着,笑着从他身边掠过。他狠狠地瞥了一下他们的背影。他对这些幸运儿怀着一股天生的仇恨,凭什么自然界赋予了大家一样的皮囊,而偏他们的幸福“得来全不费功夫”,自己却要靠苦熬苦挣。空气中飘着一股香气,这种香味他很熟悉,高婕身上就是这种味儿。这是一种幽香,妹妹义兰有时也爱用香水,但香得呛人,使他发晕,有一次,他特别注意了高婕梳妆台上香水的牌子,照此托人从友谊商店用外汇券买到了一瓶法国“迪安娜”牌香水,希望妹妹身上的香味能让他舒服些。谁知换了牌子,香味却依然如故。难道香水作用于不同人身上,气味还会产生差异,张义民根本没意识到,这种差异正来自他的心理。
  后边又响起急促的摩托车声,张义民本能地向边上靠了靠,把正中的道路让给这些目空一切,飞来飞去的家伙。谁知那声音嘎地停住了,一辆摩托车在他的自行车前划了个圆弧。
  驾摩托车的是徐援朝,车后坐着一个姑娘,两条裸露的大腿分叉在摩托车架两旁。
  “嘿,哥们儿,我一眼就看出是你,眼力不错吧?好久不见,听说你混得还可以。”徐援朝潇洒地用脚蹬着地,掏出一盒香烟,轻轻一弹,甩出一根烟。
  张义民毫无思想准备,烟从面前飞过去,掉到地上,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去拾。
  “算了,换一根。”徐援朝把烟盒递到张义民面前。
  张义民只好从上边抽出一根叼在嘴上,然后用手捂住徐援朝伸过来的打火机,点着烟,他不明白徐援朝为什么又回过头来特意追他。
  “怎么,跳舞还是看节目去了?”他尽量做出很随便的样子,顺口问。
  “天太热,出去兜兜风,谁他妈的想到骑摩托都兜不出风来。这雨憋着不下要闷死人了。”
  “这里还算凉快,市内更热。”
  “怎么,又去巴结高书记?噢,不,未来的老丈人去了?”徐援朝笑着说。
  张义民的脸拉了下来,他想回敬这个纨绔子弟一句,但又忍住了。他是在给高伯年当秘书时,认识徐援朝的。那时徐援朝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家等待安置,闲着没事就在大院里蹓跶。他的身份,当时市委书记徐克的儿子,他的形象,细高个子,漂亮面孔,再加上他满不在乎、洒脱倜傥的风度,都使他在别墅大院里挺扎眼。他是在这大院里出生的,高伯年搬进利华别墅已经是第三代住户了,阎鸿唤则属于第四代。大院里的很多勤杂人员都和他很熟,尤其老花匠是看着他穿着开裆裤长大的。他常帮老花匠浇水、剪枝,和警卫聊大天。张义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人物。了解了他的身份。他们俩年龄相仿,徐援朝也从不端什么架子,张义民便很想跟他交个朋友,高干子弟在他眼中总包着一层神秘的光圈,他想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方式。所以,每次碰到徐援朝,便有意识地站下来和他随便聊上几句。最初,他觉得徐援朝很健谈,似乎无所不知,进而,他就觉得徐援朝很浅薄,这个公子,什么都见过,但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而且知识贫乏,对各种边缘学科,当代新思潮,各种新观念,一无所知,只是天南海北地胡聊。原来,徐援朝这些人除了父母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个光圈,竟不如一个贫民子弟。张义民心里油然升起几分得意和自信。不久,徐援朝分到了外贸公司保卫科当了科长,见面的次数少了。后来,即使见了面,徐援朝的态度也变了,变得十分冷淡,甚至傲慢。张义民开始忐忑不安,他不知徐援朝态度突然降温,有什么“背景”。是不是哪句话冲撞了他?没有,张义民一向跟徐援朝说话比较谨慎,是不是自己哪一次态度上先冷淡了?也没有,张义民虽然从心底里看不起徐援朝,但他对市委书记宠爱的这个公子,一贯的原则是接近他,怎么会表现出冷漠呢。平时遇上再紧急的事儿,他看见徐援朝都要停下来,寒暄一通。慢慢地,张义民才发现徐援朝冷淡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对所有大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从小抱过他的老花匠。原来,这小子狂了,社会宠惯了他那颗优越的灵魂,使他又重新意识到他原来是这座城市的“太子”。张义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落在地下的心充满了对这个“太子”的仇视和轻蔑。总有一天,他要把徐援朝这类八旗子弟,踩到他的脚下。但他现在犯不着得罪徐援朝。于是,只要那位“太子”迎面骑车过来,他还是招招手,不管对方是否答理他,只是在自己招手的时候,心里总要骂一句“这个混蛋”。三年前,徐克退居二线,调到北京,高伯年当了市委书记,张义民才不把徐援朝放在眼里。徐克管不到他头上了,以后,两个人在利华别墅相见,便互不理睬,擦肩而过,也形同路人。
  今天,徐援朝掉头追过来主动跟他说话,想干什么,难道是为羞辱他?
  “开句玩笑嘛,哈哈。”徐援朝拍拍张义民的肩膀,“刚听说,老弟荣升大处长了。”
  张义民不认为徐援朝是恭维他。这小子不是普店街的住户,把处长这个角儿会看得多重。在徐援朝眼里,局长,部长都算不得什么。他笑笑,反唇相讥:
  “我可听说,你早是个老科长了。”
  徐援朝仿佛什么也没听出来,仰脖哈哈一笑:“老皇历了。不像老弟,市委第三梯队,前途无限量。”
  摩托车后座上的牛仔短裤女郎不耐烦了:“别逗了,有事没事呢?你要说你在这儿说,我先骑车回去了。”
  徐援朝没有回头,只是用手向后拍拍那姑娘的屁股:“别闹,耐心点。”然后又对张义民说,“这么热的天,回家干什么,走,到我们家玩玩去。”
  “谢谢,我还有事。”张义民目前并不想与他深交。
  “别蒙人了,都快十点了,这么晚能有什么事?别摆谱了,你天天到这儿来,敝人寒舍你还没来过。走吧,随便坐坐,就当认个门,跳跳舞,正缺个男伴。”
  徐援朝的邀请,在张义民眼中是自己的胜利。他终于让这个“太子”知道了他的分量,居然低头主动向他表示要交个朋友。但是,如今的张义民已经不是刚刚跨入厦门路222号大院的 那个小秘书了。他自信自己能成为这座花园主人之一,高家家族的成员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他早已没有去见识一下徐家的欲望。他现在去徐家就是赏光了,他不能赏给徐援朝这个光。
  “等没事的时候再说吧,现在没时间,明天市政府又是一天会,我得早点休息。”他的这番话,是为着表示一下自己对徐援朝的轻蔑,强烈的报复欲支配着他。
  “少坐一会儿呗,今天我家从北京来了几个朋友,认识认识对你有好处,北京信息多灵,你不想多了解点什么?”徐援朝漫不经心地踩着摩托,似乎在等待张义民的最后决定。
  “北京的朋友”这几个字让张义民心动了。看样子徐援朝也算真心实意,去就去,认识几位北京的干部子弟还是很有必要的,谁知道将来哪道门向他开呢?
  徐克这幢房子,看外表与高伯年那幢样子区别不大,但走进那扇雕花大玻璃门,张义民立刻发现了它们的不同。这幢房子有一个十分宽大的前厅,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光可照人,像个舞场。从门口到二楼楼梯上,铺着一条紫红色的长地毯,另一条紫红色地毯拦腰横跨,两端伸向一楼两侧的棕色菲律宾木雕花房门口。徐克毕竟是市里的元老,他的住宅从内部结构到装饰都比高伯年的房子气派,考究得多。
  张义民随徐援朝走进一楼左侧的房间。
  房间很空旷,摆着三套沙发,上面坐着几个男女,显然他们就是那些飞车的男士和飘香的女士。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说过的那位高伯年的未来女婿,现任市政府综合计划处处长张义民。”
  几个男的站起来,向他伸出手。徐援朝按着张义民的肩膀,给他介绍:“郭小军,中组部的,李建民……”
  “中组部”三个字使张义民的思维停顿了太久,以致没听清下面的名字,只记住了“外经委”、“中华贸易总公司”、“振华经济开发公司”这几个对他没有太大吸引力的单位名字。
  “这位,你一定认识,他是柳副市长的弟弟柳若明,咱们市赫赫有名的华厦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副总经理,百万富翁。”
  柳若明长得文雅、秀气,和他哥哥很像,所不同的是他眼中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神态,而柳若晨是一副书生相。
  “听我哥哥介绍过你,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今天认识你十分荣幸。”柳若明蛮有风度地握握张义民的手。
  “比不了你,年轻的总经理,我很佩服你哥哥。”
  徐援朝拉着张义民走向那几个姑娘,她们却好像没看见他俩,仍在各行其事。剪指甲的剪指甲,削水果的削水果,随着音乐晃晃的还在晃,甚至连眼皮都不抬。这多少让张义民有点尴尬,自惭形秽。
  徐援朝发现了双方这一神态的微妙,便笑着拉过来和他俩一同回来的牛仔短裤女郎:“罗晓维,咱们市里著名女歌星。大名鼎鼎,电视里一定见过吧?”
  大名鼎鼎?张义民不知道,他从来不听那些浑身扭动,有气无力的通俗歌曲。他很少看电视,晚上不在家,到高伯年那儿又不看这种节目,所以没机会在荧屏上认识她。为了礼貌,他还是伸出手:“呵,久仰,久仰。”
  罗晓维让他们俩一恭维,显然是高兴了,拍了徐援朝的后背一下:“就你那么迂腐,还一本正经地介绍什么,一起玩玩呗,一会儿不就熟了?”然后,她拉过张义民,“来,我招待招待你,想喝点什么?可乐还是橙汁?”
  徐援朝笑了:“好了,义民今晚可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照顾我们哥们儿。”
  张义民被拉在沙发上。罗晓维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可乐递给他,自己打开一瓶矿泉水倒在杯子里,又加了两块冰。“喝吧,都热死了。”她坐在张义民的沙发扶手上,一股香气直冲张义民而来。
  张义民觉得有点发晕,刚才罗晓维拉住他的手时,他就有点发傻,虽然他已经在名义上交过两个女朋友,可还从没有跟一个女性有过任何肌肤的接触,女孩子的肌肤对他还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圣地。他不由得往远处悄悄挪了挪。
  “北大毕业的?”罗晓维喝完杯里的水,问他。
  “不,师大的,怎么?”
  “北大进入政界的最多。”罗晓维笑了。
  “你呢?音乐学院毕业的?”
  “酒吧学院。”罗晓维又笑起来,“从酒吧走向荧屏怎么样,这条成功之路还算可以吧?”她为自己又开了一听橙汁,倒在杯子里,“不过,我曾经考过,可没考上。其实,如果考上了,生活也许就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由自在。那些大学生心高脸皮薄,干这个怕丢面子,干那个怕失身份,死抱着洋腔洋调和那张干巴巴的文凭活一辈子,绝成不了红歌星。白白有个好嗓子,唱的歌儿没人听。他们也羡慕我们赚钱多,可又放不下架子来抱我们的饭碗,只好看我们到处组合演出,灌带子,出名,唱红,白白干瞪眼。”
  罗晓维大大方方地谈着,就像跟一个早已熟识的老朋友谈天,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这态度感染了张义民,“名”和“利”其实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但他从来回避谈这个。她却直言不讳,毫不顾忌,这倒使他不由得羡慕起她来。他注意地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姑娘。她有二十二三岁,刚才脱掉了套在外面的蝙蝠衫,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米黄色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两只黑黑的眼睛,配上小巧的鼻子和嘴,整个人显得十分娇小可爱。
  “现在人们都想弄张大学文凭,你这种思想倒很特殊。不过,人的追求不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像你这样的大学生中佼佼者,又另当别论。”
  徐援朝朝他们走过来:“哦,看来你们谈得很投机。”他拍拍张义民的肩膀,“不陪我们晓维跳跳舞吗?”
  “不,我不会,你们跳吧。”张义民忙摆摆手。他跳舞并不外行,他是为高婕学的。高婕是歌舞团的,未婚夫怎么能不会跳舞!可他今天不想跳,尤其不愿在这里跳,这种环境和气氛,他很不习惯。
  “咳呀,你这么好的身材,不会跳舞太可惜了。来,我负责教你,保险一教就会。”
  张义民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大灯已经关闭,四面壁灯亮了,屋顶上一盏转球彩灯转了起来,把一束束五色光柱抛洒在正在舞曲中起舞的对对男女的身上。而且,他们的舞姿很特别,跳舞时不仅搂着腰,而且脸贴着脸,几乎是全身都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不由得心里一阵狂跳,脸也红了。
  “来,怕什么,都是自己人。”罗晓维站起身,拉住他的手,“家庭舞会的优越性,不怕出丑,没人笑话。”
  “好了,晓维,好好照顾我的哥们儿。”徐援朝笑着拍拍张义民的手,“别犹豫了,快跳吧。”
  罗晓维的手又小又软,张义民觉得自己的手发烫,像一股热流,由与她接触的部分流向全身,他身不由己地站起身。怕什么?不是还有中组部的干部在吗!这里的男性公民们哪个不是有头衔和身份的人,他们既然不怕,自己又怕什么?跳跳舞又何妨?只要注意保持距离就行。
  他和罗晓维转入舞池。
  “你原来会跳呀,为什么说谎?”罗晓维很快发现张义民的舞步很熟练。
  “我是不习惯你们这里。”
  她笑笑:“这有什么?跳舞本来就是为了寻求快乐和刺激,何必假正经,像你这样,恨不得拉开几尺的距离。”
  “不,跳舞是种体育性的娱乐,它……”
  罗晓维笑起来:“那您去体育馆好了,最好您只用一个小指头顶着我的腰。”
  “那不行,转起来,我非摔倒了不可。”
  “不会的,我会立刻抱住你的。”
  他情不自禁地搂紧了她的腰,她也顺势把身子贴向他。他感到了那凸起的少女柔软而又敏感的部位,触到了她细细的发丝,闻到了阵阵袭人的香气。他觉得自己再一次发晕了。他闭上眼,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梦一样的世界里。拥靠着罗晓维迷人的身体,陶醉在这音乐中,他忽然觉得人生并不都是奋斗,也有舒适和感官的享受。这个舞池中有最现代的性观念,也会使人产生最原始的性感觉。他的手不由朝她的腰部下面滑去。
  突然,外面几道划亮夜空的闪电,又响起一阵滚动的闷雷。张义民吃了一惊,手松开了。
  “天要下雨了,我得赶紧回家。”他说。
  “援朝刚才对我说,今晚不让你回去了,就住在这儿,这是我的任务。”罗晓维并不松手,话里似乎有某种暗示。
  住在这儿?张义民又是一惊。不,陷得太深就无法自拔。他是高婕的未婚夫,高婕可以走得很远,可他却一步也不能走错。
  “不,我得回去了。”他猛地推开了她。

  一
  环城路西线工程破土动工了。
  阎鸿唤选择了零点这一时刻,打下了整个工程的第一根桩。
  午夜,震耳欲聋的汽锤当当响着。凤凰立体交叉桥工地沉浸在庄严而又热烈的气氛中。声声锤响,牵动着全城人民特别是在场所有人的心。这里有工程技术人员的激动,多少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对这座城市的改造,尤其道路改造,摇头叹息,如今,他们迎难而上,亲手设计的一道道方案将付诸实施;这里有市政工人的激动,多少年来,他们在狭窄的道路上修修补补,从未甩开膀子干过,如今,他们将亲自修建出一条环形玉带,架起道道彩虹。中国经济改革给中国大地带来了“仙气”,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把美好的梦变成指日可待的现实。
  千家万户此刻都在沉睡,然而这里却灯火通明,沸腾着破土动工的喜悦,回荡着市长铿锵有力的声音:“要干出中国人的志气,用两个月时间,建筑起我们这座城市第一座气势宏大的立体交叉桥;用半年时间拿下西线道路改造工程。今天,零点我们动工,春节零点我们告捷。以高速、优质的成果向新的一年献礼!……”
  市长阎鸿唤站在用土堆成的工程指挥台上。
  “阎市长,您回去休息吧。”市政工程局局长曹永祥望着两眼充满血丝的阎鸿唤。
  “不,我再看一看,回去也睡不着。”阎鸿唤很兴奋,他把快要滑下肩的风衣向上拉了拉,问,“那个杨建华在哪儿?”
  曹局长指了指前面不远处一个头戴安全帽的人:“在那里指挥的就是他。市长叫他?”
  阎鸿唤在强烈的照明灯光柱下,搜寻到正在那儿指指划划的杨建华:“不,不要打搅他。他是现场作战指挥,承受着千钧重力。”
  市政二公司是整个道路工程拉上去的第一支队伍,肩负着凤凰桥、康庄桥、振兴桥三座立体交叉桥的建造任务和十公里的道路修筑任务。这对一个只有五千人的工程公司,要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是艰巨的。
  “你们要多关照二公司,杨建华这头一脚踢好,就能振奋其他施工队伍的士气。他有什么困难,你们局里要为他扫除障碍,包括人力、机械、物资。”阎鸿唤对局长说。
  “杨建华很有魄力。人力没有问题。别看他承包了这么多项任务,但他还没把全部队伍拉上去,只用了四个施工队。”
  “哦?”阎鸿唤感到惊讶,“用四个施工队,他有把握?”
  “他把另外几支工程队的机械全部集中到这四个施工队,加强他们的机械化程度。每一个施工队承包一项工程,这样做,产生了一种刺激,刺激了竞争。”
  “就是说八个人的饭,现在只分给四个人吃,谁能吃,就靠竞争,投标定夺。”
  “对,杨建华就是这个意思。局里支持了他的改革尝试,此次大工程正是个用实践检验的好机会。”
  阎鸿唤点点头:“这是个好办法。市里这次的方法是各区、局承包,局里搞公司承包,公司又搞投标,层层承包。”
  局长补充说:“实际上杨建华已经把工程承包到组了,每个工程队都成立了突击队。”
  “好,你们要注意在凤凰桥工程中拿出经验来,向整个工程推广。我今天把电视台的同志请来了,给你们搞了个专题片。第一根桩打进去,我的牛皮也吹出去了。全市人民可在电视机前全看到,听到了,这叫‘背水一战’,自己将自己一军。三个月拿不下来,你、我无法向市民交代。我们这个时期的官不好当呀,得拼命。”
  曹局长笑了:“市长,我看出来了,早做好扒掉一层皮的准备。没有后路了。”
  阎鸿唤拍拍局长的肩膀:“在基建方面,你是一块宝,是把金钥匙。现在就看你这个总指挥的了。”
  阎鸿唤看看表,已经深夜二点了,便对身边的张义民说:“请大家回去吧,还有明天的工作。”
  张义民赶紧安排汽车,送几位陪同来的领导一一离去。
  他今天好不得意,始终陪着市长。西线工程按期动工,不能不说他立了头功。现在西线整个地段,除了一所小学和两个局办幼儿园还得耽搁两天外,已经全部拆除完毕,整个拆迁工作干净、利落、迅速。市长今天一见他面,就拍着他的肩膀,赞赏地点点头。褒奖之意全在这一拍一摁之中。下一步就看康克俭的了,市里拆迁分片包干,这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张义民这些天觉得自己更加成熟了,尤其晓维一席话,使他开了窍。过去他追求官位升迁、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如今,他突然领悟到地位和实际利益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心要利用自己一贯迷醉的虚荣去猎取实惠。并且立刻发现,机会往往是送上门的,只要想获取,唾手可得。因此这两天,他不再对万家福送礼之事暴跳如雷,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通过义兰给了家福一个含混的回答:“等等看。”
  这会儿,他见市长也准备走了,急忙追上去。
  “市长,还有什么指示?”张义民与市长并肩走下土坡。
  “小张,再有五天,西线能不能彻底迁完?”
  “您放心,我只需要三天。”张义民胸有成竹。
  “我等你好消息。你回头跟柳市长说一下。东市区的拆迁,康克俭的任务比你重,所以房屋要统一筹划安排,西线尽可能挤出一些,让给普店街搬迁用,保证东线拆迁。”
  “康区长会有办法的。”张义民说。
  “听说东市区委已经把自己新盖的干部宿舍楼让了出来。康区长的区里几位领导也让出自己的住房,我听了很感动。”阎鸿唤的消息来自妻子。素娟告诉他,为了保证东市区普店街的拆迁顺利进行,康克俭在区政府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他带头第一个把家迁到新居民区,并且把原来的三间住房压缩到两间。
  “是吗?我还没听到,也许是传言?”张义民听着市长对康克俭的赞扬,心里怪不舒服,他原以为目前,自己应垄断市长的全部夸奖。
  “不是传言。康克俭这个人敢说出口,就能做得到,我了解他这一点。”
  在普店街目前寸土没动的情况下,市长仍对康克俭深信不疑,张义民感到吃惊。
  “如果区长腾出一间房,就能解决普店街的搬迁问题,那当然不错。但我觉得,康区长的自我牺牲,未必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一个区长成功的关键不在让房而在工作有方。”
  “哦?你怎么看?”
  “要想真正搞好搬迁工作,我认为东市区目前首先应该找房源。如果东市区确有困难,我负责压缩西线的房子支援他们。另外,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不能一味迁就住户的要求,否则多少房也不够用。我们西线地段搬迁什么样的人没遇到?什么苛刻条件都提出来了。但我就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一概不考虑。群众想不通,得靠我们去做说服工作,必要时采用强行手段。”
  阎鸿唤看着侃侃而谈的年轻人,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西线各区、局,你估计能挤出多少间房给东市区?”
  “如果努力,估计化工局能让出十套,西市区能挤出十六套,商业局能让出二十九套,加上其他的,总共能挤出六十多套房子。”
  “不,远远不止这个数,这里面有埋伏。你可以挤出一百五十三套房。我现在要求你拿出一百五十套,借给东市区。”
  “这……”张义民被市长说得张口结舌。没想到市长居然对情况一清二楚。
  阎鸿唤仿佛没有觉察出张义民的窘态,继续说:“东市区拆迁难,康克俭不叫苦。我清楚。不用说提什么苛刻条件,就是按原面积分配,也仍差三四百套房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回去和柳市长说,我的意见,要把市委、市政府新建的几幢干部宿舍楼,全部拿出来,用于普店街的搬迁。康克俭的做法,给我一个启示。我们去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身体力行,取得讲话的资格。”
  张义民知道自己弄巧成拙了。在这个精明过人的市长面前,他不能耍一点滑,他再一次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便点点头。
  “好,我向柳副市长汇报。”
  “到时一百五十套房,我向你要。”
  “是。”
  “最近柳市长身体怎么样?”阎鸿唤突然记起自己有五天没有看见柳若晨了,只是听说柳若晨把行李搬到搬迁指挥部了。
  “柳副市长身体不大好。白天忙工作,晚上还要去医院看爱人。”
  阎鸿唤不再说话。这五天之内,他和柳若晨通了三次电话。柳若晨只跟他谈工作,从不涉及别的。他问徐力里的病情,柳若晨避而不答。这让阎鸿唤感到很尴尬。
  这一瞬间,他的心突然被一种柔情和痛楚占据了。他回忆起许多与徐力里相处的往事,也想到那个晚上,她住院前交给他的那份立体交叉桥设计图纸。
  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凤凰桥没能如徐力里所愿,没采用她的设计。接替徐力里主持凤凰桥总体设计的工程师,认为她的设计占地太大,造价过高,在讨论方案的会上提出异议,而阎鸿唤同意了这种否决。他不敢想象一旦徐力里知道了这种否决,会作何种表示,对一个临终的人的最后愿望,这是否太残酷了?他再一次对徐力里的情感进行了摧残。但作为一个市长,他又不能不这样做。他没有勇气去看她,他怕她问这桥,他既不能欺骗她,也不能不回答。
  阎鸿唤坐上自己的车,车启动了。这时,迎面一辆轿车驶进了工地,阎鸿唤认出这是柳若晨的车。
  他叫司机灭了火,然后走出轿车,等着柳若晨。
  柳若晨从车里出来,看见阎鸿唤,便向他走过来。
  “你还没有走?”柳若晨问。
  “开工典礼你怎么没参加?”阎鸿唤反问他。
  “典礼,你是主角,有没有我这个陪衬并不重要。难得的时间挤出来,我去看她了。”
  “我明白。”阎鸿唤轻轻地说,心中油然生起一种感激之情。
  “不,你不明白。”柳若晨冷冷地说,“你根本不理解她,她天天盼望着凤凰桥的设计方案,而我们辜负了她。”
  “你不会把结果告诉她吧?”
  “我没有权利隐瞒。”
  “什么?!”阎鸿唤几乎喊了起来,“你没有权利告诉她。”他抑制不住内心巨大矛盾带来的冲击,他狠狠地盯着柳若晨,如果他不是市长,如果柳若晨不是徐力里的丈夫,此刻,他都会一拳把柳若晨打倒。
  “我有这个权利,我是她丈夫。过去我一直没有给予她什么,我想弥补我的过失。我爱她。”
  “什么?这是爱吗?明明是刺激,对于一个身体虚弱、生命垂危的人,你是在折磨她,置她精神于绝境。你,你是报复吗?报复徐力里,也报复我,是不是这样?你回答我。”
  “报复?”柳若晨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由于激动,他有些颤抖,眼镜一再往下掉,他索性摘了下来,死盯住眼前模糊不清的阎鸿唤,“原来是这样,没想到你是如此的冷酷。”
  “柳若晨同志,你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阎鸿唤被柳若晨的态度和言词进一步激怒了。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你冷酷,冷酷到连她最后的愿望都不让她实现,还想欺骗她。”
  “我是市长,不能为一个女人的愿望去浪费国家的财产,这你不是不知道!”
  “可是为什么不能让她修改一下,成全她呢?”
  “工期紧,我们没法儿等。”
  “工期是人定的。”柳若晨毫不放松。
  “工期就是金钱,就是一座城市的财富!”
  “而且你虚伪。”柳若晨一字一句地说出这句话,转身准备离去。
  “站住!”阎鸿唤无法忍受这种轻蔑,“你需要把话讲清楚。”
  柳若晨回过头,望着他:“不要这样大惊小怪,不要指望人人都对你唱颂歌,你做不到。你爱她,但你否认,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不然,你何至于联想到报复?你这个词儿,正是说明你离开她是对她、对她父亲的报复,而且你只允许你这样报复。别人恨她你受不了,别人爱她,你也受不了。难道最后,你还要让她继续把你的欺骗当作希望,带着对你的依恋离开人世吗?人不能太贪心了,你选择了事业,自尊,选择了报复,就不能再希图留有她那个温馨的梦。我是她的丈夫,我要尽我的一切去帮助她,让她看到自己的力量和希望,明明白白,不留遗憾地告别人世。人的生命结束时,真正的幸福是为自己写上一个完整的句号,我想这是她的心愿。”
  阎鸿唤从未见过书生气十足的柳若晨这样激动,这样跟他毫无顾忌,振振有词地讲话;也从没想到柳若晨居然这样把他看得清清楚楚,比他自己还清楚。他终日忙碌,沉浸在总体设计和宏伟蓝图的事业中,很少有暇想别的。柳若晨却一再地勾起他的这根柔肠。他突然对自己,对柳若晨产生了一种厌恶。
  “现在是什么时候,两个市长在工地上谈这些。”阎鸿唤甩甩手。
  柳若晨不再说话,他戴上眼镜,双手插进风衣口袋,朝着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工地走去。
  二
  高伯年在医院住不下去了,医院像一道屏障,把他与外界、与他领导的城市隔绝起来,他发了脾气,医院党委研究,同意了他的出院要求。但要通知他时,他却“失踪”了。整个医院紧张了一个下午,直到傍晚,市委办公厅才通知他们,市委书记找到了。
  高伯年是坐张义民的汽车离开医院的。
  张义民的汇报,使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在医院呆下去。阎鸿唤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准备,就将如此庞大、艰巨的道路改造工程动了工。设计方案才通过五天,桩已经打上了。这纯粹是仓促上阵,况且东线拆迁还没完。现代化难道就是这么个干法儿吗?这叫逞能。过去他带兵打仗还要讲究个不打无准备之仗。现在修筑一条公路,建造现代化的立体交叉桥,更要准备周全,考虑好每一个细节。他越想越担忧,有一种要出大问题的预感,这使他下决心要干预一下,以防事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离开一线之前,不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
  然而,当他从市政工程设计院和道路工程指挥部出来后,他的决心动摇了。
  简直不可思议。在阎鸿唤的指挥下,准备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而且,他接触的所有人,都与张义民不同,他们对工程抱着十足的信心,亢奋的热情。他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心里充满了矛盾。作为这座城市的老市长和现任市委书记,他当然希望在他任职期间,城市道路问题能解决,早在他当初就任副市长时,就产生过这种念头,然而,这念头在客观条件面前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如今,阎鸿唤在把他当初的这种愿望付诸实践,他本来应该感到欣慰。然而,他的心情却并不欢畅,因为这一切并不是他努力的结果。他曾经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反对过改造方案的实施。一旦道路改造工程真正胜利完工,那么,他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太光彩。他后悔自己当初表态太明朗了。
  高伯年怀着这种矛盾的复杂心理,驱车来到市委大楼,他急切地要立即接触市委工作。
  几位副书记已经下班回家了。只有市委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还在办公室里研究工作。
  他们显然对市委书记的突然出现感到意外。
  “高书记,您今天怎么就出院了,也没打个招呼?坐什么车来的?”
  “心里长了翅膀,医院一天也呆不下去了。”高伯年开了个玩笑,坐到沙发上,“怎么,还在研究工作?”
  秘书长面有难色地看了一眼办公厅主任,支吾着没有回答。
  昨天,办公厅接到了一份来自云南边防前线的电报,高伯年的长子高原牺牲了。大家立即意识到这个噩耗对于一个正患心脏病的父亲意味着什么样的沉重打击。常委们研究,暂不告诉高伯年,只通知了沈萍。此刻,秘书长和厅主任就是刚从沈萍那里回来,正研究如何说服高伯年继续在医院住一段时间。高伯年却不期而至了。
  高伯年对秘书长的神态感到恼火。他断定,现在市委的工作不向他请示,除了照顾他身体的原因外,一定还存在着其他因素。他老了,但并不服老,可别人一定从年龄上认为他老了,甚至有人会盼他老,希望他能腾出位子,好来坐他的这把交椅。特别这次自己病倒,人们也会认为这将加速他退居二线的速度。人心难测呀!他就任书记不久,就有些老同志向他反映,说市里一批老同志退下由一批新干部接任后,最初,他们对老同志还尊重,事事请教,毕恭毕敬。两年之后,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坐稳了,心理上适应了,自我感觉就与从前不一样了。他们开始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再征求老同志的意见,甚至公开否定前任的许多所作所为。见到老同志,说话完全是一副平起平坐的口吻,有的更是摆出一副现任领导者的架势,居高临下地与老同志交谈。一位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组织部长就曾找上门来骂娘,骂自己培养出一只狼。在市人大常委会上,一些老同志也一肚子牢骚,向他告新干部的状。高伯年当时一方面劝说老同志要心胸开阔,不仅要有退出舞台的勇气,而且要有甘为自己的徒弟当配角、跑龙套的气度。一方面他也找到一些新干部,批评他们对老同志不够尊重,但他鼓励他们丢掉老框框,放开手大胆工作。然而现在,他还没有退居二线,只不过刚刚病了一个多月,就已经体味到这个滋味了。他自己将来能有那种气度吗?“人一走,茶就凉”,如今,他觉得人未走,茶已经不热了。连秘书长和厅主任研究什么工作,都不肯痛痛快快向他汇报。
  “道路改造工程上马了,这在市里是一件大事,市委常委会是否研究了怎样保障市政府这项任务的落实?”高伯年单刀直入。他猜测,阎鸿唤不会不在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也会做出相应的决策。秘书长和厅主任现在研究的问题肯定与这项工程有关,否则不会这样难于启齿。
  “在市委常委会上,阎市长就道路工程改造方案向市委常委会做了两次汇报。常委大多数赞同这个方案,但根据您的意见,市委没有形成文件,也未做什么决议。”秘书长答。
  高伯年几乎是紧张地听完秘书长的汇报,他喘了口大气,思忖片刻,说:“道路改造工程,是市里一件大事。你们应该向我汇报,我当初的意见,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把工作搞细,防止轻率从事。如果这些问题都注意到了,市委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明天,我上班,这一个多月耽误的时间和工作,我要补回来。有什么要报批的文件,你们准备好,交给我。”
  高伯年站起身,准备离开。
  “高书记……”秘书长突然拦住高伯年,“常委会根据您的病情,又研究了一次,决定……希望您最好再住一段时间,争取病情再稳定一些……”
  “扯淡!”高伯年发火了,“我出院住院与常委会有什么关系?我是医生的病人,不是你们的病人,你们有什么权利做这种决定?我再说一遍,明天我要上班,主持市委工作!”
  三
  沈萍呆滞的目光望着手中的照片,高原朝她微笑着,模样英俊可亲,就像他父亲当年那样。
  高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但她爱他,以一个母亲的心。
  她与高伯年结婚后,为了与孩子培养感情,她开始每天接孩子回家睡。一天早上,她觉得自己被窝里有只细嫩、光滑的小腿,她往上一摸,摸到了高原那胖胖的小身子,孩子钻到母亲被窝来了。她心里一阵喜悦,把他搂在怀里,亲吻那发着乳香气的小身躯,“儿子,”她小声说。从没生过孩子的她体味到了一个母亲的骨肉相濡的那份情感。孩子也许都有向妈妈撒娇的天性,三岁的小原原忘记了生母,很快喜欢自己漂亮的妈妈。他钻她的被窝,把小脚丫放到她肚子上;他把妈妈当大马骑;他摁着妈妈的鼻子当喇叭……原原和妈妈整晚都腻在一起。她爱这孩子,从不把原原和高伯年过去那个“黄脸婆”联系到一起。这么漂亮可爱的儿子就是自己的,他长得像父亲。
  她生下高婕后,仍把高原当作自己的亲骨肉,她喜欢男孩子。父母之间发生争执时,高原总是站在母亲一边,悄悄地到她的房间宽慰她。小高原对于终日忙忙碌碌、一副严父模样的父亲,只有敬畏。高原上了小学、中学,学习成绩优秀,每次记分册拿回家来,第一个就要交给妈妈。
  然而,动乱使他们母子关系破裂了。
  一天,高原回到家,一脸阴云。
  “你过来。”他直愣愣地冲她说。
  她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顺从地走到儿子房间,看着他把门砰的一声狠狠关上。
  “我的亲妈妈在哪儿?”高原眼中有一股怒火。
  “原原,你疯了!”她恐惧地望着他。
  “我没疯,我想要被你逼走的亲妈妈。”
  “你……你不要瞎说,你怎么……怎么知道的?”
  “你到大街上去看看吧!大字报满街都是。你是哪年嫁给我父亲的?是你逼着我父亲和母亲离婚的。你……你这个资产阶级的臭小姐,恶毒的美女蛇!”
  多少年过去了,高原最后那两句话她仍无法忘记,并且常常刺激她。她曾发誓绝不原谅他,因为她付出了那么多的爱,而他的回报却是诅咒和摧残。
  高原参军了,临走时并没请求她的宽恕,甚至没有向她告别。只是近两年,他才在给家里的信尾上偶尔写上一句“问妈妈好”。她明白,裂痕出现了,就很难完全弥合。她对重新得到儿子的爱不抱任何希望。高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又何必去期望恢复那并无血缘关系的感情呢?她想忘掉他,想去恨他。但每当高原来信,不管信中提到还是没提到她,她都隐约感到一种刺痛,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原原和她那份亲昵、甜蜜,浸透了幸福感的母子情。她无法否认她对高原的感情远远胜过对亲生儿子高地的感情。
  她甚至厌恶这个小儿子。高地的存在时时勾起她对一段往事的记忆,他长得太像一个人了。
  当沈萍无意中撞见丈夫和那个医生之间的丑事之后,她怒不可遏。尤其见到那个女人文雅、温顺的样子,无法抑制的妒火几乎使她丧失了理智,劈头盖脸地撕打那个向她跪下的女人,她觉得高伯年一定爱那个女人,一定反感她婚后变得越来越暴躁的性格。她要报复他。
  报复的机会来了。她碰到一个中学同学王守义。王守义的父亲曾是沈萍父亲买卖行里的账房先生,而王守义则曾是沈萍的追求者。郊游,沈萍不慎鞋子掉下了山坡,同学们取笑,起哄,王守义爬下坡,替她取回鞋子。平日放学,只要天稍黑,或赶上风雨,他就在校门口等着她,一直把她送回家。但沈萍根本看不起他,唯唯诺诺,酸里酸气的,像个女人。她决心做个新女性,心目中设计出自己崇拜的英雄。这次见了面,才知道解放后王守义也进步了,在市委统战部里当了干部。
  她把老同学领进了自己的房间。
  与其说她在报复高伯年,不如说是在报复自己。在毫无情愫地出让了几次自己的身体以后,她后悔了。她开始厌恶王守义,也厌恶自己,觉得自己干了一件最荒唐的蠢事。
  她不过是想借此发泄对丈夫的怨气,取得心理上的平衡,但后果却不堪想象。她怀孕了。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绝不想和这个人结合出一个生命来。丈夫对不起她,但并没有给家庭带来麻烦,而她却将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个不属于这个家庭的成员。得知她怀孕的消息后,王守义慌了神,矢口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拒绝承担一切责任,吓得逃之夭夭,再也没进过她家门。
  倒是高伯年挽留住了高地的生命,他不知道沈萍要去流产的原因,坚决不同意。他需要再有一个儿子。
  高地长到三岁,面部特征就愈来愈多地出现王守义的影子。看到他,沈萍就如同看到了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令她不快。高地的存在,就仿佛是那个令她厌恶、鄙视的王守义无时不在。她对这个亲生儿子,竟没有一点亲生母亲的感情。
  她的感情仍然系在她亲自抚养大的高原身上。
  高原同志不幸在七月三日战斗中壮烈牺牲……
  一行黑色电文,猛地刺痛了她的心。
  眼前,硝烟弥漫,炮弹卷着旋风,冷酷而尖细的呼啸,声音穿透人的耳膜,鲜血,太浓太红的鲜血,慢慢地,慢慢地染红她面前的一切。
  妈妈!……
  是那幼稚、细嫩的童声。儿子在喊她!
  她浑身抖了一下,泪水涌了出来。她是高原的妈妈,没有血缘关系却又血肉相连、感情相依。她欺骗不了自己,她是如此深切地爱高原,她的儿子。
  “你怎么了?”是伯年那熟悉的声音。
  她没有想到,丈夫突然回来了。
  高伯年惊愕地发现妻子两眼红肿,泪痕满面,哀痛不堪。
  茶桌上,放着一纸电文和高原的照片。
  “出事了?……”他的声音有点发抖。
  沈萍控制不住自己,伏在丈夫身上大声抽泣起来。
  陪送高伯年回家的厅主任,无法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
  高伯年脸色发白了,他拿起电文,不幸的预感被证实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绞痛,使他踉跄地跌坐在沙发上。
  高原,他牺牲了?……他牺牲了!……
  儿子生在战场,又在战场上消失了。
  四
  阎鸿唤决定立即去看望市委书记高伯年。
  他请妻子送走了前来报信的秘书长和厅主任,自己迅速去卧室换了衣服。
  在临出门的那一刹那,他又犹豫了。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老年失子。在刚刚听到噩耗之时,他去安慰高伯年,会起到抚慰作用吗?或许,过一会儿,等高伯年心情平静一点后,他再去,效果会好些。但是千万记住,今天晚上不要涉及那个敏感的道路工程。
  他坐下身,点着了一支烟。考虑如何安慰这个老同志。他觉得自己很不会讲话,虽然平时,他的工作,他的事业,需要他讲各种各样的话,鼓舞士气的;分析形势的;语重心长的;富有气魄的;……可是现在,他却像一个小学生,不知如何开口,千言万语也抵不了那种悲痛!他感到很难过。
  高伯年生出了个英雄儿子!
  应该为有这样的儿子引以自豪。他没有去过老山前线,可他知道,那里聚集着一代精英。遥对那儿的鲜血,他觉得自己挺渺小。机遇和培养使他目前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要他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时代,去做一番事业,而这个事业已经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反对这个工程的高伯年将如何对待他这第一步?作为市委书记,高伯年有权过问。作为市长自己必须得到书记的支持。他本想在高伯年出院后,就此与自己的老上级做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然而,现在又不是时候。
  烟蒂燃到了手指,阎鸿唤甩掉它,站起身。
  还是去见高伯年。漫漫长夜,两个人会比一个人要容易度过些。
  他走出房门,穿过庭院,走上台阶,推开了高家客厅的门。
  客厅里,高伯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灰白的头发有点凌乱,人显得疲惫、憔悴,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伯年同志……”他轻轻在那老人身边坐下。
  高伯年抬起头:“是鸿唤?我正想请你来谈谈。”
  “你身体怎么样?”
  高伯年仿佛没有听见他的问话:“我今天要与你谈的,是想明确告诉你,对道路改造工程,我是赞同的,这也是我多年的夙愿。”
  阎鸿唤几乎愣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伯年能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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